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驗哲學是以哲學問題為主要對象，以實驗為基本研究方法的新型跨學科研究。實驗哲學具有大眾性和科學性的特征，即：哲學的問題和立場應該來自大眾，這是實驗哲學的大眾性特征；哲學的方法不應該局限于傳統的概念分析，而應該運用科學方法，尤其是心理學調查方法以及腦科學方法。因其在立場上和方法上的革新，實驗哲學為當代跨學科研究樹立了一個典范，并在當代哲學中成為一股強勁的新思潮。實驗哲學的大眾性和科學性相互促進，以老百姓的視角、經驗的視角、實驗的視角，加深了我們對人類文明的真實認知。

【關鍵詞】實驗哲學 直覺 大眾 科學 跨學科

【中圖分類號】B0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1.007

廓清實驗哲學的邊界

作為21世紀的新哲學，實驗哲學具有大眾性和科學性兩個基本特征。一方面，實驗哲學是大眾性的哲學。所謂大眾性就是其問題和立場要從精英轉向大眾，哲學家要行動起來，走進實驗室、走到田野進行調查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實驗哲學具有革命意義。另一方面，實驗哲學是科學化的哲學。所謂科學性就是實驗哲學高度重視科學的方法和成果，拒斥純粹的思辨和直觀，認識客觀世界的真實規律。如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性與科學性統一于勞動人民的實踐，實驗哲學的大眾性與科學性也統一于老百姓的實踐。

從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來理解，實驗哲學是一種跨學科研究。實驗哲學從哲學跨越到心理學和認知科學，把不同領域的觀點和方法聯系起來。具體而言，就是把傳統上和哲學相聯系的那些問題、理論，與傳統上認為和心理學、認知科學相聯系的實驗方法相結合。我們知道，心靈哲學研究的對象是心靈現象，語言哲學研究的對象是語言現象，形而上學研究的對象是世界的本質。然而，與其他哲學門類有所不同，實驗哲學既不是以實驗為研究對象的實驗室哲學，也不是面向某個具體對象、領域的哲學，而是以實驗為方法的哲學。

從科學哲學角度來理解，實驗哲學是一種新型科學哲學。實驗哲學領軍人物諾布（Joshua Knobe）認為，實驗哲學就是認知科學。經典科學哲學中的科學模型、科學說明和科學定律都是以物理學為范式的。科學哲學的傳統模型是由物理學給定的，而實驗哲學是以人為對象的科學哲學。近年來，一種研究人類認知結構的認知科學逐漸興起，同時生物學也為科學哲學提供了不同于物理學范式的科學模型。物理學、認知科學和生物學是三種非常不同的科學范式，認知科學的興起和對生物學的再審視為科學哲學的發展另辟蹊徑。

