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在革命斗爭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關鍵詞】毛澤東思想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 【中圖分類號】D23 【文獻標識碼】A
2023年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在革命斗爭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黨領導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一個獨立自主、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
中國共產黨人在勝利與失敗中切身感受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極端重要性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就投身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經歷了北伐戰爭和土地革命戰爭的嚴峻考驗。當時，黨內在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經驗問題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機械照搬的教條主義態度，一種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從中國實際出發的科學態度。
毛澤東同志十分重視對中國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指導革命斗爭。早在“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發生以前，毛澤東同志就完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明確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他對中國資產階級進行了精辟分折，指出它是一個動搖的階級，在革命高潮時要發生分化，其右翼將要跑到帝國主義方面去，成為革命的敵人。在“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發生以后，革命處于嚴重危急的關頭，他到湖南考察了22天，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指出很短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但是共產國際代表和陳獨秀等人不愿意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意見，為了遷就國民黨，他們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農民運動，致使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右派的反革命進攻面前孤立無援。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先后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等。在秋收起義后，毛澤東同志率領紅軍在湘贛邊界創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領導根據地的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中，毛澤東同志十分注重研究中國國情，經常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撰寫了大量農村調查報告，發表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等著作，成功地開辟了一條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然而也就在這個時期，黨內先后發生了以李立三為代表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他們以教條主義態度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機械照搬蘇聯經驗指導中國革命，提出通過舉行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奪取一省或者數省革命的首先勝利。由于這種主張嚴重脫離當時中國的實際，而且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給革命事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黨所領導的根據地和紅軍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區工作損失了將近百分之百，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
正是有了北伐戰爭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這些深刻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共產黨人才從勝利與失敗的鮮明對比中，切身感受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同志曾對此進行了深刻總結，他說：“從黨的建立到抗日時期，中間有北伐戰爭和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我們經過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北伐戰爭勝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敗。土地革命戰爭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后來又遭到挫折，經過長征，這三十萬人縮小到兩萬多人……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①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與毛澤東思想的形成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是從1935年開始的。這和當年發生的兩個重大事件密切相關。第一件事是遵義會議。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黨生死攸關的危急時刻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表明我們黨經過兩次國內戰爭的鍛煉，已經由幼年走向成熟，能夠獨立自主地從中國實際出發解決自己的問題，為全面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必要的主觀條件。
第二件事是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20世紀30年代中期，法西斯勢力日益猖獗，嚴重威脅人類和平與安全。面對嚴峻的世界局勢，共產國際進行了重大政策調整，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強調為了戰勝法西斯必須在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工人階級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建立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并批評了這個問題上的“左”傾關門主義。大會通過的相關決議要求把實際工作的領導權集中于各國黨，在局勢發生變化的關鍵時刻各國黨可以依據共產國際決議的精神，結合本國情況獨立自主地提出政治任務和制定必要的斗爭策略。大會宣布，共產國際以后一般不再直接干預各國黨內部的組織事宜。根據這一決議，七大停止召開執委會全會，撤消了地區書記處和地區局，把派遣國際代表的制度改為由執委會同各國黨最高領導人直接聯系。共產國際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的這種變化，為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之后，根據中國情況獨立自主地解決問題，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較為寬松的外部條件。
但事情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共產國際領導人擔心中國共產黨不能適應國共合作的新環境和新任務，認為必須要派出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國際形勢的人去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同年11月，一向受共產國際器重的王明被派回國，并在12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央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堅持獨立自主的政策提出批評。會后，王明等去武漢中共代表團和長江局工作，又在實際工作中貫徹右傾錯誤主張。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抗戰和國共兩黨情況，以及中共所采取的方針。任弼時向共產國際提交了書面報告大綱，又作了口頭說明和補充。這對于共產國際正確認識中國實際情況和中共主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年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決定，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明確表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聲明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7月初，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接見即將離任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時，明確表示在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王稼祥回到延安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9月29日至11月6日，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全會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全面推進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在這次中央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首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前后，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撰寫了一系列研究中國問題的重要著作，創造性地回答了當時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各種重大問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些著作主要有《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這些著作和后來在黨的七大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是這個時期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代表性成果。除了毛澤東同志以外，當時黨的領導人張聞天、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以及學術界的艾思奇等同志都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由于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的貢獻最大，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代表，所以這個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便自然地與毛澤東同志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中間曾經有過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的體系、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毛澤東主義、毛澤東同志的學說等多種提法。經過選擇，最后統一起來，稱為毛澤東思想。
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開。這次大會的主要內容之一，是把毛澤東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在這次大會上，劉少奇同志代表黨中央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給予了科學的界定，對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作了系統的概括，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巨性以及毛澤東同志為什么能夠成功地進行這項事業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初次完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總結。這次大會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標志著毛澤東思想不但已經成熟并且被全黨公認為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所產生的理論成果。對于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團結全黨，共同奪取革命勝利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黨的事業在黨的七大以后蓬勃發展，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思想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而且成為整個國家的指導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繼續向前推進，毛澤東思想在實踐中不斷向前發展。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實行的穩步向前推進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政策等，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新的偉大成果。
以蘇為鑒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繼續向前推進
1956年，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成為必須回答的主要問題。根據先前經驗和初步實踐，機械照搬蘇聯和其他國家的經驗和做法，是難以取得成功的。只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才能找到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由調查研究入手，開始探索解決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從這年2月14日開始，到4月24日結束，毛澤東同志共聽取了國務院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還有國家計委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邊調查邊研究思考，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正確處理的一系列問題。毛澤東同志的這次調查同蘇共二十大正巧是同一天開始的，蘇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錯誤，對毛澤東同志思考中國問題產生了重要影響。他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②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報告，圍繞以蘇為鑒、根據中國實際情況走自己的路這一基本思想，論述了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形成的十大關系問題，標志著毛澤東同志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一個初步的然而又是一個比較系統的思路。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結合新的實際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提出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尊重價值規律，在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等。這些獨創性理論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
梳理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共產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過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他從中國革命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是黨內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主要代表，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第一個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和任務。第二，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他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是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問題，是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中國革命之的；提出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特別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強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是我們確定中國革命任務、對象、動力等的基本依據；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根本方法是實事求是，也就是通過對中國實際的研究，找出事物的內部聯系和規律，用以指導我們的行動；提出堅決反對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反對簡單照搬外國的經驗和做法，反對宗派主義和形式主義；提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應當是新鮮活潑的，具有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等等。這些理論和方法，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基礎。第三，毛澤東同志領導全黨成功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毛澤東同志又及時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以蘇為鑒、探索解決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次探索雖然出現了嚴重曲折，但仍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論成果。第四，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獨立自主的新中國，開展了大規模經濟建設，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等。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課題“世界社會主義500年重大問題研究”（課題編號：20LLZZA010）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頁。
②《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頁。
責編/趙橙涔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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