摘 要: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鄉村振興的主要目的和根本方向。我國鄉村振興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然而，產業發展滯后、人才短缺、文化困境、生態壓力以及組織基礎薄弱，成為鄉村振興面臨的主要短板和重要挑戰。針對這些問題，本文結合共同富裕目標與使命，提出推進鄉村振興的具體策略：因地制宜發展經濟，多措并舉推進鄉村產業振興；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綜合施策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移風易俗傳承文化，全面推進鄉村文化振興；千方百計保護生態，堅定不移推進鄉村生態振興；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抓好黨建推進鄉村組織振興。
關鍵詞:共同富裕 鄉村振興 中國式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并提出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美好藍圖：“從2020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緦崿F，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既包含密集的城市人口，也涵蓋了廣大的鄉村人口，包含著農業農村現代化和農民的富裕。《國家鄉村振興規劃》明確提出：“到2035年，鄉村振興要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要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如何推進鄉村振興從而實現共同富裕？或者說在共同富裕的目標指導下，如何更好地實現鄉村振興？本文將在理清兩者內在邏輯關系的基礎上，針對現階段鄉村發展存在的問題和短板，探討尋求鄉村振興的基本路徑和對策。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共同富裕目標與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
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我黨選擇的符合中國國情、具備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根本道路，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這五個特征，尤其是共同富裕的目標，統領了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同時也清楚地說明了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之間內在統一的關系。
首先，鄉村振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和主要內容。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全體人民都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這就意味著，不只是部分群體富裕，而是所有社會群體都富裕；不只是某些地區富裕，而是包含貧困山區、革命老區在內的所有地區都富裕；不只是物質方面的富裕，而是在物質富足的前提下精神也富足，不斷走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必須逐步縮小城鄉差距。”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弱項和瓶頸，是實現共同富裕最艱巨的任務。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和主要內容。具體而言，實現共同富裕，必須不斷縮小區域、城鄉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不斷滿足城鄉人民日益增長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的需求。農業農村農民的全面發展，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只有真正做到了鄉村振興，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標，才能確保實現涵蓋所有民族、全部地區、各個群體的全體富裕，才能確保達成了物質和精神層面需求的全面富裕。
其次，實現共同富裕是鄉村振興的最終目標和根本動力。鄉村振興的總要求中，最后一個是“生活富裕”，也是鄉村振興的最終價值目標所在。實現生活富裕是億萬農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沒有農民的富裕，就沒有鄉村的振興，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更是空中樓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生活富裕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中心任務”。因此，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效果如何，關鍵還是要通過農民的腰包鼓不鼓、是否實現了生活富裕。
