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就業關系民生福祉、經濟發展和國家未來。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具有專用性人力資本較低、就業過渡性特征明顯、就業形式多樣化等典型特征，相較于其他群體，青年群體面臨在勞動力市場脆弱性更強、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就業意愿尚未得到充分滿足、政策支持不精準等問題。解決大學生等青年群體就業困難問題，需要密切關注青年群體就業面臨的新趨勢新變化，通過短期實現經濟穩增長“解痛點”與長期結構性調整“促長遠”相結合，以確保短期促就業效果明顯，長期通過就業結構優化和質量提升，不斷提升青年群體就業質量。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 青年群體 就業 人力資本
【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識碼】A
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是創新的力量以及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實現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的高質量充分就業對于增進民生福祉、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基礎性作用。根據教育部數據統計，2023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1158萬人，同比增加82萬人。而當前以大學生為主的青年群體就業面臨一定的挑戰，2023年6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5月份，16-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為20.8%，較4月份提高0.4個百分點。解決青年就業問題，已經成為落實就業優先政策的關鍵。因此，需要及時把握大學生等青年群體就業的新趨勢、新變化，根據其就業特征的變化，不斷提升就業優先政策對這一群體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青年就業的典型特點
一是專用性人力資本較低。人們通過教育和培訓所獲得的人力資本一般可分為通用性人力資本和專用性人力資本。通用性人力資本是指可以在不同的企業或行業中使用的技能或知識，比如計算能力、外語能力等；專用性人力資本是指專用于某一特定企業或行業的能力，其特點是在該企業或行業有較高生產率，而在其他企業或行業則有較低的生產率。相較25-59歲勞動力群體，以大學生為主的青年群體往往通用性人力資本較高，專用性人力資本偏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顯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2022年，我國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達14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長增加了大學畢業生的通用性人力資本，而包括專業專用性人力資本、職業專用性人力資本、企業專用性人力資本、行業專用性人力資本等專用性人力資本則明顯不足①，其中，應屆畢業生的專業專用性人力資本存量呈緩慢下降趨勢。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就業藍皮書：2022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顯示，全國2022屆本科畢業生的專業對口就業率為67%，33%的大學生畢業后從事的職業與其所學專業無關，其專業知識和技能未能在相應專業領域進行深化，從而降低了其專業專用性人力資本存量；此外，與其他就業人群相比，大學生缺乏經驗性人力資本，而企業在招聘時往往更青睞與崗位所需技能匹配度更高的員工。同時當前我國一些高校在辦學理念、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等方面并沒有隨著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而進行動態調整，培養出的一部分大學生理論知識豐富但實操能力較弱，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存在偏差。
二是就業過渡性特征明顯。這種過渡性特征主要包括角色轉換和技能轉換兩種類型。一方面，從學校到勞動力市場，大學畢業生要經歷個人身份由學生到勞動者的轉變。對大學的依賴性與自我認知的不足使得大學畢業生角色轉換相較于其他勞動群體的角色轉換有更多的困難，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大學畢業生等青年群體快速進入新的角色。另一方面，從學校到勞動力市場，大學生也要經歷技能轉換。相比學生時期將從書本中學好專業知識、構建知識體系框架作為主要任務，職場人則需要更多將掌握的理論知識轉換成職場技能，依靠個人本領完成工作任務，通過勞動展現自身價值，這對長期處于被動接受知識的大學生提出了較大的挑戰。
