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連遭失敗，陷入全面文明危機，“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思想政治之中心問題，“古今中西之爭”因此而起。運用世界體系理論，以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根本歷史任務為尺度，可以論定三個歷史時期古今中西之爭的得失。相比于沉溺在觀念之爭的各派，中國共產黨基于以實踐為中心的唯物辯證法，準確認識現代中國之處境、問題及其癥結，展開革命、發展實踐，創造總體性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現實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爭。
關鍵詞:古今中西之爭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歷史唯物主義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如下論斷：“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古今中西之爭”指一百多年來圍繞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而多次爆發的、以古今中西之文化資源取舍為中心的思想爭論。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敗于西方列強，儒家士人-士大夫群體逐漸發現，持續數千年的中華文明陷入全面危機，必須另辟新路，如馮契所說：“在中國近代，時代的中心問題是‘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時代的中心問題在政治思想領域表現為‘古今中西’之爭，其內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學習，并且對傳統進行反省，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華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1]
幾乎所有現代思想家、政治人物和學術派別都卷入其中，持續上百年。古今中西之爭之所以長期持續、多次爆發，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曲折復雜，久未塵埃落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百余年革命與發展實踐，并取得現代化建設的成功，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基本凝定，讓我們終于有條件對古今中西之爭做理論上的論定。
本文將首先依據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闡明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發展變化之性質，確立論定古今中西之爭的歷史觀，據以分析清末民初從器物之變、經制度之變到文化之變三部曲的得失；隨后分析五四運動后與20世紀80年代后兩場古今中西之爭的復雜性，著重揭示中國共產黨通過革命-發展實踐破解觀念層面上古今中西之爭的機理。
中國思想政治的外圍化與古今中西之爭范式的形成
清末民初大半個世紀中，士人-知識分子群體對西方富強之因、中國失敗之因和中國現代化之路徑的判定，有過明顯轉變，即從器物之變到制度之變再到文化之變的三部曲，古今中西之爭的形態因之日益清晰。運用辯證的唯物史觀分析這段歷史演變的性質，可以確認這一變化是中國思想政治逐漸外圍化的表現。
三部曲式演變并非歷史的進步
1922年，中西古今之爭正在激烈進行，梁啟超撰寫《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構建了近世歷史演進的三部曲式敘事框架：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就有了自強運動即洋務運動，“但這一期內，思想界受的影響很少”；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這就有了一系列制度變革，從戊戌維新到清末新政、立憲運動和民國建立；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這就有了新文化運動。[2]正是在第三期，知識分子熱衷討論中、西文化并引入古、今之辨，形成完整的古今中西之爭范式。梁啟超認為，從器物之變到制度之變，再到文化之變，表明國人對西方富強之因、中國失敗之因、救亡圖存之道的認識在逐次深化、上升、進步。這種看法已成學界甚至公眾常識，流傳廣遠。
然而，把此變化放到鴉片戰爭以來歷史演變框架內考察即可發現，三部曲式演變實為中國思想逐漸外圍化、對現代化的認知與實踐隨之滑坡的表征。如此論定之依據是以辯證的唯物史觀所建立之現代世界歷史觀，它體現在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興起、發展歷史，以及列寧對帝國主義形成和演變歷史的批判性論述中；毛澤東加以運用，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唯心史觀的破產》等文中構建了現代中國歷史觀。這一歷史觀可概述如下：西方列強打敗中國，依靠其絕對軍事優勢；此優勢之基礎在于其率先建成的工業化生產體系。而西方各國率先建成工業化生產體系，同樣因為其憑借暴力優勢征服美洲，建立大西洋世界體系并持續地相互爭奪殖民地，推動資本主義制度發育、原始資本積累、產業結構躍遷與技術進步，從而引發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帶動城市化、交通等基礎設施改進、教育普及、中產階級形成、現代意識形態涌現、現代政黨制度成型等等，這就是現代化。西方各國運用其基于工業化生產力優勢的暴力優勢進行廣泛征服和支配，以保障和擴張資本主義的世界性剝削，這就是現代帝國主義。包括中國在內各民族、國家被納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西方列強以各種機制進行支配、剝削。被壓迫被剝削的各民族、國家確被植入若干現代性因素，現代資本主義也有所發育，但這只是“外圍化資本主義”，社會各領域則經歷全面深刻的“去結構化”，逐漸喪失自主性，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失去推動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現代化的機制與能力。
