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南方作為一支重要戰略力量出現在世界舞臺上，在大國關系、地區沖突和全球治理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全球南方是一支獨立的戰略力量，這是由其現代化發展程度決定的，全球南方泛指那些尚未實現現代化且在政治上堅持獨立自主和不結盟的國家，這一共同的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了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區分開來。全球南方之所以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主要原因是它構成了大國競爭的新中間地帶，其不選邊站隊的戰略對沖態度給大國關系增添了不確定性。全球南方戰略影響力的真正落腳點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建設，這是南方國家之所以轉變為全球南方的決定性因素，也是全球南方戰略價值的根本所在。
【關鍵詞】全球南方 大國關系 全球治理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3.001
【作者簡介】趙可金，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長聘教授。研究方向為外交學理論、中國外交、中美關系。主要著作有《非傳統外交導論》《把握未來：美國總統政治形態研究》《治理美國：國會的角色與模式》等。
2023年是全球南方備受矚目的一年，全球南方不僅僅是北方國家戰略界討論的一個概念，更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戰略影響力。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界定，全球南方涵蓋了亞洲（除了日本、韓國、以色列）、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所有國家，[1]這些國家的基本特征是低收入、人口密集、基礎設施落后和政治文化邊緣化。[2]迄今為止，各方在關于全球南方范圍的討論中還是各執一詞，缺乏共識。如何評估全球南方的戰略影響力，以及決定全球南方未來走向的影響因素是什么，是擺在人們面前的重大理論課題和戰略課題。
全球南方的顯現
世界事務中區分南北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20世紀50年代，美蘇冷戰對峙的兩極格局日益顯現，隨著二戰后一大批亞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獨立，世界出現了西方陣營和東方陣營之外的第三支力量。對于這一力量的理解，法國人阿爾弗雷德·索維受法國大革命時期國內社會的“第三等級”啟發，在1952年用國內的“第三等級”（le tiers état）類比世界范圍內的“第三世界”（le tiers monde），用來指涉“貧窮的國家”和“殖民地”，“第三世界”在國際貿易和商業中扮演不太重要的角色。[3]這一觀點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嚴格意義來說，第三世界是一個政治概念，而非經濟概念。[4]在索維的啟發下，人們將新獨立的國家稱為“發展中國家”、“南方國家”與“第三世界”等，泛指那些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體系中獨立出來的、發展程度與北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較大差距的國家。
之所以將南方國家單獨作為一個國際范疇，最初完全是基于一種西方國家的國際戰略。面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實現政治獨立的一大批國家，為了避免這些國家在戰略上倒向蘇聯主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美國和歐洲等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和戰略家提出了發展主義的框架，將世界區分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發展主義三大板塊，希望這些從殖民體系中獨立出來的國家即使不愿意加入資本主義陣營，也至少不能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為了服務這一戰略目的，西方學術界提出了現代化理論，努力為新獨立的國家提供戰略指引。根據西方現代化理論的邏輯，所有不發達社會的根源是這些國家的“內部障礙”，例如，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等。[5]因此，新獨立的南方國家可以通過采取與歐美發達國家大致相似的路徑來實現現代化，走向多元化民主和公民社會。基于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美國在對外政策上熱衷于吸引、支持南方國家建立一種非共產主義發展模式，用來替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竭力說服新獨立國家加入資本主義陣營而非社會主義陣營。現代化理論不僅成為指導新獨立國家發展理論的主導范式，更成為西方國家獲得新獨立國家追隨的大戰略理論。
南方國家的概念是北方國家提出的，但南方國家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范疇卻是南方國家團結自強走向政治自覺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面對來自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的干涉和控制，新獨立的南方國家掀起了一波波團結自強的反抗浪潮，在世界范圍結成了南方國家的聯合陣線。20世紀50年代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竭力在東西方對峙外形成一種新的聯合。[6]受到依附理論關于中心剝削邊緣國家的啟發，20世紀60年代掀起的不結盟運動將南方和北方的爭論推進到國際舞臺中央。[7]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產油國提高油價的能源沖擊下，在聯合國框架內形成了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議題的77國集團等，南方國家在與北方國家談判時逐步形成了一個團結合作的整體，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調解地區沖突、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設等問題上發揮著不可忽視的戰略影響力，一度成為第三世界理論的主要根據。然而，隨著南北談判的深入，北方國家也逐漸統一了立場，在20世紀70年代逐漸形成了統一彼此政策立場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即七國集團，大大提升了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對話談判的競爭力。此后，南北對話在1981年墨西哥坎昆會議后陷入停滯，南方國家之間的團結合作也因復雜的歷史、現實和國際因素的制約而面臨新的挑戰，南北關系的相關研究也趨于弱化，人們更多使用“發展中國家”而非“南方國家”來界定原來的“第三世界國家”。