三是就業形式多樣化。以大學畢業生為主的青年群體大部分是“00后”，對就業崗位有更加個性化多樣化的需求，同時技術進步、產業轉型升級催生了新就業形態，在供需兩側共同推動下，以大學畢業生為主的青年群體也呈現出就業形式多樣化的特點。目前，我國大學生就業形式主要包括正規就業、靈活就業、個體創業、自由職業等多種形式。在個性化、多樣化的就業形式中，呈現出新就業形態、靈活就業與正規就業中的傳統就業崗位“兩頭熱”的特點。
一方面，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選擇新就業形態、靈活就業的就業形式②。根據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與就業指導中心數據統計，2020屆、2021屆全國高校畢業生的靈活就業占比分別為16.9%、16.25%。新就業形態、靈活就業不僅為大學生們提供了一種就業途徑，也滿足了企業的用人需求。2021年12月29日，《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藍皮書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有61.14%的企業在使用靈活用工，比2020年增加了5.46%，這表明企業總體上更傾向于擴大靈活用工的規模。此外，國家也出臺了相應政策，為靈活就業營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在政府政策和企業用工的雙重作用下，高校畢業生呈現出就業去向多元化的特點，選擇新就業形態、靈活就業的人數不斷增長。2022年4月27日，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在參與調研的2022屆高校畢業生中，56.9%的大學生畢業去向為單位就業，同比下降6.5%；15.8%的大學生畢業去向為自由職業，同比上升2.8%。另一方面，受“鐵飯碗”“穩定工作”等觀念的影響，以及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國企單位、公務員、事業單位等傳統就業崗位熱度持續高漲。2023年度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總人數突破250萬，相比去年增長了50萬人。而在報考人群中，大學應屆畢業生是該類考試的主力軍。面對大學生畢業人數持續增長、就業壓力大的社會現狀，公務員等傳統崗位仍然是畢業生就業選擇的優先選項之一。
當前大學生等青年群體就業面臨的挑戰
一是經濟下行壓力增加所產生的短期周期性失業與長期的就業結構性矛盾交織作用。近幾年，需求不足和內生動力偏弱成為影響我國經濟復蘇的重要因素。國際經貿環境急劇變化，出口又受到全球經濟下行帶來的外需放緩和地緣政治軍事沖突等影響。同時，吸納青年群體最多的中小企業對未來預期不穩，擴張意愿不足。綜上，我國經濟增長面臨多重壓力，一些行業的就業需求疲軟，有的企業推遲或減少招聘，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減少，新增崗位不足，崗位供給有限③，導致周期性失業人口占總失業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大學畢業生等青年群體是對周期性失業較為敏感的群體④。
青年群體長期的就業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由專業結構供需偏差導致的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非融合性。我國自高校擴招以來，本科階段理工農醫類學科專業畢業生人數占比已從近70%降至50%以下，而人文社會科學類專業畢業生占比則大幅提高。2017年2月，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印發的《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測，到2025年，我國制造業十大重點領域人才需求缺口為2985.7萬人，而非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專業則供過于求，供需不匹配將導致大學生就業難、就業專業不對口比例高、高端制造業人才短缺等一系列問題。
其次，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不匹配。從制造業轉型來看，目前我國制造業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亟需培養和造就高技能青年人才隊伍，但制造業一線工人往往面臨待遇較低、發展通道不暢、培養培訓投入不足等問題，加之依托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出現的新就業形態對青年群體的吸引，一部分青年人不愿意到制造業企業工作，存在產業需求與青年就業意愿不匹配的問題。
