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積極社會心態的重要標志是整個社會充滿昂揚蓬勃的生活動力。面對當前社會上出現的某些低迷、倦怠、茫然等消極情緒與行為,我們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目標,既把眼光放得長遠,又讓目標變得切實可行;需要重新選擇自己的社會生活需求,調整需求的關注點,以適應社會環境變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并通過增強自我效能感強化自信。調整和平衡“需求-目標-體驗”的社會生活動力系統,最終將使個體獲得積極心態。而當個體的心態匯聚成整個社會的積極情緒基調,這又將為社會成員提供良好的宏觀心態環境。
【關鍵詞】生活動力 社會心態 目標 預期 努力
【中圖分類號】B8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2.006
【作者簡介】楊宜音,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社會心理學。主要著作有《當代我國社會心態研究》(合著)等。趙德雷,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社會心理學。主要著作有《農民工社會地位認同研究》等。
前言
流行語是社會心態的表征,可以敏感地反映出社會情緒的特征和變化動向。這些被快速傳播和使用的高頻詞,與人們的體驗和觀察到的現象越貼合,越能透露出一些值得關注的社會心理現象。我們通過觀察近年來的社會流行語,發現一些人群的生活動力出現不足或弱化的現象。流行語中一些有關情緒的詞匯(抑郁、郁悶、壓力山大、焦慮、無聊、煩等)和有關身體及行為狀態的詞匯(內卷、躺平、擺爛、拖延、累、沒勁等)反映了他們對現實生活無助、無望、無奈、退避的消極社會心態。
消極心態的蔓延會影響社會發展,降低人們的生活幸福感和滿意度,限制人們對未來的想象和對風險的承受力,減弱社會創造力。有關社會心態的研究揭示,當壓力與動力之間出現不平衡,就會產生消極的情緒體驗、態度與行為,而積極或消極的情緒基調有多重的心理因素和機制,若能夠調整壓力與動力的心理關系,調整個體心理與社會心態的互動關系,則可以從社會心理的角度調動一定的精神資源來應對困境,幫助在壓力困境中的人們走出消極心態的低谷,獲得生活的動力,去創造美好的生活體驗。
需求對生活動力的影響
需求是人渴求某種物質和精神目標的心理活動。它表現為一種主觀愿望,是生活動力的內在源頭。根據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簡稱SDT),[1]每個人都有勝任(competence)、自主(autonomy)和關系(relatedness)三種基本心理需要。我們既要確保自身的生存和安全,也要與他人維持友善關系,還希望能夠控制環境、自由地將經驗與自我感整合到一起,進而獲得成長發展。這三種需要是個體心理健康成長、人格健全發展和獲得幸福感的基礎。在經濟高速發展、技術飛速進步的今天,社會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升。人們需求的重點內容也從簡單生活資料的獲取,過渡到復雜生活質量的優化,以及在此過程中體驗的自我價值和自主能動性。通俗地講,就是體驗到個人成就感。然而,相比物質匱乏時代,在富足的現代社會中,自我成就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反而更難得到滿足。因為無論哪個領域,要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再取得突破進展本就十分困難,而在當下愈加激烈的競爭形勢下,不確定性劇增,單純而執著的努力甚至難以保證收獲成功。這種情況不免令人感到無助和無望,嚴重的還會讓人懷疑行為價值和人生意義。[2]
避免上述消極情緒滋生,可以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嘗試橫向拓展需求滿足的方式和內容,增加體驗需求滿足的可能場域,達到個體內心的豐盈。人不僅受外部因素引導支配自己的行為,還受內心需求驅動而主動作出行為選擇。“斜杠青年”[3]從事多種職業,基于自身興趣特長豐富創意性勞作內容,通過“斜杠工作”嵌入新的情境完成真實表達,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他們憑借自身跨界整合能力、快速學習能力和較強的適應能力不斷成長。這些具有創新性思維的年輕人規劃反思并實現目標、獲得自我認同,最終獲得自我實現。二是嘗試縱向深化需求滿足的體驗,加強需求滿足的深切感覺,追求群體自我的充實。當今一些年青人時常感到做什么事都沒有意義、沒有趣味、沒有價值,甚至因意義感的缺失而產生無聊情緒。這根本上是因為理性化使原本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基于“集體”“群體”的價值和意義發生了整體性消解。然而,“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作為實踐主體,其自我價值的確證需從他人處獲得。因而,意義感的建構需要與集體建立聯系,在“友情共同體”的承認中體驗自我存在的意義感和價值感。[4]
