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去美元化”主要圍繞國際貿易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三個方面展開。“去美元化”出現階段性高潮的內在動因是美國軟硬實力及美元信用基礎的下降，短期誘因是美國的逆全球化轉向和美元“武器化”趨勢。盡管美元主導地位減弱的態勢可能會階段性加速，但美元獨大的基本格局難以在短期內改變。人民幣國際化并非“去美元化”，中國在參與“美元經濟”和“非美元經濟”時需保持適當的平衡和彈性，夯實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基礎制度安排，釋放人民幣區域使用潛力，以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體系參與全球金融治理，平衡和滿足各國在金融治理權方面的多元化訴求。

【關鍵詞】“去美元化” 人民幣國際化 國際結算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

全球范圍“去美元化”呈現出的主要特征

第一，覆蓋面廣，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其中。據不完全統計，迄今已有近百個國家以各種方式加入了“去美元化”進程。這其中，既有俄羅斯、伊朗，也有美國的傳統盟友如英國、法國、德國，更有巴西、印度及東盟成員國。種種跡象表明，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探索“去美元化”，尋求擺脫美元霸權，“去美元化”漸成全球趨勢性共識。

第二，形式多樣，“去美元化”主要圍繞國際貿易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三個方面展開。在結算貨幣方面，表現為各類增加非美元替代性貨幣的結算安排。目前，不少國家正在考慮或已將美元支付結算改為雙邊本幣支付結算。例如，2022年4月，俄羅斯推出“盧布結算令”，2023年5月，東盟簽署“本幣交易”倡議文件。①在投資貨幣方面，表現為減持美債等美元資產的行動。如中國自2016年以來持有美債數量整體呈下降趨勢；2019年日本亦宣布減持美國國債，以便資助其國內的重建工作。在儲備貨幣方面，表現為各國央行分散儲備資產配置的行動。許多國家采取了運回本國儲備在外黃金、增加本國黃金儲備、增持非美元幣種儲備的舉措。

第三，程度加深，“去美元化”呈現加速態勢，進入歷史性的階段高潮。“去美元化”作為一直存在的現象，在近年來逆全球化趨勢下特別是烏克蘭危機下呈現加速態勢，越來越多的國家主動或被動地開啟了“去美元化”進程。同時，美元地位的下降也呈現出日益明顯的趨勢。以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國國債的占比為例，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達到約43%的峰值后持續回落，至2023年3月末，這一數值降至23.6%。2014年12月以來，官方資本購買美國證券資產由凈流入轉為凈流出，至2022年年末，已累計凈流出8002億美元。以美元在全球官方黃金和外匯儲備中所占的比重為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美元外匯儲備全球占比自2001年以來整體呈下行趨勢，已從2001年6月的最高值72.71%下降至2022年年末的58.36%。②同時，2022年年末全球主要央行所持有的人民幣外匯儲備總額升至2984.4億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的占比升至2.69%。

全球范圍“去美元化”高漲的長期動因和短期誘因

美國軟硬實力及美元信用基礎的下降，是“去美元化”出現階段性高潮的長期動因。經濟實力是決定本幣國際地位的基礎。二戰后美國以其絕對經濟實力主導了戰后世界經濟秩序的重建，美元得以長期成為國際關鍵貨幣。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崛起，亞洲經濟快速發展，與西方國家危機相對應，逐漸形成“東升西降”的世界經濟格局，使得美元國際使用有向美國經濟占比收斂的趨勢。當美國不再是最大的貿易伙伴時，在交易中將本幣兌換成美元，再由美元兌換成對方貨幣，不僅增加了貿易雙方的匯率風險和交易成本，還將本國的經貿信息暴露在美元體系中，形成國家金融風險隱患。因此，隨著美國經濟全球占比的下降，國際經濟交易中“去美元化”持續發展，美元占比必然會在全球支付結算和官方外匯儲備中持續趨于下降。

