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在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各種風險挑戰，國家形象面臨著“自塑”與“他塑”的現實困境。外部世界關于中國的馬賽克式的知識構成，全球化體系中中國建構性思想資源的缺位，海外對中國社會傳統與現代邊界的對立性和模糊性處理等三方面因素使得這種困境更加復雜多變。漢學家作為一種獨特的智力資源，從知識、思想和形象邏輯三個維度為中國國家形象的“他塑”開辟了一條獨特的漢學路徑，構建出一套關于中國國家形象“他塑”的有效話語格局。未來，我們應該從全球漢學話語能力建設的聯絡機制、漢學話語表達的智庫模型以及漢學話語理解的對話形態三個維度深化這一話語格局的建構工作。
【關鍵詞】國家形象 漢學路徑 話語格局
【中圖分類號】K207.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4.006
徐寶鋒，北京語言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北京語言大學世界漢學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海外漢學與中國學、儒家倫理哲學、中國文化譯介與傳播。主要著作有《倫理世界的詩性敞開——〈禮記〉詩學問題論析》、《北美漢學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漢學形態》、《中國傳統文化管窺》（合著）等。
漢學是海外關于傳統中國與當代中國的學問，是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漢學家是中西文明互鑒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是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和海外話語體系建構的重要知識群體。世界漢學話語體系建設是服務國家戰略，培養國際知華友華人士，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維度和支撐領域。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漢學家工作，在致“第三屆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對話會暨首屆世界漢學家大會”的賀信中明確指出：“在人類歷史的漫長進程中，世界各民族創造了具有自身特點和標識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間平等交流、互學互鑒，將為人類破解時代難題、實現共同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指引”，“希望各國漢學家作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為溝通中外文化、增進理解友誼合作作出更加積極的努力”。[1]在習近平總書記指引下，有效挖掘和利用好海外漢學家這支文明互鑒的有生力量，進行有效的世界漢學話語能力建設具有十分深遠的戰略意義。
中國國家形象的“他塑”困境
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內部四分五裂，外部列強環伺，志士仁人們一直沒有放棄向西方學習和尋找救亡圖存道路的努力。“德先生”和“賽先生”以西方民主與科學的尺子丈量中國社會，東方睡獅在各種主義的包圍下一度自我質疑和困頓迷惘。由此，在早期中國國家形象“他塑”的過程中，中國國家形象自身的歷史底蘊被嚴重低估甚至有意忽視，且中國作為一種文明型國家自身知識體系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被旁置。而在當前西方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大行其道的全球化語境中，中國國家形象的“他塑”困境仍然存在。
馬賽克式的知識構成。西方世界對于中國的理解一直是碎片化的，中國的國家形象由西方社會通過各種零散的認知拼接而成。總體而言，中國國家形象因西方人接觸到的關于中國的知識角度不同而迥然相異。在“所見即全部”這種片面中國知識觀的影響下，西方對于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一直缺乏客觀性。17世紀至18世紀初，伴隨歐洲啟蒙運動的興起，法國的“百科全書”派和德國的萊布尼茨等思想家曾一度向遙遠的中國尋找參照，對于歌德、萊布尼茨等東方理想主義者而言，個別知識碎片的光輝足以讓他們癡迷于中國。歌德就在閱讀《好逑傳》之后盛贊中國，“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只是他們那里的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歐洲到中國的海上航路開辟后，大批商人、外交官和基督教傳教士來到中國，并將中國的方方面面傳播介紹到歐洲。在這一過程中，出于經商、軍事和傳教等現實考慮，中國社會被進行功利性解剖并將其與西方現代文明作對比，許多當時來華的外國記者，對近現代中國百姓的生活現狀加以夸張性描摹，描述為面黃肌瘦、衣不蔽體，等等。受此影響，對于當時參與介紹中國的絕大多數西方中心主義者來說，中國是一個陳腐、落后和應該被現代文明加以改造的對象，這導致“中國落后”的觀點開始在西方世界變得根深蒂固。更有甚者，出于意識形態方面的考量，即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取得歷史性輝煌成就，西方人仍舊是“不聽、不聞、不信”。
