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關于虛擬數字人的關注與討論，主要不在于“虛擬數字”技術，而在于“人”，這是其與一般虛擬數字技術或產品的巨大區別。虛擬數字人作為技術身體正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改變了身體與技術的關系，也改變了人的存在狀態，推動人類向“后人類”轉向。虛擬數字人使數字生命在多重空間延展，拓展了人的認知能力、交互能力和人的生存環境和生命內涵。然而，虛擬數字人也會產生主體異化的風險，包括主體自主性的缺失、主體認知脫域、主體理性退化以及主體道德失范等。
【關鍵詞】虛擬數字人 后人類 技術身體 社會風險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虛擬數字人當前之所以被廣泛關注與討論，不僅因為其技術上的突破，還因為其加速了技術與人的融合，激發起了人們對身體與生命的想象和反思。由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與虛擬現實技術所創造的虛擬數字人正在高度嵌入并改造著人的存在狀態，使人類正在邁向“后人類”時代。“后人類”是人與技術的疊加態，智能技術模糊了人類與技術、有機體與機器、物質與非物質的界限，實現了對主體的再造，主體性逐漸演變為“介于理性交流系統和信息網絡之間的一道岌岌可危的界面”①。虛擬數字人就是充當這個界面的技術身體，一方面連接著人的意識與認知，另一方面連接著由虛擬現實技術構建的超真世界。在這樣的一個超真世界中，人類的身體和身份究竟會發生哪些變化？技術身體賦予人哪些特權，又給人帶來哪些風險？這些都是亟待探討的議題。
新型人機融合創生技術身體
目前關于虛擬數字人的討論和爭議，主要不在于“虛擬數字”技術，而在于“人”，這是其與一般虛擬數字技術或產品的巨大區別。由于虛擬數字人具有人的體征，人們會不自覺地賦予其更多的社會屬性、生命意義和情感期待，所以對于虛擬數字人的探討也從科技倫理延展到生命倫理、社會倫理等更加復雜的范疇和更加多元的議題。虛擬數字人作為“人造物”或者“人造人”也正在重新定義著人，尼采所言“人類之所以偉大，正在于他是一座橋梁而非目的”②，如果說人的生命的目的是為了創造某種超越于人的存在物，人的身體以及生命過程是橋梁，那么超越于人的存在物是什么？是人機融合的新型人類？還是某種精神、意志？這都是極具想象空間和略顯科幻色彩的思考。在這個過程中，虛擬數字人起到何種角色？是起到“橋梁”的作用，承擔著某種使命、通向某種存在物？還是作為“目的”，其本身就是人們追求的某種存在物，是人類未來的終極形態？這是虛擬數字人被廣泛關注引發重要爭議的原因。
近二十年來，虛擬數字人在技術的加持下快速發展。隨著CG（Computer Graphics，計算機圖形學）、可穿戴設備動作捕捉技術的進步，虛擬數字人首先在影視娛樂行業得到了廣泛應用。其后，隨著人工智能（AI）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深度學習算法與神經網絡使虛擬數字人不再局限于作為人的替身，而是擁有了自主的智能。通過人工智能內容生產、自然語言處理、計算機語音、多模態交互等技術，這類虛擬數字人的外形、語音、語義理解、表情動作等均由AI生成，與人進行自主交互，并在播音主持、虛擬偶像、情感陪伴、裁判教練、咨詢服務等方面有了廣泛應用。透過技術表象看本質，虛擬數字人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技術進步，而是技術、信息與人的一種非線性疊加態，顛覆了人與機器、生命體與非生命體的區隔，是人與技術在新型信息控制模式指導下所形成的一種新型人機融合模態。在這里，技術不僅僅是身體的延伸，而是技術就處于身體之中，與身體共同創生了一種新的身體形式——技術身體，它改變了身體與技術的關系，也改變了人的存在狀態。人的肉身不再作為信息、意識、思維的唯一載體，技術身體以不同的形式擔負起載體的功能。而技術身體的迭代進步也正不可避免地推進著人類的進化，這意味著人類進入了“后人類”時代。