這就是清末、民初中國的狀態。據此可以確定中華民族的根本歷史任務：中心是推進工業化，但為此，首當推翻帝國主義統治，選擇能夠建立強大國家、實現自主發展的道路。衡量古今中西之爭中各家各派高下得失，就看其是否認清這一根本歷史任務并勇力擔當之。
以此衡量，林則徐、魏源等人與稍晚一代的洋務派的認識和實踐，反而最為可取：他們認識到西方之強在于“船堅炮利”，故大力興辦現代工業；對中國政教之有效性雖有焦慮，卻從未懷疑其歷史與世界正當性。兩者綜合，形成“中體西用”式現代化觀。推進工業化而又保持文明、政治的主體性，其實就是德國、日本已經走通的國家中心主義制度變遷道路。
只不過，歷史條件已變，不容中國重走此路。首先是內因，腐朽的清政府喪失了推動工業化的能力和資源，淪為失敗國家。更為重要的是外因，19世紀后期，德美日等國逐漸完成工業化，隨之帝國主義化，掀起瓜分世界狂潮。中國是西方列強重點爭奪對象，半殖民地化程度持續加深，日益喪失發展自主權，工業化的國家動力也就逐漸衰竭。
文化中心論傾向的外圍化根源
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各國現代思想、政治的發展，可以工業化為分界線，劃為兩個階段，其價值和制度大不相同、近乎相反：在工業化階段，集中和擴大國家權力；完成工業化之后，趨于自由和個人權利。西方社會科學恰恰形成于英國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的19世紀中期，總體上秉持自由主義立場，中心議題是權力、權利、利益的分配而非工業化、國家發展，因而它是僅適用于已工業化社會的地方性知識。同時，它鼓吹文明等級論，認定現代化的英國享有教化野蠻世界的責任和權利，因而它是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但因其出自享有世界支配權的西方現代化國家，后發民族精英群體誤將其當作關于現代化的普遍性知識，全盤接受，并以之為依據全面懷疑、否定、替代本國知識，這就是思想學術的外圍化。[3]
嚴復譯介英國社會科學，諸多知識分子以日本為中介傳播西方社會科學，實際上開啟了中國思想的外圍化進程。盲目接受者形成了依附性歷史觀，認同文明等級論，把中西之別等同于文明、野蠻之別；其現代化方案則有明顯自由主義傾向，呼吁立憲等制度變革。有些變革確實推進了國家權力對社會的覆蓋和穿透，但其總體效果則與預期相反，導致國家權力離散化，弱化推進工業化-現代化的機制和能力。中國逐漸淪為“失敗國家”，中華民國建立之后幾年，絕望情緒彌漫整個社會。
此時，一些新興知識分子又一次做出錯誤歸因，把國家失敗歸因于觀念、文化，認定惟有全盤破壞傳統文化、接受西方觀念，才能解決中國根本問題。這種路徑的形成，根源是中國思想的再度外圍化：首先，日本取得日俄戰爭勝利，中國知識分子崇拜日本，盲從其思想，包括福澤諭吉從西歐販賣的文明等級論、日本學界為配合帝國主義征服野心而構建的去中國化文明、歷史敘事，把儒家文明歸類為“半野蠻”。其次，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崛起，以胡適為代表的留美學生歸國，立刻在思想學術界占據重要位置，積極傳播具有反歷史和唯心主義傾向的美式思想觀念如實證主義（實驗主義），據以建立其反歷史的歷史觀，進而建立其全盤西化（美國化）的現代化觀。
古今中西之爭的完整形態初步形成于這一時期。《新青年》第一卷第一期發表汪叔潛《新舊問題》，這樣界定古今中西：“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中西之爭等于新舊之爭，這是全盤西化派的基點。這篇文章羅列了文化論爭的主要觀點：偽投派，即守舊派，只不過表面上接受新事物；盲從派，即全盤西化派；折中派。持續百年的古今中西之爭主要就是這三派。三派主張各不相同，但均以文化為中心，把中國出路問題歸結為文化問題。
創造新思想、新文化：中國共產黨以革命實踐破解古今中西之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歐各帝國主義國家運用工業化造就的高效率殺人武器相互廝殺，力量削弱，美國開始取代英國成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霸主，美式思想開始產生世界性影響。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位于帝國主義薄弱環節的俄國發動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世界政治、思想格局為之劇變：社會主義俄國與資本主義歐美分立，展開全方位斗爭。大戰暴露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深刻矛盾，不少歐洲哲人相信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反思資本主義、工業化、現代性成為世界潮流，很多人轉向社會主義。通過共產國際的傳播，馬克思主義開始進入歐洲以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
馬克思主義推動中國思想的實踐轉向
