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形象建設需要深刻把握其歷史演進的內在規律。西方眼中的中國形象經歷了美化與丑化的周期性變化，反映了西方背后的國家利益、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需求。保持強大的硬實力、柔實力以及融通中外的能力是建構良好國家形象的寶貴歷史經驗。在數字化時代，數字化國家形象競爭加劇，在以經濟實力為代表的中國國家“硬形象”逐步提升的同時，以感覺與評價為代表的“柔形象”發展滯后，中國自塑與他塑形象的鴻溝進一步加大。只有保持大國戰略定力，加強國家科技硬實力與柔性治理能力，建構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與中國特色戰略傳播體系，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
【關鍵詞】國家形象 中國形象 數字化形象 戰略傳播
【中圖分類號】D80/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4.002
葉淑蘭，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國際關系學系主任。研究方向為國家形象、國際話語權、南海話語建構、中美戰略關系話語建構。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化軟實力與留學生教育》、《權力·文化·心理——國家自塑與他塑形象鴻溝的生成動力》（論文）、《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成就、挑戰與深化路徑》（論文）等。
國家形象是國內公眾與國際公眾對該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認知、評價與情感的總和，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形象是建立在客觀物質基礎上的主觀想象，是感知一個國家的“信念體系”。[1]中國國家形象的演進經歷了跌宕起伏的歷史過程。千年沉浮的歷史見證了中外互動進程中國家形象建構的變遷。探究國家形象歷史演進的進程、發展邏輯與歷史啟示，把握數字化國家形象競爭、多元形象背離、內外形象鴻溝加大、他塑形象發展分化的深刻根源，有助于鑒古知今、鑒往知來，提出更具針對性的國家形象建構路徑。
中國國家形象的歷史演進
中國國家形象是在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歷史進程中生成與不斷發展演進的。西方對中國的形象認知經歷了烏托邦化與意識形態化的歷史變化。進入20世紀以來，西方的中國形象認知在美化與丑化之間搖擺的頻率有所加快。西方對中國形象的建構反映了西方自身的利益、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需求。我國需要加強文化主體意識，走出“自我東方化”與“彼此東方化”的誤區。
西方視域下的中國國家形象歷史變遷。漢朝張騫出使西域開拓絲綢之路、唐朝日本與朝鮮遣唐使遠渡長安、宋朝對外貿易蓬勃發展等中外交流互動，形塑了古代中國天朝帝國文明、威嚴的國家形象。西方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古希臘人把中國人稱為“朔風之外的人”，“公元前的歐洲把中國稱為‘絲國’（Seres）”。[2]1250年以來，西方對中國形象的認知由“理想化”發展到1750年之后的“妖魔化”，再到20世紀在美化與丑化間的搖擺。西方的中國形象認知與其說是西方在描述中國，不如說是在描述西方本身。
第一，中國形象的烏托邦與理想化（1250年～1750年）。西方對于中國形象的認知始于1250年左右，“1247年意大利人柏朗嘉賓在《柏朗嘉賓蒙古行紀》中提到名為‘契丹’的國家，中國才第一次在歐洲文獻中有跡可循”。[3]《馬可·波羅游記》把中國描繪為“流奶和蜜之地”，刺激了歐洲人對中國財富的追逐，間接引發了新航路和新大陸的發現。在地理大發現與文藝復興時期，西方對中國形象的認知逐漸從物質層面轉向精神層面，并于1650年～1750年間掀起了美化中國的“中國潮”與“中國熱”。
中世紀歐洲的貧困積弱與中國的物質富饒、先進文化之間的鮮明對比以及歐洲基督教深陷文化困境，使得西方需要一個烏托邦化與理想化的中國形象。從《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馬可·波羅游記》《利瑪竇中國札記》等著作中，都能夠看到傳奇與夢幻的中國與孔教烏托邦的美好想象。歐洲思想家沃爾夫曾評價中國政體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政體”[4]，在統治藝術上，中國被認為超越了其他國家。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中曾將中國譽為“東方的歐洲”，并認為中國和歐洲是兩個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5]利瑪竇、馬諾瑟等傳教士則努力在中國先秦典籍中發現與論證基督教教義。在文藝復興前后，中國先秦典籍從作為神學家的旗幟，轉而成為西方哲學對抗神學的旗幟。
第二，中國形象的負面化與妖魔化（1750年～清末）。1750年前后，西方對中國的想象開始從美化走向丑化。1742年英國出版的喬治•安森的《環球航行記》“從旅行見聞的角度描述的中國是一個經濟貧困、政治腐敗、道德墮落的野蠻國度”。1748年，法國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則在理論原則上論證中國是個邪惡的專制國家”[6]。隨著西方工業革命與民主政治體制的確立，為了彰顯西方制度與文化的優越性，西方把中國建構成為政治上的“專制帝國”、經濟上的“停滯帝國”以及文化上的“野蠻帝國”。
