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能技術的發展將會對國際政治產生何種影響，應該如何處理智能時代的國際政治關系，布熱津斯基對此進行過前瞻性的思考。他的思想可以總結為全球智能技治主義，即當代國際政治戰略必須要適應信息技術的發展趨勢，未來會走向以智能技術為基礎、由各國精英協作領導的全球智能治理。他的理論是為謀取美國的全球霸權服務的，存在根本性的錯誤，但對于智能時代的國際關系研究頗有啟發。

【關鍵詞】布熱津斯基 信息社會 智能治理

【中圖分類號】N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3.010

【作者簡介】劉永謀，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科學技術哲學、科技與社會、科技與公共政策。主要著作有《技術治理通論》《科技與社會十四講》《技術的反叛》等。

布熱津斯基的研究以務實主義著稱，緊扣國際政治關系的當代語境，包括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對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總的來說，他關于智能時代國際關系的思考，可以歸納為“全球智能技治主義”。其基本觀點是當代國際政治戰略必須要適應信息與通信技術（ICT）的發展，未來會走向以智能技術為基礎、由各國精英協作領導的全球智能治理。隨著智能革命的推進和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嚴重，全球智能治理的趨勢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出現。而跨國互聯網巨頭在政治領域的動作，日益引起各國的注意，這便是全球智能治理的一個表征。因此，布熱津斯基的全球智能技治主義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和啟發性，值得當代國際政治學研究關注和借鑒。

智能時代全球政治覺醒

布熱津斯基非常認同丹尼爾·貝爾提出的“后工業社會理論”，并提出了類似的“電子技術時代（technetronic age）理論”。他認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信息革命首先在美國爆發，使之從工業時代進入信息時代，社會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最終實現了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智能社會的跨越。信息社會是被信息技術決定的社會，即ICT技術“越來越成為社會變化的基本決定性因素，改變了習俗、社會結構、價值以及社會的總體狀況”[1]。而之前的工業社會并非由技術所決定，因為技術在工業社會中的應用基本局限于生產技藝，而在信息社會則是影響包括人本身在內的社會生活所有方面。并且，布熱津斯基相信：未來信息技術將發展為能思考、能創造的智能技術，整個智能社會的各個層面包括經濟生產、社會組織和運行、文化習俗和心理意識等，都要按照ICT技術的未來發展邏輯來重塑。顯然，這樣的社會要大量運用智能技術進行治理，遵循科學運行社會和專家治理社會的“技治二原則”，從治理的角度看是典型的智能治理社會。

布熱津斯基在1970年出版的《兩個時代之間》一書中，通過與工業社會的比較，概括出信息社會和智能治理社會的主要特征：（1）工業社會的生產重心從農業轉向工業，機器操作代替人力畜力，而信息社會的重心讓位給服務業，智能社會中自動控制設備代替個人操作機器；（2）工業社會勞資關系的重點是就業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而智能社會的重點則是技能陳舊、安全與休假以及利潤分享（profit sharing）問題；（3）從工業社會開始，教育成為社會進步和改革的重要手段，而在智能治理社會中，教育最根本的問題是發現將理性運用于提高社會潛能的有效技術；（4）工業社會領導權從傳統的農村貴族精英轉移到城市富裕精英的手中，在信息社會中將被以個人專業技能為基礎的政治領導所取代，知識成為獲得和運用權力的工具；（5）工業社會中大學是遠離社會的“象牙塔”，培養社會精英的臨時中轉站，而在智能治理社會中，大學被深深卷入社會運行中成為社會智庫，是政策政令和社會創新的源頭；（6）工業社會傾向于尋找社會治理困境的總體化答案，因而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新聞宣傳部門組織架構較為龐大，而在智能治理社會中宏大敘事衰落，理性越來越被限定為科學理性，科學理性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政治觀點；（7）在工業社會中，選舉權和政治參與是政治領域的關鍵問題，而在智能治理社會中，關鍵問題變為如何保證公民真正參與決策；（8）在工業社會中，有選舉權的人們通過工會和政黨組織，以相對簡單的意識形態方案團結起來，政治態度容易被國家主義情感影響，而在智能治理社會中，大量無組織公民的政治態度引導著政治潮流，容易被最新的電子傳媒技術所操縱、被有吸引力的個體所左右，政治不再局限于一國而成為全球性事務；（9）在工業社會中，經濟權力被大企業家和工業管理部門掌握。而在智能治理社會中，政治經濟權力日益去個人化（depresonalization），個人的政治無力感增加；（10）在工業社會中，商品和個人財富是社會成就的表現形式，而在智能治理社會中，運用科技實現人類目標以及提高生活質量是最重要的社會成就。