“后人類”（posthuman）這個概念由美國學者凱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提出③，按照她的觀點，“后人類”是數字技術所建構的智能機器與人的身體有機融合的結合體，它模糊了有智慧的生命體與有生物表征的智能機器之間的差異。虛擬數字人作為技術與人高度融合的產物，正在開啟“后人類”的新時代。基于AI驅動的虛擬數字人可以完全脫離生物性質的肉身，這就是“后人類”的形態——以技術身體替代現實肉身。按照“后人類”的觀點，人存在的本質是意識（信息）而非肉身（載體），載體具有可替換性，而信息是穩定且永恒的。“后人類”是反思并超越了人類主體性和生物性之后的存在狀態，正如“莊周夢蝶”中描述的，究竟是蝴蝶還是莊周，恍惚間難以分辨。實際上，這些物化的載體并無本質區別，因為背后有一個不變的、唯一的“我”存在，這種主客合一、物我交融、彼此共生的狀態，正是“后人類”的形態。“后人類”消解了“物”（肉身）與“我”（意識或信息）的隔閡與界限，使“我”擺脫被“物”所役使的被動狀態，將“人”的無限精神世界與意識世界從有限的身體束縛中解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虛擬數字人無論作為中間形態的“橋梁”，還是作為“目的”的最終形態，都推動了人類向“后人類”的轉向。
真身與化身交疊：數字生命在多重空間延展
作為技術身體的虛擬數字人所創造的具身體驗不斷重構著人的意識與認知能力，真實肉身與技術身體的交互融合，催生出新的身體習慣，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打破了人與環境之間的主客二元對立，實現了人、技術、環境的多重耦合，增強了人的知覺與行為能力，也豐富和拓展了人存在的意義。虛擬數字人對人的增強效應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認知能力的拓展。虛擬現實技術為人的認知提供了豐富的可拓展空間，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能夠突破肉身與客觀世界限制的技術身體。這個技術身體作為虛擬分身，使虛擬現實場景能夠伴隨著用戶的感知而具身化呈現，技術身體在人與虛擬現實環境之間建立起基于認知與行動的具身化實時同步連接，塑造出一個虛擬“在場”的體驗，使人們的認知不僅僅局限在肉身所在的現實世界，還能夠跨越現實與想象的邊界，看到、觸到那些現實不存在的世界，使人獲得了跨時空的可見性、可感性、可知性和可控性，將人的認知延展到了更廣泛的維度。技術身體也提升了人的共情能力，使人能夠以“在場”的狀態體驗不同文化、自然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從而使人消除地域或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偏見，真正地產生理解、尊重和共識。此外，數字虛擬身體不僅能為人們認知和體驗多維新世界打開一扇窗口，而且能夠改善或修復缺損的認知能力，如虛擬數字身體可以讓人體驗真實世界不可實現或不可復現的環境，強化大腦相關區域的刺激，為記憶退化、語言失能、認識失調的人提供沉浸式的訓練環境和豐富的訓練任務，從而有針對性地對大腦進行康復訓練。
交互能力的拓展。虛擬數字人的技術身體所形成的交互能力超越了以往線下交互與線上交互的局限，實現了以一種跨時空“共在”與“泛在”的方式進行具身交互，“共在”是指身處異處的人可以在同一空間進行具身化的交流與互動；“泛在”是指同一個人可以通過虛擬分身在不同的場景之間、虛擬與現實之間進行平滑地遷移。具身交互是以身體為主體將對周圍環境的感知內化到認知空間，同時也將身體具象地外化嵌入到周圍環境，身體的“在場”是具身交互的關鍵，技術身體在虛擬與現實空間的“共在”與“泛在”為人們提供了具身交互的可能。這種可能性來自于技術身體的中介作用，技術身體一方面通過多模態的信息傳遞系統與反饋機制橋接起人們與異時空他者之間進行交互的回路，另一方面也將交互對象的特性沉淀內化于自身之中，在實踐中重塑自身的認知和慣習。這使得交互雙方不但能夠實時調整行為，以更加準確、直觀、有效的形式進行反饋和表達；而且還能夠更加直接地體會并感受對方的需求、設身處地理解對方，淡化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主客二元對立。
生存環境的拓展。技術身體將人與世界緊緊連接在一起，跨時空形成身臨其境的存在體驗，這實際上為人類的生存環境勾勒出一個新的圖景。一方面，拓展了現實世界的生存環境，技術身體為人類建立起具身化的感知與行為能力，從而擴展了人的實踐場域，比如遠程開展手把手的培育指導、遠程進行緊急和危險的施工作業等。另一方面，豐富了虛擬世界的生存環境，從網絡社區到沉浸式虛擬空間，從網絡游戲到“元宇宙”，虛擬世界越來越逼真，對人類的粘性也越來越強，當前各大互聯網公司正在推進的“元宇宙”基礎建設，在日常生產、商業辦公、產品服務、文化娛樂活動等方面逐步構建起完整的社會生態。同時，基于虛擬數字化的技術身體，人類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生產生活實踐在虛擬世界完成。總之，技術身體打通了人在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暢游、在不同時空穿梭的通路，極大延伸了人的生存環境。
