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代中國青年群體展現出生機勃發、自信從容、開放活力的社會心態。文化主體性作為形塑積極社會心態的核心動力，推動當代青年不斷從文化自覺走向文化自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新時代倡導的積極心態高度契合，要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進一步深化傳統文化的認知與現代繼承闡釋，推動當代價值的淬煉與發展，在傳承與發展中區分精華與糟粕，于轉換轉化與革新中提升參與活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
【關鍵詞】文化主體性 社會心態 中華文化 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
【中圖分類號】C91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2.002
【作者簡介】管健，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群體心理與群際過程、社會表征、刻板印象、文化與國家認同、社會問題的心理學。主要著作有《身份污名與認同融合》、《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敘事框架優化：基于心理解釋水平》（論文）、《當前社會心態的主要特征、趨勢及影響因素》（論文）等。
國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鑄之。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明確提出了“文化主體性”的重大論斷，深刻闡釋、高度總結了“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多元思想交融交鋒，文化心理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費孝通先生用“文化主體性”這一概念，強調和闡釋“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充分發掘本土文化的積極因素，在適應和推動政治、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維護自身的連續性”。社會心態的嬗變與傳承，其背后是文化的助推與演變，是文化心理的外在顯現。社會心態折射出的文化變遷的規律性存在于整體文化系統的規律性之中，而社會心態僅僅是其外顯的表征形式之一，既無法徹底從文化的宏大敘事中抽身而出，也無法在文化缺席的場域中被孤立性地研究和分析。當今中國青年人展現了生機勃發、自信從容、開放活力的社會心態，其背后正是文化主體性的鞏固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并成為積極社會心態的核心動力。
當代青年不斷從文化自覺走向文化自信
在剛剛落下帷幕的杭州亞運會上，無論是運動健兒，還是觀眾、青年志愿者，甚至火爆全網的BGM秀，無不給各國留下了中國開放自信的一面，讓世界近距離地了解了一個開放、包容、活力、生動的中國。周曉虹教授指出：“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整個經濟和社會發生結構轉型的同時，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態度和社會行為，即人們通常所說的社會心態發生了令人驚異的變化，這是一種從傳統到現代可資借鑒的心理范本。”經過40余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變得越來越開放多元、自信樂觀、主動積極。
人是文化的存在，人類是唯一以文化的方式而存在的生物。文化自覺是人們對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思和自我理性的審視。清楚文化的長處，也理解文化的短處，才能處理好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文化自覺是反思、反省、審視的過程。增強文化自覺，需要主體有胸襟，有氣度，有理論的高度，有覺悟的水平，有審慎認知的能力，也有系統整合的知識。文化自覺是前提，文化自信是基礎，由此在對文化的認知和理解的基礎上才能形成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肯定和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在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在多民族文化融合發展中創造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體系。40余年的改革開放，我們歷經艱苦奮斗，也經歷了波瀾壯闊，在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也完成了文化心態從自為到自覺、自信的歷史性轉變。當代青年從文化自覺中不斷建構出積極的文化自信，傳遞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情感和深刻認知，是對使用的文化符號、遵循的文化理念、秉承的文化思維、沿襲的文化規范的肯定性過程，也是對40余年來改革開放的文化主體性敘事的充分彰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孕育了獨特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是每個國人內心最深層次的精神追求和身份標識，并成為心理機制中最穩定的文化基因。當代青年群體樂觀、多元、開放、包容，其內在的深層次身份紐帶是文化共同體的靈魂凝結，這不僅是一種精神力量，也蘊含在青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青年人喜歡追求文化混搭、喜歡古舊的傳統手工藝；青年人的生活國潮澎湃、國風浩蕩。從國漫電影《長安三萬里》，到故宮三星堆IP，從青年人喜歡的“最萌戰神”青銅鸮卣，到敦煌飛天“元宇宙”空間……青年人與傳統文化的“雙向奔赴”使得傳統文化更生動、更時髦，也更春風化雨、深入人心。除了這些物化的傳統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也始終引領和形塑著當代青年的核心邏輯和價值觀體系，對青年群體產生了重要的引導作用。
曾幾何時，青年人一度向往“外國的月亮”，但如今青年人更具包容和進步的心態，以更加開放自信的積極態度融入國際化浪潮。在接納其他國家先進理念和科學技術的同時，也對本民族的文化符號、文化理念、文化思想產生了強烈共識和高度認可。當代青年不再盲目推崇西方的物質和文化成果，而是能從精神深處認同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創造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不卑不亢，既不自我矮化，也不妄自菲薄；用全球視野的開闊，去坐井觀天的狹隘，持平等交流交往的坦然，無手足無措的窘促。這些深刻的心態改變、強烈的時代自信來源于對文化主體性的高度認可。越是自信的文化就越具有開放的胸襟，越是蓬勃旺盛的文化，就越是彰顯了兼容并包、自信滿懷的時代精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其成長和創新的青春態度與探索前瞻的青春視野，逐漸成為充滿活力的時尚青年的青春表達。一種文化如果沒有青年群體的高度認同和高度自信，就無法成就更加繁榮興盛的未來；一種文化只有深刻地烙印在青年群體的內心，才能在代際的沉淀中成為整個民族的心理磐石。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世界各民族文化在同一空間交錯互動、融合共享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青年群體既要以國際化視野融入全球化大家庭，又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強烈的文化自覺、堅定的文化定力。