南方國家向全球南方的演變，是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產物。冷戰結束后，蘇聯的一些成員國加入了資本主義國家行列，另外一些成員國加入發展中國家行列，進一步加大了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的分化。更重要的是，經濟全球化高歌猛進，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壓路機”試圖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扁平化”，“世界是平的”“無國界的世界”“地球村”等聲音此起彼伏，世界似乎越來越成為一個一體化和同質化的世界，世界的“麥當勞化”“可口可樂化”等成為坊間盛行的聲音。然而，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浪潮，長期被冷戰結構的高壓制約的世界多樣性、差異化和多元化也被重新激活，貧富分化、社會差異、文化摩擦、歷史恩怨、族群沖突、教派紛爭等也在世界范圍內集中釋放，引發了一些學者對“文明的沖突”“我們是誰”等問題的爭論。在此種一體化與多樣化并行不悖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南北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催生了南方國家向全球南方的身份轉變。以199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南方的挑戰：南方委員會的報告》為標志性事件，南方委員會將原來的南方國家推入全球治理框架，“第三世界”的概念日益被“全球南方”正式取代。[8]2003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啟動了“全球南方”倡議，并于2004年發布《打造全球南方：聯合國南南合作日》，在引起國際社會對這一概念的關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9]尤其是在氣候變化談判、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沖突再次升級等問題上，南方國家并沒有在北方國家之間選邊站隊，而是采取了相對獨立的立場，進一步激發了國際社會對全球南方的關注。因此，理解全球南方的理論意義和戰略意義，必須將其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中，因為全球南方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和角色日益凸顯，完全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全球南方是一面鏡子，是大國關系、地區沖突和全球治理等歷史性變動的風向標。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越劇烈，全球南方在大國關系、地區沖突和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
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核心區別是選擇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
盡管南方國家的概念是在冷戰對峙的背景下提出的，但真正賦予南方國家概念內涵的卻是基于現代化，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的核心分界線是看是否實現了現代化。關于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分界線的判斷，聯合國在1977年成立了由聯邦德國政府時任總理勃蘭特為首的“國際發展問題獨立委員會”（又稱“南北委員會”），該委員會在1980年發表了《北方與南方：爭取生存的綱領》報告，將“勃蘭特線”（Brandt Line）作為區分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的分界線。其中，界線以北為北方國家，包括北美、西北歐、日本等富裕國家和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等；其余國家皆劃入界線以南，被稱為南方國家。[10]事實上，“勃蘭特線”的理論基礎就是現代化理論。從現代化理論來看，南方國家向北方國家的轉型面臨的主要障礙來自南方國家內部，在馬克斯·韋伯理論的基礎上，現代化理論家給南方國家開出的核心藥方是“去殖民化＋經濟增長＋民主化”，而且所有這一切要在發達國家的“監護”下進行，要遵循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一系列國際制度的所謂“普遍規則”。決定一個國家是否為南方國家主要依據的是觀察其是否已完成現代化，那些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即便身處地理世界的南方，也不能算作南方國家，例如，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以色列與中東產油國等。[11]
決定全球南方的本質條件不是經濟條件，而是政治條件。全球南方一詞最早是由美國左翼政治活動家卡爾•奧格爾斯比（Carl Oglesby）提出的，這一概念是具有西方的意識形態背景的政治概念，強調全球南方是北方國家支配的產物。[12]從現代化的結果來看，是否實現了現代化決定著一國究竟屬于南方國家還是屬于北方國家，但無法識別出全球南方國家。總體來看，國際學界提出了眾多現代化國家的判斷標準。譬如，1960年的日本箱根會議提出了被學術界稱為“箱根模型”的經典現代化八條標準，所有這些判斷標準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民主化、流動性、多元化、世俗化、理性化、知識化、大眾傳播、制度化、科層化、民族-國家和全球化等眾多維度，通常采取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和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等若干指標，所有這些理論均強調現代化的經濟和社會基礎，而相對忽視現代化的政治條件。如果僅承認經濟發展程度，那么就會把已經實現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沒有實現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也誤認為是南北關系，更會將實現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國家與沒有實現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歸結為南北關系。事實上，從政治條件來說，南北關系和東西關系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國際關系。東西關系的性質是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核心是和平問題；而南北關系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核心是發展問題。只有從政治屬性上理解全球南方，才能真正把握全球南方的政治本質。
決定全球南方的核心是究竟選擇一條什么樣的現代化道路。全球南方是一支獨立的戰略力量，不僅是由其現代化發展程度決定的，更是由其政治上是否堅持獨立自主和不結盟的政治屬性所決定的。全球南方泛指那些尚未實現現代化且在政治上堅持獨立自主和不與北方國家結盟的國家，這一共同的政治經濟基礎從根本上將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區分開來。從二戰后南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來看，一些國家選擇了在政治上與歐美發達國家結盟的現代化道路，其中少數國家如韓國實現了現代化，成為全球北方國家的一員，脫離了全球南方國家的身份。然而，更多的國家不僅沒有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而且在政治上淪為歐美發達國家的附庸，既沒有成為全球北方的一員，也不能被全球南方國家所接受。因為這些國家唯其全球北方盟國馬首是瞻，在政治上和戰略上喪失了獨立性，成為全球北方政治經濟政策的附庸，在幾乎所有問題上都與全球北方國家采取統一立場，因此失去了全球南方國家的政治屬性，故而不能被界定為全球南方國家的一員。全球南方真正興起是2013年以來的事情，因此，界定全球南方必須綜合社會經濟與政治特征，只有那些堅持政治上的獨立性，沒有與全球北方國家建立同盟關系，且尚未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南方國家。