世界政治、思想的劇烈變化顛覆了新文化運動剛剛形成的古今中西之爭范式：原來的“西”一分為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古今中西之爭擴展為古今中西馬（俄）之爭。“西”即西方文明被界定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性質的，失去現代或文明的光環，美國雖贏得部分人的認可，并不能完全恢復西方文明的神圣光環。最為重要的是，作為一種整全的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的社會主義在俄國落地，重塑了人們的思想取向：對中國而言首要的問題不是文化選擇，而是發展道路選擇；籠統含糊的文化之爭發展為現代意識形態之爭、國家發展道路之爭，中心議題是經濟、政治制度的選擇。五四運動爆發后，思想界很快形成三種意識形態對立的格局：
第一種是文化保守主義。梁啟超、張君勱、梁漱溟等人對西方幻滅后，轉回中國文化，認定其可解決西方文明危機。但當時中國的物質生產力明顯落后，故其論述策略是構建文化類型學，以破解中西之爭等于古今之爭的命題，將其拉平為并列的文化類型。在此基礎上形成現代新儒學，其現代化方案是中國心性之學加上西方的民主、科學。“九一八”事變激發普遍民族意識覺醒，推動學術界整體轉向文化保守主義。文化保守主義致力于推動中華文明的“主體性轉向”，將其從文明世界的邊緣拉入中心，從半野蠻的、有待歸化的客體，轉變為可矯正西方或現代文明之弊的主體。[4]
第二種是馬克思主義，下文詳論。
第三種是自由主義。上述兩個思想流派形成并影響日益增大，胡適等人作為回應，乃有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自覺，相信西方是現代的、先進的，全面認同美式價值、制度和生活方式。蔣介石脫離共產國際、轉而依附美國之后，吸納一定數量自由主義者。抗戰期間，自由主義思想政治力量得到美國支持，積極推動“民主化”。然而，這種政治作秀只能加速國家離散化；美援附帶的政治經濟條件、尤其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更是持續加深經濟文化的外圍化。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有兩條路徑，一條是政治的，共產國際支持組建中國共產黨，另一條是學術的。先看后者。蘇聯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打破西式現代化的道路壟斷，思想學術界不得不在兩條發展道路之間做出選擇。這一問題意識驅動不少學者轉向歷史唯物主義，據以爭論中國社會究竟是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半殖民地社會，此即“中國社會性質大論戰”；圍繞現實社會性質的爭論延伸到歷史，引發“中國社會史問題大論戰”。由此，歷史唯物主義概念、命題、分析方法在中國學界占據了重要地位，并引領人們關注完整的現代化，于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爆發了現代化論戰；接著爆發關于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論戰，爭論焦點是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這些爭論已明顯超越古今中西之爭的文化中心主義。[5]
可見，五四運動后十余年間，圍繞“中國向何處去”的思想爭論發生重大轉向，討論的對象從文化轉到制度、再轉到器物，與此前幾十年正好相反。思考對象一旦落實到器物，必然引出實踐的意志。于是我們看到，梁漱溟等人展開鄉村建設運動，試圖通過解決經濟、政治問題來解決文化、文明問題。但這些實踐者普遍缺乏組織化機制，也就難以形成改造現實的強大力量。
通過革命實踐認識古今中西馬
比較而言，由于有先進理論為指導，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就是實踐的先知先覺先行者。中國共產黨明確中國問題的主要癥結是西方工業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和剝削，從而明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確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標，并立刻投入革命實踐：首先支持國民黨進行反帝民族革命，雖遭失敗，卻把反帝變成全民共識；隨后建立自己的軍隊，在帝國主義和反動封建勢力統治的薄弱環節武裝開辟農村根據地，建立新政權，進行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
全力投入革命實踐，讓中國共產黨站在了超越文化中心論的古今中西之爭范式的有利位置上。中國的殖民地化伴隨著社會-國家的去結構化，口岸城市固然日益現代化，廣大鄉村地區卻日趨貧困化，而這正是最大的“中”，也是最重要的現實即“今”，“古”也即歷史文化凝固于其中。新興的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生活在口岸城市，已與古、今、中脫節，其所談論者多為書本或回憶、想象，難得情實。中國共產黨卻深入鄉村，尤其是貧困山區，動員農民參加革命。實踐要求其處理古今中西馬之爭，實踐之生死攸關也驅動其擺脫教條化方法與旁觀者、外圍化立場，而是以實踐的主體性切入現實的具體性，把握古今中西馬及其辯證關系。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確定中、馬關系。中國共產黨由共產國際指導成立，建黨之初受其嚴密控制，導致思想、政治上的教條主義長期占據黨內支配地位，革命頻遭失敗。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自主性意識，起而反對本本主義，倡導調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國具體實際，據以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經由這一“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6]，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最為重要的一步是，把馬克思主義從教條轉變為立場和方法。毛澤東《論新階段》報告闡明了這一點：“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7]馬克思主義一旦方法化，中國共產黨就向古、中、西全面開放了，革命是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把握中國歷史文化對于革命實踐具有決定性意義，毛澤東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著重要的幫助的。”[8]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文化互為方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路徑，其中蘊含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立場和方法。
