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南方作為全球地緣政治力量的現實更加凸顯。全球南方國家普遍不滿于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要求改變不公正、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西方推動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且具有明顯的排他性和不包容性，不能被全球南方國家接受，陷入嚴重危機。全球南方國家的興起表明，其作為一種地緣政治力量對國際秩序的演變具有重要影響，也具有改變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強烈愿望。中國作為全球南方的當然成員，為全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致力于與全球南方國家一起，共同推動建設一個公正、開放、包容的世界。
【關鍵詞】全球南方 國際秩序 自由主義 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3.005
【作者簡介】王明進，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外交、歐洲政治與外交、中歐關系。主要著作有《歐洲聯合背景下的跨國政黨》《危機影響下的歐盟對外政策》《世界與中國多元性研究》等。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秩序正在加速演變，“全球南方”成為全球媒體、各大論壇討論相關議題的“主題詞”和“關鍵詞”。2022年2月以來，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并沒有倒向西方、加入對俄羅斯的全面制裁，這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感到非常震驚。2023年10月以色列與哈馬斯在加沙地帶發生沖突后，與西方國家全力支持以色列不同，全球南方呼吁立即停火，通過外交途徑實現中東和平，再次凸顯了全球南方與西方國家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巨大分歧。全球南方近年來在國際舞臺上也更加活躍，僅2023年下半年就有多場重大活動相繼舉行，顯示了全球南方的力量：8月下旬，在南非召開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峰會以“金磚與非洲”為題，彰顯其代表全球南方國家利益的底色；9月初，在印度召開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八次峰會；9月下旬在古巴召開了呼吁全面改革國際金融結構，構建更包容、協調的全球經濟治理格局的“77國集團和中國”峰會。在全球經濟增長疲軟、西方民粹主義沉渣泛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日漸衰落的大背景下，全球南方正在成為國際秩序加速演變的重要推動力量。
全球南方深受不公正不合理國際秩序之害
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世界上形成了現代化的“北方”和落后的“南方”，或曰“世界城市”和“世界農村”。當前的國際秩序是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全球擴張的結果，這種秩序的建立伴隨著北方國家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征服、殖民和掠奪，造成了南方國家對北方國家的依附。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1]這里的所謂“東方”，事實上涵蓋了今天所謂“全球南方”。二戰后，全球南方國家逐漸擺脫了西方的殖民統治，在國際舞臺上為推動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而不斷奮斗。全球南方國家的斗爭極大地動搖了西方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但到目前為止，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全球南方國家的地位。西方國家依舊是“消費的天堂”，市場通行的規則和標準依舊由他們制定；而全球南方依舊是西方國家的原材料和農產品來源地，在各方面依附于西方，受到各種不平等的對待。全球南方對現代國際秩序的不滿日益加劇。
第一，南方國家受到當前國際秩序的排斥。現代國際秩序起源于歐洲并向全世界擴展，從而決定了西方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二戰結束之初，全世界只有50多個國家，隨著亞非拉國家在爭取民族獨立運動中擺脫西方的殖民統治，以及冷戰結束后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全球國家和地區數量增加到200多個。但是，全球秩序仍然是二戰后由西方國家主導建立的。西方國家通過建立國際組織、制定國際規則和規范以及推動國際合作等方式，確立了其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領域的優勢地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使得全球南方國家始終依附于少數西方發達國家，也決定了當今世界財富分配的大致格局。冷戰結束后，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全球性貧富差距的日趨擴大，這不僅表現為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差距的擴大，也表現在發展中國家內部出現貧富分化，一些國家沒有跟上全球化的浪潮，甚至淪為所謂“第四世界”。這也是西方國家在主張維持“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時，難以受到全球南方國家支持的原因。南非金磚國家事務協調人阿尼爾·蘇克拉爾強調：“二戰結束以來，全球治理體系長期存在不公正問題，明顯有利于發達國家。”[2]