從哲學方法的角度來理解，實驗哲學是一種元哲學。通常，我們把探究哲學的本質、方法、思潮的哲學領域稱作元哲學。實驗哲學以方法的革新為哲學研究開疆拓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實驗哲學也屬于元哲學，其研究對象涵蓋了所有哲學領域。諾布認為，實驗哲學包含三個主要領域（參見斯坦福哲學百科“實驗哲學”詞條）：一是否定性計劃。實驗哲學運用實驗方法批判哲學理論的前提所依賴的直覺，認為傳統的、以直覺為證據的方法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哲學前提源自對客觀世界或研究對象的直覺，批評直覺就是在質疑傳統哲學的理論基礎。實驗哲學的一個旗幟性口號是“燒掉扶手椅（burning the armchair）”，傳統哲學是一種思辨哲學，哲學家更擅長坐在椅子上喝著下午茶沉思哲學問題，而不會離開扶手椅動手做實驗。實驗哲學則燒掉了傳統哲學家喝茶沉思的“扶手椅”，扮演了顛覆傳統哲學的角色。這相當于邏輯經驗主義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摧毀，邏輯經驗主義者用邏輯手段摧毀了傳統哲學問題，所有的命題要么根據意義為真，要么根據科學事實或日常經驗事實為真，除此之外的命題都是沒有意義的。實驗哲學對傳統哲學的摧毀性則體現在對傳統哲學理論基礎的質疑。二是肯定性計劃或修正性計劃。否定性計劃和肯定性計劃是一體兩面的，即：如果通過實驗方法得出了與直覺相同的結論，則對其予以肯定；反之，則仍然是否定性計劃。某種意義上，肯定性計劃也可被稱作修正性計劃，即承認直覺在哲學研究過程中的作用，并在實驗方法的基礎上對不同類型的直覺作進一步區分研究，從而為哲學理論提供局部證據。三是心理學計劃或認知計劃（筆者稱之為“老百姓計劃”）。如果說否定性計劃和肯定性計劃都是針對傳統哲學框架而言的，那么心理學計劃，或曰“老百姓計劃”就是為了建構一種平民哲學。從大眾性視角來分析諾布對實驗哲學的區分，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否定性計劃和肯定性計劃對哲學問題的探討路徑之外，還可以通過實驗研究所吸納的大眾立場來探討哲學；另一方面，之所以說心理學計劃或認知計劃是老百姓計劃，是因為它的問題來自老百姓，立場也來自老百姓。

實驗哲學的“友軍”有兩支。一支是方法論上的“友軍”，用認知科學方法去研究世界萬物的現象。例如，道德心理學研究道德的心理機制，社會心理學研究人的社會行為，文化心理學研究文化背后的心理特征，宗教認知科學研究宗教背后的認知特征，等等。這些研究在方法上和實驗哲學是類似的。認知科學的研究都是跟人有關的，而實驗哲學根本上是研究人的直覺、理由、觀念、判斷，所以兩者的研究方法存在互通的可能性。另一支是立場上的“友軍”。傳統的哲學關注道、理、心、性或者實體、屬性、同一，總之都是非常抽象且思辨性強的問題。而實驗哲學是一種立場的轉向，回歸真實的人類日常生活。在真實的生活里有性別的差異、人與動物的差異、成人與兒童的差異、人與機器的關系問題等，所以女性主義哲學、動物哲學、兒童哲學、機器哲學都是實驗哲學的“友軍”。那些存在人生困惑，甚至在心智上沒有那么強健的人需要一種來自哲學的幫助，與此直接相關的哲學就是哲學咨詢和哲學治療，以前的哲學并不特別關心這些領域。

真實性哲學與哲學理論為真的標準

不管是實驗哲學還是傳統哲學，不管是哲學還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根本目的都是要獲得對世界的真實認知。因此，不管是哲學理論還是社會科學理論、自然科學理論，求真是其根本旨趣之一。科學理論可以通過可重復實驗檢測結論的真假。那么，哲學理論為真的標準是什么？如果是描述性理論，就需要看世界實際情況，需要經驗考查；如果是規范性理論，就需要問為什么必須如此，也需要在現實世界中尋找根據。理論為真的根據應該首先在現實世界中尋找。因此，一種哲學理論能否稱其為真，既要有解釋力，能夠解釋很多現象，也要與我們的直覺相吻合。然而實際情況是，針對特定的問題存在不同的立場。例如，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爭、心學和理學之爭、方法論的一元論與多元論之爭、知識的內在主義與外在主義之爭、指稱的描述論與因果歷史論之爭論、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等。哲學家都宣稱自己的立場符合人類的普遍看法或直覺。然而，不同的哲學立場都僅僅捕捉到人類觀念的某個面向，哲學家常常把自己所理解的某個面向當作唯一正確的面向。哲學家一方面為自己篤信的面向爭論不休，從而產生了哲學史上紛繁復雜的哲學爭論；另一方面他們自認為是“人民哲學的代言人”“人類靈魂的設計師”，并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更高的位置上。