美國的逆全球化轉向和美元“武器化”趨勢，是“去美元化”出現階段性高潮的短期誘因。近年來，美國逆歷史規律而動，轉向民族主義、孤立主義和保守主義，開啟逆全球化進程。在“美國優先”政策理念主導下，美聯儲利用美元國際關鍵貨幣地位，轉嫁國內危機，收割世界財富，影響他國經濟金融穩定。面對疫情，美國再次將美元霸權用到極致。根據美聯儲的統計，美元基礎貨幣從疫情前的近4萬億美元經無限量量化寬松政策漲到了2022年3月的超過6萬億美元。這種“大水漫灌”導致通脹壓力、資產泡沫壓力不斷外溢。2022年美國開始的激進加息，令不少國家本幣貶值、償債成本上升、資本外流。美國還將美元霸權變成一種地緣政治武器，頻頻祭出“制裁大棒”，大搞金融恐怖主義。尤其是烏克蘭危機以來，美元體系公然“武器化”，美國濫用其對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簡稱SWIFT）等全球金融基礎設施的控制力，將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變成金融制裁手段，改變了國際貨幣體系及其基礎設施的公共產品屬性，國際支付體系和儲備體系的政治化色彩日益濃重。在這種情況下，多國央行紛紛減持美債，推動雙邊貨幣協議，探索新的國際清算系統，努力實現外匯儲備資產多元化，同時拓展結算貨幣的多元化，以改變對美元的過度依賴。部分國家采取的“去美元化”措施，反映出國際貨幣多元化已成為各國的重要訴求。

全球范圍“去美元化”尚未從根本上改變美元獨大的基本格局

一方面，美元主導地位減弱的態勢可能會階段性加速，但美元獨大的基本格局難以在短期內改變。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國際貨幣的發展也不例外，其演變是逐步而緩慢的，具有很強的慣性。從19世紀后期美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超過英國開始，到20世紀50年代美元逐漸取代英鎊成為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主導貨幣，這一轉變歷時超過半個世紀。雖然美元在全球市場的地位和影響力開始出現減退跡象，但美元仍將在相當長時間內維持其世界貨幣的地位，是世界經濟的主要計價貨幣，是全球經濟體系最愿意接受的“硬通貨”。即使有一部分國家在未來的國際貿易活動中不使用美元，也不會從根本上動搖美元的國際地位。這是由全球美元交易存量而形成的國際交易使用慣性所決定的。“去美元化”并非完全拒絕美元，而是更多出于“避險”需要，為了降低過度依賴美元可能導致的地緣政治制裁、美國金融周期外溢性等風險。

另一方面，本幣結算并不必然削弱美元作為全球儲備和定價貨幣的地位，不一定導致“美元霸權”走向終結。選擇以本幣結算的國家，其貨幣往往尚未實現完全的可自由兌換，匯率也并非完全市場化定價，這使得本幣結算在形式上是“去美元化”，但在貿易定價上并沒有“去美元化”，各國依然將美元作為參照錨來確定本幣和對方貨幣的匯率。本幣結算不過是基于美元的流動性管理工具，在對沖美元流動性風險的同時，客觀上也承擔著貿易主體的違約風險和匯兌風險。從根本上來說，本幣結算的主要目的，并非要“取代或排斥美元”，而是增加雙邊貨幣結算的選擇，從而推動跨境結算貨幣多元化。

“去美元化”與人民幣國際化不能劃等號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能夠跨越國界，在境外流通，成為國際上普遍認可的計價、結算及儲備貨幣的過程。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取得一系列引人矚目的成就。根據SWIFT公布的數據，2023年2月，人民幣國際支付份額約為2.2%，位列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在儲備貨幣功能方面，IMF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第四季度，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位列國際儲備貨幣第五位；人民幣在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的權重為12.3%，排名第三。過去5年，中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金額增長了1.5倍，2022年這一金額超過10萬億元人民幣。2022年7月，澳大利亞必和必拓公司首次使用人民幣結算與中國的鐵礦石貿易；2023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與巴西中央銀行簽署了在巴西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的合作備忘錄；2023年3月，中國海油與道達爾能源通過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平臺完成國內首單以人民幣結算的進口液化天然氣（LNG）采購交易，中國進出口銀行與沙特阿拉伯國家銀行首次開展人民幣貸款合作。2022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22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顯示，衡量人民幣國際結算地位及前景的各項指標總體向好，人民幣支付貨幣功能穩步提升，投融資貨幣功能進一步深化，儲備貨幣功能不斷上升，計價貨幣功能逐步增強。但從全球占比來看，人民幣離真正實現國際化還有一定距離。