最后，新技術采納速度與人力資本技能轉換速度不同步。近年來，為促進新技術的創新發展以及與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應用，我國政府出臺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關于促進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指導意見》《關于加快場景創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應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等政策，新技術采納速度進入“政策紅利期”和“產業發展窗口期”，使得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興技術采納速度加快，而勞動力市場的變革相對滯后，人力資本技能轉換速度慢于新技術采納速度，研究表明，工業機器人等新技術的使用帶來的替代效應和再分配效應主要由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工人所承受⑤。
二是青年就業群體就業脆弱性強的客觀因素與其就業期望過高的主觀因素交互作用。從客觀因素來看，青年群體相較于其他群體脆弱性更強。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青年群體面臨的就業不確定性更高。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使傳統行業面臨挑戰，機器人應用引起的勞動力就業需求下降效應在中、低技能群體中更為明顯⑥，增加了初入職場的青年人的就業不確定性和難度。其二，青年群體流動性強。青年人思想活躍，富有創新精神和冒險意識，就業時地域和行業因素限制較少，因此流動速度較快，而頻繁調換工作也增加了失業機率。青年群體更可能在工作滿意度低、流動性高的基層部門工作，部分青年為尋求發展機會、改善工作環境、提高勞動報酬而流動，這也使青年失業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加。其三，青年人抵御風險能力差、可替代性較強。由于25-60歲群體有一定工作經驗、行業與職業的專業性人力資本較高，以及擁有能夠滿足未來一段時間所需要的財富積累，他們抵御風險的能力更強。而工作經驗相對缺乏的青年人，在面臨重大事件沖擊時，可選擇機會少，在職場中更容易被替代。
從主觀因素來看，有的青年就業期望過高，與實際就業形勢發生錯位，究其原因，第一，不適宜的擇業、求職心理和觀念成為一些青年就業的障礙。在傳統就業觀念的影響以及形式多樣的媒體引導下，部分青年的職業選擇逐漸趨同，如“考公”“考編”等；少數青年因考研、考公失敗而出現消極情緒，影響正常就業或再就業。第二，失業青年相較于就業青年延遲滿足感更強，不急于找工作。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體制性分割雖已被打破，但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分割仍然明顯，而從次要勞動力市場過渡到主要勞動力市場，求職青年則會面臨工作接受成本、工作離開成本以及與原單位的交易成本。因此，部分大學畢業生面對與預期不符的就業機會時，考慮到較高的工作轉換成本，選擇主動失業，以求獲取更高質量的就業機會。第三，父母經濟上的支持帶來的底氣，導致部分青年群體選擇主動失業。從年齡層次來看，目前處于16-24歲的這一代青年群體大多數為獨生子女家庭，其父輩大多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前后。在過去4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中，隨著家庭經濟條件不斷改善，年輕一代基本無需面對生存問題，生存顯得不那么緊迫，這也導致有的青年選擇主動失業，成為“尼特族”（既不工作，也不接受教育或參加培訓的年輕人），這將帶來青年群體人力資本的貶值。
三是青年就業群體支持政策的系統性、協調性不足，支持“支點”還不夠精準。以高校畢業生就業見習期制度為例，其初衷在于幫助大學畢業生提高就業能力，特別是提高經驗性人力資本和專用性人力資本，從而順利完成從“學生”到“雇員”角色的轉變。然而在實施過程中，由于有政策補貼的激勵和降低用工成本的驅動，一些企業部分崗位通過輪流雇傭實習生替代招聘正式員工，其結果是減少了部分企業長期雇傭大學畢業生的需求。同時，有的穩就業的政策可能帶來“副作用”，可能導致有的企業新招青年員工的動力不足。
青年就業面臨的新趨勢新變化
趨勢一：16-24歲人口城鎮調查失業率呈現逐年上升的“反收斂”趨勢。從縱向比較的視角來看，近五年間，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在5%的水平上下波動，16-24歲人口城鎮調查失業率則整體呈上升趨勢。2018年16-24歲人口城鎮調查失業率均值為10.8%，2019年均值稍有上升為11.9%，受國內外環境等多方面因素影響，2020年均值上升至14.2%，2021年均值為14.3%，維持在與2020年相當的水平，2022年均值上升到17.6%。2023年5月，16-24歲人口城鎮調查失業率達到20.8%。16-24歲人口城鎮調查失業率變動曲線與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變動曲線之間呈不斷擴大的“喇叭口”態勢。按往年趨勢以及季節走勢判斷，目前16-24歲人口城鎮調查失業率仍處在爬升階段。