鴉片戰爭后，中國更是被蒙上了“黃禍論”“鴉片帝國”“東亞病夫”的形象。西方人基于自身價值觀透視中國國民性。美國明恩溥牧師透過基督教文化的多棱鏡，歸納了中國人的負面性格，例如，保全面子、漠視時間、拐彎抹角、缺乏公心、因循守舊等。[7]面對列強入侵與天朝帝國的跌落，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從器物層面到制度層面，乃至文化層面的深刻反思，梁啟超、魯迅等文人更是對中國國民性進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在西方文化與價值觀的沖擊下，中國人與亞洲人都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自我東方化”與“彼此東方化”的困惑。
第三，中國形象在西方二元想象中搖擺（20世紀以來）。20世紀西方對于中國形象的認知不斷地在美化和丑化兩極之間搖擺。20世紀上半葉，與邪惡負面的“黃禍”形象相對的則是德國哲學家赫爾曼·凱澤林描述的“詩化的傳統鄉土”的中國形象，1931年美國作家賽珍珠的《大地》塑造了“勤勞、質樸、善良、具有高貴品質的中國農民形象”。[8]林語堂英文著作《吾國與吾民》于1935年在美國出版，向西方展現了一個全面而真實的中國形象，這本書很快登上美國暢銷書排行榜。二戰后，中國作為戰勝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的大國身份地位重新得以確認。
新中國成立后，在西方意識形態驅動下的“紅禍論”盛行，視社會主義中國為“洪水猛獸”。70年代，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中美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等國際形勢影響下，中國的國家形象得以逆轉。伴隨改革開放，中國從國際體系的游離者變成融入者，國際社會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日趨積極正面。冷戰結束后，雖然中國積極展現和平負責任大國形象，但依然難以避免地陷入西方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傲慢論”“中國強硬論”等負面話語中。
中國國家形象歷史演進的邏輯。國家形象演進有其固有的歷史規律，有其變與不變的深刻原因。歷經歷史沉浮，中國的大國形象從未動搖，但西方出于國家利益、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需求，對中國形象的描摹和認知呈現出周期性變化。面對西方令人望而生畏的“東方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也出現一定程度的“自我東方化”。這需要中國堅固文化主體意識，運用多元結構與和諧共生的思維，跳出“東方主義”話語陷阱。
第一，中國形象出現基于大國形象基礎上的美化與丑化的周期性變化。在國家興衰的歷史進程中，大國形象是中國形象演進始終不變的因素。天朝帝國形象反映了中國強盛的大國形象，而近代中國受到列強的入侵，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逐漸形成“弱大”的形象。“弱”與“大”形成鮮明的反差，激發了中國人奮發圖強的意志。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中國逐步建構起一個和平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大國身份始終是中國形象歷史變遷的基礎與底色。在中國封建王朝走向鼎盛時，西方在長達500年的歷史中把中國描繪成物質富饒、制度優越、精神富足的美好國度。而在1750年后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時期，伴隨中國國力日趨羸弱，西方又把中國描繪成為“停滯的、專制的與野蠻的帝國”。20世紀以來西方對中國的美化與丑化的周期大大縮短，在兩極之間交替演進。從大歷史的視角看，國家形象并非一成不變，對于來自他者或美化或丑化的形象，應等閑視之，而不應被動陷入對方的話語框架之中。
第二，中國形象的演進是西方確立現代性的內在需要。“西方的中國形象，真正的意義不是認識或再現中國的現實，而是構筑一種西方文化必要的、關于中國的形象。”[9]中世紀末期歐洲人需要一個物質富饒的中國形象，來推動歐洲走出困境。西方傳教士需要一個理想化的中國來論證西方神學，而人本主義者則想通過中國文化的旗幟來反對西方神學。西方對中國形象的認知在1750年前后出現了重大的變化，這固然跟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停滯不前有關，但更為重要的是，中西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西方需要一個“停滯、專制、野蠻的帝國”來凸顯西方的進步、民主與文明。西方基于自身利益、文化、價值觀多棱鏡透視下的中國形象，乃是西方確立現代性的內在需求的折射。
第三，中國形象經歷了“自我東方化”、“彼此東方化”與超越東方主義的變遷。在歷史演進中，中國形象不可避免陷入中國／西方、自我／他者二元對立框架，西方不但建構了其自身視域下的中國形象，也塑造著中國乃至第三方國家眼中的中國形象。在西方“標尺”下，中國經歷了自我懷疑、自我否定與自我探索的歷程，中國知識分子從器物、制度與文化的層面逐步展開全面的自我反思與探索。中國先后出現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全盤西化”等文化爭論。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形象本身也呈現出“自我東方化”的特征。東亞其他國家，亦在西方民主價值的“標尺”下，建構了“自我東方化”以及“彼此東方化”的國家形象。在中國文化強國戰略目標的指引下，如何松動與解構“自我東方化”以及“彼此東方化”，建立更為堅固的文化主體意識，是當下中國國家形象建構的重要議題。