第二，歷史上的殖民統治及其現代延續限制了南方國家的發展。西方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對外殖民擴張的過程，廣大亞非拉國家成為西方現代化的受害者。[3]歐洲殖民者在亞非拉地區奴役人民、搶奪原材料，發展單一畸形經濟，造成了殖民地國家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同時，西方通過軍事、政治、文化等手段對這些國家進行長期控制，進而形成對殖民地國家的長期殖民。例如，面對非洲國家的獨立浪潮，法國領導人戴高樂推出了法國－非洲政策，以維系法國的非洲霸權和殖民地對法國的從屬關系。非洲法郎可以看作是一種殖民地貨幣，其主要目的始終是為榨取非洲的經濟盈余提供方便。非洲法郎區國家民族獨立多年之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陷入初級“專業陷阱”，法郎區的國家很少能在10年內實現1%以上的人均GDP增長率。作為西方殖民地重災區的非洲大陸現在仍然是最為貧窮且工業化程度最低的大陸，在全球制造業中的份額從1970年的3%降低到2013年的不到2%，大多數國家人均年收入不到1500美元，46個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有33個在非洲。非洲大陸這些問題的出現可以歸咎于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國際金融機構所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方案”。該方案因在20世紀90年代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而被放棄，但西方控制的金融機構所采取的其他替代方案，如“減貧戰略文件”等，被很多人認為是“新瓶裝舊酒”。近年來，法國在西非薩赫勒地區的前殖民地國家遭到唾棄，不斷出現法國人被驅逐的現象，其關鍵原因就在于法國仍在延續其在非洲的殖民統治，盡管看起來更加隱蔽。而非洲國家的這些行為，被很多人認為是反對現代法國殖民主義的“第二輪非洲解放浪潮”。
第三，環境政治中全球南方國家繼續成為受害者和弱勢群體。全球變暖是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人為溫室氣體排放已經被認為是導致全球變暖的無可置疑的因素，而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化石燃料的消耗，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在過去兩三百年工業化過程中的大量碳排放造成了今天的結果。數據顯示，從18世紀西方工業革命到1950年，在人類燃燒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總量中，發達國家的排放占95%，從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發達國家的排放量仍然占總排放量的77%。當前，占世界人口22%的西方發達國家仍然消耗著70%以上的全球能源，排放50%以上的溫室氣體。[4]現在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與其一樣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顯然是不公平的。全球南方國家主要分布在低緯度的熱帶和島嶼上，是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受害者。擁有世界最貧困人口的全球南方也是最無力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經濟負擔的國家。據估計，全球南方所需要的資金轉移約為每年1萬億美元，到2030年將增至2.3萬億美元。2022年11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COP27）決定設立“損失和損害”基金，但美國等西方國家最初并不同意設立該基金，在基金設立后其履行承諾的情況也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第四，歐美單邊制裁行為使全球南方國家深受其害。西方國家為在全球推行其價值理念和維持其優越地位，頻繁使用單邊制裁，使廣大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例如，古巴革命之后即受到美國的長期制裁，嚴重影響了古巴的經濟社會發展。伊朗、朝鮮等國也是西方國家長期單方面制裁的對象。又如，烏克蘭危機升級之后，歐美國家發起對俄羅斯的全面制裁，這種制裁不僅針對俄羅斯，還牽連與俄羅斯有業務往來的企業和個人，不僅對歐美國家自身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消極影響，對發展中國家也產生了更為嚴重的災難性影響。制裁導致能源和食品價格的上漲，民眾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全球南方對國家的安全穩定深感擔憂。
第五，全球南方國家不滿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上明目張膽的“雙標”行為。一些西方國家在法律環境等領域對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采取雙重標準。例如，西方國家在過去兩百年已經大量消耗了化石能源，并在烏克蘭危機之后改變了其能源政策又重新使用化石能源，卻要求發展中國家減少使用化石能源，顯示了其在環境問題上明顯的雙重標準。又如，在一些西方媒體報道中，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攻打伊拉克，不叫“入侵”叫“解放”，美國單邊發起對阿富汗攻擊，不叫“入侵”叫“反恐”；一些西方媒體在報道武裝沖突和危機時公然打破“禁忌”，把膚色、種族、宗教信仰作為評判標準，將烏克蘭民眾與中東、北非難民作比較，潛臺詞是前者比后者“更優質”，“更不應該”承受這一切。西方媒體的“雙標”背后，體現了其居高臨下的心態及其固守的“西方中心論”。這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看來是西方國家采取雙重標準的重要證據。
總而言之，現代國際秩序由西方締造和維護，在這種國際秩序之下，全球南方雖然獲得了獨立，但殖民主義的影響一直存在，全球南方國家依舊受到不公正、不公平的對待。隨著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強和話語權的提升，全球南方日益成為推動國際秩序演變的重要力量。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面臨危機
當今國際秩序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產生于二戰后，形成于冷戰結束。冷戰結束之后，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冷戰時期作為美蘇爭霸格局中第三種力量的發展中國家即全球南方所推動的不結盟運動的影響力也大為下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自認為是冷戰的勝利者，在全球推廣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主要體現在其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跨國資本的全球擴張開道，同時通過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多種手段，對世界進行“民主改造”，在全球推廣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西方的這些做法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引發了“多黨制”浪潮，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浪潮影響逐漸擴大。