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南方”未來發展正面臨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貧困人口出現反彈性增長、糧食安全問題尤為凸顯和國際發展援助強度不足等多重挑戰。中國以精準扶貧實踐和經濟轉型升級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發展示范，同時還以資源、資金等優勢積極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發展支持。未來，中國也將在推動“全球南方”發展中發揮示范作用，與各國攜手構建“全球南方”發展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為全球南方國家發展貢獻中國理念、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關鍵詞】全球南方國家 全球南方 發展示范 資源提供 未來發展
【中圖分類號】D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3.007
【作者簡介】唐麗霞，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副院長，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鄉村振興實踐與政策、中非農業合作和國際發展援助。主要著作有《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新實踐——來自昆明的經驗》（合著）、《新發展的示范：中國援非農業技術示范中心的微觀敘事》（合著）、《論我國的扶貧治理：基于扶貧資源瞄準和傳遞的分析》（論文）等。
從“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
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隨聯合國等國際多邊機構的成立與發展，全球治理逐漸成為協調國際關系的重要工具。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程度、綜合國力和影響力、國際關系中話語權等多方面存在差異，使得二者在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的角色、責任和訴求也呈現差異化特征。然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正在深刻重塑世界發展格局，“全球南方”正成為新興全球化的主導力量、世界多極化的推動力量和國際關系民主化的關鍵力量，推動著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在國際多邊機制中，發展中國家正不斷被分類和標簽化，Jonathan Rigg（2015）對發展中國家的標簽作出歸納，包括“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欠發達世界”（The Less-developed World）、“多數世界”（The Majority World）、“非西方世界”（The Non-Western World）、“貧窮世界”（The Poor World）、“南方”（The South）、“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和“不發達世界”（The Undeveloped World）等，這些標簽都代表了發展中國家，但常用的主要是“第三世界”和“欠發達國家”，以及近年常被使用的“南方國家”或“全球南方”。隨著世界兩極格局結束，“第三世界”的提法逐漸很少再被使用。而“欠發達國家”作為國際發展援助資源分配方式和流向的重要依據，同時也是國際社會監測與評估各種發展議程實現程度關注的重點，目前依然被廣泛使用。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欠發達國家從低收入國家跨入中等收入國家，再使用“欠發達國家”這一概念已難以呈現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進步。在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國家的概念應運而生。1983年，由德國前總理威利·勃蘭特擔任主席的委員會發表的《勃蘭特報告》中確定了南北線，將位于北緯30度以南地區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列入全球南方國家。這種基于地理方位的劃分方式有效地剝離了“第三世界”所具有的政治意識形態屬性，打破了對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程度的不準確定位，因而很快便被廣泛使用。隨著全球國家間發展進程的調整，經濟欠發達的國家并不僅僅只位于地理分類中的“南方”。因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于2003年啟動了“全球南方”倡議，并于2004年發布了《打造“全球南方”：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聯合國南南合作日》，“全球化”和“南方”這兩個概念逐漸緊密結合，“全球南方”這一概念也更體現出其與“第三世界”以及“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的密切聯系，并被認為是兩極格局結束后一種新的地緣政治安排，而這正好回應了南方和北方之間存在的互嵌關系，并被納入全球進程（Jonathan Rigg, 2015）。
近年來，“全球南方”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習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閉幕式上的致辭時指出：“作為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的一員，中國始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推動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國作為“全球南方”大家庭一員，與全球南方國家面臨著相似的問題與挑戰，始終致力于回應發展關切、凝聚發展共識和謀求發展利益，以實際行動推動“全球南方”未來發展。
“全球南方”未來發展面臨的挑戰
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國際社會通常將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占比逐年上升看作南方崛起的重要標志。1980年，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占比只有33%，到了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至45%。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預測，到2060年，這一比重會上升至57%（劉德斌、李東琪，2023）。雖然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占比越來越高，但不可忽略的事實是全球南方國家經濟總量上升的貢獻主要來源于中國、印度和巴西這幾個發展中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09年，這三個國家經濟總量在全球占比為13.34%，到了2022年，這一占比就上升到了23.14%，三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接近美國，遠高于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和加拿大五個傳統北方國家的經濟總量（見表1）。盡管如此，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仍然有限。