通過革命實踐創造新思想、新文化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日益世界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塑造了中國之“今”，與“古”根本斷裂，而“西”與“中”則是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關系。這就意味著，作為“古”的儒家思想與傳統制度是無力解決“今”之問題的，甚至無從識別問題所在，故而失靈、崩解。[9]現代文化保守主義同樣有此短板，故雖有守護中國文化之心，卻未看清中華文明危機之源；文明復興構想層出不窮，卻找不到實踐路徑。
解決中國問題，必須運用世界性思想、政治資源。但世界不是平的，而且已經裂變。自由主義當然是世界性的，但服務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世界性支配、剝削，內含文明等級論，對此不察而接受，必然采取依附性立場，無意認識中國歷史與現實，有意遮蔽中國問題之癥結，胡適的全盤西化論即是典型。
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樣是世界性意識形態，但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持批判態度，中國共產黨據以認清了中國現實處境及其根源。共產國際又提供了先鋒隊政黨的組織形態與世界革命的支持性資源。辯證法還提供了克服教條主義、樹立思想政治自主性的方法。中國共產黨做到了世界化與自主性的辯證統一，把世界性革命思想政治資源轉化為解決已經世界化的中國問題的道路和方案。
可見，文化保守主義知古而不知今，知中而不知西；自由主義不知古亦不知今，不知中亦不知西；中國共產黨則知今亦知西，知古亦知中。形成這種落差的根源在于，前兩者止步于“解釋世界”，在觀念世界中打轉，缺乏與現實的血肉聯系，也就難以準確認識古今中西及其間關系。中國共產黨投身于改造世界的革命實踐，憑借實踐主體性樹立思想文化創造的主體性，于是馬克思主義不再是教條而是“立場和方法”，中國歷史文化不再是重負而是“方法”。中國共產黨開放地、靈活地運用一切資源，加以創造性利用、融合、發展，生成新思想、新文化。在被利用的過程中，古今中西馬的性質、功用、關系被準確地認識，并被辯證地融為一體，各有其用、各得其所。因此，對于古今中西馬的認識，中國共產黨不是外在地、靜觀地獲得的，而是通過實踐、在創造新思想、新文化的過程中獲得的——這就是《實踐論》所闡明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這一認識驅動的實踐是“能動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創造”，成果主要有兩個：毛澤東思想與“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其顯著特征都是創造性。
中國共產黨以能動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創造，超越、破解了思想、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爭。毛澤東思想與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都實現了世界性與民族性、歷史性與現實性的辯證統一，古、今、中、西、馬各種因素在其中辯證地結合。相比于文化保守主義對古今中西文化的機械搭配與自由主義的依附論，兩者具有高度創造性，從世界范圍看，也是極為先進的，中國革命因此而取得勝利。
創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以發展實踐終結古今中西之爭
自成立伊始，中國共產黨就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確定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工業化。即便在貧窮山區進行游擊戰之時，中國共產黨也始終不忘工業化長遠目標。 革命即將勝利之時，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再度確定把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目標，以此為中心進行國家構建，開展全面的社會、文化革命。
這些社會革命、文化革命均以實踐的方式解決古今中西馬之爭：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打破舊有基層社會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延續數千年的傳統價值與社會治理體系。基于歷史教訓，中國共產黨實行“一邊倒”政策。與此相配合，1949年8、9月間，毛澤東接連發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等五篇文章（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最后），批判知識分子的恐美、媚美、崇美心理，此后又多次發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又努力擺脫蘇聯模式，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道路。