由此，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種被認為起源于二戰后美國主導、其他西方大國參與構建的“西方內部秩序”，在冷戰結束之后逐步發展為以美國單極為支柱、西方價值觀為內核、多邊國際機制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經過美國政府的實踐擴展，逐步成為一種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5]這種國際秩序的基本特點是：在國際實踐中以美國霸權為目的、以西方國際規則為行為準則、以西方價值觀為基礎、表現為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秩序。在這種意識形態秩序的主導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在謀求推廣自己的價值觀，以自己的形象來塑造世界，不容忍世界的多樣性，竭力維系擴張性和排他性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世界格局。[6]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雖然是二戰前歐洲主導的傳統國際秩序的“繼承者”，具有濃厚的西方文化底色，但兩者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二戰前傳統國際秩序雖經多次變化，但總體上是一種均勢秩序。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則是單極世界秩序，是冷戰結束后形成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占支配地位的國際秩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丹尼爾·杜德尼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教授約翰·伊肯伯里認為這種秩序的典型特征是：共同約束的安全、開放性的美國霸權、半主權國家、通過經濟開放實現互惠互利、公民身份等五個特征。[7]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政治學和國際事務教授查爾斯·格拉澤認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有五個關鍵機制：民主、建立在合法性權威基礎上的等級制度、制度約束、經濟相互依存、政治趨同。[8]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否認國家完全主權而主張所謂“自由民主國家”有對外干涉的權利，強調“民主、合法性”等價值觀因素，因而是一個不平等的國際秩序。正是由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不平等性和其包含的對外干涉主義內涵，這一秩序在全球的擴張遭到了全球南方國家的抵制，包括二戰后興起的不結盟運動、20世紀六七十年代“77國集團”領導的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斗爭、全球南方反對西方新干涉主義以及最近在烏克蘭危機中全球南方國家對西方立場的不贊同，等等。因此，也有學者認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對非成員國存在排斥和敵視，并沒有形成真正的全球秩序。[9]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隨著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而向全球擴張，但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也日益暴露其缺陷而出現危機。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危機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價值理念受到質疑。經濟全球化的加速演進導致西方產業空心化和人口跨國移動的便利化，這引起了西方貧富分化的加劇和外來移民的增加，導致西方主要國家民眾對支撐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核心價值理念（如開放、自由、民主、人權、市場等）和規范產生質疑，西方主要國家政治光譜右移，民粹主義力量迅速崛起，貿易保護主義在西方主要國家內部興起，逆全球化思潮盛行，政治極化現象嚴重。“英國脫歐”、美國國會騷亂事件，都標志著西方民主制度已經出現嚴重問題，進而導致了民眾對支撐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基本價值理念的懷疑。
二是國際合作陷入困境。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突出特點是國際合作機制和規范的建立，強調制度在國際穩定中的作用。但是，當前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國際機構陷入合作困境，國家行為體遵守國際規則的意愿下降。國際秩序主導國家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情緒上升，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愿下降。特朗普任美國總統期間，采取一系列“廢約”“退群”措施，包括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移民問題全球契約》、《伊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世界衛生組織等，拒絕承擔國際責任，日益把美國塑造為一個民族主義國家。隨著其自由主義霸權國色彩逐漸褪去，“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秩序的權力支柱正在坍塌”[10]。
三是向全球南方國家輸出“民主”遭遇失敗。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建立在西方中心主義基礎之上，和歷史上西方殖民者堅信自己肩負著傳播世界文明的使命一樣，美國認為自己是“山巔之城”“燈塔之國”，對人類的未來負有使命，并相信通過傳播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能夠給世界帶來持久的和平與繁榮。冷戰結束之后，不論在對外貿易問題上還是在對發展中國家實施援助的問題上，不論綠色行動還是軍事干預，西方都在其中捆綁了政治附加條件，以便更為積極地傳播西方的價值觀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推動“民主轉型”，煽動“顏色革命”，主張“人權高于主權”和“保護的責任”，在對科索沃地區、伊拉克、利比亞和阿富汗等進行武裝干預和入侵的同時進行所謂“民主改造”，造成了持續的災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軍隊從阿富汗的慌亂撤軍，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的持續戰亂和地方割據，使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全球南方名譽掃地。