趨勢二：青年群體“雙元并存”的就業觀念正成為新趨勢。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演進、技術創新的快速迭代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市場化改革，加速了青年就業觀的變化。在1978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服從分配階段，對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注重是青年擇業觀的主要特征；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雙向選擇階段，經濟收入成為青年擇業的重要標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自主擇業時期，青年的擇業觀念向高收入、高地位、高穩定等“多元化”特征轉變⑦。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字經濟承載的多元信息使得青年的擇業觀念呈現出“自我實現”與“佛系安逸”雙元觀念并存的新特點。部分青年重視發展空間，收獲自我成長，注重平等與權益保障，主張以自己選擇的方式實現自我價值的現代擇業觀；還有部分青年由于種種原因變得安逸、“佛系”⑧。
“自我實現”與“佛系安逸”的雙元觀念造成青年就業時出現“慢就業”與“穩就業”的“雙元并存”現象。“自我實現”表現為青年注重追求人生價值，“佛系安逸”體現出青年對自身閑暇的重視。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當下勞動力市場還不足以滿足青年的多元需求，而追求自身需求的滿足提高了青年的“保留工資”，使得一些青年對企業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不滿意”甚至“不屑一顧”⑨。“慢就業”表現為面對并不滿意的工作時，有的青年會選擇暫不進入勞動力市場而等待機會，2023年5月4日，智聯招聘發布的《2023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2022屆高校畢業生中“慢就業”比例約為15.9%，2023年這一數據上升到了18.9%。父母在經濟上的支持讓一部分子女擁有較好的經濟基礎，能夠承擔延長求職時間的經濟成本，為“慢就業”提供了物質支持；穩定性是高質量就業的重要特征，“穩就業”表現在，相比不確定性較高的中小微企業，有的青年更愿選擇考編制、進國企、進體制以實現穩定就業。
短期實現經濟穩增長“解痛點”，快速拉動就業
著力穩增長。解決就業問題從根本上還是需要靠經濟增長。短期通過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推動經濟發展，帶動就業。注重消費券設計的精準性和發放的有效性，以促進消費券拉動需求；鼓勵地方政府和企業打造并推廣品牌，營造多樣化、多層次的消費場景，釋放消費潛力，撬動消費支點，拉動消費需求；創新跨界消費、節日消費、內容消費、元宇宙等智能產品消費等新消費形式，有效刺激新消費。
切實減少企業壓力，盡快提振企業信心。一方面，給企業松綁，減小企業壓力。政府減少對市場的干預，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當好市場秩序的“守護者”，著力促進公平競爭；在搭建平臺上下功夫，加快搭建國企民企融合、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對接平臺，引導金融機構、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單位在融資和人才智力等方面加大力度支持企業發展；打通要素流通壁壘，打造規模更大的市場，形成更大的規模經濟效應；企業嚴格執行休息休假制度，倡導適度勞動，避免企業為降低人力成本而減少青年群體的崗位供給。受全球經濟下行影響，企業信心轉弱，經營保守，需要盡快重塑企業家的信心。另一方面，聚焦中小微企業的實際困境，精準施策紓解難題。中小微企業是吸納就業的關鍵市場主體，針對當前一些中小微企業融資難、人才匱乏、技術聯合攻關困難等發展瓶頸，政府部門需要及時出臺精準的支持政策，支持中小微企業吸納更多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就業。
發揮政府職能，落地扶持政策。第一，適度超前啟動“新基建”重點工程，提升“鏈式倍增”效應，增加勞動力需求。適度超前啟動“十四五”規劃的“新基建”項目，培育壯大算力經濟、算法經濟等形成新經濟增長點，帶動創造新經濟形態和新的商業模式，創造更多適應青年就業期望的高質量就業載體。第二，深化落實百萬就業見習崗位提供、政策補貼。落實百萬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劃，鼓勵見習單位留用見習人員，同時需要增強見習對接效率，做好后續跟蹤幫扶；對見習后留用率較高的企業，可適當提高見習補貼標準。第三，創新穩就業補貼政策，激勵企業穩定青年就業崗位。為穩定青年就業崗位，滿足部分青年就業求穩的期望，可參考累進制稅收政策，探索累進制崗位補貼政策，加入時間維度，根據不同時長采取累進制的補貼額度。第四，支持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激發青年群體的創業活力。按規定給予一次性創業補貼、創業擔保貸款及貼息、稅費減免等。