20世紀30年代，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那么，中國人并未、從未失掉自信力。”伴隨著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中華民族陷入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黑暗境地。雖然有“德先生”與“賽先生”的自我奮發，也有“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宏大韜略，但是在隨后百余年的發展中，部分青年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知之甚少，言必稱西方，不僅自我菲薄，也望洋興嘆，甚至盲目追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為指導，推動中國的、大眾的、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使之成為引領和促進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各項事業發展的強大精神力量。新時代的青年群體更開放、更包容、更創新，既善于汲取他國文化精華，又熱衷傳承獨具特色的民族先進文化。無論是杭州亞運會00后的主場效應，還是冬奧會新時代青年朝氣蓬勃、樂觀開朗的精神面貌，都成為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具象顯現。
文化主體性并非僅為“想象力”，它切實可感，是青年生活點點滴滴的“具象的共同體”，也是思維觀念中深層次的內生動力。這種對中華民族及其傳統文化的積極情感，可以通過青年創造力形成更為豐富而生動的整體形象，通過文化認同逐漸內化為文化自信，并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國家向心力的動力之源。
文化主體性助力培育積極社會心態
文化主體性與社會心態的關系是相互依存、互為耦合的因果關系。
其一，文化的背后是心理。心理學家德沃斯（G. A. DeVos）和席普勒（A. E. Hippler）在1969年首先提出“文化心理學”這一概念，他們注重研究社會文化脈絡的意義，追求對共同而普遍的心理機制的闡釋和理解，并認為文化心理學這一概念的核心體現了“文化的背后是心理”這一基本邏輯。文化是塑造群體唯一的、實體性的、類別化的符號系統，不同的文化傳統有其各自獨立的起源和發展歷程，也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維持各個民族和各個國家相對獨立且穩定的持續性。人們常說的文化認同正是個體或群體在心理層面表現出對其所屬文化產生的歸屬感和依戀感，進而能夠在行為上傳承群體內在的一致性價值系統，并內化和發展為具有結構體系的精神結構。人們對于文化的認同事實上正是心理上對文化符號、文化理念、思維方式、行為規范、文化理想的肯定和認可。
其二，心理是文化的表征。正如美國社會學家莫伊尼漢（D. P. Moynihan）所說，“對一個社會的成功起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并非是政治。”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 J. Toynbee）也持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應以文化為單位，而不是以國家為單位來看待歷史，國家是文化生命中的從屬和短暫現象，國家不過是在文化中出現又消失而已”。福山（F. Fukuyama）認為，文化財產可以作為社會資本促進民主體制。英格爾哈特（R. Inglehart）認為，文化是制度之母，各民族的文化價值觀與政治、經濟存在強有力的關系。因此，文化的本質就是在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并在這一過程中體現人類價值，因此文化的核心是人的價值觀念體系，文化通過知識的共享和觀念的延續影響群體的心理特質，成為潛在心理機制的核心。
其三，文化主體性決定社會心態的演進方向。文化作為一種源遠流長、延綿不斷，隨人類社會發展而演進的歷史現象，凝縮了人類生活的精華，鐫刻了時代特征的印跡，也成為心態流轉的內在力量。人類學家克羅伯（A. L. Kroeber）和克魯克洪（C. Kluckhohn）在《文化：一種評述》中總結了上百個人類歷史上有關文化的定義，經過梳理完善，提出文化應包括從習得的行為到思想的觀念，具有邏輯構念，同時也是心理的防御反應。共享是普遍意義上的認可，是相互依存的個體和群體的觀念融合；延續是傳承和演變，表現出可以超越空間并跨越時間的特征。文化主體性正是對人在社會實踐中與對象性客體之間形成的關系、地位、作用和影響的界定，它是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的基礎，具有鮮明主體性的文化必然擁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引領力。同時，文化對于社會心態具有滲透性，體現在社會成員生活日常的方方面面。社會心態之于文化類似“日用而不可知”，它既是潛移默化的推動，又是精神形態的超越。當然，社會心態反之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領文化發展，助力文化形成更基礎、更深厚、更廣泛的心理自信，成為社會心態持久的基礎性力量。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新時代倡導的積極心態高度契合
新時代崇尚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這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綿延數千年的文化傳統，其獨特的價值體系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植根于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道德倫理和行為規范。例如，中國人所強調的協和萬邦、世界大同的天下觀念，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信念，修身齊家、成仁取義的使命責任，重義利群、守禮尚和的公義良序，以和為貴、萬物并育的和合思維，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群際哲學，親親仁民、愛人敬人的人際之道，崇德向善、兼容并包的道德情操，都是人們在長期社會生活中積累的健康心態，都與新時代所倡導的價值主張高度契合。
縱觀歷代王朝更替，中華文化的歷史脈絡從未被割斷，經過數千年的血火錘煉、櫛風沐雨，中華文化成為湯因比所贊賞的五千年的“超穩定”體系。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 T. Jaspers）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寫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并一直影響著人類生活。”古往今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涵養著一代代人的積極社會心態，在當代，這正是在邁向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形塑自信自強的高質量社會心態的深厚基礎。