四是全球治理赤字嚴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以倡導國際合作為基礎，但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表明，西方國家難以在全球性問題上開展有效合作，疫情本身加劇了本就存在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危機，這同時也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危機的證明。與此同時，大國博弈不斷以各種方式投射至全球治理領域，嚴重掣肘了各國集體行動的形成，動搖了多邊主義基礎，遲滯了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加劇了世界發展格局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克服各領域各方面日益嚴峻的全球治理赤字，需要凝聚廣泛共識，擺脫集體行動困境，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產品。然而，既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卻面臨諸多困境。貧困、能源、跨國犯罪、氣候變化、恐怖主義、難民問題、核問題等全球性問題與挑戰構成了當下全球治理體系的基本面，其中有些問題成為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痛點堵點，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難以有效應對。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誕生于西方，且堅持西方的價值理念，缺乏包容性，不能被全球南方所接受，深陷價值危機和合法性危機。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具有鮮明的對其他國家內政的干涉取向，在推動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不少國家因美西方國家的干涉而飽受戰亂之苦，不僅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人道主義災難，也引發了針對西方的恐怖主義浪潮，為國際社會留下了諸多隱患。霸權國在全球輸出民主的戰略遭到失敗，也使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全球南方信譽全失。
全球南方是改變國際秩序的重要力量
迄今為止，盡管全球南方組建了“77國集團”，金磚國家也實現了擴員，并且其成員還可能繼續增加，但全球南方并沒有形成一個陣營嚴整的地緣政治集團，沒有掀起一場運動，其影響是不同國家自主行為簡單疊加的結果。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這種特點，決定了其在構建未來國際秩序方面，主要體現在通過全方位外交為自己爭取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通過推動世界多極化引導國際關系發展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當前，全球南方對國際秩序的影響之所以受到關注，主要在于兩個方面。
一方面，當今全球南方國家的整體實力和國際地位較20世紀70年代已大為改觀。目前，在世界排名前20位的經濟體中，新興經濟體不僅占據9席，而且更有經濟活力。例如，1972年印度的GDP為714.63億美元，占世界GDP的1.87%，到2022年達到了3.39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的3.37%，并在2021年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如果印度保持6%的增速，其GDP將在2028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中國1980年的GDP僅為1911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6.7%，到2020年中國GDP已經達到美國的70.2%。中國占世界GDP的比重也從1980年的1.7%上升到2020年的17.3%，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群體崛起相對應，西方國家的實力則出現了相對衰落的跡象。美國、歐洲和日本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逐漸下降，美國從過去40年占全球經濟比重的25%降低到20%，歐洲從35%下降到21%，日本從10%下降到6%，“東升西降”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查爾斯·庫普坎認為，“變化中的世界秩序是由權力的廣泛擴散以及削弱西方價值觀影響的‘多元現代性’的出現而促成的”[11]。西方實力的整體性下滑，新興經濟體的整體性上升，將成為推動國際秩序轉型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國家變革世界秩序的意愿在增加。2023年9月，二十國集團新德里峰會召開，主題為“一個地球、一個家園、一個未來”，峰會宣言提出，“我們的發展模式將支持可持續、包容和公正的全球轉型”。原因如印度總理莫迪此前指出：“大多數全球性挑戰并非全球南方國家造成，但我們卻受到更強的沖擊。”[12]西方國家推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推行價值觀外交，大談“民主與專制”的斗爭，這一點受到全球南方國家的質疑。例如，針對西方把烏克蘭危機描述為“民主與專制、自由與鎮壓、基于規則的秩序與暴力統治之間的斗爭”，智利前外交官豪爾赫·海涅進行了反駁。他認為，世界各國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的分歧并不是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分歧，而是全球北方國家與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分歧。[13]全球南方國家不希望未來的國際秩序是大國激烈競爭或對抗的兩極格局，而是期望一個新的多極世界，自己是多極世界的棋手而不是權力斗爭的棋子。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認為西方應該放棄歐洲中心主義，“放棄歐洲的問題是世界的問題這個想法——世界的問題不是歐洲的問題……世界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以歐洲為中心”[14]。當西方在全世界推行價值觀外交，固守地緣政治對抗和冷戰思維的時候，全球南方國家卻希望未來世界是一個不受大國控制的多極世界，自身成為西方平等的伙伴而不是聽從西方命令的附庸。