中國國家形象歷史演進的啟示。伴隨大國興衰，中國國家形象歷經了從“天朝上國”到“衰落帝國”，再到“負責任大國”的歷史變遷。國家形象的沉浮與國家實力的變化密不可分，其中，硬實力是國家實力的核心關鍵；柔實力是中國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尤其是扭轉當前不利境地的動力源泉；而融通中外的能力則是建構“和合”大國形象的堅實保障。
第一，硬實力是強盛國家形象的有力支撐。建立在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科技力量基礎上的“硬實力是一個國家實力的基礎，屬于支配性的實力”。[10]大國實力地位是中國國家形象建構的前提條件。早期西方對中國的美好想象建立在中國物質富饒的基礎上，19世紀中葉，歐洲尤其是英國完成工業革命，中西實力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對中國形象的認知也逐步走向負面。值得注意的是，大國硬實力雖然是塑造國家形象的基礎，但是，硬實力的提升并不必然伴隨良好的國家形象，反而有可能被他者解讀為“大國威脅論”“大國原罪論”，故而需要柔實力齊頭并進的推動和發展。
第二，柔實力是柔韌大國形象的活力源泉。柔韌大國形象建立在國家的吸引力、感召力與親和力的基礎上，有賴于國家柔實力的建設。柔實力有柔韌之意，是一種無懼困難曲折、以退為進，看似無為實則有為的實力。老子《道德經》有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11]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尤其強調大國謙遜、不爭、不居功自傲的柔性力量。天朝帝國形象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而近代中國跌落后經歷挨打、挨餓、挨罵的發展階段再度崛起，亦是建立在逆境中重新奮起的柔韌力量的基礎之上。今天，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柔實力的運用是破解西方所謂中國“銳實力”話語攻擊的制勝之策。
第三，融通中外能力是開放包容大國形象的堅實保障。國家形象的建構涉及自我與他者的互動，是一場主客體間的雙向奔赴，有賴于融通中外能力的提升。融通中外不但需要大力弘揚中華文化，還需要以多元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吸納外來文化。古代中國天朝大國的包容形象建立在開放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歷史基礎之上。近代中國內憂外患、歷經磨難的過程也是“西學東漸”的過程，仁人志士學習借鑒西方先進思想、制度與文化，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刻反思與創造性發展，就此重塑了現代中國開放包容的大國形象。面臨當前國際傳播中信息流進流出的“逆差”、中國真實形象和西方主觀印象的“反差”、軟實力和硬實力的“落差”，[12]需要我國繼續大力弘揚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精神，提升融通中外能力，推動民心民意相通。
數字化時代中國國家形象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博弈加劇，美國不但企圖對華貿易脫鉤、科技脫鉤，還在輿論層面加強對中國的戰略圍堵。在數字化時代，形象政治逐漸走向數字化形象競爭。在以國家經濟實力為代表的“硬形象”逐漸提升的同時，以感覺與評價為代表的“柔形象”反而陷入低迷狀態。中國自塑形象與他塑形象之間的鴻溝不斷加大，不同國家對于中國形象的認知出現多元分化趨勢。
數字化國家形象競爭。數字化時代，“數據成為人類的另一種存在方式”。[13]在數字資本國際競爭加劇的情況下，“數字利維坦”“數字帝國主義”“數字殖民”成為國際社會的新現象，而以“數字話語”為目標的數字話語權的國際競爭也日益加劇。[14]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術可能帶來的數據安全、技術濫用、算法歧視以及倫理道德風險，使數字化國家形象競爭變得更為撲朔迷離。
國家形象通常以圖像、文字等符號形式呈現。在數字化時代，國家形象越來越簡化為數字符號與數字形象，“數字化形象”（digital identity）成為塑造國家形象的新方式。在西方國家，國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各種國際民調數據反映和呈現。美國“皮尤調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World Gallup）、東亞社會調查項目（East Asian Social Survey）以及亞洲晴雨表項目（Asian Barometer Survey）等涉華民調都具有很強的國際影響力。西方民調機構傾向于選擇歐美發達國家做調查，在樣本的國別結構、年齡結構、政治傾向以及問題設置的方式等方面均有較大可操縱空間。