文化是識別群體的標志，是確定身份和意義邊界的坐標，是群體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的基準與體系。人與人之間的意義聯結，正是構建共同文化符號、秉持共同文化理念、遵循共同思維方式與行為準則、追求共同理想目標和凝聚力的根基。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分彰顯了歷史在時間維度上的衍生與流變，成為國人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的依托和載體，已深深地根植于整個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為國人所持有的集體性共識；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承載著歷史發展形塑的心態理念、道德規范與價值系統，這些是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體現與延續，是鮮活的生命載體，是注入個體的深沉力量，也是新時代所倡導的精神力量。
基于文化主體性的社會心態治理路徑
文化本身是一個復雜系統，文化傳承體系更是一個復雜體系，這個體系本身的構成要素又自成體系，且這些要素不斷進行動態有機互動。因此，在文化傳承體系和實際治理過程中，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才能把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建設落在實處。任何文化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都需要不斷進行自我變革和自我超越，從而適應新時代的更迭和變化，進而有效引導積極的社會心態。社會心態嬗變的背后牽引著復雜的文化變遷敘事，文化認同是行動主體實現價值建構的心理活動，需要通過富有成效的公共文化治理和社會心態來滋養培育。因此，依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主體性涵養當代積極社會心態這一工程，既是重大的理論問題，又是長期的實踐過程，既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又有現實的時代要求。如何從理論到實踐，從歷史到現實，從闡釋到引領，需要作出明確且系統性的回答。
繼往：深化對傳統文化的認知與闡釋。社會心態本身是復雜的、動態的，具有結構性和層次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社會前行的根基，是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標識，也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斷發展壯大的深厚底蘊。它既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積淀過程，也是一個由多種因素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動態體系。構建以文化主體性為依托的社會心態，需要對已有的文化價值有充分認知，對陳舊形式加以改造，同時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文化人類學之父泰勒（E. B. Tylor）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志意義而言，是包括了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人們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習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合整體”。文化這一“整體”需要關照當代，實現傳承并創造性轉換、創新性發展。例如，凝結而成的共同體記憶可以通過物質載體和非物質載體兩種形式不斷復制、再現、延續，前者包括存儲歷史記憶的博物館、積淀文化印記的節日慶典、充滿文化符號的建筑古跡等有形的文化記憶場域；后者包括標識文化的藝術與歷史、民俗與傳統等文化記憶的無形場域。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都可以深蘊于代際之中，游走于靜態與動態之間，通過符號系統將群體凝結為一體。社會學家涂爾干（É. Durkheim）認為，節日、儀式、特定的圖騰崇拜等社會標記符號體系確保了社會意識和社會心理的連續性，對社會意識的形成和社會情感的穩定性而言必不可少。這些文化活動在長期的發展進程中，凝聚了一個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是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也是社會發展和不斷前行的心理基礎。
開來：推動當代價值的淬煉與發展。中華文化的傳承固然重要，但如果僅有文化傳承，一味守舊，文化將成為一潭死水，這就必然要求在傳承已有文化的基礎上加強革新和創新，根據時代的變遷、環境的變化、人類認知的更迭不斷挖掘文化創新的源動力，持續加強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價值中的凝練與傳播，通過方向引領，凝聚社會共識。自古以來，植根于中華大地的傳統文化，從來不是封閉僵化的，而是一個充滿活力、不斷汲取多維文化、海納百川的開放系統。傳統文化只有不斷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才能普及弘揚，成為國家發展和文化價值傳承的精神力量，也才能適應并引領當代年輕人健康而積極的社會心態。不可否認，當前社會心態也存在很多消極低迷、玩世不恭、泛娛樂化等負面傾向，這與文化創新的引導不足和簡單說教缺乏吸引力有關。當前在文化創新領域，低層次創新、盲目創新較多，隨機性較強，系統性較弱，缺乏高層次創新。堅持文化主體性形塑積極心態，要重點強調文化創新性發展的系統性和目的性，秉持客觀、科學、禮敬的態度，不斷補充、拓展、完善，通過引導式創新真正推動文化發展，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豐富的表達形式，同時，依托新技術手段傳遞優質內容，使民族文化的呈現方式與時代發展相互適應。
守正：在傳承與發展中區分精華與糟粕。中華文化內容極其博大，傳承與發展的前提是科學、合理、有效地區分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一方面，部分社會公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知存在偏差，對其當代價值認識不到位。很多具有較高思想價值的傳統文化內容在現實中缺乏時代性與現代性的聯結，缺乏具有現代意義的呈現形式，通俗化闡釋工作不夠，使得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出現割裂現象，成為高高在上的“陽春白雪”。另一方面，很多傳統文化被過度商業化、庸俗化和娛樂化解讀。一些所謂的“文化傳承”，實質卻是崇尚感官主義、奉行享樂主義，通過戲謔、嘲解的方式對傳統文化進行顛覆和解構，導致低俗、庸俗、媚俗的文化亂象不斷滋生，極易消解真善美的精神根基，侵蝕優秀文化的精神基礎。因此，要對傳統文化做好梳理和甄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真正實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
