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程千帆（1913—2000年）：原名逢會，改名會昌，字伯昊，湖南寧鄉人，著名文史學家、教育家。曾任教于金陵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著有《文學發凡》《古詩考索》《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校讎廣義》等。

程千帆幼秉家學，奠定了堅實的國學基礎。后入金陵大學，受現代科學思想洗禮，轉益多師，推陳出新，終于卓然成家。雖一生經歷坎坷，卻始終堅持著“不服”的精神，懷有對祖國文化事業的忠誠與熱愛，發奮著述，精心育人，成就斐然。

古代文學研究要堅持“文藝學與文獻學的精密結合”

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程千帆具有強烈的方法意識。從20世紀40年代起，他已經開始思考并“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上的方法”，經歷數十年的研究實踐，將之總結提煉為“文藝學與文獻學的精密結合”。文獻學，包括版本校勘、訓詁釋義、史實考證等諸多方面，是古典研究的應有之義。文藝學，指向對文學作品本身進行的批評與研究，是以詩論詩，對文學說屬于文學的話。但在現代學術發軔之際，不少學者紛紛“持考據方法以治詞章”，文學研究幾乎與考據同義，以至于對“緊要處全無領會”。程千帆認為，“文藝學與文獻學兩者有個結合點，那就是作品”，“我們無論用哪種方法從事研究，都必須歸結到理解作品這一點上”。文學研究區別于史學研究之處，就在于離不開作品本身，并以文學之心解讀作品。

程千帆提出研究古代文學理論要“兩條腿走路”的原則，“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學理論’，二是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他更為看重的是后者，即通過研究作品，“從作品中抽象出文學規律與藝術方法來”。惟其如此，文學研究才可以從評點賞鑒進入原理性問題的探索，逐步形成具有嚴格思辨的現代學術品格。

立足中國文化傳統，不斷吸取現代新知

程千帆晚年移硯南京，一直研究不輟，在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的背后，有一種知識傳統和學術精神支撐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學術開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當時學術界的主流，是“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詩經·簡兮》），以西方學術為追求、效仿之唯一對象。1946年，吳宓在成都見到程千帆與沈祖棻，在日記中感嘆“昌、棻均有行道救世、保存國粹之志”。“保存國粹”與“行道救世”，分別代表了中國文化中的知識傳統和憂患傳統，前者重在知，后者重在行，對于古典研究而言，現實關懷絕不是外在的要求與規范，它深刻地根植于古典研究的學理內涵之中。程千帆在學術思想上受到陳寅恪影響，提出要“保存國粹”必須放眼世界，立足中國文化傳統，不斷吸取現代新知。一方面是吸收國外同行的優秀成果，一方面是反思自身的學術工作。中國文學研究也是如此，應當有自身的理論與方法，其立足點就在中國傳統之中。

改革開放后，學界重新開啟了國內外的學術文化交流。程千帆敏銳地表現出對新知的熱忱，1979年即致信葉嘉瑩、周策縱，希望可以了解歐美漢學研究基本情況與最新進展，尤其是華裔學者的古典詩歌與古代文論研究，在當時學界對國外中國學研究普遍缺少重視的情形下，可謂得風氣之先。更富卓識的是，程千帆明確地指出，國外中國學是隨整個科學發展而發展，中國學者不僅要關注海外中國學研究，更要關注歐美對自身學術的研究，這樣才能真正展開中西人文學術的深入對話。

程千帆對待西學的辯證態度，具有針砭時弊、因病施藥的意味，始終如一的是他立足文化傳統、吸收融貫新知的觀念與實踐。1986年，程千帆在一次采訪中強調，一個民族的發展，“應該具有一種以世界整體文化為背景的特色”。只有以開放的態度追求、包容新知，才能讓傳統生生不息、歷久彌新。只有對世界文化有足夠深度、廣度的了解，才能愈加認識中華文化所蘊含的特質與優長，愈加明確今日中華文明可以為世界文明作出的貢獻。

1994年5月，受《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編纂委員會的聘請，程千帆出任《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和《文學典》主編，這成為他晚年負責的一項最大規模的文化工程。《中華大典》是用現代眼光編纂的一部新型類書，上承《永樂大典》和《古今圖書集成》的傳統，其中《文學典》包括“文學理論分典”等六個分典加總目錄、總索引一共23冊，總計5400萬字，被譽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大典，古代文學的百科全書”，其中凝聚了很多老一輩學人、出版人的心血。

程千帆在回憶中說，他的治學可以說是從校讎學入手的。當時學術界對校讎學的名稱、范疇的理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對于校讎學的主要內容版本、目錄、典藏，往往又專精其中的某一方面。他對這一問題，曾做過深入思考，并將思考的結果記錄在1941年寫的《校讎廣義敘錄》中：“根據我國傳統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校勘、目錄、典藏四個部分的校讎學，也許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

理論的本質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1981年，程千帆“急就”了20則關于治學與人生的短章感言，題為《詹詹錄》。第一則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對古典文學研究的指導作用，并強調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要真正能夠做到一分為二和實事求是”。這道出了理論的本質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批判與革命的依據，正是不斷運動中的現實，以及人們從中獲得的不斷改變著的經驗。所以，他明確指出，“研究古典文學的人，也同樣必須時刻關心注意廣大人民的生活情況和感情脈搏”。他曾在不同場合告誡后輩，“研究古代文化文學，是為了現在活著的人”“凡是研究古代傳統的東西，一定不能忘記現在活著的人民”。我們研究古典，目的是為了當代的人和當代的文化建設。就研究途徑而言，“沒有一部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不是回答現實生活當中的問題的”。因此，當我們“了解了當代人民的生活、愿望，也了解這些作家怎么表現的，再回過頭去看古典作品”，就可以從古典與當代的“相通”和“差異”中發現新問題、闡發新意義。

程千帆以一生的探索與思考告訴我們，應該帶著對當代生活的實感，回望古典作品，看他們如何提出或回答其時生活中的問題，并在“相通”和“差異”中學會批判性地評價和把握世界，進而批判性地評價和把握自我，這才是閱讀和研究古典作品的最大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