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正深刻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學習方式。人類將不再滿足于肌肉力量的突破與超越，而是致力于大腦智慧的拓展與延伸，以創意和創新的力量，取代傳統發展模式，進而實現“指數級增長、數字化進步和組合式創新”。發揮人工智能發展優勢，助力中國人工智能不斷成長，避免人工智能“成長煩惱”，方能不斷深化對人工智能內涵、外延、功能和發展前景的認識，實現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發展，打造人工智能時代的中國新優勢。

【關鍵詞】人工智能 創新發展 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自工業革命開始，人類社會進入現代發展階段。與傳統社會相比，技術創新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生產因素。當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表現出與傳統技術經濟范式顯著不同的特征。對于后發國家來說，如何抓住新技術革命的機遇，是創新發展研究的重要議題。

傳統時代的創新發展

工業時代的創新發展及其問題。工業革命被看作現代經濟的開端，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入現代發展階段。工業革命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發展，使人類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的束縛，并對科技、經濟、社會、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前兩次工業革命都始于新型生產技術和能源的使用，從生產環節的創新逐步擴展到管理模式、組織結構、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創新。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相比，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影響范圍更廣、程度更深。

隨著傳統工業技術的式微，人類社會開始面臨嚴峻挑戰。工業時代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使用，更高的產出意味著更多的能源消耗和更嚴重的環境污染，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加重了人們對工業社會的質疑。在社會財富總量增加的同時，也產生了更加不均的財富分配和更大的社會分化，社會矛盾愈演愈烈。嚴重的環境污染、逐漸停滯的經濟增長、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和通貨膨脹引發了人們對工業社會技術經濟范式的廣泛批評。工業革命帶來的增長動力似乎已經消耗殆盡，第四次經濟長波開始進入下降期，人類社會急需新的技術和增長引擎。

信息時代的創新發展及其優勢。20世紀70—80年代興起的信息技術革命，全面而深刻地改變了傳統生產方式、企業組織形式、產業分工格局、人類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推動人類社會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紀元（吳敬璉，2011）。信息技術顛覆了工業時代的經濟模式，企業理念、組織架構、雇傭關系都發生了巨大改變，給“舊經濟模式”帶來了巨大挑戰（Lazonick，2011）。在信息社會，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是將自然資源稟賦轉變為創造性資源稟賦，特別是知識和人力資本的存量（布魯蘭德和莫利，2009）。

信息技術革命創造了“新經濟”和“股市繁榮”，特別是在互聯網繁榮期，股東價值最大化主導了企業的經營理念，大量上市公司將其利潤用于股票回購刺激股價，而不是投入研發。到了20世紀末，信息技術產業市場逐漸飽和、技術創新和突破愈發困難。2001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大量依賴風險投資的互聯網企業破產，并為幾年后的次貸危機埋下了伏筆。從經濟周期來看，早期信息技術和產業作為第五次經濟長波的核心驅動力已顯露出疲態，也標志著本次長波進入下降期。經歷了巨大的代價和深刻反思之后，人們渴望出現新的重大技術創新浪潮，帶領全球經濟走向新的繁榮。

人工智能時代的創新發展

前幾次工業革命分別實現了機械化、電氣化和信息化，由人工智能等技術驅動的新產業革命將實現智能化。人工智能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代表性技術和通用性技術，具有廣泛滲透性，會對人類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革命性影響。

第一，人工智能時代正在到來。“人工智能”一詞首次出現于1956年達特茅斯學院會議討論會上，探究機器在哪些方面能夠模仿人的智能。2016年，美國白宮發布的《人工智能、自動化與經濟》報告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一種特定的技術，而是應用于特定任務的技術集合。相較于傳統的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的突破點在于獲得了自我學習的能力。縱觀人類技術變遷史，人工智能之前的技術創新主要是替代人的體力，而人工智能技術開始替代人類的智力，因此人工智能是人類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技術創新（Brynjolfsson和Mcafee，2014）。人工智能的發展，標志著人類第三次認知革命，其本質是通過探求人類智能認識自我而形成主觀世界的機制，并把這樣的能力賦予機器以改造客觀世界，實現人類智能的體外延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會大大改變人類文明的進程（郭毅可，2021）。