全球南方的形成發展關鍵取決于大國關系的變化
全球南方的出現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需要一定政治經濟條件。從經濟上來說，全球南方是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出現的新現象，經濟全球化在推動整個世界經濟實現突飛猛進增長的同時，也加劇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差距，“南北鴻溝”日益拉大。尤其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了整個世界，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開始被吸納進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中，G20峰會中代表發展中國家聲音的新興市場國家成為第一批全球南方國家。全球氣候變化、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也都在一定程度上給南方國家在全球治理談判中更多表達意見的機會，越來越多的南方國家成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員。從政治上來說，全球南方也伴隨著大國關系變化，是其競爭程度加劇的產物。大國關系歷來是推動世界政治經濟變革的決定性因素，大國合作共同治理世界的結構不利于全球南方走向世界舞臺，大國競爭加劇則直接有利于全球南方走向世界舞臺中心。冷戰期間，美蘇大國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南方國家成為影響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重要力量，被視為“第三世界”。冷戰結束后，大國競爭減弱則直接導致南方國家影響力的急劇下降，甚至一度出現了“第三世界消失論”。[13]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美俄競爭、中美競爭的上升，全球南方的態度和戰略走向直接成為各方爭奪的焦點，這也是全球南方近年來受到高度關注的原因之一。
全球南方之所以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主要原因是大國競爭為全球南方提供了選擇空間，但全球南方普遍采取不選邊站隊的戰略態度。2023年國際社會之所以高度關注全球南方，一個直接的原因是烏克蘭危機。2014年美國發起對俄羅斯制裁，而自烏克蘭危機以來歐盟先后對俄實施了11輪制裁，截至2023年4月，俄羅斯遭受美西方國家的制裁已高達8000多項。然而，在眾多參與對俄制裁的國家中，很少有全球南方國家，甚至全球南方中有不少國家還頂著西方的壓力繼續與俄羅斯發展合作關系，這使得美國和歐盟試圖徹底在國際社會孤立和封鎖俄羅斯的計劃落空了。全球南方國家不在俄羅斯和美西方國家之間選邊站隊的行為，是全球南方作為一支全球戰略力量的典型例證。相較于此前新興市場國家在G20框架內的整體表現和全球南方在聯合國全球氣候變化框架中的談判立場，全球南方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的行為更具有戰略意義。事實上，在中美貿易摩擦等大國博弈問題上，也能夠清晰地看到全球南方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的態度，例如，在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APEC峰會等一系列地區和多邊合作框架內，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國家普遍不愿意在中美競爭問題上選邊站隊，而是更多采取“兩面下注”的對沖戰略。
全球南方之所以不愿意在大國競爭中選邊站隊，主要原因是其不愿成為緩沖大國競爭的新中間地帶，而全球南方不選邊站隊的戰略對沖態度增加了世界政治經濟的不確定性。經濟全球化、信息技術革命和跨國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推動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讓整個世界都面臨一系列全球性的共同挑戰。冷戰結束以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恐怖主義、全球金融危機、全球氣候變化、能源格局調整、人工智能（AI）興起、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供應鏈調整等一系列全球性問題構成了對整個世界的共同挑戰。所有這些全球性挑戰，僅僅靠一兩個大國是無法解決的，需要包括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在內的世界各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建設，合作應對。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全球南方是全球數字鴻溝的產物，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借助數字化轉型提升了全球影響力，與北方國家的聯系網絡越來越緊密。[14]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面對全球性挑戰，全球南方國家普遍不愿意卷入大國競爭，極力避免成為大國競爭的犧牲品，更希望能夠分享到全球北方大國的機會和利益。全球南方不愿意卷入大國競爭的游戲，成為大國競爭中起到緩沖作用的新中間地帶，而它們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的戰略對沖態度，令大國關系充滿了不確定性。
發揮全球南方戰略影響力的重點在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
作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全球戰略力量，全球南方戰略影響力的真正落腳點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建設，這是南方國家之所以轉變為全球南方的決定性因素，也是全球南方戰略價值的根本所在。從自身發展角度來說，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是推動現代化，并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獨立地位，既不依附于某一大國，也避免受制于大國競爭關系，走出一條符合本國國情的獨具特色的成功現代化道路。從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關系來說，全球南方這一共同身份的訴求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建設，不斷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代表性、話語權和影響力。