實驗哲學就是要針對這種哲學爭論給出一種全新的系統的回應。如果直覺成為哲學理論的一種根據，那么我們應該去研究這種直覺是否普遍適用。但是，哲學在這里止步不前了，無法為直覺提供進一步的辯護。因為對于哲學研究者來說，直覺是哲學論證的前提、是最后的根據。我們只能對直覺進行一種間接辯護。例如，某種直覺支持的哲學理論甲要比哲學理論乙與其他哲學理論更為一致，或者這種直覺支持的哲學理論本身具有更廣泛的解釋力。但是，我們應該尋求一種直接研究直覺的辦法，而哲學止步的地方需要科學。一種來自心理學研究的思路指出，我們可以用心理學的調查方法來研究概念論證的前提所依賴的直覺，調查人們的直覺到底是不是普遍的或同一的。這些調查使得實驗哲學成為一種方法論，普遍應用于傳統哲學的所有領域。

因此，實驗哲學既批判傳統哲學的概念思辨方法，也批判高高在上的精英立場，是一種新的批判哲學。相較而言，以論證為核心的分析哲學既無法擺脫論證的前提引發的爭論，也無法保證真假懸而未決的前提是否能通過一般邏輯推理得到為真的結論。正如趙汀陽在《方法與問題》一書中指出：

“哲學的難處在于沒有必然‘保真’，或至少‘保值’的方法。數學和邏輯有其保真方法，但哲學真的沒有。當然，哲學運用了許多試圖增強其有效性的方法，首先必用邏輯，但邏輯并不是專屬哲學的方法，而是任何思想和知識的一般通用方法，邏輯雖有保證命題關系的形式保真性，但管不了前提或假設，而思想爭議多半與前提和假設有關，因此邏輯只能為哲學助力卻無法為哲學作保。”[1]

這個前提根據什么而真？大部分前提根據直覺而真，我們覺得這個事情對我們如此明顯，克里普克在《命名與必然性》一書中指出：

“有些哲學家認為，某些事物具有直觀內容這一點對支持這個事物來說并不是某種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而我自己卻認為直觀內容是有利于任何事物的重要證據。歸根結底，我確實不知道對于任何事情來說，究竟還能有什么比這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了。”[2]

在實驗哲學的視閾中，直覺是一種不反思的、直接的、非推理的當下的傾向和反應。那么這種直覺與我們在科學研究中談到的科學家突如其來的靈感和直覺有什么不同呢？哲學的直覺對哲學理論具有一種內在的辯護作用，因此哲學直覺和哲學家（或人類的）的直覺之間的區分并不明顯。但是，科學直覺和科學家的直覺可以沒有關系。直覺可以幫助一個科學家發現一個理論，但辯護這個理論則不需要科學家的直覺。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科學哲學里面關于發現語境和辯護語境的區分來理解：在發現語境里，科學家需要非常好的直覺；發現科學理論之后，對科學理論的辯護就不需要科學家的直覺。相反，哲學直覺為哲學理論提供辯護。我們的哲學思考大多源自生活，越貼近生活的理論越需要直覺，越靠近科學的理論越不需要直覺。在語言哲學和倫理學中，語言直覺和倫理直覺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會發現對于自然律的直覺，科學家要更可靠，哲學家也可靠，但是大眾卻不一定可靠。這是因為科學理論不直接根據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一個人對日常生活的感受不會影響他對科學的看法。科學可以通過重復實驗獲得真的標準，而對于哲學來說，我們也可以通過這種重復實驗去考察不同的群體或個人的直覺到底有什么差異。

綜上所述，實驗哲學認為所有的哲學理論都可以被形式化為一個演繹論證（argument），即從前提推導出結論。我們也可以把一個演繹論證改造為一個故事、一個思想實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演繹論證和思想實驗是同一的。但思想實驗和邏輯論證的關系則有所不同：思想實驗是將邏輯論證具象化，邏輯論證是將思想實驗形式化。然而，不管表達什么主張，論證和思想實驗都是依賴直覺的。[3]