與此同時，人類將不再滿足于肌肉力量的突破與超越，而是致力于大腦智慧的拓展與延伸，以創意和創新的力量，取代傳統發展模式，進而實現“指數級增長、數字化進步和組合式創新”。當前，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除了常見的智能推薦、無人駕駛、人臉識別、圖像識別、機器翻譯、人機交互、語音識別等社會生活場景外，還在新藥研發、材料設計、國防軍工等領域有突破性的發展和應用。最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術擁有自我學習、自我進步的能力，可以通過學習而不斷升級，是一種新的、正在不斷發展進步的生產力。因此，這一變革將不僅僅是單純的科技或者經濟意義上的變革，也將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社會結構、人文心理甚至國家治理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Brynjolfsson和Mcafee，2014）。

從技術經濟史來看，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呈現出一些與之前的主導技術完全不同的特征。與第五次長波主要依靠信息技術不同，第六次長波需要一個復雜的“技術族群”來支撐。當前的新興技術集體爆發，除人工智能外，物聯網、3D打印、納米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能源儲存、量子計算等集中出現，并且在物理、數字和生物技術推動下相互促進并不斷融合。如果說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術搭建了第六次長波的技術框架，那么日漸興起的新型生產方式與商業模式則豐富了新經濟范式的內容，顯現出與前幾次長波截然不同的特征。例如，數字化和物聯網帶來了與工業時代和早期信息技術時代完全不同的優化資源配置的智能化解決方案。雖然這些新技術和商業模式尚未普及成為主導范式，但已顯現出新范式的特征，代表了新范式的發展趨勢（如表1所示）。

總體來說，新一輪技術革命與產業變革在整體上仍然處于初始期，突破性創新正在經歷市場競爭與初始用戶的選擇，技術與商業模式尚未成熟，舊范式的影響仍然強大，與產業革命的成熟范式仍有不小距離。但是隨著數字化技術框架的基本成型，一個全新的技術經濟范式正在形成（Brynjolfsson和Mcafee，2014）。新產業革命已現端倪，尤其是在主要國家推行各種技術和產業戰略后，這種趨勢更為明顯。總體而言，當前正處于從一個技術經濟范式到另一個范式的過渡階段，我們需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時代的充分準備。

第二，人工智能對創新發展的影響。一是從人工智能對企業創新發展影響的角度來看：首先，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以大數據為依托，大數據集不僅是人工智能進行訓練和完善的關鍵，更是企業進行判斷和決策的重要依據。人工智能的發展使得企業的生產要素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數據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必將帶來生產結構質和量的調整；企業及時調整生產要素結構，打破生產投入固化狀態，成為實現創新的一種重要方式（鄭瓊潔、王高鳳，2021）。人工智能利用大數據，通過機器學習快速做出分析，及時、精準識別消費者需求，并實現實時生產、精細管理及柔性定制，從而大幅提升企業競爭力（劉斌、潘彤，2020）。

其次，人工智能對創新模式的變革。創新是知識的拓展和重新組合，人類的知識邊界將因為人工智能的應用而被不斷放大。人工智能對創新模式帶來了兩個深遠影響：獲取知識的思路更多，創新的速度更快。通過數字網絡溝通互聯，人工智能不但能產生和收集大量數據，還將帶動數十億人成為潛在的知識創造者、問題解決者和創新者。智能裝備將人類數十億大腦結合在一起，開始在模式識別、復雜溝通以及其他領域展現出廣闊的發展空間。這種能量將在數字化世界里不斷復制，組合式創新也將從中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Brynjolfsson和Mcafee，2014）。例如，生物學家可利用人工智能發現新的藥物篩選方法，創新模式在人工智能時代將實現革命性突破。

最后，人工智能對生產效率的提升。對于當前產業中高重復性、可編碼性的工作，人工智能具有明顯的技術優勢。工業機器人可以替代勞動時間長、簡單重復的工作，以及很多人類干不好的高精度或高速度的操作性勞動。例如，根據斯坦福大學發布的《2022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機器臂的中位數價格從2017年的4.2萬美元下降到2021年的2.26萬美元，不斷降低的價格將成為工業機器人普及的關鍵要素，從而使得生產方式產生革命性變化。此外，像ChatGPT這種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不但可以進行企業客服等簡單智力工作，甚至可以進行學術論文寫作、程序編寫和藝術創作，大大提升了生產效率。