重塑現代人生活(生命)意義,需重新審視需求的內容,定義需求滿足的意義,拓展需求的關注點,將進取行為落到扎實的需求之上。現實社會的人們若想摒棄無聊、重拾意義感,獲得實現自我生命意義的現實感,可以邁向奮斗的有趣,為自己的人生尋找為之奮斗的使命感;可以邁向創造的有趣,致力于推動人類進步,創造生活和行為的意義感;也可以邁向生活的有趣,制造復調而豐富的生活以充盈意義感。[5]
目標對生活動力的影響
目標能持續賦予人生以方向和意義。對個體而言,細微至日常規劃、宏大至人生理想,都屬于目標的范疇,體現著人的自我掌控意識和掌控能力。目標達成過程與結果直接作用于情緒,進而影響生活動力。
目標確立。追逐夢想的動力、實現目標的決心體現著一個人的生命活力與生活動力。個人的生活目標越清晰,其為目標達成而努力的動力就越強,越能夠對自己的行為、思想和情緒進行有效的控制,并抵制誘惑。同時,生活目標越清晰的人,自我效能感越強,面對困難時對自己的評價更加積極,更關注自身的未來潛能。[6]明確的目標通常是在充分了解自己內心需求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實現過程中各種有利因素和不利條件而形成的。目標低,雖然實現起來相對容易,但因此而體驗到的喜悅之情不甚強烈;目標高,實現后的喜悅之情固然更強,但若做不到執著堅韌、受不了失敗打擊,也可能變得沮喪和退縮。例如,美好生活是每個中國老百姓都心向往之的奮斗目標,它緊扣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能夠引領人們努力的方向、匯聚大家的力量、激勵人們積極創造幸福生活。然而,若把美好生活簡單理解為物質生活的富足,便會忽視安全、公平、和諧等其他內容,助長奢靡享樂的不良風氣;若把美好生活狀態想象得過于完美,也容易產生現實情況難以達到心理預期的感覺,[7]滋生怠惰情緒。
目標缺失或目標不清的人會失去努力的方向。新一代青年不再遵循子承父業的慣性發展路徑,而是滿懷期待、希望開辟自己的事業領域。但有限的人生閱歷和實踐歷練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們的認知水平和判斷能力。遭遇現實困難時,意志薄弱、應變能力不強、尤其習慣依賴家長、老師、領導安排的青年就容易陷入迷茫,[8]嚴重的甚至會退行或喪失斗志。信息的多樣化、價值觀的多元化更加劇了一些青年人的迷茫心態和焦慮情緒。[9]
要避免理想淪為空想、幻想,不能忽視目標的選擇。每個人的興趣愛好千差萬別、特質專長各有不同。人才培養不能只用一套方法、一種模式,尤其是不能按照單一標準來評價所有人。社會具有包容性,才能使每個社會成員充分發揮自身的創新與實踐能力;個體自身勇于探索和追求真正適于自身的人生目標,才有助于自我個性化發展的實現。
人生目標可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創造性目標,受“經濟邏輯”的支配,關注可測量、可評價的“擁有”(having),如財富增長、智識增加、產品增多;另一種是體驗性目標,受“存在邏輯”的支配,關注心理感受、體驗的“存在”(being),如藝術創作、照護服務。二者既相對獨立,又相互依存。“擁有”優先考慮的是主體如何將客體工具化,使之成為被占有和消費的資源;“存在”優先考慮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真實關系,為人提供歸屬感、承諾、方向和目的,并涉及建立和維護自我與他人、與外部世界的聯盟。[10]當人生目標具有多樣化的空間,社會不再只以財富多寡來定義成功和失敗,人便可以更自由地追求自己向往的人生目標,自我展現的舞臺就會變大,發光發熱的機會也會更多,進而獲得更大的滿足感和成就感。
目標調整。社會比較是自我評價的重要手段,也是目標調整的重要參考。將自己某一方面的情況與他人進行對比,獲知自己在該領域的位置,或將自己當下的情況與一段時間之前的狀況比較,了解自己的成長和變化。比較結果的好與壞牽動情緒的高漲或消沉,促動目標的調整。這主要體現在比較對象和比較內容的選擇上。人們在社會比較時通常會選擇與自己相近的人作為參照對象,進行“橫向比較”。與相似的人比較,才能獲得有意義的評估信息。然而,究竟在哪種維度上相似,卻是進行比較的人自己選擇、建構的結果。例如,一個人可能與年齡相仿的同齡人比較,也可能與學歷出身相同的校友比較等。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兼具便捷性、即時性和跨地域性的社交網絡能夠為個體提供海量的社會性信息,各種軟件媒體輕而易舉就將本來遙遠的參照對象呈現于眼前。這令社會比較過程極易被激發和實現,比較結果的兩極化特征也愈發明顯。[11]