在全球南方國家中，依然還有很多國家的經濟增長幾乎處于停滯狀態，由此造成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2023年10月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全球經濟總量超過100萬億美元，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2年經濟總量約為18萬億美元，占全球的17.86%；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印度的經濟總量為3.33萬億美元，占全球的3.33%；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40多個欠發達國家經濟總量僅為2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
1971年，聯合國正式設立了最不發達國家名單。世界銀行數據顯示，當時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總量不到1%，到了2022年，全球最不發達國家經濟總量依然只有14168億美元，是中國經濟總量的7.89%，印度經濟總量的41.85%，占全球經濟總量不足1.5%。在最不發達國家數量最為集中的撒哈拉以南地區，區域經濟總量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占比一直徘徊在2%左右。該名單由獨立專家組成的政策發展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 CDP）根據收入指標（人均GNI超過1222美元）、人類資產指數（HAI，包括健康和教育）和經濟環境脆弱性指數（包括經濟脆弱指數和環境脆弱指數）等對最不發國家進行評估（每三年評估一次），只有當一個國家能夠在連續兩次評估中都能達到要求門檻，才能從最不發達國家中“畢業”。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發布的《2023最不發達國家報告：抵御危機的發展融資》報告顯示，目前有46個國家被列入最不發達國家類別，至今只有博茨瓦納、佛得角、赤道幾內亞、馬爾代夫、薩摩亞和瓦努阿圖6個國家“畢業”。一些國家雖然也曾在某一階段達到了審核要求，但由于疫情、沖突和氣候變化等原因未能真正“畢業”。也就是說，絕大部分的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并沒有呈現明顯的增長趨勢（徐秀麗、高雅，2023）。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全球南方國家普遍處于經濟欠發達狀態，在經濟發展道路上更多采取向北方國家學習經濟發展模式或直接套用其提供的方案發展本國經濟。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部分全球南方國家接受了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要內容的“結構調整計劃”，希望通過市場自由化、公共部門的改革、鼓勵出口（尤其是經濟作物）來刺激經濟發展。這一計劃涉及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計劃、放松管制、私有化、經濟緊縮政策以及貨幣政策等，而南方國家為了獲取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的相應援助，必須接受這一計劃。然而，在實施“結構調整計劃”的二十年中，大部分非洲國家并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經濟增長，整體社會福利水平也未得到提升（Geo-Jaja and Mangum, 2001）。還有學者認為“結構調整計劃”是一項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迫發展中國家采取的有利于西方國家的做法，因為在實施“結構調整計劃”時期，全球最貧困的1／5人口的收入在全球的份額從2.3%下降到1.4%，最富裕的1／5人口收入份額則從75%上升到85%（Osabu-Kle, 2000）。也有學者發現54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遭到了破壞，甚至比計劃實施之初更加貧困（McGregor, 2005）。
貧困人口出現反彈性增長。貧困仍然是全球南方國家面臨的最大發展問題，消除貧困則成為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夙愿。以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為首的國際組織在促進全球南方國家的減貧工作中投入了大量資源，并先后設定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旨在引導國際發展資源流向，推動全球南方國家可持續發展進程。在實施目標計劃的過程中，健康和教育問題等妨礙全球南方國家減貧進程的關鍵要素逐漸得到了明顯改善。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按照2017年購買力平價2.15美元的標準，1990年以來，全球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從20.06億減少到2019年的7億，貧困發生率從37.9%下降到9%。但是如果分區域來看，全球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也呈現區域集中的特點。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了13.05億，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達78.83%，其中中國減少了8.15億，貢獻率為62.43%；南亞地區減少了3.72億，貢獻率為28.49%，其中印度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了2.65億，貢獻率占到了20.32%；中東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兩個區域的絕對貧困人口數量不減反增，從1990年到2019年，這兩個區域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分別增加了2247萬和1.19億（見表2）。