二是從人工智能對產業創新發展影響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實現智能化生產與服務。人工智能通過整合硬件、軟件、數據、網絡、感應器等技術，實時采集生產服務過程中產生的海量數據，進行智能分析和決策優化，實現個性化設計、柔性化制造、網絡化生產，從而促進產業創新發展。例如，在農業領域，人工智能有助于發展精準農業、智慧農業、數字農業，使農業生產實現智能化決策、無人化操作、可視化管理和精準化生產。在制造業領域，人工智能通過生產智能化、產品智能化、管理智能化、銷售智能化和產業生態智能化，實現分工深化、產業鏈延長、成本節約、效率提高、價值提升等。在服務業領域，人工智能有望解決鮑莫爾成本病問題，實現第三產業的規模效應，帶來服務業的創新發展（程承坪，2020）。基于人工智能和其他信息技術，以虛擬技術和共享方式減少實物生產，優化系統設計減少資源浪費，也將扭轉工業時代以來基于自然資源消耗的發展模式（斯塔奇等，2019）。

另一方面，創造新的經濟業態和新興產業。人工智能的核心技術可歸納為機器學習、計算機視覺、自然語言處理、生物識別技術、人機交互技術、機器人技術、知識圖譜技術和VR/AR/MR八大類技術，不同屬性核心技術構成相應技術集群，形成分別以識別、交互和執行為主題的技術和新興業態（孫麗文等，2022）。例如，以識別為主題的人工智能技術通過對人類自身生理特征識別、運動追蹤和文本翻譯等技術，產生了風險防控、精準營銷、安全防護、語音服務等服務場景。以交互為主題的人工智能技術借助智能化裝備與數字化環境，能夠實現人與計算機之間的多種信息交換和性質互動，產生出智能語音助手、數字化互動教學、智能化學習系統、智能客服、智能文娛互動等消費場景。以執行為主題的人工智能技術通過機器學習、知識圖譜等技術，誕生了一批覆蓋智能制造、智能機器人、智慧物流配送、智能家居和無人機的人工智能初創企業。

三是從人工智能對創新系統的影響來看，創新系統的運行效率直接影響一國創新發展的績效。Freeman（1987）等人提出的“國家創新系統”是指“公共和私營部門中的主體和制度網絡，其活動和互動決定著一個國家擴散知識和技術的能力”。Fagerberg（2005）指出，任何創新都不是孤立的，企業的創新活動既受到其他創新主體的影響，也受到制度、法律法規、社會規則的約束，這些組織和制度是創新系統的核心組成部分。人工智能時代的創新系統與傳統社會不同，人工智能不只是新的技術基礎設施，人工智能供應商和數據中心還將作為新的創新主體參與到創新系統中，通過改變其他創新主體的運作模式和聯系方式，從而給整個創新系統帶來變革。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個人的創新活動也將成為創新體系的重要補充。從這個角度而言，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創新系統的效率。

人工智能供應商。一方面，這些機構是創新系統中的新型主體，它們為系統中其他主體提供服務，社會各部門/組織可以使用其數據中心和算力，進行部門/組織內部的創新活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數據中心也從全社會獲取數據，進行數據的存儲、加工和保密工作，進而將數據集提供給相應的部門/組織使用。同時，通過人工智能和數字網絡的互聯互通，各類創新主體可實現更緊密的聯系、更有效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合作，提升整個社會的運轉效率和創新能力。因此，人工智能不僅是新時代的技術基礎設施，甚至可能成為新型創新系統的中心節點。

企業。大數據驅動的人工智能技術為實現企業創新、制造與全流程智能化管理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技術。人工智能為產品設計、測試與市場響應提供新的范式，利用人工智能的機器學習算法，尋找新的創新路徑和產品設計方法。以人工智能為引擎，以數據為生產要素，可以將人工智能與具體的生產場景相結合，實現設計模式創新、生產智能決策、資源優化配置等創新應用，也能大幅縮減產品成本并提高良品率。借助人工智能技術，企業也將逐漸擺脫局部信息和人工決策的低效等局限性，最終實現制造和生產全流程智能化（柴天佑，2020）。

高校。在人工智能時代，高校的教學內容、形式、對象、科研模式都將發生變革。在人工智能技術的驅動下，各類“教學終端”“資源”與“平臺”實現互聯互通，高校可以采取更加個性化的教學方案，學生和老師可以實現更好的互動。優秀教學資源將被推薦給更多學生（甚至社會人員），實現規模效應，提升全社會的學習效率和知識庫存量。在科學研究方面，人工智能模擬實驗將降低基礎研究的操作難度和成本，同時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對全社會的數據進行整合加工，將大幅提升知識聯結與傳遞效率，規避了大量重復實驗，進而提升高校科研能力（賀相春、郭紹青，2021）。