第三，共同富裕目標是貫徹落實鄉村振興規劃的指揮棒。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共同富裕目標將成為鄉村振興的指揮棒，引領鄉村振興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邁進?！秶亦l村振興規劃》不僅規劃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實現步驟和具體時限，還進一步明確了“為誰振興”“誰來振興”“振興什么”“怎么振興”“如何推動”等根本問題，明確提出農民生活富裕的要求，提出要“筑牢鄉村產業發展基礎，確保農民收入持續穩步增加，不斷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在物質生活富裕之外，同樣也鼓勵農民追求精神上的富裕和文化生活的滿足，著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有效提升社會治理和鄉村社會發展水平，確保農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诖?，深刻理解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的基本內涵，準確把握兩者之間的邏輯關聯，對于促進鄉村振興具有基礎性意義。
當前鄉村振興的成就及存在的短板
自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在短時間內對鄉村振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在“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和“促進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路徑指引下，鄉村振興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比如：鄉村產業結構得到優化，農業生產的效率和產值不斷提高，產業融合發展出現新的可喜勢頭，農產品加工業、鄉村旅游、農村電商成為新的重點方向。截至2021年底，農業產業融合主體中農戶有2000萬人，家庭農場有390萬家，農村合作社220萬個，龍頭企業達9萬家，投入工商資本達萬億元以上。[1]鄉村人才隊伍規模逐步擴大，人才儲備逐漸增加，人才培養機制和體系逐步完善；鄉村文化建設政策法規不斷完善，覆蓋鄉村的文化設施服務體系基本建成，群眾對鄉村文化振興的知曉度和認可度越來越高；實施垃圾分類，推進“廁所革命”，落實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如河長制、湖長制、林長制等，大力保護鄉村生態，全面推進美麗鄉村建設；自治、法治、德治結合的鄉村組織治理體系逐步完善，農村干部素質水平不斷提升，基層黨組織建設得到加強。與此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于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鄉村發展依然存在諸多局限和問題，有的地方發展還面臨瓶頸、存在風險，距離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還有較大差距。主要體現在：
鄉村產業發展滯后。和我國城市地區比起來，農村產業十分脆弱，生產力發展不充分，產業升級困難。加上城鄉要素流動方面存在較多的制度壁壘，大大阻礙了農村共同富裕進程。比如，鄉村產業發展的核心一直是農業，生產效率一直處于低下狀態。雖然我國糧食總產量還是保持逐年提升的，但農民收入指標卻沒有相應的穩步提升；農業加工業發展較慢，農副產品多在中低端層次上供給，難以滿足持續升級的消費需求；鄉村產業相對單一，與二三產業融合不足。這些都成為制約鄉村產業發展的不利因素。
鄉村人才嚴重短缺。農民作為鄉村振興的建設者和受益者，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然而當前農村人才流失嚴重、結構不優、素質不高等問題，導致“誰來種地”“誰來興村”成為推進鄉村振興亟待解決的難題。首先，人才外流嚴重，人才“荒蕪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據國家統計局2023年4月發布的《202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測算，202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億956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21%以上，占鄉村總人口的60%左右[2]。農民工實際上是從鄉村流出的高素質的青壯年人群，群體規模越大，說明鄉村人才流失越嚴重。長期流失的人才和勞動力，使鄉村發展長期處于“失血”“貧血”狀態，難以滿足農業農村發展的需求。其次，返鄉下鄉的創業創新人才稀缺。據有關統計，有些地方通過協作或其他方式鼓勵城鄉產業合作，平均1個返鄉創業創新項目就能帶動6.3人穩定就業，帶動17.3人靈活就業。但目前這類人才還是比較稀缺，優質項目尤其少。[3]第三，農村人口年齡結構不優，老齡化嚴重。中國社科院農村所出版的《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研究報告2021》統計，2021年我國農村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20%，完全達到“老齡化社會”的標準。第四，農業生產人員素質整體偏低，結構不合理，不符合現代化發展的需要。絕大部分人員只能從事普通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有的甚至還停留在傳統“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方式。而鄉村振興目標指引下的現代化農業產業發展已經不再滿足于“聽天由命”傳統生產方式，需要有科技含量的科技型產業，需要人才具備較高的專業素質和較強的管理能力。此外，基層干部尤其是村“兩委”成員的業務能力總體不足，大多數干部缺乏“互聯網＋”農業、農產品精深加工、現代農業經營管理等新興業態所需的知識、技術和管理能力，對現代科學技術的接受能力和應用能力較差，難以適應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