找到這條道路不易，中國式現代化歷經蹉跎。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們發現，中國與西方差距巨大。一部分知識分子甚至黨政干部懷疑社會主義制度推進現代化的效能，進而懷疑建立這一制度的革命之必要性。更進一步，部分知識分子把國家發展遲緩歸因于文化，文化中心論的古今中西之爭再起。
不過，進入90年代，受國際局勢影響，古今中西文化之爭轉變為意識形態之爭。部分知識分子繪制的文化藍圖趨于多樣化，如李澤厚提出“西體中用論”，方克立提出“中體馬魂西用論”，張岱年提出“綜合創造論”，等等。
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總體性現代文明創造
與思想文化界的紛爭適成對比，中國共產黨采取“不爭論”策略，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心是推進工業化，允許市場經濟發育，對西方實行開放政策。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全面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市場。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國家發展自主權，實行有管理的開放，堅定地、自主地推進工業化。
在工業化取得比較明顯成績之時，中國共產黨逐漸調整文化立場，日益明確地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確定為奮斗目標。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第二個結合”命題，與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提出以中國歷史文化為方法，具有同等重大的歷史意義。到今天，發達的工業化生產力，以此為基礎的城市化生活方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等要素，已經融合凝定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至此，“中國向何處去”已不成問題，中國共產黨找到了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完美答案。百余年間，各種思想政治力量競相作答，惟有中國共產黨掌握了正確的方法。
主流古今中西之爭范式有明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傾向，前者表現為文化中心論，聚焦于宗教、思維方式、價值觀、意識等領域，以為通過文化設計，可以構建出理想的現代文明。后者表現為把文化靜態化、實體化、本質化且高度簡化，籠統談論中國文化、西方文化，無視古今之變，甚至由今推古，盲目崇拜西方古代文化、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又無視西方現代文化的內在矛盾，無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道路。如此爭論，看似熱鬧，終難揭示國家真實處境、問題、癥結與出路。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創新性、先進性
中國共產黨是作為改造現實的革命性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的，通過歷史唯物主義，把工業化作為現代化的中心；但帝國主義與依附性封建勢力構成工業化的結構性障礙，于是中國共產黨轉向革命實踐；革命勝利之后，又通過社會主義推進以工業化為中心的國家發展。這是一個能動的革命的現代文明創造實踐進程，經由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凝定，終結了古今中西之爭。
這一創造性實踐不限于思想、文化，而是總體性的現代文明創造。文化是其組成部分，且有能動性，但終究以工業化生產方式為基礎，與相應的政治、社會制度等等辯證統一于“總體性”。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廣泛進行文化革命，文化問題并未得到解決，進入80年代反而再度爆發古今中西之爭。隨后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隨著工業化的成功，古今中西之爭反而逐漸消散。“中國向何處去”，歸根到底不是一個文化問題，而是民族解放與發展的問題。依靠辯證的唯物史觀，中國共產黨認清了這一根本歷史任務，超越狹隘的文化之爭，通過革命與發展，展開總體性的現代文明創造。由此形成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完整性、有機性，遠遠超出古今中西之爭中各派的想象。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高度世界性，因而具有高度現代性。它集成、發展了世界各民族創造的重要現代文明成果：工業化生產體系、市場經濟體制、馬克思主義、先鋒隊政黨、人民的大眾的文化等。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世界性完全超出古今中西之爭中西化派的想象。歷史發展的辯證法造就了這一高度世界性。中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身份啟動現代化進程，成熟的西方現代文明構成壓迫性他者，中華民族不能不首先反抗、推翻之。但在中國自身文明傳統內是缺乏有效反抗武器的，它們存在于在西方現代文明發展的辯證歷史進程之中。馬克思主義、先鋒隊政黨組織、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等批判地超越了西方現代文明，故能在中國構建出推翻結構性壓迫、實現發展的力量。古今中西之爭中各派僅吸納西方現代文明中常態因素，無從構建出強大的解放性力量。