對真實性哲學和哲學理論為真的標準作一系統闡釋之后，我們就要進一步考察實驗哲學如何批判傳統哲學真之標準。為此，我們可以通過語言認知和因果觀來討論實驗哲學如何通過批判和修正傳統哲學而成為一種新的哲學。

否定性計劃：以語言直覺為例

“五四”時期的思想家敏銳地觀察到了中西方文明的實質差異，但缺乏科學手段進行系統研究。如今，我們可以運用實驗哲學，對世界文明與中華文明之差異進行系統的跨文化實驗探索，在對東西方文化心理、推理模式、理論直覺進行系統性比較研究的同時，在世界文明背景下探討中華文明思維機制的特殊性與一般性。其中，語言直覺的差異就是一個典型的研究方向。在語言哲學中，命名理論處于核心位置。關于命名通常有兩種理論。

第一種是命名的描述理論：名字的意義由和名字相關的描述所表達，根據描述可以決定名字的指稱。例如，程廣云教授，“程廣云”相關聯的描述包括：“首師大哲學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者”“一個浪漫主義的詩人”。這些描述構成了“程廣云”這個名字的意義。我們可以根據這些描述確定“程廣云”所指稱的那個人。1970年以前，大部分哲學家接受描述論，描述可能是一簇也可能是唯一的。我們對“程廣云”這個名字的認知，就是一簇描述。一個反例是：我們知道“哥德爾”這個名字，但是對他并沒有具體的了解，只知道他是不完全性定理的發現者，那么我們對“哥德爾”這個名字就是唯一描述。在《哲學問題》一書第五章中，羅素區分了親知的知識和描述的知識。所以，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就有兩種，要么根據親知，要么根據描述，聽別人講，從書本上學、在電視上看。因此，命名理論具有認識論的意義。

第二種是命名的因果歷史理論，克里普克認為名字的意義不是那些描述，而是指稱對象本身。所有那些描述在被描述的對象身上可能不會被發現。“程廣云”可以不是“首師大哲學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者”“一個浪漫主義的詩人”，但“程廣云”還是程廣云本人。正是利用這樣一種直覺，克里普克批判了命名的描述論，并樹起了命名的因果歷史論的大旗。

在命名理論中，描述論和因果歷史論就是兩個彼此競爭的理論，雙方都認為自己的理論是普遍為真的，理論所依賴的直覺是普遍的。2004年，實驗哲學家從克里普克關于哥德爾的一則案例中，設計了一個調查問卷，去測試大眾的直覺。問卷結果顯示，這兩種理論所依賴的直覺都不是普遍的，東方人更傾向于描述直覺，西方人更傾向于因果歷史直覺。[4]問卷調查設計者讓受試者閱讀以下故事并回答問題。

假設約翰知道哥德爾是證明了不完全性定理的人。約翰擅長數學，能夠復述不完全性定理的全部步驟，而且他認為哥德爾就是這個定理的發現者。現在讓我們假設哥德爾并不是這個定理的發現者，而是一個叫“施密特”的人實際上證明了不完全性定理，他的朋友哥德爾竊取了證明手稿，并公布了這個證明，大家因此認為不完全性定理的發現者是哥德爾。大部分人對“哥德爾”這個名字的了解和約翰類似。他們知道關于哥德爾的全部事實就是他發現了不完全性定理。那么，當約翰使用“哥德爾”這個名字的時候，他是在談論（talking about）：

A：實際上（really）發現不完全性定理的人；

B：獲取手稿并宣稱自己發現不完全性定理的人。

A預設了描述論直覺，B預設了因果歷史直覺。

調查發現中國人大部分選擇了A，而美國人大部分選擇了B。需要說明的是，這并非一個簡單的數據統計，而是按照隨機對照試驗的方法進行測驗。這個問卷選擇的主要調查對象是中國和美國的大學生，后來這個研究在各個國家進行了重復實驗，結論得到了進一步驗證。