鄉村文化振興面臨困境。共同富裕強調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精神生活富裕需要文化振興，但當下的鄉村文化發展和振興面臨著諸多困境。有的地方鄉村“空心化”導致鄉村文化傳承難以為繼；有的地方面對市場經濟浪潮的裹挾，傳統文化價值、思想觀念受到強力沖擊，一些文化遺產無人守護。雖然有些地方鄉村已經建了劇場、影劇院、體育場館等文化設施，但有效利用率很低，當地農民還是無法開展豐富的業余文化生活。公共文化產品供給內容比較單一，大部分不能因地制宜，缺乏自身特色，導致鄉村公共文化缺乏吸引力，很難激起村民認同共鳴及情感共融，制約了文化凝聚力。
鄉村生態整治任務繁重。生態環境是鄉村在工業化進程中比較幸運的一種留存性資產，是鄉村振興可資利用的比較優勢資源。然而，受制于各種歷史與現實、經濟與社會、觀念和條件多種因素，當前，我國鄉村在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和村容村貌等方面普遍面臨著比較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主要體現有：一是農業面源污染比較嚴重。農業生產方式粗放，大水漫灌、高肥高藥等高投入的生產方式使農業面源污染長久存在，農業生產環境陷入惡性循環，成為鄉村生態治理中的主要難題[4]。二是農民生活環境整治有待加強。比如，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回收工作還處于管理盲區；“廁所革命”還需繼續深化，注重加強后續管理和維護工作；農村的生活污水無序排放，處理基礎設施不完善，一時很難解決。三是村容村貌還不夠整潔美麗。一些地方村莊規劃建設管理不規范，并且在改造村莊時忽視了對原有的村容村貌的保護，失去了原來的特色及文化內涵。
鄉村治理組織基礎薄弱。一方面，農村基層黨組織治理水平有待提升?；鶎狱h組織是黨在農村地區的組織基礎，是推進鄉村振興的“主心骨”，但目前卻存在著黨員隊伍活力不夠、治理能力不強等問題。另一方面，當前鄉村治理體系不完善，各類組織間存在較大的結構性張力。鄉村的基層黨組織與鄉村基層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和社區社會組織之間，在基層社會治理的行動中協同不夠，職責分工以及相互配合方面不夠，相反有些地方還因利益取向、價值偏好、組織資源與行動邏輯的不同而相互掣肘，存在摩擦及內耗，影響整體效能的發揮。[5]
圍繞共同富裕目標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基于以上問題和短板，根據《國家鄉村振興規劃》的總要求，必須多管齊下，抓好鄉村振興中的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五大抓手，圍繞共同富裕目標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因地制宜發展經濟，多措并舉推進鄉村產業振興
共同富裕要求我們充分發展生產力，首要的就是要多措并舉、千方百計地發展鄉村產業，要從政策引導、產業升級、產業融合、利益分配機制構建等方面著手推動鄉村產業振興。
深化農業農村改革，加強政策供給。農業產業作為一種脆弱性產業，除了要依賴市場機制進行資源配置之外，還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保護措施。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生產資料改革，促進土地經營權流轉，實現生產的集約化、精細化和現代化；同時，要通過破除土地要素交易壁壘，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要構建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凝聚和激發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構建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引導農業企業與小農戶建立契約型、分紅型、股權型等合作方式，讓農業具備持續增收發展的利益格局，獲得發展的動力。
堅持高質量發展，促進農業優化升級。農業優化升級是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舉措，有利于擺脫農業處于價值鏈底端的現狀，促進農業生產的高質量發展。首先，積極促進農業質量升級，滿足人民群眾對高質量農產品的需求，適應經濟發展中的消費升級需求，完善農產品的安全質量標準，建立質量監控體系，以提高農產品質量，保障食品安全。其次，各地區可根據比較優勢，優化農業生產力布局，培養更多的地方特色名優特產品。再次，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改善農田水利建設、能源傳輸、農產品流通重點設施建設、商品糧棉生產基地等設施，不斷完善包括農業教育、科研、技術推廣和氣象預警等保障和服務體系，實現農產品貿易便利化。[6]
探索農村農業產業融合新模式，助力產業融合發展。這些年來，我國各地在鄉村振興產業發展中出現了多種成功而有效的發展模式，有的通過構建農業全產業鏈的產業鏈延伸模式，延展了“綠色有機種養+農產品精深加工+有機肥氣循環利用+直播電商+生物科技”等農業全產業鏈；有的與農業文化、農業觀光、農業旅游等相融合，實現農業產業的功能拓展；還有的通過采用新技術，打造新產品新品牌新文化；有的甚至實現多業態復合疊加，產業和城鎮化的融合。這些新的成功模式都有利于促進鄉村產業振興，推動現代鄉村走向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
以數字鄉村建設為抓手，促進城鄉產業融合發展。信息技術發展到今天，已經有能力克服城鄉區域和地理障礙，實現城鄉產業融合發展。當前，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正在有力推動數字經濟嵌入鄉村經濟社會生活，為消弭數字鴻溝、融合城鄉產業帶來絕好良機，為此要加快構建城鄉產業融合發展機制：一是用數字化技術改造農業，著力建設智慧農業。讓城市二、三產業的先進技術、管理模式、發展理念快速流入鄉村，開發鄉村多重功能和價值，推動特色農產品、村莊田園、傳統工藝與制造業、旅游業、服務業融合發展，實現城鄉產業結構優勢互補，形成農業提質、產業增值、農民增收的共贏格局。二要推進信息化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健全產業融合社會服務功能，打破城鄉企業間、市場間、農戶間的信息壁壘，實現城鄉公共信息資源共享，提升農村投資生產銷售等整體績效。三要在鄉鎮鄉村加快普及“互聯網+政務”新模式，重構多部門協調共促產業融合體制機制。聯通基層治理部門信息資源數據庫，開通產業發展業務綠色辦理通道，實現網絡辦理、少跑快辦，打破產業融合發展行政壁壘，提高行政效率。[7]