大數據、AIGC技術的發展，將進一步加劇數字化國家形象競爭。AIGC主要基于英文語料庫進行訓練，暗含西方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并能夠生成逼真的圖像和視頻，西方國家可能利用深度偽造技術炮制虛假信息。數字化形象加劇了數字形象與立體形象的分裂，好形象與壞形象之間的對立，“硬形象”與“柔形象”之間的鴻溝以及影響力與親和力之間的割裂。建設數字中國是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有力支撐，數字化中國形象是數字中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加快推動AIGC技術發展，進一步提升中國民意調查的影響力與傳播力，努力提升數字化中國形象。
“硬形象”與“柔形象”的背離。近年來，伴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的加強，以經濟實力為特征的中國“硬形象”步入快速上升通道。蓋洛普2019年發布的對133個國家和地區的調查表明，自2007年以來，中國全球領導力評價僅次于美國與德國，位列第三，2018年排名僅次于德國，位列第二。[15]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發布的2021年亞洲實力指數顯示，中國在亞洲綜合實力位居第2名。[16]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0月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48％的人表示更愿意稱中國是世界經濟領導者，只有34％的人認為美國是全球經濟領導者。[17]以上數據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硬形象”的穩步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方出于對自身相對實力與優勢地位下降的恐懼，蓄意夸大中國經濟實力，突出中國“超級大國”的形象，借機鼓吹所謂“中國威脅論”“中國強硬論”。
受西方涉華負面輿論的影響，他者塑造的以感受評價為特征的中國“柔形象”則呈現波動下滑趨勢。根據皮尤調查數據顯示，2005年～2021年間多個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好感度有所下降。2020年10月，在全球14個受訪國家調查中，澳大利亞、英國、法國、加拿大、美國、韓國等國對中國負面評價達到歷史峰值。其中，澳大利亞對華負面認知增幅最大，較2019年增加了24%，英國約四分之三的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較2019年上升了19%，美國對中國負面看法較2017年增加了近20%。[18]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2020年10月發布的調查數據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感覺溫度計”從2018年的45度下降至32度（區間為0～100度），達到了自1978年以來的歷史最低值。[19]中國“柔形象”與“硬形象”差距的進一步加大，給我國國際傳播帶來了新挑戰與新任務，迫切需要我國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更好地“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20]
自塑與他塑形象鴻溝的加大。受中美兩國綜合實力、意識形態、價值觀、跨文化差異等因素的影響，中國自塑形象與他塑形象之間的鴻溝呈現進一步加大的趨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們在國際上有時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21]中國的自我定位是發展中大國，但西方卻把中國視為潛在的“超級大國”。中國塑造和平負責任大國形象，而西方則指責中國“大國主義”“大國威脅”“大國原罪”。西方國家因忌憚中國實力的快速上升，對中國經濟實力等方面的敘述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亞洲晴雨表第4波（2014～2016）調查數據表明，中國人認為美國是對亞洲最具影響力國家的比例（66%）要遠高于認為中國是對亞洲最具影響力國家的比例（40%），但是亞洲其他國家受訪者則相反，前者的比例（24.08%）要遠低于后者的比例（42.99%）。[22]
受經濟發展程度和體制差異等因素的影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形象的認知存在顯著差異。2021年5月，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教授吳志明（Cary Wu）在《華盛頓郵報》發布的關于中國政府公信度的調查表明，中國公民對本國政府的信任度高達98%。[23]在中國外文局發布的《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9》中，發達國家對中國整體形象打分由2016～2017年的5.6分，降至2019年的5.3分。但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整體好感度持續上升，由2013年的5.8分上升至2019年的7.2分。[24]美國及其盟友對中國形象的認知在2018年前后出現錯位變化，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歷年調查顯示，2018年前德法對中國的負面評價高于美英澳對華負面評價，2018年后美澳對中國的負面認知超過德法英等歐洲國家對中國的負面認知。又如，2020年澳大利亞有81%的民眾對華存在負面評價，比德國對華存在負面認知的人數占比高10個百分點左右。[25]近年來，亞洲近鄰對中國形象的認知也呈現多元分化趨勢。據亞洲晴雨表民調數據顯示，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柬埔寨、馬來西亞等國對中國持積極評價的民眾占比高達70%左右，而日本、越南僅占不到15%。[26]