缺位的全球性思想建構。長期以來，除萊布尼茨等少數東方理想主義者外，大多數西方人將中國視為需要被啟蒙的對象，在中國知識界也有部分學者唯西方馬首是瞻。這不僅導致近百年來中國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荒廢了自家思想的“田地”，使得西方各種思潮在中國大行其道，也造成中華優秀思想文化參與全球性思想建構的功能性乏力。“儒、釋、道”三種中國傳統思想的支柱在世界范圍內缺乏純粹學術和譯介之外的對話空間。以儒家思想為例，其影響力一直局限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儒家文化圈內，不僅如此，在整個亞洲崛起的過程中，儒家思想大多被西方現代思想價值體系所取代。明治維新后，日本全面轉向擁抱西方思想價值體系。1971年起，韓國在小學教育中完全廢除漢字教育，2005年其更是向世界宣告要擺脫中華文化的束縛，在西方思想的引導下建立獨特的韓國文化與民族。1965年立國后，新加坡出于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積極擁抱西方社會，通過推廣英語語言、全面推行西方制度等措施，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與西方保持高度一致。亞洲之外的區域和國家大多缺乏對中國哲學和思想體系的系統認知，雖然1949年之后，毛主義（MAOISM）曾在拉美、非洲和南亞等地區的國家中掀起過一股左翼主義浪潮，但在美西方的強力政治干預和輿論打壓下，目前已大多處于沉寂。毋庸置疑，當代中國通過其自身發展為全球貢獻了巨大的發展紅利，世界正在經歷從“世界啟蒙中國”到“中國重新啟蒙世界”的重大轉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如何為全球思想體系的建構貢獻中國思想與智慧已成為一個全球知識界需共同思考的話題。
傳統與現代邊界的對立與模糊。出于政治對立、經濟對壘和文化對抗等多重目的，西方主導的海外文化界和思想界在世界范圍內人為地制造了傳統中國和現代中國兩個迥異的中國形象。這一“他塑”的過程摻雜了十分復雜的西方敘事策略。一方面，西方文化界和思想界通過影視、藝術、媒體以及代理人培育等多種方式，從不同角度建構性強化西方價值體系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基礎性影響；另一方面，他們利用強大的傳媒手段解構甚或割裂中國傳統與當代社會，試圖在中國催生出離經叛道甚至垮掉的一代。這種“他塑”力量意圖塑造的認知是，中國傳統社會和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向趨離的。這導致世界在認知中國時極易形成中國傳統和現代的邊界形態迥然對立的印象，亦即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與傳統中國在內部文化建設上是撕裂的。我們國家已經深刻意識到這種“他塑”的危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2]這種強調貫通“今天的中國”與“歷史的中國”的思想，就是中國在新的歷史關鍵節點上對于這種危險的戰略性警示。
中國國家形象“他塑”的漢學路徑
漢學是域外關于中國的學問。從游記漢學到傳教士漢學、法國的學院漢學再到美國的當代中國學，漢學以貫通中西兩種文明和文化的橋梁的姿態為世界所認識。早期的游記漢學是片段性和碎片化的，同時也是對西方充滿致命誘惑的，即使是說西方的游記漢學啟發了整個西方對中國的探索也毫不為過。傳教士漢學是教廷出于在華傳教的目的而認識中國的一種重要學術手段，但長期在華傳教的生活經歷無形中塑造出了一大批精通中文和中國社會思想、歷史、制度、文化和社會生活方式的“中國通”，這使得早期的傳教士漢學在“他塑”中國的過程中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客觀性。從雷慕沙在法蘭西學院開設的第一個滿語韃靼語講席開始，學院漢學一直在中國開展深度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研究，在此過程中他們劫掠了大量敦煌文獻，驚艷了整個西方學術界，這使他們在中國問題上一直保持著一種學術上的敬畏心態。當代美國中國學由費正清開創，出于制華政治需要，其在內部信息分享和獲取通道上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客觀性，雖然他們公開的涉華報告意識形態色彩明顯，但其掌握的涉華信息相對全面，從而豐富了西方世界認知中國的知識維度?？偟目磥?，中國國家形象“他塑”的漢學路徑是我們當前在世界范圍內確立和傳播自身形象時一種不容忽視的重要參考。
漢學“他塑”中國過程中的知識路徑。據北京語言大學世界漢學中心統計，全球范圍內共計產生了8934名漢學家。這些漢學家的研究范圍涉及中國知識系統的各個領域，如果將他們的研究成果置于同一時空下來看，這些域外學者勾勒的中國知識圖景系統而完善，有些成果甚至參與了中國近現代以來知識譜系和學術譜系的建構，學術價值和思想價值斐然。例如，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1889～1978）運用歐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對古今漢語語音和漢字演變的研究創見頗多，許多研究甚至成為當代中國漢語語音研究的重要參照。早期敦煌學家沙畹（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馬伯樂（1883～1954）的敦煌文獻研究也都居功至偉。但事實上，因這些漢學家分散在歷史的不同時期，分屬不同的語言文化區域，在信息科技不是特別發達的漢學早期發展過程中，很少有人能夠把這些“老外”關于中國的知識研究系統性貫穿。在絕大多數時間里，絕大多數國家關于中國的知識都是一種稀缺的資源。