在社會比較中失勢,會從多方面削弱人的生活動力。一是不利的社會比較結果容易導致消極自我評價。有研究發現,由于社會上地位層級的主要認同基礎已由對具體社會單元的歸屬感轉變為對收入等市場要素的占有,原先的“中層認同”趨向于瓦解,新的“中層認同”又難以建立,所以“主觀階層下移”現象凸顯。[12]二是不利的社會比較結果可能導致不公平感。有研究發現,在向上比較的對比效應和向下比較的同化效應共同作用下,社會比較傾向會損耗居民的心理健康,繼而降低生理健康水平,而且這種負面效應在各個階層都有體現。[13]再者,不利的社會比較結果還可能減少積極進取行為。現在一些年輕人經常提到的“躺平”,就是越來越激烈的競爭和社會比較給人造成種種壓力、挫折、打擊而導致的一種消極行為反應。其實,除了以他人為參照對象的“橫向比較”,我們還可以自身為參照對象作“縱向比較”。同相似的人比較,培養和運用的是宿命的“固定型思維”,僅僅以獲得能力確認、超過別人為目標;而同自己比較,則會養成進步的“成長型思維”,更多以獲得能力提升、超越自我為目標。后者才是自我提升、社會發展的鮮活動力。
在不同時空情境下,主流的比較內容可能會有差異。被多數人認可、獲得制度強化的領域內容,往往惰化為考量個人價值的主要指標,約束個體成長。例如,在普遍看重物質財富的社會,人們優先選擇根據金錢擁有量評判自我與他人的成就與地位,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突出貢獻;在規定只根據考試分數評判能力高下的社會,成績的優劣成為人際競爭的唯一通道。當家長對學業成績作為社會比較的維度異常敏感,則家長身份認同及相關角色任務意識越強的父母,對子女教育的焦慮越嚴重。[14]其實,社會比較時不僅可以選擇參照對象,還可選擇比較的內容,如財富、權力、學歷、容貌等。在任何比較領域內都必然形成層次區分和前后排序,比較內容的多樣性豐富了人們在位置競爭中的可選擇空間,使得群體或社會不再沿著單一的維度產生分化。[15]處在多維比較與評價環境中的人,自主性將得到更大釋放,生活動力也會更足。
預期與努力對生活動力的影響
當人們明確了自己的合理需求,選擇了實現需求的目標,還需要對目標的可行性作出判斷,并決定如何努力實現目標(doing)。
預期。預期是對目標實現可能性的判斷。人類理性行動決策很大程度上基于對未來可能發生結果的預判。因而,預期也是影響生活動力的重要因素。根據計劃行動理論,[16]對所設定目標形成明確的行為意向,可激勵個體盡快開始行動,并愿意為實現目標付出高投入的努力。行為意向取決于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到的行為控制三個因素。其中,目標可控感強、有信心完成目標尤為關鍵。行動者主觀認定的目標實現可能性是其生活動力的重要來源。
成就預期是綜合對國家整體趨勢和政策走向的宏觀認識、對自身所在行業和所處圈層的中觀感知、對家庭資源疊加個人能力可達“天花板”的微觀評估所得出的結果。[17]此外,社會行動者決策前還會對事物發展前景作預估。
成就預期過低,容易因為不能感到“希望”而放棄努力,被動沉淪。譬如,近年來,社會出現的“喪”文化就反映了態度消極、情緒消沉、精神萎靡的負能量狀態。“努力未必會成功,但不努力一定會很輕松”“比你優秀的人都在努力,你努力還有什么意義”“咸魚總有翻身的一天,但翻身了之后還是咸魚”,這些發言表達了一些年輕人渴望向上流動而不得的悲觀心理。成就預期過高,則可能安于現狀,失去繼續拼搏的動力。有研究指出,城市“佛系青年”往往就是對自身未來發展前景預期較好、喜歡追求非競爭性獲取物的群體,他們不喜競爭并非壓力過大而“玩世不恭”,而更可能是“年少無知”所表現出的盲目自信和不愿意承擔家庭責任。[18]于是,在日益被數字化技術和智能算法催生的績效考核體系中深感不適的一些青年時而內卷焦慮,時而倦怠躺平,[19]呈現出“45度人生”的生活狀態。要想重新激發他們的斗志和活力,必須幫助他們樹立信心、建立能夠在競爭中獲勝的自我預期。
當今人類社會越發陷入“深度不確定性”(deep uncertainty)之中,“自然風險”和“人為風險”疊加形成的“超風險格局”初見端倪。加之我國當前正經歷換檔期、陣痛期、轉型期“三期疊加”與傳統風險、現代風險、轉型風險“三險合一”并存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這使得整體社會心態很難維持既往的穩態秩序,甚至有可能出現個別群體的悲觀情緒蔓延。隨著不穩定性的增長,已經習慣了穩定生存狀態的人們為了尋求確定的反饋和保障,最初會投入更多的努力,但當其自我在內卷和焦慮中過度消耗,又不免經歷越發的倦怠和疲憊。[21]過于強烈的悲觀預期可能演變為無望感(hopelessness),即一種對未來失望甚至絕望的經驗或悲觀的看法。這種消極心態是個體面對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或仍在不斷出現的一系列壓力生活事件、自感無力解決、以及缺少社會支持,三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22]嚴重威脅心理健康。只有建立起積極的未來發展預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樣的狀況。
努力。關于努力的信念,即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努力在目標實現過程中的作用,也影響著人們為達成目標而持續付出的行動。現今人們生活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自我效能遭遇危機。自我效能感指個體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為所進行的推測與判斷。相信自己能夠利用所擁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項工作的程度標示著自我效能感的高低。此動力的重要來源是自身和他人的成敗經驗。成功體驗越多、越強,自我效能感越高。但現在自我效能體驗卻遭遇兩方面的阻礙。