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綜合施策推進鄉村人才振興
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實現共同富裕，人才是第一資源。沒有人才，就沒有鄉村振興。堅持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需求導向，不拘一格用人才，堅持“育、用、引、留”綜合施策，做好適應鄉村振興的人才集聚和人才配置，為鄉村振興提供人力保障和智力支持。
貫徹落實國家人才規劃和戰略，為鄉村振興培育帶頭人。在人才強國戰略的推動下，中央有關部門十分重視鄉村振興的人才工作，農業農村部專門制定《“十四五”農業農村人才隊伍建設發展規劃》，并專門開展了培育鄉村產業振興帶頭人的“頭雁”項目。“頭雁”培育工程2022年開始實施，通過開展定制化、體驗式、孵化型培育，助力鄉村產業振興帶頭人變為“領頭雁”。《規劃》明確：“每年為每個縣培育10名，用5年時間培育一支鄉村產業振興帶頭人‘頭雁’隊伍，帶動全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形成‘雁陣’，夯實鄉村產業振興人才基礎。”[8]同時各項政策配套支持，為廣大鄉村帶去一些創業創新項目，通過發揮帶頭人示范引領作用，輻射帶動廣大鄉村農民走上興農富農、鄉村振興的康莊大道。
有針對性地培養鄉村專門人才，提高人力資本質量。鄉村人才隊伍建設關鍵在教育，在通過教育培養優秀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綠色農業帶頭人、鄉賢人才、農業職業經理人等，從而形成鄉村振興的主體力量。當前，培養農村適用人才的職業學校、夜校，效果不是很理想，基層的干部培養也難以適應鄉村振興要求。對此，一定要通過現代技術開展大規模的農村人才培訓和職業技能培訓，通過信息化手段把農村科技培訓班、職業農民培訓班辦起來，辦出實效，以滿足農業人才的培養需要。[9]
多方引才，吸引各界優秀人才投身鄉村振興事業。一是大力吸引人才回歸鄉村創業創新。各地要因地制宜，從本地資源和區位特點出發，發展適合回鄉人員投資和建設的項目，吸引人才回鄉干事創業。二是吸引更多的優秀企業家到農村，有效盤活農村土地與資產?？梢怨膭畲迩f合并、村莊資產整合，包括構建農村的資產運營平臺，引入更多市場型、競爭型的企業家進行經營。不僅要在農村構建這種平臺，更要在縣城構建這種平臺，有效促進要素的集聚，包括企業家的集合和產業的集群成長，以緩解甚至解決人才短缺的問題。[10]最后，要優化環境，確保鄉村人才留得住。要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鄉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提升鄉村的交通、住房、醫療、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設施和水平。
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農村社會關系，實現本土人才合理回歸利用。在當下鄉村自身發展潛力不突出，各類資源要素缺乏，難以聚集鄉村振興需要的各類人才的情況下，要發揮新鄉賢作用，助力推動產業振興、鄉村治理和文化振興。目前，很多地方都在推進鄉賢回歸工作，把鄉賢工作作為統一戰線發揮優勢、助力鄉村振興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作為人才振興的一個有力抓手。如浙江金華各縣市在鄉鎮一級建立鄉賢會，以鄉賢會帶動本地經濟發展：一是吸引鄉賢回鄉，為其搭建創業舞臺，讓鄉賢成為產業興村的排頭兵；二是在基層治理中大力吸收鄉賢參與，不斷完善“鄉賢+兩委”的村級治理模式，讓鄉賢成為善治安村的生力軍；三是發動鄉賢投身公益慈善，幫扶鄉村弱小老幼，讓鄉賢成為公益扶村的志愿者，引領鄉風文明和諧社會建設。
移風易俗傳承文化，全面推進鄉村文化振興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鄉村振興，鄉風文明是保障。必須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農民精神風貌，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不斷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由此可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十分重視文化振興。
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資源，做好鄉村本土文化傳承。農村的鄉土文化實際上是很寶貴的文化和精神資源，寄托著人們的情感和各種文化實踐，要加以保護和發揚光大。文化主管部門和鄉村基層政府要對各地的文化資源給予科學性、系統性、差異化的規劃和保護。要動員和吸引農民繼承和保護地方性文化資源，讓他們參與其中，了解、理解和認同保護歷史文化遺產。
推進文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一是結合鄉村居民所需，提供高質量的、多層次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如有的地方根據鄉村實際所需，建立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聯絡員體系；有的在村里建設文化祠堂，講述和宣傳當地的優秀傳統和道德人物榜樣；有的還利用鄉村鄉賢及當地文化村民自主開展文化活動，提高鄉村公共文化資源的利用率，注重優化公共文化服務配套設施，提升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質量。[11]二是創新文化供給體制機制，確保文化供給獲得持續不斷的動力。比如，將鄉村文化供給納入政府工作考核指標體系，并制定科學合理可操作的標準，建立起相關部門供給聯動機制；建立互動機制，努力將廣大農民群眾吸引到文化供給體系中來，形成政府引導和號召、群眾主動積極參與的良性互動局面。[12]