近年來，受新冠疫情、地緣沖突、極端氣候等多重不確定性因素影響，全球貧困人口出現了反彈性增長趨勢。2020年，印度絕對貧困人口為2.06億，比2019年增加了將近3000萬，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在2020年上半年增加至4.49億人，貧困發生率高達40.17%。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全球到2030年將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消除貧困目標，屆時全球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將達到4.79億，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4.16億）、西亞和北非（2600萬）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1900萬）。
糧食安全問題尤為凸顯。近年來，糧食安全問題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點問題。在全球氣候變化導致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減產，疫情蔓延導致部分糧食主要出口國采取出口限制性措施以及烏克蘭危機導致兩大主要糧食出口國出口能力減弱等多重因素疊加影響下，國際糧食市場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不斷增強，全球糧食安全面臨嚴峻挑戰。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相關數據，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食物不足人口發生率達到20.1%，2.14億人口面臨食物不足，而受新冠疫情影響，食物不足問題不斷加劇，2022年該地區食物不足發生率增加至22.1%，近2.5億人口面臨食物不足問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等發布的《2023年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指出，2022年全球有6.91億至7.83億人面臨饑餓，比2019年增加1.22億饑餓人口，世界饑餓人口所占比例升至9.2%。全球南方國家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關于消除饑餓的具體目標方面面臨巨大挑戰。
國際發展援助強度不足。關于全球南方國家經濟難以實現明顯增長這一現象的討論，學界主要從發展經濟學和發展社會學的視角進行觀察和解釋，并形成了“雙缺口理論”“起飛理論”“大推動理論”“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等理論，這些理論的提出直接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選擇，以及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便提出發達國家要拿出國民總收入（GNI）的0.7%用于支持欠發達國家的發展，2015年亞的斯亞貝巴行動計劃再次重申0.7%的目標是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前提條件。然而，到了2021年，國際經合組織發展委員會成員國的援助總額僅僅占到其GNI的0.33%。英國將援助強度從0.7%調低到0.5%，從2018年到2021年，年援助規模平均減速為9.52%。受地區沖突升級、難民危機加劇的影響，一些國家將對本國難民的預算支持也納入國際發展援助中，從而導致其對全球南方國家發展的直接支持金額不斷減少。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于2015年到期，絕大部分全球南方國家并沒有實現這一目標，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自提出以來也相繼面臨全球金融危機、難民危機、疫情蔓延、烏克蘭危機以及氣候變化等多重因素挑戰。
中國推動“全球南方”未來發展
中國作為最大的全球南方國家，在實現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的同時消除了絕對貧困，這兩大成就奠定了中國作為全球南方國家經濟發展的示范地位。中國以精準扶貧實踐和經濟轉型升級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發展示范，同時還以資源、資金等優勢積極為其提供發展支持。
在脫貧攻堅方面，中國為全球減貧事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是擁有14億人口、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貧困規模之大、貧困分布之廣、貧困程度之深世所罕見，貧困治理難度超乎想象。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組織實施了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莊嚴宣告，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中國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國全面消除絕對貧困，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不僅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件，也是人類減貧史乃至人類發展史上的大事件。
自1979年以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一直都是中國發展的合作伙伴，雙方共同推動著扶貧這一核心項目的長期發展。2004年，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與中國政府在上海共同召開世界扶貧大會，系統呈現了中國在減貧與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上的減貧經驗。隨后，中國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國際組織共同發起、資助并組建了中國國際扶貧中心（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er in China, IPRCC）。作為以創新扶貧理論、促進政策轉換、增強國際互動、推動南南合作為宗旨的國際機構，中國國際扶貧中心通過形成有關中國減貧的知識產品、推動建立全球減貧知識庫，舉辦論壇、政策對話以及提供減貧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各種培訓班等方式促進了中國減貧經驗的分享，彰顯出中國政府積極參與國際減貧事業和努力推動南南合作的決心和能力。比如，在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的支持協助下，中國專家將中國農業技術和經驗帶到了非洲坦桑尼亞，通過開展農業調研和實踐中國的玉米種植技術，與坦桑尼亞分享中國發展經驗，推動了全球糧農治理和減貧治理。不少非洲國家正將目光轉向中國，如津巴布韋和肯尼亞政府推行“向東看”政策，認為“中國的經驗更具參考價值”，要學習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坦桑尼亞前總統賈卡亞·姆里紹·基奎特認為，“中國今天成功的發展模式是非洲在未來實現騰飛的樣板”（李小云、唐麗霞，2017）。