科研機構。科研機構（尤其是國家科研機構）以國家戰略和社會發展的重大需求為導向，開展基礎研究、技術攻關和社會公益研究。人工智能可以從投入成本、社會經濟效應等維度做出綜合評判，在多個技術方案中對未來研發路線進行優化。人工智能還可以挖掘基礎研究的應用前景和市場化潛能，同時對市場中的新技術擇優吸收，加速科研機構和市場技術之間的交流互動，以及對科研機構及研究人員的實驗內容、進度實時監控，避免重復實驗帶來的效率低下，從多方面提高科研機構的效能。

政府。在人工智能時代，政府可以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提升創新治理的效率，實現從傳統政府向智能政府的轉變。基于全面的大數據信息，政府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監管、分析和調控創新活動，維護市場競爭格局。政府也可以借助大數據，更加精準地提供創新基礎設施或服務，規避有限信息產生的政府失靈。在人工智能技術協助下，政府可以更高效地實現對創新活動的監管，促進創新主體合作，實現創新系統整體效能提升。

個人發明家。在傳統的創新系統中，個人發明家的作用已被建制化科研活動和組織取代。但在人工智能時代，個人可通過應用平等的人工智能服務，實現工具公平，通過人工智能模擬仿真、大數據計算等服務進行發明創造活動，個人創新成果將成為企業、大學和公共實驗室創新活動的有力補充。從數量來看，個人相較建制化創新主體在數量上占據絕對多數，如能通過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激發個人的創新活力，將大大增加全社會創新方案的多樣性，并提升創新系統的整體效能。

人工智能帶來的變革與價值

第一，人工智能對就業帶來的挑戰。人工智能在大大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對社會就業產生沖擊。傳統勞動力的知識儲備和技能結構是在工業時代和早期信息技術時代形成的，無法滿足人工智能時代發展的要求。尤其是智能技術與各個行業深度融合后，各行業能夠使用智能設備代替人類完成重復機械的工作（Acemoglu和Restrepo，2019）。以制造業為例，隨著深度學習的成熟化規模化，某些智能機器甚至可實現無人制造。智能裝備的普及將導致制造組裝環節的利潤空間和用工規模被進一步擠壓。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甚至一些常規性的智力勞動（如新聞、金融、法律、寫作等）也將被人工智能所代替。

人工智能的大范圍應用將導致就業市場出現兩極分化趨勢：新興技術領域將新增大量的高技能勞動需求，如工業機器人、物聯網、大數據、增材制造等領域將迎來發展機遇，與此相關的研發、設計和維護等專業技能人才需求增長顯著，認知性和創造性強的高收入工作機會不斷增加，但是常規性和重復性的中等收入工作機會將減少，出現“高技能—高收入”和“低技能—低收入”兩個極端。在全球各地，智能化已經開始侵蝕中等知識型工作崗位。同時，大量的自由職業者借助各類智能技術，更傾向于工作時間靈活的就業方式，新型就業形態和人員給傳統的社會就業管理帶來新的挑戰。

第二，人工智能對后發國家的挑戰。在世界近現代經濟史中，依靠成本優勢發展制造業是一種常見的發展路徑，可以讓后發國家積累資金、獲得技術并提高國民收入水平。一旦這條發展道路受阻，許多國家就要重新思考其發展模式和工業化戰略（施瓦布，2016）。當前的人工智能技術就對后發國家的傳統發展路徑產生了重大影響。因為人工智能時代的創新不是增強體力，而是以增強人類思維能力為特征。如果低成本勞動力不再是后發國家的競爭優勢，那么距離目標消費群體更近、受到良好教育的勞動者數量更多、制度環境更加完善的地區會更有優勢。屆時，全球制造業就可能回歸發達經濟體，那些僅憑借勞動力成本而贏得比較優勢的后發國家可能會陷入相對劣勢。

如果沒有新的競爭優勢來源，后發國家制造業的成本優勢不復存在，發達國家復蘇的制造業勢必會不斷擠壓后發國家制造業的生存空間（Brynjolfsson和Mcafee，2014）。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正在驅動財富和收入史無前例地重新分配，平臺效應也使收益和價值加劇向少部分人集中，可能帶來國家之間、國家內部不同群體之間更嚴重的分化，對國際秩序產生重大影響。