顯然，在布熱津斯基理解的智能社會中，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將極大地改變當代政治的運行方式。換言之，智能社會的政治運行，必須按照技術邏輯尤其是智能技術的邏輯來實現，是典型技治社會。它的技治主義特征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1）專家領導社會；（2）大學成為社會智庫；（3）電子技術支配教育事業；（4）科學理性影響政治觀點；（5）智能技術左右政治活動。

具體到國際政治領域，布熱津斯基認為，信息技術刺激“全球政治覺醒”。智能時代將成為全球政治覺醒的時代，從而表現出三個基本特征[2]：（1）全人類包括落后民族都在政治上積極起來；（2）全球權力中心從大西洋兩岸轉移到遠東，大西洋兩岸國家正在失去500年來的全球統治權；（3）全球性問題出現，影響整個人類世界，各國必須共同應對。在很大程度上，其分析符合國際政治的實際進程。

布熱津斯基指出，全球政治覺醒是科技發展尤其是智能革命的產物。現代科技發展催生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促進識字率急速提高，為政治覺醒提供了必要條件。隨著智能時代到來，全球通信手段尤其是計算機的使用，使得頻繁的觀點表達和信息交換成為可能，使得政治覺醒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既縮小距離感，也增強對全球不平等現象的政治意識，尤其刺激了發展中國家對富裕的追求。

在全球政治覺醒中，全球化正在抹除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區別，對于美國等先進發達國家而言尤其如此。布熱津斯基指出，“無論如何，全球政治覺醒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加速了政治歷史的演變”[3]，“于是，一個以政治覺悟水平不斷提高為特征的、擁擠而親密的全球政治性社會正在出現，但是，它是在持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日益加大的社會經濟差異的背景下出現的”[4]，全球政治或政治全球化的時代終將隨著智能革命而到來。在全球政治時代，政治理論關注的重要對象如武器、傳播、經濟和意識形態，主要不再從國家角度審視，而是要從全球視角來研究。典型的如核武器的出現，使大國之間的國際平衡關系得以在智能技術平臺的基礎上實現。

全球技治主義的試驗場

在布熱津斯基看來，率先進入信息時代的美國在人類未來和國際政治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國際局勢實際發展歷史來看，“美國領袖觀”無疑對美國政府的國際政治實踐影響巨大。在20世紀末，美國的確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但進入21世紀之后，國際政治日益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布熱津斯基“美國領袖觀”越來越被世界人民所質疑。

布熱津斯基認為，美國率先進入信息時代，更是智能革命最重要的全球傳播者。因此，美國成為全球注意的焦點，亦是其他國家所效仿、嫉妒和憎恨的對象。他提出“美國沖擊論”，認為美國對世界的沖擊一開始是與自由、民主相連的理想主義沖擊，后來轉為日益物質化的“美國夢”和美元的影響，而現在美國沖擊越來越來自其在科技和教育領域的領頭羊作用。

“當代美國是世界的社會實驗室。”[5]在布熱津斯基看來，美國經歷過三次革命：美國獨立、美國內戰和信息革命，對應著美國發展的三個階段：前工業美國、工業美國和信息美國。對于信息美國而言，科技和教育是最重要的核心競爭力。美國科學界的學術和科研氛圍以及組織方式都支持不斷的探索和創新，社會對技術創新的接受度和適應度很高，這吸引著全球科學家移民美國，支撐著美國成為史無前例的科技和教育的全球性精英平臺。布熱津斯基認為，在人類未來方面，美國是全球技治主義的試驗場；在國際政治方面，美國是擔負著西方世界興衰責任的“領袖”。

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是一個技術專家階層主導的社會，歐洲和蘇聯在這一點上與美國都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布熱津斯基堅持的“美國領袖觀”也在不斷地面臨現實的證偽。例如，美國在新冠疫情期間反智主義盛行，大大出乎人們所料。就連布熱津斯基提到的“慣常現象”，即外國學生紛紛到美國學習，把創新思想和美國文化帶回祖國，既而出現的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性創新-模仿的關系，在疫情之后也在悄悄地發生變化，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開始向其他國家流動。