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路徑
伴隨大國興衰，中國國家形象經歷了被西方烏托邦化與意識形態化的周期性變化。數字化時代，中國國家形象面臨著多元形象背離、自塑與他塑形象鴻溝加大的挑戰。突破國家形象被污名化與意識形態化的困境，需要保持大國戰略定力，加強國家科技硬實力與柔性治理能力，建構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與中國特色戰略傳播體系。
保持大國戰略定力。縱觀歷史，中國國家形象經歷了被美化與丑化交替變遷的發展階段。國家形象具有鏡像性，是他者對自我的鏡映，西方與其說在描述他者，不如說在表述自己。西方國家對中國形象日趨負面化的認知，是其國內經濟增長乏力以及內部矛盾激化的折射，也深刻反映了中西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鴻溝。
在中美競爭加劇以及所謂“中國威脅論”“中國強硬論”等負面話語甚囂塵上的背景下，需要堅定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保持良好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耐力，夯實文化主體意識。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金·莫頓曾提出“自我實現預言”這一社會心理學現象，指先入為主的判斷，無論其正確與否，都將或多或少地影響到人們的行為并最終使其成為現實。在與西方開展對話的過程中，中國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有效識別可能存在的“投射性認同”。
展現大國自信，打造文明大國、東方大國、負責任大國與社會主義大國四個“大國形象”，既需要破解西方國家強加于中國的刻板印象，又需要“以立為破”，解構西方“中國威脅論”背后的國家利益、歷史文化與意識形態因素，剖析西方話語所隱藏的“受害者情結”，“平衡好形象的自我體認與他者體認之間的內在關系”。[27]面對當前國家形象傳播主體多元化、傳播渠道融合化、傳播客體分眾化與小眾化所帶來的形象傳播“微化”的轉向，需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整合與統籌形象傳播可能出現的碎片化信息。面對自塑形象與他塑形象之間的形象“鴻溝”，需要以差異性思維、包容性思維與多元結構思維客觀看待，接納他塑形象中的合理部分，以此作為形塑和完善大國外交形象的動力。
加強國家科技硬實力與柔性治理能力。建立在強大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基礎上的國家硬實力是建構良好國家形象的基石。面對當前美國的“貿易脫鉤”“科技脫鉤”，我國需要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在科技領域加大經濟投入，加強人才培養，推動科技攻關，扶持芯片等高新技術研發，加強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術難題，建設科技強國形象。要加強5G、大數據、人工智能、數字經濟、電子商務等領域的國際合作，為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提出中國方案。
國家形象的提升建立在良好的國家柔性治理能力的基礎上。這需要我們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5G、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基礎上，打造“智能＋”治理新模式，全面加強健康衛生治理能力、環境治理能力、數據治理能力以及輿情治理能力，有效提升民族邊疆治理水平，加強基層政府治理，持續改善民生，營造和諧、包容的社會氛圍。
“中國的大國外交戰略決定了中國的大國形象。”[28]提升國家形象，還需要在提升國家硬實力與柔性治理能力的基礎上，積極加強外交頂層設計，優化外交布局，以共建“一帶一路”推動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面開放新格局，發展全球伙伴關系，建設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經貿與全球治理領域的功能性合作，瓦解美國價值觀外交共同陣線。
建構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交流互鑒是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文明交流互鑒應該是對等的、平等的，應該是多元的、多向的”。[29]在國際文化交往中，積極推動文明對話和文化交流，需要突破基于西方中心主義所謂的“東方主義”框架，從東西方文明互補、文化互鑒的角度，充分挖掘及運用中華文化的“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辯證思維與包容性思維，以文化包容互鑒化解所謂“中國威脅論”“文明沖突論”的二元對立論調。