健全鄉村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做大做強鄉村文化產業。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有助于推動農村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提高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也有助于保護和傳承鄉村文化遺產，弘揚鄉村文化傳統，提升鄉村文化的價值和影響力。要通過制定、實施、完善相關的文化產業發展規劃、項目，利用好國家和各級政府對文化產業的各項優惠政策，包括稅收優惠、人才培養、試點創新等，結合本地的文化特色發展鄉村文化。如貴州榕江、臺江等地的“村超”“村BA”，就是整合了當地的體育和文化資源，融合其特有的少數民族文化，利用好現代傳播技術，把民間的體育活動變成全球矚目的鄉村體育、鄉村文化盛會，從而帶動了當地及周邊的經濟發展，為鄉村的文化振興探索了一條由文化資源驅動向文化創新驅動轉變、由單一型發展向融合型發展轉變、由依靠內生文化資源發展向吸收多元文化資源發展轉變的鄉村文化產業發展模式。[13]
千方百計保護生態，堅定不移推進鄉村生態振興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鄉村獨特的地理優勢，應充分發揮生態環境的潛力，讓良好生態成為鄉村振興的“催化劑”。例如，浙江安吉余村從“黑山惡水”的礦山經濟和“石頭經濟”發展到“以山養山”的生態產業，它的成功佐證了習近平總書記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也走出了一條具有安吉特色的綠色、和諧的文旅融合之路。浙江安吉余村的經驗啟示我們，保護生態是鄉村振興的前提和基礎，鄉村振興必須要和生態振興統一融合。具體而言：
轉變農業生產方式，推動農業綠色低碳發展。調整農業種植結構，減少高耗能、高污染的農作物種植，增加綠色低碳的農作物種植；推廣節水灌溉、精準施肥、廢棄物處理等清潔生產技術，降低農業生產過程中的能耗和物耗，減少環境污染；推廣智能化技術，實現農業生產過程的自動化和智能化，進一步降低農業生產對環境的影響；推進農業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將其轉化為有機肥料、生物質能等，實現農業廢棄物的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
倡導綠色生活方式，持續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倡導生態文明思想和行為，培育和增強村民的生態道德意識，發揮村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引導村民自覺力行環保、節約、低碳、健康，從根本上減少鄉村生態破壞，加強鄉村環境保護。 大力開展環境綜合整治，綜合做好農業綜合開發、危舊房屋改造、飲水安全、生活污水和垃圾處理等民生小事，持續改善農村生活環境。
加強生態保護和修復，以制度保障鄉村生態。鄉村生態保護和振興，需要對鄉村生態環境保護、綠色生產生活進行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規的頂層設計。可以通過立法、立規，甚至基層村民組織利用鄉規民約等方式，加快制度創新，用嚴格的制度、嚴密的法治來保護生態環境。
在保護的前提下實現鄉村生態資源的合理利用，實現生態效應的價值化。因地制宜，結合當地的森林、水源以及優美風景等優勢，做好文化旅游產業的融合，把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結合“雙碳”目標的要求，探索“雙碳”工作的體制機制創新，實現鄉村生態價值的合理保護和價值開發。
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抓好黨建推進鄉村組織振興
堅持黨的領導，是鄉村振興的政治保障。農村基層組織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組織者、領頭人，是各項政策的具體實施者，抓住組織振興，就抓住了鄉村振興的關鍵，抓住了推動鄉村振興的根本動力。
進一步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作為黨在農村各項政策的終端和末梢，基層黨組織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發揮著核心力量和重要抓手的作用。然而，當下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領導力、凝聚力和活力均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弱化現象。對此，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定向發力，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堅實的政治和組織保障。要圍繞“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有利于開展黨的組織生活、有利于黨員教育管理監督、有利于密切聯系群眾”的具體目標，探索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有效設置方式；要強化黨員隊伍建設，嚴格黨員隊伍管理，優化黨員隊伍結構，從而不斷優化黨組織構建體系，夯實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組織基礎。