美國如何推行自己的全球智能治理戰略呢？布熱津斯基主要提出如下觀點：（1）強調教育和大學的關鍵作用。美國進入前所未有的所有人都變富裕的社會，教育成為美國社會進步最重要的方法。因此，要提高美國黑人教育水平，實現社會成員的終生教育。（2）強調科研和創新的重要作用。“美國的這種突出的經濟活力是由一種崇尚試驗和創新的文化培育出來的。美國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傳統偶像的發明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6]因此，美國社會問題解決的關鍵在于應用科技力量，討論和關注科技的作用，培育創新文化氛圍，賦予專家權力以便讓其為社會目標服務。（3）強調計劃在社會運行中的作用。布熱津斯基主張美國進行政治創新，不僅僅是憲政改革，還要制定廣泛的國家計劃，不僅包括經濟目標，還要包括文化目標。技術發展使美國社會越來越需要“計劃”，計劃使美國需要更多的合作關系，少一些中心化。（4）反對烏托邦主義。布熱津斯基認為，“計劃”不等于烏托邦總體工程，美國應該超越純粹美國視角，思考更多的全球性問題，將國際問題視為人道主義問題而不是善惡政治沖突；反對烏托邦主義，不寄希望于一勞永逸地解決困境，將科技作為處理人類問題的工具，并致力于提升個人生活品質。（5）最后，以民主制控制智能治理。布熱津斯基總結的美國新經驗是：社會創新者利用科學增進人類福祉，但又不教條地限定人類命運。這是典型的技術治理策略。他認為，美國的成功建立在健康的民主制之上，智能治理的策略要服從民主制的根本目標；美國對智能時代的探索如果失敗，將代表著人類的失敗，尤其是民主制向科技力量投降。[7]

布熱津斯基也意識到，美國推行全球智能治理戰略存在著諸多阻力，其中他討論得最多的難題有兩個：全球發展不平衡和“豐饒中的縱欲無度”。應該說，這兩個難題在今天已經暴露得十分明顯。全球發展不平衡的顯著標志是“全球貧民窟”（global ghettos）的出現。布熱津斯基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將成為信息革命的受害者，一些落后國家可能因此淪為“全球貧民窟”。換言之，智能革命積累的全球效果是矛盾的：革命標志著全球共同體的開始，同時又拉大了社會差別與國家差距。發達國家的問題則是“豐饒中的縱欲無度”。布熱津斯基認為，在智能時代，對人的控制與縱欲無度是同時存在的。實現徹底控制的虛妄觀念導致了西方在精神上的另一個極端，“它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對個人和集體的欲望，對性欲與社交行為極少約束控制”[8]，人們普遍開始認為：一切價值觀念都是主觀和相對的。于是，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放任無度的生活方式流行起來，其只顧達到個人的自我滿足，罔顧道德制約，使得西方生活方式在全球廣受詬病。[9]

為推行美國主導的全球技術治理，布熱津斯基強調全球精英聯合起來、行動起來。他認為，在智能社會，全球精英團體會獲得真實的力量，越來越多發達國家的社會精英將成為國際主義者和全球主義者，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全球信息網絡促進知識互動和融合，進一步增強了專業精英的國際性，一般性全球通用的科學語言日漸流行。國際精英越來越多地思考全球性問題，重視智能革命在應對全球性苦難和需要中的作用。與之相對，地方大眾與全球精英的差距加劇。布熱津斯基指出，大眾往往是“地方主義”的，更容易被民族主義政客利用，反對支持世界主義的精英。

為進一步把全球精英團結起來，布熱津斯基建議并創立了以此為目的的“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并主張通過聯合國來治理全球。顯然，他所謂的“全球精英”實際上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精英。在很多人如斯唐看來，“三邊委員會”是西方統治世界的陰謀。[10]建立一個以美歐日為核心的世界秩序是“三邊委員會”的最大目標，而其在實際國際政治運作中的作用，遠比布熱津斯基預想的小很多。

科學治理國際政治關系

科學地治理國際政治關系，是布熱津斯基全球智能治理實施的重要方面。在他看來，這需要科學的國際政治學理論的指導，要求運用現代科技成果對傳統國際政治學進行改造，而地緣戰略學（geostrategy）便是國際政治學科學化的重要成果。