金磚國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在全球南方國家中具有廣泛的影響力，遵循開放透明、團結互助、深化合作、共謀發展的原則和“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金磚國家精神。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對南方國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2023年8月下旬在南非召開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會晤邀請了數十位全球南方國家的領導人作為嘉賓，并邀請6個國家加入金磚合作機制，提升了全球南方國家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一方面，金磚擴員表明全球南方已經成為國際秩序中不容忽視的力量。2023年金磚國家的擴員，被認為是全球南方影響力擴大的標志。這次會議成功吸納了沙特、阿聯酋、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亞和阿根廷六國加入，不僅擴大了金磚國家的規模，也意味著其對未來全球秩序的塑造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金磚國家在擴員之后，其實力顯著增強。金磚國家的人口占全球總人口的近一半，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金磚國家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總和的37%，而美國主導的七國集團經濟體只占30%。另外，金磚國家擁有豐富的資源。金磚吸納了沙特和阿聯酋這全球兩大產油國，再加上俄羅斯和伊朗等國的石油產能，意味著金磚國家占據全球石油產量的40%以上，而中國在稀土儲藏和加工方面也占據壟斷地位。眾多南方國家對加入金磚合作機制感興趣，而金磚國家這次吸收埃塞俄比亞作為新成員，被認為意義重大。因為埃塞俄比亞是僅次于尼日利亞的非洲第二人口大國，其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還是非洲聯盟總部所在地，吸收埃塞俄比亞加入金磚被解讀為金磚對任何想要加入的非洲國家是敞開大門的。可以說，金磚國家的實力地位決定了其存在本身就對國際秩序具有不容忽視的重大影響。
另一方面，金磚合作機制表明，全球南方能夠為未來的國際秩序提供另一種選擇。沙特和阿聯酋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堅定的盟友，而伊朗是美國的宿敵且與中東地區的很多國家關系緊張。然而，伊朗和沙特在中國斡旋下恢復外交關系，且兩國能夠加入一個有中國和俄羅斯參加的國際組織——金磚國家，說明了這些國家處理國際關系的原則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不同。在西方政客不斷鼓動陣營對抗的背景下，金磚國家成員的多樣性，反映了很多國家加入金磚并不完全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考量。金磚國家處理全球事務的方針，如包容性多邊主義、主權平等、反對經濟脅迫等，被很多國家認為是在當前地緣政治緊張形勢下避免選邊站隊的一種選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制衡西方國家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勢。
當前，全球南方作為一種地緣政治現實的存在是不容忽視的。全球南方對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并不認可，它們也不認同西方發達國家看待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視角。盡管全球南方在組織力量上仍然較弱，但全球南方最近十幾年實現了群體性崛起，它的存在就意味著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和塑造。西方國家近年來已經在調整戰略，強化各國對外政策中的全球南方面向。
建設開放包容、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世界
不能否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相對于傳統均勢國際秩序的進步性。一方面，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打破了歷史上帝國用暴力手段積聚和集中資源的秩序形態，推廣了“民族自覺”和“民主”“代議制”等現代民主理念，推動了全球南方國家的獨立自主和現代國家的建構。另一方面，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重視規范和制度建設，為推動經貿發展所構建的相關機制為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后續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平臺。冷戰結束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正是在國際交往中利用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基礎上建立的組織、規則、聯系，才在國際舞臺上展開經濟交往并最終實現了經濟上的快速發展。但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由于發端于西方自由主義文化而具有強烈的排外性和封閉性。由于其對價值觀念和同盟的強調，對不同國家依意識形態親近關系而進行排序，造成了國際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現象，并在經濟上形成了“中心和邊緣”的不平衡狀態。埃及前外交部長納比勒·法赫米主張當前的世界需要放棄“均勢”“勢力范圍”等概念，轉而倡導“利益平衡”和“集體良知”概念，減少邊緣化和不平等的情況，轉而采取更加公平、包容和寬容的做法，重新聚焦“共同利益”，重振“社會良知和集體視角”。他認為，前冷戰大國既不會主動提出也不會熱情接受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新概念、新原則和新信條。責任和倡議必須落在全球南方國家。[15]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后，全球南方拒絕追隨西方國家的立場，消極對待甚至積極反對西方國家孤立俄羅斯的做法，消極配合甚至抵制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在雙邊關系中繼續和俄羅斯、烏克蘭雙方保持聯系，反對西方國家用“民主與獨裁”來界定當前地緣政治競爭的話語表述。美國史汀生中心2022年12月發布的報告稱，烏克蘭危機可能是西方與全球南方關系的一個拐點。[16]全球南方國家堅持全方位的伙伴關系外交，意識形態色彩較淡；堅持實用主義原則，以國家利益為宗旨，對地緣政治斗爭的興趣不大；堅持開放立場，同時與西方發達國家及俄羅斯保持正常聯系，愿意與各方進行不同層次的對話合作，而非單純強調自身利益的獨特性。