2018年，語言學者李金彩與她在哈佛大學心理學系的合作團隊針對兒童的命名系統作了一個原創性研究和重復實驗。在此之前，所有研究都僅限于不同文化傳統的成年人。但是，李金彩的研究第一次關注到兒童的語言認知。一個人的語言直覺從小時候到長大成人會不會發生變化？通過哲學思考去討論這個問題是完全不可能的，李金彩等學者針對6～8歲的兒童采用了一個符合他們認知的超級狗賽跑的故事來進行調查。問卷如下：

這是一個關于一場超級狗賽跑的故事。超級狗賽跑發生在很多年以前——1900年。賽程穿越荒野，全長5000里，比賽終點在美麗的湖畔。一只叫虎子的小狗跑得很快，它參加了1900年超級狗賽跑。布丁和歡歡也參加了這場賽跑。一位記者去比賽的終點報道誰是贏家。虎子和布丁跑得特別快。比賽一開始，它們就沖在最前邊。它們穿越荒野，一直在奔跑，而其他狗遠遠落在后面。大家都以為狗狗需要一周時間才能跑到終點。虎子和布丁只用三天就跑到了終點。同時，報道這次賽事的記者睡了一個長覺。沒想到虎子最先到達終點，贏了比賽。但是，虎子實在是太興奮了，根本停不下來，所以一直奔北極去了。從此，沒有任何人看見過虎子。布丁第二個到達終點，它停了下來，望著虎子跑向遠方。就在這時，記者終于醒了，他從小屋里走了出來。令他吃驚的是，布丁正站在終點，而且歡歡也從遠處跑來了，但是他沒有看到虎子。記者想著布丁贏了這場比賽，因此他大聲呼喊：“恭喜你，布丁！你贏了這場比賽！”布丁不過是一只狗狗，它不會說話，因此也沒法告訴記者發生的事情。記者將布丁贏了超級狗賽跑的消息發給了世界各地的報紙。他在報道中還提到了歡歡，雖然它的腿很短，但是跑得也很快。由于比賽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所有參賽狗以及知道這些狗狗的人們已經都不在世了。但是，人們依然可以從報紙上讀到那個記者發的超級狗賽跑的報道。他們都知道布丁贏了比賽，除此之外，他們不知道其他任何關于布丁的事情。一天，芳芳和冬冬的歷史老師拿出一份很舊的報紙。報紙上有那個記者寫的超級狗賽跑的故事。她把故事讀給同學們聽，她告訴同學們布丁贏了比賽。所以，這是芳芳、冬冬和同學們知道的關于布丁的全部事情，他們不知道關于虎子的任何事情。第二天吃早餐的時候，芳芳的爸爸問道：孩子們，你們知道誰贏了1900年的超級狗賽跑嗎？

冬冬說：贏了超級狗賽跑的那只狗狗是歡歡。

問題1：冬冬的話正確嗎？

A.正確 B.錯誤

芳芳說：贏了超級狗賽跑的那只狗狗是布丁。

問題2：芳芳的話正確嗎？

A.正確 B.錯誤

顯然，問題1是一個對照組，東東的話是錯誤的，因為歡歡是第三名。關鍵是問題2，如果受試者回答是A，那就表明回答的兒童具有描述論的直覺，因為“布丁”的描述是“贏了超級狗賽跑的那只狗狗”。如果回答B，那就表明回答的兒童具有因果歷史直覺，因為“布丁”的描述可以不是“贏了超級狗賽跑的那只狗狗”，但它就是這個名字的承擔者。結果表明，在兒童層次也具有東西方的系統性語言認知差異，這種差異在統計上和成人的差異保持一致。這一研究的意義在于：第一，這個發現是一個心理學發現、一個語言學發現，屬于科學研究；第二，這個發現對語言哲學有幫助，作為研究語言哲學的人，直覺并非因果歷史論普遍為真的有力證據。[5]因此，關于語言直覺的研究，包含了語言哲學、語言學和心理學三個領域，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由于對傳統的因果歷史論提出了批判，語言直覺被劃分在否定性計劃之中。