生命內涵的拓展。人的意識是一種觀察演化的感知，賦予世界意義化、規律化、清晰化、生長化的存在。正是由于意識，才定義著生命的內涵。隨著技術身體的進化，人的身體在穩定性與開放性之間保持著一定的張力，人可以借助技術身體去感知、觀察、體驗和行動，人的身體和意識形成了一種新的依存關系，技術身體正在成為意識的新的依托載體。實際上，正是由于身體的這種張力，才使得人的生命被重新定義。生命不再受制于肉身的限制，而意識作為一種信息流，可以搭載在技術身體上。主體超越了實體的范疇，作為一種信息結構或數據形態存在，實質上延續了生命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看，人類自古以來夢寐以求的“永生”也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實現。虛擬分身使人超越了生物意義上的身體界限，實現了作為生命體的人對“完美”和“不朽”的精神追求。特別是腦機接口技術的發展能夠實現人腦意識的互聯、存儲與編輯，個體的記憶、意識可以被共享、遷移，從某種程度上實現了人類的“靈魂再造”，這給人類“永生”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間，極大地拓展了生命的內涵。
技術越界與主體異化：虛擬數字人的風險反思
虛擬數字人在高度嵌入并重塑人的身體的同時，也會產生負面影響。這些問題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技術反噬與主體自主性缺失。作為智能化身的虛擬數字人在延伸人的身體的同時也使人產生巨大的技術依賴，而這種技術依賴又導致人的自主性進一步喪失。以AI為驅動的虛擬數字人無論是智能水平還是外在形象都越來越像人，甚至有替代人的趨勢。其基于深度學習實現持續的優化和擬合，提供的服務與人的需求越來越匹配，與人的交互過程越來越流暢，越來越理解人的需求與習慣，有時甚至比人還了解人。智能化身在給人創造良好體驗的同時，也在不斷地馴化人，其表現不僅僅是信息繭房，而且會形成對人的操縱，比如情緒操縱、決策操縱、行為操縱。從順從人類本性到“技術反馴”，人逐漸成為智能化身的馴化對象，這是智能化身對人的自主性的反噬。用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來描述這種關系非常貼切：人作為主人通過人造機器（智能化身）來改造物質世界，以滿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機器作為勾連人和世界的中介和橋梁對物質世界的支配能力越來越強，而人的自主性越來越弱，對機器的依賴性越來越強。虛擬世界的超感體驗所形成的上癮機制會對人產生巨大“虹吸效應”，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到虛擬世界，也更加依賴于虛擬數字身體，智能化身可能在未來俘獲人們身體的自主權和身份的控制權，這是技術身體給人帶來的最大風險。
技術黑箱與主體認知脫域。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指出，脫域是現代性的推動力之一，即社會關系從有限的地方性場景中“剝離出來”，從而能跨越廣闊的時間空間距離去重新組織社會關系④。數字虛擬技術使脫域成為了當今社會的常態，虛擬數字人也成為脫域后使人與人、人與世界再次形成具身化聯接的紐帶。然而，技術的復雜性與封裝性也使其具有極強的不透明性，它像一個巨大的“黑箱”，人們只需要通過極具人性化的界面和流暢的自然語言與其進行交互，而完全不必考慮其內在運行機理；只需要無條件的信任它，而不必考慮它可能存在的風險。特別是以AI為基礎的智能化身其外形更像人，更容易產生信任和依賴，其未知的風險更甚。然而主體認知的局限，使得人的有限知識結構難以匹配高度復雜的風險社會中的系統認知需要。所謂認知脫域，就是指人的認知從地方性知識中脫離出來，在更廣闊的時空重新塑造新的認知，這對人來講是一種極大的挑戰，因為人的認知能力受限于其生于斯長于斯的地方性知識。除了對技術黑箱的風險認知不足之外，人們利用虛擬分身在不同場景中的身份切換，也給人們的身份識別和確認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人們的認知能力往往難以匹配在不同場景下身份協調、行為規約的要求。