創新：在轉化與革新中提升參與活力。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與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相區別的重要標志，是借助內聚力來維護本群體成員身份、引領群體成員凝聚成整體的精神力量。文化的演進正是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形成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重在“繼往”，即在堅守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上，對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現代解讀和當代轉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重在“開來”，即在創造性轉化的基礎上，對富有當代價值的文化內涵和形式在新時代的生活實踐中予以創新和發展。文化貫通過去、現在與未來，具有強烈主體性的中華文化要以人民群眾的需求為導向，創新表現形式和傳播方式，進一步提升公眾的參與動力與活力。歷史發展的重要意義在于延續文化傳統，塑造現實世界的文化面貌，引導年輕一輩從中汲取精華并在繼承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助推其傳承。文化若想具備持久的吸引力并獲得群體認同，就需要在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古為今用、繼承創新、革新突破，走入年輕人的內心，被年輕人遇見、需要、感知并擁抱，與之雙向奔赴。
開放：以主體性承載自信包容的社會心態。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寫到，每個國民對本國以往歷史都應報有溫情和敬意，對本國以往歷史的了解可以避免偏激的虛無主義。當今世界文化不斷交流、交融、交鋒，保持文化主體性，增加文化自身的定力，需要對中國文化的特質有所了解和認知，也需要博采眾長，把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吸收進來，滋養自身的文化肌體。堅守文化主體性不是故步自封，也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在廣泛的交流互鑒中推動融合與發展，兼收并蓄，博采眾長。中華文化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五千多年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涵著先進的哲學思想、博大的人文精神、崇高的價值理念、豐富的道德規范，也孕育著積極健康的社會心態。越是擁有文化自信，越能夠以積極的態度和包容的姿態對待他國文化，也越能夠借鑒吸收他國文明成果并在各種文化交流互動中開展積極對話。致力于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新時代青年人要摒棄故步自封、坐井觀天的做法和狹隘封閉的視角觀念，提升自尊自信的內在動力，以海納百川的氣度和兼容并包的態度建構開放自信的積極社會心態，展現新時代中國青年自立自信自強的主體意識，在復雜形勢和多變環境中保持定力與活力。
融合：以增強文化主體性培育積極社會心態。不忘本來，吸收外來，才能面向未來。中國青年要不斷增強作為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和底氣，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文化主體性的鞏固有利于增進文化認同，提升文化自信，具有規范和穩定社會心態的典型示范意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斷結合新的時代意義和時代價值，在追根求源的基礎上形成具有傳統風格、時代特色、多元開放、兼容并包的中華民族獨特標識。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燦爛輝煌，在五千年文明發展中孕育而生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其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心靈滋養，將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精神文化支撐。這些深厚的文化傳統，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思想體系和積極穩健的精神標識，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主體性不斷鞏固的中華文化不僅是當代社會心態體系的依托，也是整個中華民族凝聚共識的重要力量，面向未來，將成為我們解決和應對各種重大問題和風險挑戰，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豐厚資源和深沉底蘊。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心理助推策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ASH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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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Confidenc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of Open and Confident Social Mentality
Guan Jian
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display vigorous, confident and open-minded social mentality.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core driving force in shaping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promotes the transi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from cultural awareness to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positive mentality of the new era, so we should cherish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roots, draw on other cultures and be future oriented, to enhance our awar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odern inheritance interpretation, facilitating the refin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its contemporary values.We need to distinguish the essence from the dross i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enhancing participatory vitalit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Uphold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as the core, can we cultivates a positive, self-assured, rational and urbane social mentality.
Keywords: cultural subjectivity, social mentality,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awareness, cultural confidence
責 編∕張 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