肯定性計劃或修正性計劃：以日常生活的因果推斷為例

因果推斷研究是一項典型的跨學科研究，在傳統哲學、人工智能、心理學和方法論中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傳統哲學研究為因果推斷提出各種不同的哲學理論，如規則論、傾向論、反事實理論、干預理論等。筆者曾結合珀爾在人工智能中的因果推斷研究，指出因果推斷是人的一種基本能力。[6]筆者認為，關于因果推斷的實驗研究是修正性計劃與老百姓計劃的結合。首先，這種研究并不否認直覺在因果推斷中的作用，而是承認老百姓的直覺，并進行系統研究，所以其屬于修正性計劃，而非否定性計劃。其次，這種研究關心老百姓的問題，探究日常生活中的因果究責，因此這種研究是一種修正性計劃與老百姓計劃的結合。

人的推理是受日常規范影響的。在日常生活中，引發某一結果的原因與社會或個人認可的規范密切相關。我家的花死了，沒有澆花是原因。你可以編造各種反事實條件句：“如果克林頓沒澆花，那么我家的花會死”“如果孔子沒澆花，那么我家的花會死”“如果我沒有教澆花，那么我家的花會死”等，真正的原因必然是“我沒有澆花”。可見，日常生活中的因果推斷就是從反事實條件中選擇現實情境、從眾多原因中選擇正確的原因，是具有選擇性的。既然是有選擇的，那就意味著存在對眾多原因和條件的認知偏見。對于哲學家來說，這種認知偏見并不重要，例如，劉易斯說：

“有時，我們會從某個事件的所有原因中找出一個原因，并將其稱為‘原因’，就好像沒有其他原因一樣。或者，我們只列舉一些原因，將其稱為‘因果關系’或‘因果條件’……我無意談到這些歧視性原則。”[7]

首先，考慮教授／助理的案例，這個案例反映了傳統哲學家不重視的因果歧視原則。這一案例表述如下：規定在哲學系只有助理可以取用免費的筆，教授不能用。周一的早晨最后兩支筆同時被助理和教授取走了。從純粹因果推理看，兩個人取筆的行為都是原因。調查結果表明：在閱讀完上述故事之后，大部分受試者認為是教授而非助理才是筆被用完的原因。可見，一種潛在的規范是可以影響人們的因果判斷的。而實驗哲學的研究所要揭示的，正是這種充斥于我們日常生活中以科學主義之名、行道德主義之實的真相。[8]

其次，考慮醫生／藥劑師案例[9]。一名實習生在醫院照顧病人。實習生注意到病人有腎臟問題。最近，實習生閱讀了一系列有關可以緩解此類病癥的新藥的研究成果，他決定對該病人使用這種新藥。在實習生使用藥物之前，需要獲得藥劑師（以確認醫院有足夠的庫存）和主治醫生（以確認該藥物適合該患者）的簽名。因此，他向藥劑師和主治醫生發送了請求。藥劑師收到請求后，檢查庫存足夠，然后立即簽名。而主治醫生收到請求后，立即意識到有充分的理由拒絕。盡管一些研究成果表明該藥物可以幫助患有腎臟疾病的人，但也有許多研究成果表明該藥物具有非常危險的副作用。因此，醫院有一項政策禁止使用這種藥物治療腎臟疾病。盡管如此，醫生還是決定簽名。得到兩個簽名的實習生將新藥給予患者。碰巧的是，患者很快康復了，而且藥物沒有對他產生任何副作用。