建立和完善農村各類基層組織的工作體制機制。要健全農村基層黨建考核評價體系，加強黨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的領導，把黨組織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推動組織振興的發展優勢，引領各類村級組織積極發揮作用。要明確各類基層組織的職能關系，有效承擔集體經濟經營管理事務和村民自治事務，實行政經分開制度。
要有基層群眾積極參與的鄉村治理機制。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通過搞好基層自治，更好地實現自身發展。村級黨組織對基層自治組織要發揮引領作用，掌握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動權，不斷探索村民自治新的實現形式。要培育和引領農村各類經濟組織，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要培育和引領農村社會組織，提高村民的參與意愿與能力和村民自組織化水平，激活村莊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促進村莊公共性成長。[14]
不斷探索和逐步提升鄉村振興組織能力。目前我國對鄉村振興有很多幫扶政策，如很多地方的鄉村都有外部協作力量，有的還下派駐村第一書記。要積極利用外部資源和優勢，保持開放發展、創新發展的勢頭，借助城鄉融合促進農村改革發展，借助人才幫扶、信息幫扶實現產業幫扶，不斷促進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各類幫扶力量也要抓住扎下根去，挖掘村集體經濟與各類經濟合作組織的發展潛力，牽線搭橋將優質城市資源注入鄉村，為鄉村產業振興找到可行出路。
總而言之，鄉村振興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項長期的多目標的系統工程。鄉村振興要牢牢抓住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五大振興，全面發力，周密安排，統籌兼顧，不斷優化政策協調，不斷促進鄉村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最終實現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本文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員；本文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校（院）級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專項”階段性成果；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中共鐵道部黨校講師李雪茹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注釋
[1]新華網：《中國鄉村振興產業融合發展報告（2022）》，http://sannong.cnwest.com/snzx/a/2022/06/20/20691791.html，2022年6月發布。
[2]國家統計局：《202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4/t20230427_1939124.html，2023年4月28日發布。
[3]周曉光：《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人才瓶頸及對策建議》，《世界農業》，2019年第4期，32—37頁。
[4]張遠新：《推進鄉村生態振興的必然邏輯、現實難題和實踐路徑》，《甘肅社會科學》，2022年第2期，第116—124頁。
[5]唐斌堯、譚志福、胡振光：《結構張力與權能重塑：鄉村組織振興的路徑選擇》，《中國行政管理》，2021年第5期，第73—78頁。
[6]劉海洋：《鄉村產業振興路徑：優化升級與三產融合，《經濟縱橫》，2018年第11期，第111—116頁。
[7]趙培、郭俊華：《產業振興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時代挑戰、內在機理與實現路徑》，《經濟問題探索》，2022年第9期，第1—11頁。
[8]《農業農村部開展鄉村產業振興帶頭人培育“頭雁”項目啟動培訓》，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網站，https://www.moa.gov.cn/ztzl/xccyzxdtrtyxm/tzgg/202211/t20221104_6414770.htm，2022年4月2日發布。
[9]趙秀玲：《鄉村振興下的人才發展戰略構想》，《江漢論壇》，2018年第4期，第10—14頁。
[10]鐘甫寧、羅必良、吳國寶等：《 “加快推進鄉村振興、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主題筆談》，《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第1—18頁。
[11]劉玉堂、高睿霞：《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重構研究》，《江漢論壇》，2020年第8期，第139—144頁。
[12]徐勇：《鄉村文化振興與文化供給側改革》，《東南學術》，2018年第5期，第132—137頁。
[13]吳理財、解勝利：《文化治理視角下的鄉村文化振興：價值耦合與體系建構》，《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16—23+162—163頁。
[14]周忠麗：《鄉村組織振興的實踐路徑創新——基于駐村第一書記的視角》，《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第41—47頁。
責編：周素麗／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