如果我們站在國家形象安全的角度來審視這種漢學所需填補的知識的“稀缺性”，最起碼有三個方面值得重視和參考。首先，漢學家們關于中國的知識的專業化程度頗高，這種專業化的中國知識的獲取、研究和傳播對于海外視野下準確建構中國國家形象具有十分積極的價值和意義。在當今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中國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但是世界范圍內關于中國的知識的專業化程度和深度仍有待進一步加強，在這一點上，漢學關于中國的知識路徑也十分值得參考。其次，在關于中國知識的系統性程度方面，漢學也存在著一種先天的缺陷。大多數漢學家在某一專業領域深耕研究，但其在對整體的中華文化語境和文化背景的系統性駕馭和領悟方面往往顯得力不從心，在認知中國方面呈現“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情況，對中國的認識缺乏一種基于歷史、文化語境的整體觀。連漢學家對于中國的認知尚存在系統性缺位，更遑論普通西方知識分子對于中國知識理解的全面性和立體性。鑒于此，全面性、系統性和立體性的中國知識梳理與傳播已經迫在眉睫。最后，漢學家普遍在其所研究的領域與中國知識界有較強的互動，這使得漢學家群體在建構中國的過程中具有較強的知識校準和糾偏能力。未來，我們應進一步加大以漢學為載體的中國知識的雙向流動的流量和速度，加深世界關于中國的互動性理解。
漢學“他塑”中國過程中的思想路徑。毋庸置疑，漢學在“他塑”中國的過程中遵循了一條獨特的“以西釋中”的思想路徑。西學的學術背景和訓練方法使得絕大多數的漢學家在理解中國的過程中都保持著一種明確的西方視域。上文談及的高本漢雖然對中國音韻學和字源學的發展有頗多建樹，但其基本的學術思想還是建立在西方語言學的基礎之上。伯希和等人的敦煌研究也多是以西方的博物學、考古學和文獻學作為價值標準。宇文所安的唐詩研究一直未能跳出英美新批評的理論陷阱，倪豪士的唐代傳奇研究也一直受困于結構主義的桎梏。這些心態上最接近中國的漢學家們很難在理解中國和表述中國時徹底拋開他們的西方邏輯和思想立場，中國的“儒釋道”等思想精髓在漢學家那里大多是外在的、甚至是對立性的參照物，中國哲學、史學、文學等思想觀念本身并未能真正成塑一個漢學家的靈魂。
漢學家群體“他塑”中國的路徑應該引發我們更深層次的思考。第一，如果漢學家們在理解中國的過程中都不能擺脫自身思想系統的羈絆，我們應如何更好地厘清漢學群體之外的知識群體和思想群體關于中國的話語邏輯。第二，這些經常出入中國并交游于中國學界的漢學家們尚且難以克服自身關于中國的思想偏見，未來，我們在全球化視域下建構中國國家形象時又該如何成塑其他那些對中國比較陌生的知識群體和思想群體關于中國的現實想象力。第三，對這些漢學“他塑”中國過程中形成的思想路徑，我們是應該放任其按照學術規律自由發展還是應予以適當的引導與干預，這實際上關乎中國國家形象“他塑”的邏輯問題。
漢學“他塑”中國過程中的形象邏輯。在漢學“他塑”中國的過程中一直暗含了三個或隱或顯的形象邏輯。第一個形象邏輯屬于傳統的漢學（Sinology）。在這一形象邏輯體系內，中國的思想、歷史和文化傳統是深厚的，中國有著獨特的文化魅力和充沛的學術價值。無論是早期的傳教士還是學院派的漢學家們都十分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窮其一生在某一領域孜孜以求。雖然如上文所述，這些漢學家們關于傳統中國的知識存在著系統性語境的先天不足和后天性全景深理解的缺位等諸多問題。但是，在這一形象邏輯下“他塑”出的中國國家形象的特點往往是雖然蒼老卻也精神飽滿而健康的。從史景遷（1936～2021）和施舟人（1934～2021）等人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我們能明顯感受到這一形象邏輯所飽含的漢學家們對中國的深厚感情。第二個形象邏輯屬于當代中國學（China Studies）。這一形象邏輯肇始于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的隔絕催生出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情報和信息的現實需要，這一形象邏輯充滿意識形態偏見和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雖然特里爾《毛澤東傳》以及傅高義《鄧小平傳》這類中國政治人物傳記總體上保持著一種冷靜客觀的態度，但類似費正清《劍橋中國史》這樣多卷本學術專論盡管力圖通過考古學與歷史學論述并用的方式保持其學術的客觀性，可通讀之后，其西方中心主義的史學觀還是昭然若揭。第三個形象邏輯屬于后漢學（New Sinology），2005年，澳大利亞漢學家Geremie R. Barmé提出這一漢學學術方法和學術傾向，他認為，應該采用一種綜合而整體性的認知取向來認識和理解中國，對傳統中國和當代中國應該進行貫通性的理解。這一形象邏輯非常切合2023年11月24日召開的世界中國學大會對于世界中國學研究范疇的界定，也非常符合當代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的形象設定路徑。