“去美元化”為其他貨幣提供了國際化的機會，但人民幣國際化并不等于“去美元化”。人民幣國際化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的國際大環境下，中國經濟、對外貿易和國際投資實現高速發展的必然結果。近年來，人民幣的跨境結算功能不斷增強，順應了不少國家降低對美元過度依賴的訴求。人民幣國際化是個漸進的系統化過程，涉及國際政治經濟大格局的復雜博弈和貨幣體系的長期演進。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還持有大量的美國國債。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截至2023年6月末，中國持有美債余額為8354億美元。當前，人民幣國際化容易被過度解讀，并與“去美元化”問題緊密相連。2023年5月，美國國會提出“21世紀美元法案”，要求美國財政部評估主要外國中央銀行為創建官方數字貨幣所做的努力，以及人民幣在國際支付和外匯儲備中的作用，并制定戰略以確保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這表明美國部分政界人士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構成對美元地位的“威脅”，未來有可能進一步采取措施。客觀來看，人民幣國際化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其主要挑戰在于中國能否持續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在兼顧安全穩定的前提下，實現本幣更高水平的自由化、市場化。

人民幣國際化對策建議

我國在參與“美元經濟”和“非美元經濟”時需保持適度平衡和彈性。首先，中美經濟關系極為密切，中國經濟與美元的聯系緊密。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美經濟構建起了規模巨大、彼此互補、難以分割的市場化關系。即使極端政治勢力鼓吹，兩國經貿關系也不可能真正脫鉤。2022年中美兩國貿易規模達7594億美元，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為4041億美元，顯示出美國市場對中國制造的巨大需求。可以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與穩定，在相當程度上與美元是緊密相關的。如過早地“去美元化”，也可能會損及自身利益。其次，“取代或部分取代美元地位”的目標，短期內不切實際。對于全球熱度升高的“去美元化”，中國需要審慎對待。最后，中國參與“去美元化”需適時適度，需要考慮防范和降低與他國進行非美元交易時的市場風險。

抓住機遇，適時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范圍。“去美元化”與人民幣國際化并非直接替代關系，但“去美元化”的演變過程卻是人民幣國際化難得的發展機遇。當前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內外環境已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各國出于對美元霸權的恐懼和對美元信用的不信任，掀起“去美元化”浪潮，有助于改變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一家獨大局面，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發展。各國對美元的需求轉向其他貨幣，而具有堅實經濟交易基礎和良好信用的人民幣，將在一定程度上填補國際貨幣體系中出現的空檔，成為各國的重要選項之一。

進一步夯實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基礎制度安排。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客觀、長期發展的系統化過程。人民幣跨境使用已然進入新階段，需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改革開放和互利共贏，以市場驅動企業自主選擇為基礎，為實體經濟平穩運行提供有力支撐，以高質量人民幣跨境使用為近期目標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進一步夯實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基礎制度安排，滿足實體經濟部門的人民幣使用需求，推動更高水平金融市場雙向開放，促進人民幣在岸、離岸市場良性循環；持續完善本外幣一體化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建立健全跨境資本流動監測、評估和預警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借RCEP經貿合作深化之機，充分釋放人民幣區域使用潛力。受國際地緣政治及經濟發展環境變化的影響，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態勢日趨明顯，雙多邊本幣結算和區域貨幣合作日益加深，需要充分利用各類區域一體化合作機制，有效提升和強化人民幣的計價結算、投融資、國際儲備等功能。研究表明，歐元跨境使用主要與歐元區內部的貿易開放及其與周邊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有關；地緣政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主導貨幣國際化；軍事聯盟關系促使伙伴國貨幣在彼此外匯儲備中的份額提高。《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生效實施，為暢通人民幣在區域內的循環使用提供更具確定性的機會，尤其是RCEP中關于支付和清算系統的國民待遇條款、新金融服務的準入條款、參加或有權加入自律組織的國民待遇條款、信息轉移與信息處理的保障條款等金融服務附件的達成，有助于促進區域本幣金融服務創新，提高區域本幣的流通基礎、使用頻次和認可度。目前，人民幣在RCEP區域使用已初具規模，可借RCEP經貿合作深化之機，提高人民幣作為區域本幣的流通基礎、使用頻次和認可度，進一步釋放人民幣區域使用潛力。③