按照布熱津斯基的邏輯，國際政治對于全球智能治理非常重要。在國際政治領域，布熱津斯基認為，美國不能僅捍衛自身的國際安全，還具有其他三項重要的使命：（1）形成更加注重合作的全球體系；（2）遏制和中止沖突，降低全球暴力水平；（3）處理人類社會不平等現象，促進全球福祉。[11]而對于美國總統而言，外交政策是其具有最大個人裁決權的領域，因而布熱津斯基認為，每一屆美國總統都應在國際政治領域傾注精力。顯然，對國際政治的強調意味著承認國際政治專家的重要作用，意味著美國應該重視國際政治研究。

在布熱津斯基看來，要真正提升國際大戰略研究水平，就必須把科學原理和技術方法運用其中。從技術治理的角度看，他主張的地緣政治學就是貫徹科學運行原則的成果，也是國際政治領域推行全球智能治理的指導理論。但是，在布熱津斯基的理論中，國際政治學自然科學化是泛義的，這與他對科學及其方法的寬泛理解是相關的。

僅僅就地緣戰略分析方法而言，布熱津斯基理論的科學性更多地體現于科學精神的指導，具有很強的美式實用主義科學觀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他所理解的“科學化”是貫徹地理環境決定論傾向的主張，可以稱之為“地理主義”。

長期以來，善惡、信仰和理想等價值問題，是國際政治研究的主流，對于非價值問題如實力、效率和行動等的討論很不充分，而且缺少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布熱津斯基將冷戰競爭勝利設定為最高價值目標，繼而討論在操作層面如何取勝。雖然他也會討論價值和文化的競爭力，但此時它們成為冷戰競爭和維護霸權的工具，而不是最高價值目標。所以，有人說：“布熱津斯基之所以難以歸入現實主義者或理想主義者，是因為他讓未來主義的人道主義（futuristic humanism）屈從于現實政治（Realpolitik）。”[12]從這個意義上說，布熱津斯基政治學的“科學化”首先是“去價值化”，其次才是直接學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說，在布熱津斯基眼中，國際政治和全球政治可以作為某種超大型的全球社會工程來實施，而主導實施的“工程師”是如三邊委員會等組織起來的“全球精英”。因此，布熱津斯基被視為新一代全球技治主義者的代表。也就是說，布熱津斯基的地理主義同時意味著務實的全球主義，即始終從全球視角審視美國的地緣戰略。具體來說，地緣戰略分析主要包括如下基本方法論原則。

第一，地理原則。地緣政治學對地理因素、國際政治因素的分析達到了非常詳盡的程度。布熱津斯基認為，地緣政治分析“可使人集中注意地理和政治權力之間、領土和人民之間、歷史趨勢和地緣政治重點之間的緊密聯系”[13]。

第二，操作原則。就國際政治的發展而言，布熱津斯基給出了一種很好的向科學性前進的嘗試。雖然他的多數想法仍然屬于默頓所謂“中層理論”的范疇，但很多分析已經具備實證形式，更多的觀點則具備向經驗操作前進的潛能。在《競賽方案》中，布熱津斯基直接宣布該書是“一本實用的行動指南”[14]。

第三，物質原則。更重視物質性力量的分析，而不是精神追求的高尚與否，例如，武器力量、GDP、鐵路運輸力量等。其可被稱為“物質主義”，但并非討論物質與意識第一性的問題，而是指布熱津斯基重視物質性力量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與物質原則相連，必然是對科學技術尤其是智能技術在國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的強調。

第四，歷史原則。如果從歷時性角度研究布熱津斯基的主要著作，會發現他堅持因時而變、與時俱進的研究原則。在冷戰中，他強調操作性地進行冷戰爭勝；冷戰結束后，他強調盡快結束冷戰思維，重新思考美國的全球大戰略，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上述觀念因其反教條主義而可以被認為具備某種“科學精神”。布熱津斯基認為，英國衰落正是因為不知因時而變。[15]此外，布熱津斯基晚年也多次強調拋棄冷戰思維，積極面對中國崛起的事實。[16]