中國國家形象“他塑”的漢學話語建構
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言，漢學的研究領域從整體來看涵蓋了中國知識、思想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具體的語言文化區域甚或單一的國別中，漢學所塑造的中國形象顯得支離破碎。無論從知識路徑、思想路徑還是形象邏輯來看，漢學在“他塑”中國國家形象的過程中都發揮著十分重要的話語成塑作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我們應該以漢學資源為先導，積極從漢學話語能力建設的聯絡機制、漢學話語表達的智庫模型和漢學話語理解的對話形態三個層次引導國際社會形成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良性認知，構建具有積極“他塑”功能的全球性漢學話語格局。
漢學話語能力建設的聯絡機制。與全球文化發展趨勢相適應，世界漢學一直遵循西方中心主義的發展路徑。漢學興起于西方，傳統漢學的重心一直為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等西歐國家的學術力量所支配，而當代中國學則以戰后的美國和英國的發展最為迅猛，即便是開研究方案和研究范式之先河的新漢學（后漢學）也肇始于同屬西方陣營的澳大利亞。西方發達國家儼然已經借助漢學的發展成為中國之外的世界最重要的解讀中國的學術中心，世界各國的中國問題研究都唯西方馬首是瞻。這一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后果是，西方國家內部之間學術壁壘重重，因為學術席位和研究機構人員設置等客觀原因，漢學學術資源的流動不如本土學術資源那樣暢通。西歐各國內部漢學學者間的聯絡機制尚未形成，歐洲和北美漢學學者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也并不十分活躍。在這樣一種學術發展趨勢下，南方和北方、東方和西方國家間基于中國研究所形成的學術聯絡機制更是十分匱乏。長期以來，在中東歐、南亞、中東、南美和非洲等學術欠發達地區，漢學學者隊伍建設以及學者間的聯絡機制一直未能系統建立起來。這導致關于中國研究的全球貫通的信息網絡難以形成，漢學學術數據缺乏全球共享，一個個“信息繭房”已經嚴重制約世界漢學的發展，漢學話語能力建設面臨著十分嚴重的信息瓶頸。
因此，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宏觀背景下，我國應該從兩個方面強化漢學話語能力建設的聯絡機制，助力全球漢學話語生態的良性健康發展。首先，要通過全球性的漢學家理事會建設將全球漢學學術研究整合進一個完整的學術系統。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在全球范圍內分享漢學學術研究信息，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漢學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對漢學整體發展的干擾，進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漢學家這一知識群體在中國國家形象的“他塑”過程中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其次，要加強不同語言文化區域內漢學聯絡機制的建設，改變個別國家漢學研究小而散的狀態，以國別為單位強化全球范圍內的國別漢學單元，形成中國表達的有力漢學支點，進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強有力的中國國家形象“他塑”的漢學話語支撐系統。
漢學話語表達的智庫模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十分注重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強調在世界范圍內傳播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進而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但是，由于我們對于海外接受語境、審美趣味、價值選擇等缺乏深入的判斷和分析，導致大量的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時并未形成應有的傳播實效。鑒于此，我們應該從三個維度出發，建立適應多元復雜國際話語環境的漢學話語表達智庫模型。其中，第一個維度應該解決“漢學是什么”的問題，應該在堅持貫通傳統中國與當代中國原則的前提下，充分調動世界漢學的知識資源和思想資源，深化漢學家們對中國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理解。作為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海外人脈資源，漢學家群體在詮釋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行、社會主義為什么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能、中國式現代化為什么能夠引領世界文明的發展方向等方面具有強大的話語潛能。我們要以漢學研究為基礎，以漢學家為思想源，構建多學科、跨領域，產、學、研融合發展的世界漢學話語體系創新機制。充分利用好海外的漢學家群體和中國學研究學者隊伍，對于提升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水平，講好中國故事，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和現實價值。
