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4年，如何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5周年創造良好的經濟社會改革發展環境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為此，中國經濟時報在開年之際，約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高端智庫專家撰寫研究文章，把脈支招，引導預期。

智說2024（1）張俊偉

提高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是近年來的一個熱詞。導致產生上述議題的緣由，一方面是新冠疫情期間乃至疫情后經濟恢復期間國內經濟運行壓力明顯加大，做好“六穩”、“六保”、穩定經濟運行成為做好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是我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在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伴隨著密集而深刻的政策調整和利益關系重塑。結果是由于相互協調不足，出現了部分政策間“相互打架”的現象。

比如，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是黨中央著眼國內外發展大局作出的戰略決策，在貫徹落實上述決策的過程中，一些部門只是簡單地把上述任務轉換為節能降耗的要求，通過把節能降耗任務分解到各個地方乃至重點企業并輔之以嚴格的督導檢查來推動工作落實。結果是在技術條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那些重化工業企業和傳統制造業占比較高的地方面對市場需求的變化顧慮重重、畏首畏尾，不敢積極增加生產；再加上中國與澳大利亞貿易摩擦嚴重影響煤炭進口，導致國內煤炭供應嚴重不足、價格急劇飆升，進而引發電力供應嚴重不足，直接影響到東南沿海地區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等。

近年來，中央高度重視加強政策協調問題。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2021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協調聯動，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觀調控政策要有機結合。實施好擴大內需戰略，增強發展內生動力。”2022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2023年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加強各類政策協調配合，形成共促高質量發展合力。”“要更好統籌經濟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強全局觀，加強與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不久前召開的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

“政策打架”現象，表面上看是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追求“量的合理增長”和追求“質的有效提升”之間的矛盾，深層次來看則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激烈沖突的矛盾。要把中央“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要求落到實處，需要做好如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科學把握高質量發展“質”和“量”的辯證關系，把穩增長放在首位。

高質量發展是質和量的辯證統一。在人們的印象中，“質的有效提升”主要表現為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呼應，是實施科技、產業、區域、收入分配、國土規劃等政策的結果；而“量的合理增長”則表現為經濟平穩運行和適度的經濟增長，與逆周期調節的需求管理相對應，是相機抉擇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結果。結構性政策和總量平衡政策分別對應中長期經濟管理和短期經濟管理。對于兩者的關系，我們不僅要看到結構性政策通過技術進步創造需求，推動市場供需實現動態平衡的一面，也要看到結構性政策與總量平衡政策相沖突的一面（如政府在中觀和微觀層面干預明顯增加、帶來大量無效投資等），更要看到，產業升級路徑不是政府規劃的結果。在現實生活中，正是眾多市場主體在應對短期市場挑戰、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各自分頭向前“拱”，形成合力，才自發地探索出了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優化的方向。受信息和能力不足的限制，政府對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的政策引導力度越大，其干擾市場選擇的可能性就越大，伴隨的無效投資就越多。因此，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應該扭轉以“質的有效提升”引領“量的合理增長”的認識誤區，切實把“穩增長”放在首位，在千方百計增加就業、激發市場活力的過程中，更加尊重市場規律、鼓勵市場創造，把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結構優化方向的選擇權交給市場。

第二，科學把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把激發市場活力、充分發揮社會職能頂在前面。

推動高質量發展要求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由于政府在經濟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政府職能發揮是否充分、履職方式是否科學，直接關系到市場的運行效率，關系到社會職能的發揮，關系到經濟體系的整體效能。我們的目標不是政府角色和政府效能的最大化，而是實現市場體系整體效能的最大化，因此，在開展政策設計、發揮政府職能的過程中必須把市場反應考慮進來。事實上，一些部門、一些地方在開展政策設計時，要么忽略客觀條件（如資金、技術、人員配備、執法條件）的限制，提出不切合實際的發展目標；要么忽略市場主體的反應，提出過急過高的政策要求，其最終結果都是擾亂了市場的正常運行，損害經濟整體效率。在推動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政府必須把激發市場活力放在首位，做“自己能做，且具有比較優勢”的事情。為此，需要牢牢扭住“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牛鼻子”，不斷提高政策設計和政策實施水平。比如，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認真聽取利益相關方（特別是被管理者、利益受損方）的意見；在新舊（監管）標準轉換過程中提供過渡期，為市場主體留出適應、調整空間；在新的公共服務能力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之前，既有的公共服務能力不能貿然停止運作；在新政策出臺后，要加強市場反饋和政策完善工作等。

第三，完善財政、貨幣政策設計，做好宏觀調控。

財政、貨幣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觀調控政策。做好宏觀調控，穩定經濟運行，不僅對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具有重要意義，而且也能為合理設計結構性政策、減少政策沖突創造良好條件。只有全面反映政府的經濟活動，財政政策的設計才有完整性、科學性可言。完善財政政策設計，不僅要關注中央財政收支，還要關注地方財政收支；不僅要關注一般預算收支，還要關注基金預算收支；不僅要關注當期的財政收支，還要關注中長期的財政收支；不僅要關注財政收支狀況，還要關注準財政收支活動（如政策性銀行、地方融資平臺等）。類似的，在確定基準利率時，只有既考慮市場供求態勢的變化，又充分考慮未來一段時間物價水平變動的趨勢，貨幣政策設計才是預防性的、主動的。在經濟下行壓力大、風險防范任務重的背景下，還要加強金融監管政策、風險防范政策與貨幣政策（信貸政策、利率政策）操作的協調，確保貨幣政策的取向性和必要性的力度。要根據經濟形勢的不同特點，科學設計財政、貨幣政策組合。此外，要切實提高財政、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在廣泛接受社會監督的過程中更好地引導社會預期，以進一步提高政策效果。

第四，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最新的理論創新成果武裝頭腦。

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更加強調社會主義特色、更加強調公平正義。因此，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用最新的理論成果指導改革實踐、為社會大眾解疑釋惑。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