最后，漸進原則。地緣政治學從歷史發展的眼光看待國際政治形勢，必然主張實施國際戰略的漸進主義，通過一步步的權衡利弊逐漸實現目標，不夸大一時一事的得失。在布熱津斯基看來，20世紀全球政治經歷三次大的轉變：第一次是歐洲權力平衡被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二次是冷戰爆發，兩個超級大國第一次具備全球性的破壞和毀滅的能力；第三次是冷戰結束，世界進入新的階段。[17]

在上述方法論的指導下，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戰略分析采用了許多經驗性、實證性的研究方法，如板塊分析、中心-邊緣分析、關節處或連接處分析、戰略要地分析、地理資源分析、海洋-內陸分析、科技力量分析與地圖和圖表分析等。顯然，這些方法使得國際政治研究變得更為客觀，更具有可操作性。國際政治研究要具有專業性，必須在方法論上向自然科學學習。當然，這并不是唯一的國際政治研究進路，不能否認，人類行為的偶然性在國際政治領域體現得很明顯。更重要的是，國際政治研究具有自我實現預言的特點，因而決不能否定其中價值研究的重要性，因為在國際政治中，人類需要理想。無論如何，如果沒有經驗與實證方法的運用，國際政治研究無法成為獨立的科學分支。

對布熱津斯基全球技治思想的反思

討論布熱津斯基的技術治理思想，離不開美蘇冷戰的時代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發展迅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感受到巨大的競爭壓力。美國如何才能在冷戰中獲勝呢？這是布熱津斯基理論思考的出發點，也是他的全球技治主義著力應對的問題。在他看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必須團結起來，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美國必須肩負起領導西方世界的當然責任，因而全球主義是布熱津斯基的必然選擇。通過對比美蘇兩大陣營，布熱津斯基認為取勝的關鍵在于新科技力量的競爭，他相信更好順應科技發展將成為取得勝利的關鍵，而新科技的核心是信息技術，因此信息技術主義和智能技術主義就成了他討論的重點。至于地理主義，乃是全球主義與技治主義疊加之后的方法論延伸，它將冷戰舞臺設定為新科技革命之下的整個地球。

對布熱津斯基的批評很多。例如，庫祖瑪總結道，很多人批評布熱津斯基杜撰太多沒有深度的概念，也有人批評他的理論性不強，他本人只是個謀士，還有人認為他忽視了許多國際關系中的重要問題。庫祖瑪認為，布熱津斯基在思想上搖擺不定，原因是其喜歡追逐流行的思想和潮流。[18]斯唐則批評“三邊委員會”想設計并控制單一的技治主義世界政府，榨取第三世界國際的財富，以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為基礎，用“警察國家”取代美國民主制。[19]阿伯拉從科技發展的角度批評布熱津斯基，認為當代創新接近創新邏輯斯蒂曲線的頂點，但布熱津斯基和托夫勒仍然假定未來變化還會繼續和加速，因此他們對過去和現狀的理解闡釋得更好，對未來預測則不太準確。[20]

布熱津斯基技治主義思想最大的問題是夸大了美西方在智能時代的位置和作用。首先，美國在歷史上一直在孤立主義與開放主義之間徘徊，它并不是全球智能治理的當然領袖。冷戰時期，美國以西方世界領導者自居，宣稱其奉行全球主義和國際化是為了與蘇聯進行抗衡，然而歸根結底是為了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一旦美國覺得國際化有害于自身利益，很容易走向“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特朗普政府反對全球化就是明顯的例子。其次，智能革命給不同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大致相同的機遇，如果能應對得當，其他國家或地區如中國，在智能技術領域是可能局部或全面領先于美國的。正如布熱津斯基指出的，美國消費文化在智能時代可能成為領導全球技術治理的短板。相比之下，這既是其他國家可能的優勢，也是對其他國家的警醒。最后，對美國力量的夸大，也意味著對蘇聯和冷戰影響的過高估計。的確，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改變了整個國際政治格局，但并沒有最終給纏繞20世紀的大問題如社會主義的未來、如何實現世界永久和平等提供解決方案，馬克思等人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并沒有被證偽。蘇聯沒有很好地應對信息技術和技術治理的沖擊，并不等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做不到這一點。