第二個維度應該解決“漢學為什么”的問題，深刻了解世界不同語言文化區域漢學家的思維特點、研究重心以及學術譜系，進而對漢學在該區域之所以發生和發展的各方面機制進行全面理解，進而能夠根據漢學家們的學術心態對其研究工作進行積極的話語引導，并對一些關鍵研究領域進行重點扶持和幫助，對關于中國研究的薄弱領域予以資源性協助，這有助于及時發現和疏導漢學研究中出現的偏誤和訛誤現象。
第三個維度應該解決“漢學怎么辦”的問題。我們既要對漢學家們關于中國的意見反饋給予及時的回應，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世界漢學已經進入一個斷代的發展時期，漢學家群體的規模并沒有隨著中國的發展而發展壯大。長期以來，漢學家在世界范圍內一直屬于小眾的知識群體，對中國的熱愛使他們保持著對于中國研究的熱情，但漢學學術研究機構的稀少，與中國研究相關的學術著作和學術文章出版發表困難等一系列問題制約著這一群體規模的擴大與學術水平的提高。目前全球漢學家群體中，年齡超過70歲以上的人群占比已經突破了70%，漢學家總人數面臨斷崖式下降的風險。在世界范圍內加大中青年漢學人才培養力度已經迫在眉睫。
漢學話語理解的對話形態。世界漢學話語對話的健康形態有利于增進世界范圍內漢學家之間的相互理解，這種理解反過來又能進一步強化漢學界對于中國國家形象的積極認知。長期以來，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術導向下，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乃至一個國家內部的漢學家之間都鮮有交流，這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世界漢學被割裂為碎片化的專業領域，漢學家們甚至在本國有限的漢學資源分配中處于一種激烈的內部競爭狀態。漢學話語理解因對話機制的缺失而嚴重缺位，而這種話語理解的缺位直接造成了對話形態上的惡性循環。全球性的漢學家對話、理解與交流以及區域國別范圍內的漢學家們常態化的互動對于突破因對話機制缺失而造成的理解瓶頸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2023年召開的首屆世界漢學家大會這一全球性漢學對話理解機制以及巴爾干漢學家大會等區域性漢學對話形態，已經在解決這一問題上實現了有效破局。全世界的漢學家們如果能夠站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聯合起來，自然會形成一股具有深刻文明洞穿力和文化影響力的重要話語力量，在世界范圍內產生重要的話語影響。
當今世界，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單邊主義等多重挑戰和危機交織疊加，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劇，全球范圍內生態環境問題凸顯，部分美西方國家在對華認知中固守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思維。在這一紛紜復雜的歷史變局中，中國必須快速實現從一個“聆聽者”向“主動講述者”的角色轉變，清晰地向世界闡明優化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中國道路和中國方案。在這一過程，中國作為講述者的角色和身份塑造以及話語情態的選擇都顯得至關重要。漢學家作為一個獨特的知識群體，身處中外兩種文明的交匯點，其話語能力和話語效果不容小覷。堅持以漢學家為主體的文明對話與溝通，不僅能夠使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摒棄因理解缺位所導致的思想觀念上的傲慢和偏見，還能夠通過漢學家對中外文化交流項目的親身參與，在文化融通互動實踐中消除不同文明社會現實中存在的文化壁壘，進而通過增進文化理解來抵制那些根深蒂固的妨礙心靈互動的錯誤觀念。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發表題為《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的主旨講話，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并清晰地闡述了全球文明對話的四個“共同倡導”，即“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這四個倡導亦應成為漢學對話格局構建的根本指針。漢學家群體深受中外至少兩種及以上文明或文化的熏陶和濡染，他們作為中外文明對話的獨特主體，能為中國文明與其他不同文明相遇相知提供一條獨特的路徑。健康的漢學話語理解的對話形態能夠在世界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打破不同經濟、政治話語環境下阻礙中外深層次交往的精神隔閡。宏闊的漢學話語格局也必然會使漢學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學術橋梁，使漢學家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漢學家群體的同心協力，將帶動世界范圍內的其他知識群體和思想群體共同繪就人類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美好畫卷。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世界漢學家口述中文與中華文化國際傳播史：圖文音像數據庫建構”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ZD330）
注釋
[1]《習近平向第三屆文明交流互鑒對話會暨首屆世界漢學家大會致賀信》，《人民日報》，2023年7月4日，第1版。
[2]《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人民日報》，2023年6月3日，第1版。
參考文獻
費正清，2012，《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革命的中國的興起 1949–1965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費正清，2012，《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 1966–1982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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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西平主編，2011，《西方漢學十六講》，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The "Other-Shaping"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A Sinological Approach and It'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Xu Baofeng
Abstrac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change on a scale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a inevitably encounters vari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while the national images faced with a practical dilemma between "self-shaping" and "other-shaping" in the process of approaching the center stage of the world. Three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is dilemma: the mosaic-lik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the external world regarding China, the absence of constructive ideological resources of China in the globalized system, and the contrasting and ambiguous treatment of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s a unique intellectual resource, sinologists have discovered a distinctive sinological approach for the "other-shaping"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ng an effective discourse patter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ideology, and image logic.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discourse pattern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connection mechanism of global sinological discourse capability, the think tank model of sinological discourse expression, and the dialogical form of sinological discourse understanding.
Keywords: national image, sinological approach, discourse patte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