除了努力推動南南合作，中國也與北方國家相繼開展三方合作，以中國的減貧實踐經驗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發展援助新動力。2012年，中國和英國政府共同啟動了“中國-英國-馬拉維農業三方合作”和“中國-英國-烏干達農業三方合作”項目，英國政府主要提供資金，中國則選派農業技術專家分別前往馬拉維和烏干達，指導當地農業相關機構和農民開展淡水水產養殖、木薯種植和食品開發工作，幫助非洲國家提高農業生產能力，應對全球糧食安全危機。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下設的經合組織國家發展援助委員會為代表的北方發達國家通過對欠發達國家或地區提供發展援助資金并開展項目合作，形成了系統的國際發展援助規范，構建起“南北合作”的國際發展援助模式。
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為全球南方國家經濟建設與轉型提供了寶貴的發展示范。首先，中國致力于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1980年，中國經濟結構中，農業占比達到了29.63%，到了1990年，這一比重仍然高達26.58%，但到了2000年，農業比重就下降到14.68%。2022年，農業占比僅為7.3%，和全球中高收入國家水平基本持平。從全球發展經驗來看，幾乎所有能夠實現連續30年以高于4.5%的年增長率的經濟體，其增長都是通過工業化得以實現（Dani Rodrick, 2013）。2022年，中國工業增加值為717.16百億美元，占全球的25.47%。總體來看，中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成功從傳統農業大國轉型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相比之下，最不發達國家的農業一直在經濟結構中占據較高比重，而工業占比嚴重不足，2022年，全球最不發達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y, LDC）工業增加值為43.32百億美元，在全球所占比重僅為1.54%（見表3）。
其次，中國夯實基礎設施建設支撐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在道路交通、電力設施和供應、網絡通信等方面中國都已處于世界前列。然而，大部分全球南方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仍然處于較低水平。以電力供應為例，全球有10%的人口不能使用電力，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這一比例接近50%，有14個國家的90%以上的人口不能使用電力，有8個國家的80%以上的人口不能使用電力，即便是在能夠使用電力的地方，電力供應也并不穩定。以交通設施為例，非洲公路密度僅為拉丁美洲的1／2，亞洲的1／3，大部分國家道路網建設基礎薄弱，存在鐵路里程短、交通運輸成本高等發展困境。受網絡基建影響，網絡通信的不發達也導致很多全球南方國家難以享受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例如，2019年非洲地區可使用互聯網的人口比例僅為33.2%，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3.6%，尤其是中非和東非地區，可使用互聯網人口比例僅占18.8%和17.2%，還有一些國家可使用互聯網人口比例低于10%。
最后，中國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吸引大量海外投資。海外直接投資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米高·恩萊特（2017）基于1995～2013年數據，測算出外資和外資企業對中國GDP的貢獻率約為16%～34%，對中國就業的貢獻率約為11%～29%。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非洲地區是全球獲得對外投資額度最少的區域，且在全球范圍內的占比呈下降趨勢，從2015年的1.61%下降至2022年的0.39%，也是全球唯一一個獲得對外投資額度占比下降的區域。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獲得海外直接投資的額度為44.04美元／人，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202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獲得對外投資的額度則降至5.91美元／人，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是全球降幅最大的區域（見表4）。
中國為發展中國家積極提供重要的發展資源。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截至2022年末，中國持續保持非洲、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和拉美第二大貿易伙伴地位（李小云、徐進，2023）。聯合國在《2017年最不發達國家年度報告》中指出，中國已經成為最不發達國家的最大投資方，來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在2010～2015年達到了310億美元。2023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的《2022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近九成分布在發展中經濟體，2022年末，中國在發展中經濟體的投資存量為24565億美元，占比為89.2%。其中，對東盟投資達到1546.6億美元，占比為6.3%。2022年末，中國共在東盟設立直接投資企業超過6500家，雇傭外方員工超66萬人。
和北方國家相比，由于中國的收入水平與全球南方國家更為接近，有關技術更適合全球南方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與經濟發展階段，中國主導的跨國產業合作能為全球南方國家重振制造業帶來新機遇，能夠為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基礎構建的必要資本（秦北辰、胡舒蕾，2023）。近年來，中國先后發起成立了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立了絲路基金、中非發展基金等產業發展基金，為全球南方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化轉型提供融資支持。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加大了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支持、產能合作投資和雙邊貿易。如根據中巴經濟走廊項目共規劃了21個能源項目，中國企業累計對柬埔寨投資超過了100億美元，并擴大對其農產品進口，中國已經成為柬埔寨大米和香蕉的最大出口目的國，等等。世界銀行報告預測，至2030年，共建“一帶一路”交通設施建設將使共建國家的貿易增加2.8%至9.7%，外國直接投資總額流入增加4.97%，國內生產總值增加1.2%至3.4%，并將使世界貿易增加1.7%至6.2%。