細化就業服務，改善就業環境。一是鼓勵青年轉變就業觀念，走好“最初一公里”。觀念引導行為，從企業、社會、學校以及個人多方面幫助青年轉變就業觀念。走好“最初一公里”是指從根本上扭轉青年的就業觀。改變企業采用單一的學歷標準評價勞動力素質的方式，同時通過積極的創業就業類社會新聞引導，營造靠勤奮勞動實現自我價值的社會環境，增強青年就業信心；完善高校畢業生就業心理輔導服務，引導學生采用“自我提升”等積極應對方式；此外，在鼓勵多元化就業觀念的同時，青年也需要適當調整就業期望，提高就業期望與市場需求的適配度，才能走好就業的“最初一公里”。二是服務中介高效率供需匹配，減少青年摩擦性失業。加強公共就業服務機構與市場化的人力資源服務產業的互補性，發揮各自優勢，提供高質量的就業服務；技術賦能，算法匹配助力青年就業，結合數字技術提供咨詢服務，利用“深度學習”技術和大數據工作匹配促進公共服務數字化，根據高校的培養目標、專業設置和課程安排的特點，以及畢業生的自身興趣與技能，利用算法為大學畢業生精準匹配合適的崗位。三是優化求職就業手續，降低就業制度性障礙。多方面優化求職就業手續，切實做好取消就業報到證的工作銜接，降低就業制度性障礙。四是搭建全國性的針對高校畢業生的跨區域公益平臺，促進跨區域流動。利用公益平臺，暢通高校畢業生和就業市場之間的供需信息流，對農村偏遠地區青年的跨區域流動采取針對性的幫扶措施。加強對貧困家庭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幫扶，建立就業困難群體幫扶工作臺賬，為就業困難青年群體精準推送一定數量的崗位，幫助他們盡早實現就業。
長期結構性調整“促長遠”：促進就業的供給端和需求端實現動態匹配，推動青年失業問題得到根本性改善
促進青年群體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提高就業能力。其一，進一步推動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發展，促進青年群體提升技能性人力資本水平。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推動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發展變革，使青年群體的人力資本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其二，推動校企聯動，促進青年經驗性人力資本水平提升。進一步強化企業在職業教育和培訓過程中的作用，以企業實際需求為導向培養專業人才，實現供需精準對接，同時鼓勵企業提供實習崗位，以使青年群體獲得更多工作經驗。其三，提高青年群體的創業能力，通過青年人的創業解決青年人的就業問題。激發創新活力，強化創業帶動就業的倍增效應。有針對性地為青年群體提供更加多元的創業服務和指導，完善就業創業指導服務體系，提升青年群體創業意識和創業能力，提高青年群體創業的成功率。
提高教育體系與市場需求的融合度，糾正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的偏差。一是優化高校專業設置，增加STEM專業數量，彌補專業結構偏差，進一步加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適應性。另外，“雙碳”戰略的實施使得“雙碳”人才需求不斷增加，高?？杉皶r開設“雙碳”相關專業，以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二是推進高校特色專業建設，精準對接社會需求。進一步推動面向區域或行業重點產業的高校特色專業建設，以重點產業對人才的實際需求為導向構建培養特色專業人才的能力素質模型，精準對接和回應社會需求，提高人才培養的社會適應性。三是提高高校畢業生就業能力和市場適配度。高校可開設具有高階性、交叉性和具有挑戰性的微專業，職業院校可開設市場適應性強的職業教育類微專業，推動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雙軌”提升專業培養與職業發展需求之間的匹配度，盡快打通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通道。
創造與青年群體人力資本特征相匹配的多樣化崗位，拓展多層次就業空間。第一，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發展創造的新職業。隨著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的興起，衍生出了大量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隨之也產生了大量的新職業。在這些新職業中，許多都與青年群體的就業需求相匹配，這也為青年群體提供了更多的就業選擇。第二，促進服務業發展、延伸制造業服務化產業鏈，以擴大崗位。一方面，進一步促進服務業的發展，推進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高端化發展，借助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不斷創新服務產品、增強服務能力，擴大服務市場需求，進而擴大就業崗位，同時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開發更多知識型技術型崗位，穩定高校畢業生就業。進一步促進生活性服務業新業態的發展，充分利用其新興業態中適應青年特點的新就業形態，例如，育嬰師、寵物訓練師等，拓展青年就業空間。另一方面，進一步促進制造業服務化，例如，對產品的補充和延伸（設計研發、數字營銷、安裝、售后等）、為客戶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等，從而延伸制造業產業鏈，擴大就業崗位。第三，重點關注零碳經濟發展中創造出的新就業崗位。