從根本上說，布熱津斯基思想建基于意識形態衰弱論之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他認為，信息時代的政治思想與意識形態發生重要變化，體制化意識形態的力量迅速減弱，受到各種各樣的攻擊，國家越來越關注人民的外部生活質量而忽視內在的精神向度。民族國家興起后，普遍主義的意識形態被具體社會平等問題的關注所取代，人們開始經歷政治和社會自覺。在思想領域，反科學、反理性的社會思潮越來越流行，大眾追求平等和安全，關心個體精神，甚至出現宗教狂熱，但對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越來越冷淡。在他看來，意識形態衰弱意味著效率價值觀與效率專家的崛起。追求效率的專家崛起，典型的如經濟學家、科技專家和管理專家，他們將意識形態視為對社會變化阻礙最大的教條主義。

在國際政治研究領域，教條主義被布熱津斯基認定為美國外交政策制定的最大阻力，應該對之加以警惕，并加強思想領域的競爭。[21]他還認為，對意識形態要加以操作主義的理解，即意識形態實際上是理論與行動之間的聯結，可以被定義為一套行動方案，根源于對現實本質缺點的教條式假設。[22]布熱津斯基的這種理解與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筑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不同，與意識形態作為維護既有統治秩序的系統觀念的法蘭克福學派立場也是不同的，其中的階級觀念和階級立場被完全放棄，從根本上是錯誤的。

布熱津斯基大談意識形態在信息時代和智能時代的衰落和弱化，顯然受到丹尼爾·貝爾“意識形態終結論”的影響。其邏輯是：ICT技術降低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而貝爾的邏輯是：后工業時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趨同，二者的階級意識形態差別被抹殺。技術決定和技術治理必然是反意識形態的嗎？按照法蘭克福學派的“科學技術是一種隱性意識形態”的技術實體論觀點，意識形態弱化或終結的立場顯然是錯誤的。如果堅持技術的工具論立場，即科學技術僅僅是維護既有統治的工具，智能技術的發展不是減弱而是增強意識形態的力量，意識形態弱化或終結理論也是錯誤的。

實際上，意識形態弱化或終結爭論的焦點不是如何理解“意識形態”概念，而在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否是一種區別于和高于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理想。布熱津斯基所謂“弱化”或“終結”，弱化或終結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簡言之，弱化或終結的目標是反對共產主義，以使資本主義在冷戰中取勝。眾所周知，布熱津斯基是強硬的反共分子，但如庫祖瑪所言，他并不是盲目和沒有彈性的反共分子，他支持美中親近，贊揚馬克思是偉大思想家。[23]布熱津斯基所提倡的“意識形態弱化論”并非去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反對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新意識形態。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現代技術治理理論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ZD064）

注釋

[1][5][7]Z. Brzezinski, 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 pp. 5, 7, 98.

[2]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大博弈：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姚蕓竹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1～2頁。

[3][11][15]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第二次機遇：三位總統與超級大國美國的危機》，陳東曉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5、4、1～2頁。

[4][8][9]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大失控與大混亂》，潘嘉玢、劉瑞祥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61、217、4頁。

[6]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頁。

[10][19]A. Stang, “Zbig Brother,“ American Opinion, 1978, 21(2).

[12][18][23]L. D. Kuzma,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ought of Zbigniew Brzezinsiki: An Intellectual Profile, West Lafayette, in: Ph.D Dissertation of Purdue University, 1983, pp. 240, 272-288, 266.

[13][14]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競賽方案——進行美蘇競爭的地緣戰略綱領》，劉曉明等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公司，1988年，第5、5頁。

[16]Z. Brzezinsiki, “Living with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00(1).

[17]Z. Brzezinsiki, “Selective Global Commitment,“ Foregn Affairs, 1991, 70(4).

[20]R. Abler, “Review,“ Geographical Review, 1971, 61(4).

[21]Z. Brzezinsiki, “Dogmatic Dangers: When Policymaking Rigidfies Ideas,“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6(2).

[22]Z. Brzezinsiki, “Communist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60, 4(3).

The State and Change of Smart Global Governance

—Reflections on Zbigniew Brzezinsk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Technical Governance

Liu Yongmou

Abstract: Zbigniew Brzezinski has thought forward about how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will affec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ho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should be handled. His thoughts can be summarized as global smart technocracy, that i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ategy must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move towards global smart governance based o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led by the collaboration of national elites. His theory, which serves the quest for U.S. global hegemony,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but it is quite inspiring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Keywords: Zbigniew Brzezinski, information society, intelligent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