第一,個人成功不易。從前人們追求日常衣食住行的飽足與舒適,此類目標的實現不僅使人們形成了努力即可獲得成功的認知經驗,也給人們強烈的確定感和自我效能感。因而,人們普遍信心滿滿與干勁十足,社會上呈現一派朝氣蓬勃的景象。但現在努力-成功的邏輯鏈條不再如此簡單化。在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背景下,人際和群際的競爭早已不局限在勤奮、膽量等一般特質的比拼,而升級到視野、信息、思維邏輯等更復雜層面的較量。努力與成功之間增添了很多影響因素,且作用越來越大。生活水平在溫飽基礎上進一步提升的目標,也變得十分難于達成。再加之疾病流行、國際關系、新技術發展等不確定性因素的增加,更使人們感到危機四伏和焦慮不安,感嘆個體力量的微弱,因而產生退縮心理。
第二,個人-集體疏離。當今社會個人獨特性的需求越來越高,[23]人們更執著于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這使得國家集體大目標與個人小目標的關系不似以往般緊密。雖然每個人都渴望與追求美好生活,但在這個意義被消解的年代,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容易被強烈的使命感所動員。尤其當感覺宏大目標無法企及時,更容易退回到“小確幸”帶來的滿足之中。
總結
心理動力要素的影響絕非單獨發生,而是關聯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見圖1)。其關系邏輯主要體現兩條線索。第一,生活動力形成的核心路徑是以需求為基礎形成目標,目標引發指向目標實現的積極行為。在同他人、同自己的社會比較中,行動者可以更充分了解目標的適切性,不斷調整目標,使之既能發揮引領行為的作用、又符合自身現實條件。目標因需求而起、圍繞需求而定,反過來目標達成的結果也帶來需求滿足的積極體驗,對需求發揮調節作用。這中間需求意義的選擇至關重要,它決定了目標方向的正確性,是保證后續投入收獲良性回饋的根本。第二,目標計劃具體實施前,行動者將對目標達成的可行性和自身努力的有效性兩方面信息進行評估,并據此調整行動積極性和目標內容。預期目標達成概率大,可行性高,則行動更積極;評估努力成功的必要性高,效能感強,則行動意愿更堅定。
圖1
需求-目標-體驗鏈條及其相關因素的良性循環,有賴于需求意義的正確選擇、目標的多樣包容、努力和預期作用積累下的信念與信心,以及目標達成的積極情緒。筆者將此概括為“生活動力的需求-目標-體驗模型”。其中的“動力機制”突出體現為在有意義的需求和明確目標引領下,由預期帶來的信心和努力必有回報的信念構成的積極心態。故而,強化有效能感的努力,選擇恰當可行的預期,是助益生活動力的兩個重要抓手。
從動態發展的角度看,激情與動力具有周期性、階段性的特點。當前生活動力的低潮反而可能孕育未來重新活力四射的希望。年輕人既要清晰認識自身需求和能力,調整目標和預期,又要注重情緒調節,用親情、友情和愛情中蘊含的穩定性、確定性和安全性,以及積極的行動,抵御焦慮。只有每個人的積極心態匯聚起來,才可能形成整個社會的積極情緒基調,并將其融入到現實生活中,助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
(本文系黑龍江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三全育人’理念下大學生創新創業能力的階梯式培養模式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SJGY20220104)
注釋
[1]R. M. Ryan and E. L. Deci,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2]胡潔:《意義感三維中青年的精神淬煉》,《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6期。
[3]牛天、張帆:《嵌入、表達、認同:斜杠青年的自我實現研究》,《中國青年研究》,2020年第6期。
[4]王小章:《意義感、承認與友情共同體》,《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6期。
[5]周曉虹:《無聊:意義感的抽離與再造》,《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6期。
[6]馮彪、李宗龍、王凱欣、崔洪波:《大學生生活目標與心理韌性的關系:自我控制和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多重中介作用》,《心理研究》,2022年第1期。
[7]張學亮:《論推動美好生活奮斗目標的意識形態功能發揮》,《理論導刊》,2021年第7期。
[8]項久雨:《新時代青年當奮發有為》,《人民論壇》,2022年第10期。