具有嚴密邏輯的外交理論體系與國際話語體系對于提升國家形象具有重要意義。外交理論創新需要在融通中外的基礎上，吸收一切有益的人類文明成果。超越西方“修昔底德陷阱”現實主義二元對立認知模式，需要在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基礎上，加快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創新。推動中外話語體系融哲理、情感與故事為一體，從多元文化角度論證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正確義利觀等，運用融媒體傳播模式，建構中國外交話語體系，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外影響力與認同度。
建構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從國家戰略傳播的角度建立中國特色戰略傳播體系，打造跨界戰略傳播平臺。積極打造融媒體傳播格局，加快對外傳播“旗艦隊”建設，加強社交媒體微傳播與“云外交”。此外，還需要加強與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外國媒體的合作，通過“借船出海”“借筒傳聲”，實現全球化與在地化傳播。針對國際上存在的負面言論，需要區分不同目標對象，加強公共外交能力與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充分發揮分眾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的作用，尤其要發揮“走出去”的企業與國民在闡釋中國形象中的作用。
打造真實、立體、全面的國家形象，需要加強政治學、翻譯學、傳播學等融學科建設，推動國家形象建構、話語翻譯與形象傳播的一體化建設。要積極借鑒西方民調機構的成功經驗，通過與智庫、研究機構、社會組織的合作，更多發揮民間力量，加強數字化國家形象建設。要大力開展民意調查，提升中國民意調查的可信度、影響力和知名度，打造中國民調國際品牌。
加強國家形象戰略傳播，還需要充分運用大數據與AIGC技術，主動設置與引領國家形象議題，研判中國形象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的傳播效果，防范基于數字化技術的虛假信息、虛假圖片，建設國家形象大數據追蹤系統，實現國家形象的精準化傳播。
結語
國家形象建設需要深刻把握其歷史演進的內在規律。國家形象的沉浮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反映了中外互動進程中的國家實力對比變化、國家利益競合關系以及主體間性觀念結構的演進。被理想化與貶抑化的國家形象構成了中國形象相互轉化的一體兩面，深刻揭示了我者與他者互動中的內在隱秘關系。深入洞見隱藏于國家形象背后的權力、利益與認同真相，便可撥開撲朔迷離的形象面紗，洞悉心理投射機制的密碼，抓住國家形象建構中的國家實力、核心價值觀等根本因素。
國家形象建設是一個內外兼修、道術并舉的進程。堅定不移的奮斗精神、日益增長的國家實力以及和平負責任的價值追求，是國家形象建設的根本之道。柔性力量的運用，使國家形象能夠經受歷史沉浮的考驗，在強盛時期保持謙遜克制，在羸弱時期表現強勁的反彈力。良好的國家形象源于融通中外的視野和胸懷。只有堅持和而不同、多元包容、兼容并蓄的精神，建構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與戰略傳播體系，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話語構建、翻譯與傳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7ZDA318）
注釋
[1]劉曉程：《國家形象建構與國家公共關系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3頁。
[2]李婭菲：《“中國形象”的歷史與變更探析》，《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3]張瑩：《“西方中心主義”話語中的中國形象》，《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4期。
[4]周寧：《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79頁。
[5][6]周寧：《世界之中國：域外中國形象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3頁。
[7]參見明恩溥：《中國人的性格》，陶林等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8年。
[8]江利華、胡愛民：《文化“他者”：西方旅行文學的中國形象》，《社會科學家》，2021年第8期。
[9]朱建榮：《西歐歷史視閾下的中國形象》，《學術探索》，2014年第8期。
[10]約瑟夫·奈：《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何小東、蓋玉云譯，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92年，第7頁。
[11]老子：《道德經》，安倫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57頁。
[12][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1頁。
[13]李梅敬：《資本邏輯下的“數據殖民”風險及數字中國建設》，《理論月刊》，2021年第10期。
[14]董青嶺：《警惕數字時代的西方話語霸權》，《人民論壇》，2021年第29期。
[15]"'America First?' Rating World Leaders: 2019," https://www.gallup.com/analytics/247040/rating-world-leaders-2019.aspx.