第三，人工智能對社會治理的挑戰。回顧人類社會發展史，由蒸汽機、電動機、互聯網等技術引領的蒸汽革命、電氣革命、信息革命，推動人類社會治理范式由科層制治理到電子化治理，再到網絡化治理變遷。可以說，技術創新往往是治理范式轉變的重要變量，新的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交匯之際，也是治理范式轉換發生之時（闕天舒和呂俊延，2021）。人工智能技術作為一種新的技術手段，正日漸嵌入治理體系，推動社會治理朝著智能化、人性化和精準化方向轉型（秦小建和周瑞文，2022）。人工智能在治理方面的應用，實際上就是借助大數據和智能算法的力量，將復雜社會問題的分析與解決加以優化。

作為一種治理工具，人工智能技術的嵌入能夠極大提升社會治理的精準化和智能化水平，但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也會影響治理效果。若政府、社會間權力邊界日漸模糊，政府治理權威面臨挑戰，將會引發一系列治理困境。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將帶動數十億人成為潛在的知識創造者、問題解決者和創新者，由此帶來的權力下放和社會結構變化，將改變政府現有形態，使得政府傳統職能逐步弱化（施瓦布，2016）。另一方面，掌握算法的企業和組織可能利用技術優勢，控制社會信息及資源，甚至引導政府決策，形成了一種非國家力量的“準公權力”（張愛軍和李圓，2019），將對政府的治理權威形成對抗、消解甚至支配，傳統治理模式面臨著去中心化的挑戰。

積極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

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開啟了新的技術范式，為后發國家的創新追趕提供了機會窗口，但是成功追趕還需要根據新范式要求在各個方面做出合理調整，這對一個國家的創新治理能力提出挑戰。未來的創新發展政策需要在以下方面不斷努力。

加強新興產業技術創新。與人工智能相關的技術大都處于科學知識突飛猛進的領域，是最有希望帶來技術革命與產業變革的領域。近年來我國政府明確提出要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這些產業的重點突破有望實現產業技術的趕超，因而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需要加強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領域的技術創新，加大基礎研究力度，從源頭上實現重大突破。

構建與新范式相匹配的制度。新技術經濟范式構建既需要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之間的多樣性聯系，形成與新技術體系的動態匹配，也需要政府轉變職能，吸引廣大利益相關者參與到社會治理中。為此需要大力破除傳統范式中的體制機制與制度障礙，如改變對新興技術的支持和管制方式、改變傳統的產業政策方式、探索與新技術相適應的創新政策等，主動塑造新的制度環境。

加強各類主體能力建設。改革教育與培訓的目標、方法、內容與手段，引導教育機構與新型組織保持協調，提升勞動者技能。鼓勵新興創新主體發展，鼓勵多樣性研究，提升經濟系統內部顛覆性創新的數量和質量。將技術發展與生產網絡和生活質量的改善聯系起來，讓公眾享受新技術的成果。加強政策制定者的學習能力，各種政策安排應根據技術創新與產業變革不斷調整。

以市場需求拉動新興技術。新興技術擴散和產業發展壯大需要市場需求拉動。中國巨大的人口與市場規模是絕大多數國家不具備的優勢，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應加以充分利用。通過收入分配改革引導消費能力提升，實施必要的激勵計劃培育新興產業的本土市場，以龐大的市場規模誘導新興技術創新，加速重大創新的市場選擇，形成主導設計，從而在國際市場上提升新興技術與產業的話語權。

積極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無論是從倫理還是從技術角度，都應確保人工智能為人類服務的根本指向。安全應成為人工智能政策或戰略的優先事項，必須堅持合理發展、適度控制的風險意識，確保智能技術處于安全和可控的發展狀態。人工智能的治理問題是涉及全人類的國際問題，各國應該秉持合作共贏的理念，強化溝通，建立互信，共同探索合乎人類發展需要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創新發展政策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魏瑩、碩士研究生張一民和孫禧洋，以及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張林林和陳熹微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項目編號：18ZDA101）、科技創新2030重大項目（項目編號：2020AAA0105400）和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前沿探索項目（項目編號：E2X1341Z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吳敬璉：《信息通信技術與經濟社會轉型譯叢總序》，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年。

②Brynjolfsson E.、Mcafee A.：《第二次機器革命：數字化技術將如何改變我們的經濟與社會》，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③劉斌、潘彤：《人工智能對制造業價值鏈分工的影響效應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0年第10期。

④秦小建、周瑞文：《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探索及啟示》，《國外社會科學》，2022年第2期。

⑤布魯蘭德 C.、莫利 D.：《創新的演變》，《牛津創新手冊》，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

⑥Freeman, C.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Japan, London: Printer. 1987.

責編/賈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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