在國際發展援助領域，中國不僅成立了40億美元的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原中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支持南南合作，還注重和國際多邊機構和平臺開展合作，增加向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亞洲開發銀行、全球環境基金等機構的捐資額度，支持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的減貧事業和可持續發展。例如，中國在世界銀行設立“中國-世界銀行集團伙伴關系基金”；在亞洲開發銀行設立“中國減貧與區域合作基金”；出資20億美元與非洲開發銀行共同設立“非洲共同增長基金”；出資20億美元與美洲開發銀行共同設立“中國對拉美和加勒比地區聯合融資基金”；三次累計捐資1.3億美金與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合作開展農業南南合作項目；中國金融機構即將推出100億美元專項資金落實全球發展倡議，等等。中國還成立了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專門負責國際發展援助事務，中國對外國際發展援助資金結構不斷優化、援助規模不斷上升（見表5）。
結語
“全球南方”興起于深度全球化的時代，形成于與發達國家緊密聯系和相互嵌入的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格局中，正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格局新的戰略資源。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地緣政治危機升級，發展鴻溝日益突出，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面對層出不窮的全球性挑戰，全球南方國家需正視各國之間環境條件、文化價值、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共同依托現代國際合作平臺和機制，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共同謀求全球經濟發展利益。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之間關系密切，具有發展歷史的相似性和發展階段的相近性。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中國先后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充分體現了中國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伙伴關系的基本態度和原則，回應了當前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關切，為“全球南方”發展注入強有力的合作動能。從深化抗疫國際合作，到助力國際減貧事業，從幫助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減緩債務壓力，到促進全球貿易、數字經濟、綠色轉型，再到確保糧食和能源安全，中國始終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并肩奮斗，為全球發展事業作出積極貢獻。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員，中國不僅自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還始終將自身發展置于人類發展的坐標系中，從理論、實踐、資源、資金、技術等多方面助力全球南方國家，通過提供寶貴的發展示范和發展支持，推動全球南南合作行穩致遠。未來，中國也將繼續發揮示范作用，攜手各國構建“全球南方”發展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為全球南方國家發展貢獻中國理念、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有效分享減貧經驗的模式與策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ZD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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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Model and Resource Provider: China's Meanings to the "Global South"
Tang Lixia
Abstra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outh" is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larg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rowth of the poor population, severe food security problems, and the insufficient intensit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ith the successful and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ts economic structure, China has provided a valuable development model for the "Global South".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also actively provided development support to the "Global South" with its resources,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China will also play an exemplary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outh", work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build a glob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and sharing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with Chinese ideas, wisdom, and solutions.
Keywords: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the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model, resource provider, future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