全球南方是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重要力量。二戰后，在美國、蘇聯、英國、法國等戰勝國主持下，建立起了以聯合國體系為核心的國際政治安全秩序和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然而，當時這一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主要反映了發達國家的利益和要求，而廣大的全球南方國家尚未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體系中獨立出來，全球治理體系存在著不公正不合理的方面，尤其是全球南方在其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受到很大限制。經過70多年的發展，全球治理體系面臨諸多困境，改革是大勢所趨。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第三世界成為世界政治舞臺上的重要力量到全球南方的快速崛起，都推動了全球治理體系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而當前的核心是提升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代表性與影響力。近年來，聯合國通過推動千年發展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目標來縮小南北差距，致力于減少貧困、普及教育、完善醫療、促進性別平等和提升女權、減少嬰兒死亡率、防治艾滋病和瘧疾等烈性傳染病、確保環境可持續等事業。[15]然而，隨著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以及大國競爭的加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已亮起紅燈，這也對全球南方形成巨大的挑戰。相比全球北方國家，全球南方是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最堅決、最根本的力量，既有改革全球治理體系的強烈愿望，也有著日益增長的強大能力。
全球南方是全球性問題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的積極踐行者。當前，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孤立主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甚囂塵上，一些國家片面強調自身利益最大化，強行推動“脫鉤斷鏈”“小院高墻”“內顧排外”等損人不利己的措施，在世界范圍內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效應。相比之下，全球南方受到的沖擊最大，付出的代價最多，其實現自身發展的正當權益受到極大損害。同時，全球氣候變化加劇、能源格局深刻轉型、烈性傳染病在世界范圍內肆虐、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深刻調整、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日新月異，所有這些全球性變革造成的全球性問題對全球南方也造成了巨大壓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全球南方的發展機會、發展勢頭和發展環境。一直以來，和平穩定和持續發展始終是全球南方國家的核心訴求，因此無論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還是在應對新冠疫情的斗爭中，全球南方都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的積極踐行者。國際社會應該認真聽取全球南方的聲音，積極吸納全球南方的建議，支持全球南方成為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的重要參與者。
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是改制和創制的統一。置身于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全球南方國家共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積極發展全球治理伙伴關系，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制和創制。一方面，全球南方應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改革進程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加強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團結合作，深入發展全球治理合作伙伴，盡量尋求擴大共識，在世界舞臺上發出“全球南方之聲”，努力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進程中的代表性與發言權。另一方面，全球南方也應該積極參與全球氣候變化、數字轉型、供應鏈調整等國際機制創制進程，積極貢獻全球南方國家的智慧，深度參與深海、太空、極地、網絡、數字安全、人工智能等新疆域的全球治理平臺和治理機制的創制，推動全球南方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積極對全球治理體系建設貢獻全球南方智慧，注入全球南方力量。
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全球南方重在加強能力建設。相比全球北方國家，全球南方的現代化起步晚、底子薄、困難大，在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上面臨著結構性劣勢，尤其是在全球治理的經驗、知識、人才方面的短板較大。制約全球南方深度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的最大因素是自身能力不足。因此，全球南方國家應聚焦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議題，大力加強全球治理人才隊伍建設，通過創設全球治理人才培養學位項目和非學位項目，加強全球治理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培養一大批懂南方、知世界、通規則、善談判的高素質全球治理人才。今后一段時期內，全球南方國家不僅要加大全球勝任力人才培養，更要積極為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輸送優秀全球治理人才，使其能夠在國際社會各層次、各領域代表全球南方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建設。
結論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全球南方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全球戰略力量，在大國關系、地區沖突和全球治理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全球南方的成員，需要綜合經濟指標和政治指標，即在經濟上是指那些尚未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在政治上堅持獨立自主和不與北方國家結盟的國家。全球南方之所以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主要原因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經濟全球化導致全球南方日益成為大國競爭的新中間地帶，其不選邊站隊的戰略對沖態度令大國關系增添了不確定性。然而，決定全球南方戰略影響力的真正落腳點不是大國關系的變化，而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建設，這是南方國家之所以轉變為全球南方的決定性因素，也是全球南方戰略價值的根本所在。
中國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員國。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有著共同的歷史經歷、共同的發展中國家定位和共同的發展要求，在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中是天然同盟軍。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同廣大南方國家堅定站在一起，積極探索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之道，探索與其他大國的良性相處之道。歸結起來，中國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堅定站在全球南方國家一邊，為全球南方國家發聲，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增加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性、話語權和影響力。