2023年1月，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世界就業報告與社會展望：2023年趨勢》顯示，更快地過渡到零碳經濟不僅從生態角度來看是有益的，而且從經濟角度來看，這一轉變可在全球創造1800萬個就業崗位。就我國而言，“雙碳”目標的提出與落實催生了大量的相關人才需求，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公布的數據顯示，預計“十四五”期間中國需要的“雙碳”人才數量在55萬至100萬左右，向零碳經濟過渡中創造的就業崗位，為青年群體提供了新的就業選擇。第四，鄉村振興戰略為農村青年和城鎮青年擴大了就業機會。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使得鄉村治理、二三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科技發展等方面對人才提出了大量的需求，從而為農村青年和城鎮青年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第五，在宏觀層面上，需要加強頂層設計，注重產業、教育、就業一體化，提高政策的系統化水平，協同創造就業崗位。協同好產業發展政策、教育體系改革以及勞動力市場政策，既需要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撬動創造新崗位，又需要變革教育體系，適應產業發展的要求，還需要推進新職業技能等級認定等相關工作，加強對勞動力的技能培訓，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只有這樣，才能使產業發展的紅利輻射到就業領域。
進一步推動勞動力市場化改革，營造良好的就業環境。首先，促進人力資本要素的自由流動，增加就業的靈活性。目前我國人才流動還不夠順暢，主要原因在于我國人才流動配置機制尚不健全，需要進一步健全以需求為導向的人力資本流動體制。另外，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使得“工作外包”“共享勞動力”“云勞動”“數字員工”等新型用工模式興起，需要充分發揮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對就業靈活性的支撐作用。其次，優化就業環境，健全青年就業的相關法律法規，促進市場的公平性。青年群體的就業不僅受到自身能力和經濟形勢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就業環境的影響。青年群體由于工作經驗缺乏，在就業市場的競爭中可能會遭受歧視和欺騙，另外性別歧視、年齡歧視等現象也時常發生，這都加大了青年群體的就業阻力，因此，需要進一步優化就業環境，糾正就業機會不公平現象。最后，建設青年發展型城市，打造青年就業友好型社會。一方面，營造公平、高效、開放的城市氛圍，形成海納百川的城市品格、高品質的城市生活、多元包容的城市文化，吸引青年群體集聚就業，而青年群體創新活力更強，消費能力更高，在創業帶動就業的同時，更高的消費能力能夠刺激經濟增長，從而帶來就業需求的增長；另一方面，聚焦青年人才痛點，注重政策的配套性、銜接性和延續性。
（作者分別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研究”（項目編號：22ZDA09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孟大虎:《專用性人力資本研究：理論及中國的經驗》，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52頁。
②李晟、侯靜、任昊：《靈活就業平臺提高大學生社會適應能力的路徑研究》，《營銷界》，2023年第1期，第122-124頁。
③盧鋒、任慧：《疫情期宏觀波動與就業形勢》，《金融論壇》，2022年第12期，第7頁。
④都陽：《大學生就業的趨勢性變化及對策建議》，《人民論壇》，2022年第17期，第96-98頁。
⑤Wolfgang D ,Sebastian F ,Jens S ,et al. The Adjustment of Labor Markets to Robot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21(6):6.
⑥張美莎、曾鈺桐、馮濤：《人工智能對就業需求的影響：基于勞動力結構視角》，《中國科技論壇》，2021年第12期，第125-133頁。
⑦劉妮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青年擇業觀變遷——基于研究文獻回顧的一種探討》，《青年發展論壇》，2019年第3期，第88-95頁。
⑧萬美容、吳明濤、畢紅梅：《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下的青年精神生活異化之域及重構》，《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3期，第70-74頁。
⑨鄭曉明、王丹：《高校畢業生“慢就業”現象的成因與治理策略》，《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3期，第276-280頁。
責編/謝帥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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