推動人民幣國際大宗商品定價與結算，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規模和影響力。目前，人民幣參與國際大宗商品定價與結算份額與中國作為商品主要進口國和消費國的地位不符。國際上主要的大宗商品已從傳統的生產商和貿易商主導定價，轉變為由期貨市場主導定價。促進人民幣在國際大宗商品上的定價權，就需要國內商品期貨市場的支撐。為推動人民幣在大宗商品上的定價與結算，需同時加快國內商品期貨市場的開放發展。

發展境內金融市場，增強人民幣資產的供給和吸引力。在推廣人民幣結算的同時，需要完善境外人民幣的回流機制，豐富特色化金融產品，改善人民幣金融資產的供給，從而滿足境外人民幣資金投資需求，最終形成“商品—人民幣”循環。還可借鑒美歐經驗，向國際投資者提供大規模、高評級的人民幣債券資產，形成“國債—人民幣”循環。此外，從美元國際化的歷程看，離岸美元市場是美元國際化的關鍵元素。因此，人民幣跨境使用與離岸使用并重發展，離岸市場與在岸市場協同發展，可以共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以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體系參與全球金融治理，平衡和滿足各國在金融治理權方面的多元化訴求。美國轉向逆全球化乃至美元“武器化”，導致原本國際社會尚可接受的美元體系受到了較大的沖擊，美元信用面臨垮塌，催生世界貨幣新秩序。④世界各國普遍希望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不斷建立的雙邊和多邊本幣支付清算體系即是例證。在這種情況下，以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體系參與全球金融治理，可以平衡和滿足多國在金融治理權方面的訴求，人民幣國際化也會因此獲得動力。在當前“去美元化”加速背景下，這種訴求將結合貿易和金融需求進一步強化。以SWIFT系統為例，由于美國在對俄羅斯制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使得各國對美國的信任度有所下降。隨著中國與各國雙邊本幣交易規模上升，接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國際金融機構將會越來越多，從而提升CIPS的使用頻率，取得更大的市場份額。

創新金融服務，提升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總體來看，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這其中固然有中資金融機構自身的原因，但受美元體系制約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美元體系下，中資金融機構的國際業務主要依托外幣，需要面對美資金融機構的強大競爭壓力。而隨著雙邊本幣支付結算的推進，中資金融機構有望走出以人民幣為主要交易幣種的國際化發展路線，進而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機構網絡布局的支撐。總之，只有通過建立更發達的金融機構，提供更多樣、更便捷、更低成本的人民幣金融產品，打造具有更高流動性的金融市場，以創新金融服務為依托，豐富人民幣區域循環使用場景，才能更好地解決人民幣跨境流出、境外流轉、跨境回流渠道不通暢，以及境外主體持有、使用人民幣意愿不夠強的癥結。

（作者為武漢大學國際法治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注釋】

①Ayman Falak Medina: ASEAN to Increase Local Currency Trade, Reducing Reliance on the US Dollar, available at https://www.aseanbriefing.com/news/asean-to-increase-local-currency-transactions-reducing-reliance-on-the-us-dollar/, last visited on 10 June 2023.

② See IMF DATA, COFER, available at https://data.imf.org/?sk=E6A5F467-C14B-4AA8-9F6D-5A09EC4E62A4, last visited on 10 June 2023.

③中國銀行：《2022年人民幣國際化白皮書》，中國銀行官網，2023年6月6日，第10頁。

④王曉泉：《全球“去美元化”催生世界貨幣新秩序》，《人民論壇》，2022年第23期，第96-100頁。

責編/謝帥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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