[17]在理解全球南方與國際秩序的關系時，應該明白，這并不是全球南方國家的一致行動或主動作為，也不是全球南方國家在尋求對現存國際秩序作出顛覆性的改變。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法學院教授理查德·福爾克系統總結了全球南方對未來國際秩序的要求，他認為，當前全球南方希望代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各國政府普遍支持對烏克蘭和伊朗的外交和解，全面反對通過制裁的方式進行脅迫式外交；由金磚國家通過對欠發達國家國際貿易和金融安排的“去美元化”直接挑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依托新開發銀行開展業務，在沒有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支援設定具有削弱作用的各種條件的情況下促進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普遍支持《禁止核武器條約》，挑戰北約的核武器主義；支持巴勒斯坦的民族自決權，以及支持非洲矛頭直指結束殖民統治后的國家所存在的新殖民主義的政策。大部分全球南方國家仍然堅持不結盟的原則，并且拒絕西方國家一直在闡述和推廣的“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的二元對立話語；全球南方要的是不再被西方主導的經濟秩序，其目標是建立一個不被單一超級大國或者國家集團主導的多極世界。[18]
中國作為全球南方國家的當然成員，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積極支持全球南方國家反對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斗爭，支持全球南方國家追求獨立自主和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一起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與西方國家從自身的價值觀和利益出發，利用戰后國際秩序并實質上推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不同，中國逐漸接受了二戰后建立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和機構，堅定地維護聯合國的權威，反映全球南方國家的聲音，成為以聯合國為中心的當代國際秩序的堅定維護者，致力于推動國際秩序朝向更加公正、開放、包容的方向發展。
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一起推動國際秩序健康發展的努力得到了全球南方國家的認可，在某種程度上也得到了發達國家的認可與支持。中國在10年前就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經過10年的建設，已經與全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30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19]服務“一帶一路”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吸引了包括眾多發達國家在內的106個國家參與。同時，中國還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簽署合作備忘錄，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加強第三方市場投融資合作，與西方部分國家加強在第三方市場的合作，等等，使很多西方國家也參與到“一帶一路”的建設中來。“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已經使其成為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平臺，越來越具有國際秩序建構的意義。除了“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近年來還圍繞全球治理的重大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包括“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三大倡議，成為突破西方霸權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國際公共產品，得到全球南方國家的普遍認同和支持。例如，截至2023年11月底，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持全球發展倡議，70多個國家加入“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41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共同推動“全球發展促進中心網絡”建設，近30個國家和國際機構同中方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與合作伙伴國家和地區重大發展戰略深度對接。中國正致力于與全球南方國家一起，推動建設一個更加公正、開放和包容的世界。
總之，“‘全球南方’不僅具有追求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屬性，還具有推動國際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演進的政治屬性，它是一個與國際秩序演變高度相關的政治概念”[20]。全球南方塑造的新的國際秩序，并非全盤拋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僅靠全球南方來完成這項任務，而是要與西方國家一起，打破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排他性和封閉性，共同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平、開放和包容的方向發展，從而完成國際關系的“范式轉換”。[21]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277頁。
[2]阿尼爾·蘇克拉爾：《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人民日報》，2023年8月22日，第17版。
[3]李紫瑩：《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從拉美地區的曲折探索到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超越》，《國際論壇》，2023年第5期。
[4]"Our World in Data (2019). Who Has Contributed Most to Global CO2 Emissions?"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ntributed-most-global-co2.