[9]孫時進:《青年怎樣“看見”自己》,《人民論壇》,2019年第12期。
[10] L. Liu, "To Have and to be: Towards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Quality of Life in China,"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18(3).
[11]高勇:《地位層級認同為何下移 兼論地位層級認同基礎的轉變》,《社會》,2013年第4期。
[12]池上新:《由心至身:社會比較與中國居民健康》,《人口與發展》,2020年第4期。
[13]李彩娜、馬田雨、張豪:《社交網絡中的社會比較:研究現狀及展望》,《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14]彭珊:《家長身份認同對子女教育焦慮的影響》,哈爾濱工程大學碩士論文,2022年。
[15]李國武:《相對位置與經濟行為:社會比較理論》,《社會學評論》,2020年第1期。
[16]I. Ajze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2).
[17]羅楨、徐建軍:《城市佛系青年何以存在:“玩世不恭”抑或“年少無知”?》,《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18]藍江:《數字社會轉型中如何理解與化解青年焦慮》,《人民論壇》,2022年第19期。
[19]廉思、袁晶、張憲:《成就預期視域下的中國青年發展——基于時間洞察力理論的新認知》,《中國青年研究》,2022年第11期。
[20]文軍:《發展的不確定性與心態秩序的維系》,《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5期。
[21]藍江:《功績社會下的倦怠:內卷和焦慮現象的社會根源》,《理論月刊》,2022年第7期。
[22]辛自強、馬君雪、耿柳娜:《青少年無望感與生活事件、控制信念和社會支持的關系》,《心理發展與教育》,2006年第3期。
[23]H. Cai; X. Zou; Y. Feng; Y. Liu and Y. Jing, "Increasing Need for Uniquen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mpirical Evid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9).
Life Dynamics and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Construction
Yang Yiyin Zhao Delei
Abstract: The important sign of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is that the whole society is full of high spirited and vigorous life dynamics. In the face of some negative emotions and behaviors such as depression, burnout and confusion in the current society, we need to re-examine our life goals, not only put a long-term vision, but also make the goals feasible; We need to re-choose our social life needs, adjust the focus of demand to adapt to the change of social environment; We need to put in more effort and strengthen our self-confidence through self-efficacy. Adjusting and balancing the dynamic system of social life of "demand-goal-effort action" will eventually enable individuals to obtain a positive mental state, and when the individual's mental state is integrated into the positive emotional tone of the whole society, it will provide a good macro mental environment for members of society.
Keywords: life dynamics, social mentality, goal, expectations, endeavour
責 編∕肖晗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