[16]"Lowy Institute Asia Power Index 2021 Edition," 2021, https://power.lowyinstitute.org/countries/china/.
[17][18][25]"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
[19]"Do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Want a Cold War with China,"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do-republicans-and-democrats-want-cold-war-china.
[20]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6頁。
[22][26]"Asian Barometer Survey," http://asianbarometer.org/survey.
[23]"Did the Pandemic Shake Chinese Citizens' Trust in Their Government? We Surveyed Nearly 20,000 People to Find Out,"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1/05/05/did-pandemic-shake-chinese-citizens-trust-their-government/.
[24]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9》，2020年9月15日，http://www.accws.org.cn/achievement/202009/P020200915609025580537.pdf。
[27]劉丹凌：《本土化與軟化：中國形象故事的文化邏輯》，謝清果、鐘海連主編：《中華文化與傳播研究》第八輯，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71頁。
[28]王生才：《中國的大國外交戰略與大國形象塑造》，《高校社科動態》，2007年第1期。
[2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8～470頁。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Ye Shula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require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herent rule of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national image of China in the eyes of the West has gone through cycles of glorific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reflecting the West's own interests, ideologies and values. Maintaining strong "Hard strength", "Rou strength", and the capability of integrating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re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building a good national image. In the digital era, the competition for digitalized national image has been intensified. While the hard image represented by China's economic power is gradually improving, the "Rou image" represented by feelings and evaluations is lagging behind, and the gap between China's self-shaping image and other-shaping image is widening. Only by maintaining the strategic willpower as a major country,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nd flexible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that integrates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we better present a true, three-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image of China to the world.
Keywords: national image, Chinese image, digital imag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