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又有高度民族性，與歷史傳統保持了明顯連續性。中國共產黨在精神氣質上與儒家士人-士大夫群體之間保持了明顯連續性；中國式現代國家、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價值、制度均與傳統保持了明顯連續性。[10]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民族性完全超出了古今中西之爭中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想象。同樣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法造就了這一高度民族性。革命和工業化過程確實極大地破壞了傳統價值和社會結構。但中國革命首先是反抗世界性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工業化也始終是在帝國主義遏制與壟斷重壓下進行的，這兩者又都要求激發民族主義精神，動用歷史積累的文明資源。由此，歷史文化在當代中國保持著鮮活的生命。
高度世界性與高度民族性的辯證統一，高度現代性與高度傳統性的辯證統一，此即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突出特點。在現代世界占據先進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在古代世界占據先進地位的中華文明辯證地相互作用，“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從現代文明發展的歷史看，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文明是古代的、落后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現代的、先進的。
結語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因為其掌握了回答“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方法：通過歷史唯物主義，認識到建立工業化生產力的基礎性作用，又認識到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支配性結構；通過歷史辯證法，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現代文明的內在矛盾、世界范圍內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及其動態演變；最為重要的是，通過實踐辯證法，投身于改造世界的革命與發展實踐。經由實踐，切入變化著的現實的具體性，在利用古今中西馬各種資源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對其形成正確認識。因此，中國共產黨處理古今中西馬之爭，不是通過靜觀的認識或觀念的構造，而是創造以工業化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新政治、新經濟、新社會、新思想、新文化的實踐。這一總體性的改造世界的創造性實踐是“高于”文化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觀念之爭的。
隨著“中國向何處去”問題通過實踐得到圓滿解答，古今中西之爭已不再成為問題。但歷史沒有終結，中國思想和政治已升入新階段，中心問題轉變為“世界向何處去”。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三大全球性倡議已給出原則性答案，中國思想學術界需要關注、研究由中國領導的、世界范圍內以發展推進文明進步的實踐，在世界層面上思考古今中外問題。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
注釋
[1]馮契：《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增訂版），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頁。
[2]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5冊，《飲冰室文集》三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43—44頁。
[3]姚中秋：《西方思想學術霸權的形成、支配機制及其反抗者》，《江海學刊》，2023年第2期。
[4]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下卷第二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1327—1329頁。
[5]相關論文見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中國的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論證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6]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4頁。
[7][8]《論新階段》，《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50、第651頁。
[9]姚中秋：《千年困局與中國思想的前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第5—14頁。
[10]姚中秋：《中國式現代國家的形態特征及其理論意涵》，《學術前沿》，2023年5月下，第42—52頁。
責編：周素麗／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