展望未來，全球南方方興未艾，大有可為，不僅是推動全球發展的重要力量，更是維護全球安全和深化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中國要統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堅持胸懷天下，堅持守正創新，與全球南方國家同向同行、相互呼應，推動中國式現代化與全球南方各國現代化的協同并進，推動雙方在治國理政思想上的交流互鑒，推動國際人文交流合作，不斷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伙伴關系，積極推動完善全球治理，為推動全球南方共同現代化提供動力，為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貢獻智慧，為探索大國關系良性發展之道貢獻力量。
注釋
[1]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22,"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dstat47_en.pdf.
[2]P. Arbab, "Global and Globalizing Cities from the Global South: Multiple Realities and Pathways to Form a New Order,"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2019, 18(3).
[3]Alfred Sauvy, "Trois Mondes, une Planète," L'Observateur, 14 August 1952.
[4]L. Wolf-Phillips, "Why 'Third World'?: Origin, Definition and Usage,"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87, 9(4).
[5]西里爾·布萊克編：《比較現代化》，楊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
[6]B. R. Tomlinson, "What was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03, 38(2).
[7]N. Dados and R. Connell, "The Global South," Contexts, 2012, 11(1).
[8]South Commission, The Challenge to the South: The Report of the South Commi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9-13.
[9]UNDP, Forging a Global South: United Nations Day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New York, 2004.
[10]W. Brandt,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London: Pan Books, 1980.
[11]"A Friendly Critique of 'Asian Criminology' and 'Southern Criminology'," 26 October 2018, https://academic.oup.com/bjc/article/59/2/257/5145110?searchresult=1.
[12]奧格爾斯比在196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對全球南方的主導”創造了“無法忍受的社會秩序”，參見S. Hoffman, "After Vietnam What?" Commonweal, 21 March 1969。
[13]L. Wolf-Phillips, "Why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79, 1(1); Leslie Wolf-Phillips, "Why 'Third World'?: Origin, Definition and Usage,"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87, 9(4).
[14]"Internet penetration in Asia-Pacific 2019," Statista. Retrieved, 19 April 2021.
[15]"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24 February 2020, https://www.un.org/millenniumgoals/.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Centennial Changes
Zhao Kejin
Abstract: While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Global South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forc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major power relations, regional conflicts, and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South is generally known as countries that have not realized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ly adhere to independence and non-alignment policy, this comm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distinguishes the Global South from Global North. Global South constitutes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ir modernization levels. The main reason why Global South draws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that it is a new middle ground of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and its non-aligned strategic attitude adds uncertainty to major power relations. The strategic influence of Global South lies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which i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ntries of South Globe into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strategic value of the Global South as well.
Keywords: the Global South, major power rel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