[5]米爾斯海默反對把冷戰時期的國際秩序稱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認為“有時人們錯誤地把冷戰秩序當作自由國際秩序，它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國際的。冷戰秩序是有界限的，總體上屬于一種西方秩序。冷戰秩序帶有自由秩序的某些特征，這些特征遵循現實主義的邏輯”；J.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43(4)。
[6]張建新、董雅娜：《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終結》，《國際觀察》，2022年第6期；趙洋：《自由國際秩序的轉型與混合秩序的興起》，《國際論壇》，2021年第5期。
[7]D. Deudney, J. Ikenberry,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9, 25(2).
[8]C. Glaser, "A Flawed Framework: Why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Concept Is Misguid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43(4).
[9]J.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43(4)；蔡拓、張冰冰：《從國家主義走向世界主義——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辨析與反思》，《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7期。
[10]張建新、董雅娜：《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終結》，《國際觀察》，2022年第6期。
[11]C. Kupchan, No 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2.
[12]"Text of PM's Remarks at Opening Session of 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 2023", Prime Minister's Office, India, 12 Jan. 2023.
[13]J. Traub, "Cold War 2.0 Is Ushering in Nonalignment 2.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09/nonalignment-us-china-cold-war-ukraine-india-global-south/.
[14]R. Agrawal, "Why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in 2023," Foreign Policy, 12 Jan. 2023.
[15]N. Fahmy, "Imperatives of Contemporary World Order(s)," The Cairo Review of Global Affairs, 5 Nov. 2022. https://www.thecairoreview.com/midan/imperatives-of-contemporary-world-orders/.
[16]M. Burrows and A. Darnal, "Red Cell: Is the West Losing the Global South?" http://www.stimson.org/2022/red-cell-2-is-the-west-losing-the-global-south/.
[17]黃忠：《全球南方國家的“新不結盟運動”》，《現代國際關系》，2023年第5期。
[18]R. Falk, "G–7 and BRICS Visions of the Future: Coercive Unipolarity or Cooperative Multipolarity," Pearls and Irritations, 12 Sep. 2023, https://johnmenadue.com/g-7-and-brics-visions-of-the-future-coercive-unipolarity-or-cooperative-multipolarity/.
[1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2023年10曰10日，http://www.scio.gov.cn/gxzt/dtzt/49518/32678/index.html。
[20]牛海彬：《全球南方是國際秩序演變的重要推動力量》，《當代世界》，2023年第11期。
[21]T. Fazi, "The Dawn of the Brics World Order," https://unherd.com/2023/08/the-dawn-of-the-brics-world-order.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ang Mingjin
Abstract: As a global geopolitical force, the Global South is taking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while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Dissatisfied with the Western-dominated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s, the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unanimously demand to change the unjust and unequ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With its instinctively exclusiveness and intolerance, the so called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promoted by Western countries is naturally in favor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cannot be accepted by the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thus is in serious crisis. The rise of the countries of Global South has demonstrated their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s a geopolitical force, as well as their strong aspirations to change the Western-dominated international order. As an ex-officio member of the Global South, China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approach to global governance, and working jointly with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for a just, open and inclusive world.
Keywords: the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order, liberalism, glob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