技術智化與主體理性退化。虛擬數字人是技術賦能所導致的人類極端智化的現象，只是這種智化體現在人的技術身體上，而非體現在人的生物屬性上，人在生物屬性上的智化落后于技術身體的智化，而且這種鴻溝正在吞噬著人最為可貴的理性。人的“理性”正讓位于人工智能的算法、算能與算力。基于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的人工智能主要依賴于大數據。但在很多環境下無法獲得足夠的海量數據，在過去，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在這種數據稀疏和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中進行決策，通過有限數據、簡單經驗和常識進行推理。這種推理來自于人的理性，這是人與生俱來就具有的智能。然而，在智能時代人們更加信任與依賴于人的智能化身，將理性、常識、經驗交付于人工智能。隨著技術智化程度越高，人的理性空間就越小，人由理性人變成了被動的參與人。人放棄了充滿生氣、睿智的理性，而完全依靠于冷冰冰的算法。此外，大數據對少數群體和邊緣群體缺乏有溫度的關注，那些沒有上網或者在網上很少留下足跡的人，如各種失能人群，其存在、特征、表達都可能會被忽略，他們缺乏數字擬身和虛擬分身的加持，在流量至上的法則下缺乏大數據關注和照撫，如果不喚醒理性的光芒，那么由理性所建構的人類文明將退返叢林法則。
技術失控與主體道德失范。虛擬數字人具有雙重屬性：一是物的屬性，即作為一種技術工具而存在，按照技術的邏輯發展、驅動和規制。二是人的屬性，因其具有人的外形，所以人們對它報有一種社會意義上的期待，它具有身份政治的潛能⑤。因此，虛擬數字人是有生命的，其生命來自于對人的仿真與情感注入。在“偃師造人”故事中，周穆王看到偃師制造的木偶藝人挑逗他的侍妾而大怒，是因為這個人偶外形上太逼真，以致周穆王不由自由地代入了情感。由于虛擬數字人的擬人化外形，人們會情不自禁地將人的倫理道德賦予它們。特別是當其表現出與人一樣的智能時，這種情感就會更強烈。然而，對虛擬數字人進行社會規約的缺位，導致其成為道德失范甚至違法犯罪的工具，比如，深度偽造技術通過換臉、換聲創造出虛假身份來混淆視聽、欺詐用戶；數字擬身和虛擬分身使真人穿上“馬甲”而隱匿身份，從而做出無道德底線的行為；以AI機器人為代表的智能化身作為人的知識助手，為人提供的答案帶有商業誘導或虛假信息。大多數虛擬數字人通過商業化運營，流量為王、娛樂至死的商業運作邏輯可能會與社會倫理道德相悖，如虛擬主播享有巨大的知名度、信任度和影響力，但卻不承擔和履行作為公眾人物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與義務。這些問題都是技術失控所導致的，對虛擬數字人的規制不僅僅需要技術治理，建立起相應的信息基礎設施、模擬仿真技術、內容生產系統等“硬基建”；更需要建立起社會規約、價值系統、身份系統、法治系統以及倫理與道德系統，構造其健康發展的“軟基建”。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媒體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研究專項“重大突發事件中知識傳播對社會共識的作用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VYJ014）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美]喬納森·克拉里著，蔡佩君譯：《觀察者的技術：論十九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5頁。
②[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著，孫周興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卷第四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9頁。
③[美]凱瑟琳·海勒著，劉宇清譯：《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5頁。
④[英]安東尼·吉登斯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后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18-26頁。
⑤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Routledge, 1991), pp.149-181.
責編/李丹妮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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