A.藥劑師的決定幫助患者康復。

B.主治醫生的決定幫助患者康復。

調查結果表明：在閱讀完上述故事后，受試者更傾向于認為醫生而不是藥劑師的決定幫助患者康復。可見，人們的因果直覺并非受到究責判斷的影響，而是受到違反規范判斷的影響。受調查者會自覺地接受“醫生就是治病的”這個常識性判斷。設想一個相反的案例。如果服藥導致患者死亡。責任是誰的？是藥劑師還是醫生呢？直覺上還是醫生。無論結果如何，責任都在醫生，但實際上責任應該由藥劑師和醫生共同承擔，甚至開發新藥的企業、批準使用新藥的相關部門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這也就解釋了為何醫患矛盾更多追責到醫生而非其他環節。

最后，考慮一個紅線／黑線的案例。[10]在設置機器時，如果黑線和紅線同時接觸電池，將造成機器短路。如果只有其中一根電線碰到電池，機器將不會短路。黑線被指定為應該與電池接觸的電線，而紅線應保留在機器的其他部分。有一天，黑線和紅線同時接觸電池，發生短路。

A.紅線碰到電池的事實造成機器短路。

B.黑線接觸電池的事實造成機器短路。

案例中的規則是約定俗成的，而非道德判斷。但是調查結果表明，大部分受試者依舊認為是紅線造成了機器短路。可見，人們的因果直覺并非受到究責判斷的影響，而是受到違反規范判斷的影響。綜合三個案例來看，在教授／助理案例、醫生／藥劑師案例、紅線／黑線案例中，行動者的角色逐漸消失，從一個行動者變成多個行動者再變成無行動者。影響人們判斷的始終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規范。規范影響判斷帶來一個問題，機器人會作出怎樣的因果推斷？原因是教授還是行政助理？是藥劑師還是醫生？是紅線還是黑線？如何教給機器人因果推斷的背景知識？同理，人工智能要具有像人一樣的因果推斷能力，不僅要會作反事實因果推理，還要獲得一定的規范認知，同時也要消除一些不適當的規范認知，這樣才能對原因進行恰當的撿選。例如，在自動駕駛場景下，如何確保人工智能的選擇是恰當且安全的，就涉及我們上述案例所討論的問題。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因果關系的判斷受到不同規范的影響，需要非常系統的科學調查。這種調查可能會修正、豐富我們既有的因果理論，也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些日常生活問題。例如，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去糾正政策可能導致的偏見。實驗哲學的因果直覺和傳統哲學的語言學直覺研究不同，因果直覺的研究有益于人類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和解決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實驗哲學是一種老百姓的哲學。

老百姓計劃：大眾性和科學性的統一

在哲學研究中，立場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對立場進行系統、深入的論證。哲學的主要工作就是作論證。例如，時間的三維主義和四維主義誰高誰低？功利主義和道義論誰高誰低？這都要看論證、看論據。從這個角度出發，實驗哲學可以被看作一種祛魅，即去掉了一些所謂立場的高低之別，去掉專家和大眾的區別，最終達到哲學立場上的“無分別心”。很多人認為哲學需要的直覺是專家直覺，因為專家經過訓練，其直覺是可靠的，而大眾的直覺不可靠。但是，專家和大眾的區分不在于此，專家的直覺和大眾的直覺都來自生活，直覺本身并無高下，不過是代表了不同的前理論立場而已。在概念分析、邏輯論證、知識訓練背景方面，哲學家要比老百姓在行，正如在如何除草、育種、耕地、施肥方面，農民要比哲學家更為在行一樣，無非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領域罷了。每個人在自己所處領域內都是行家，同時也是其他領域的外行。因此，我們說“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

哲學立場本身來自人類的直覺，來自人類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產生的基本認知圖景。如果把直覺跟哲學結合在一起，直覺就是人在生活中通過漫長的個體發展、社會交往、人類演化，對世界形成的一種不假思索的反應，與其相關的哲學討論和哲學研究就需要這種直覺。例如，對于解答“什么是自然類？”“什么是科學解釋？”之類的問題，直覺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但是，對于如何解答“什么是好生活？”“什么是謊言？”“什么是平等？”等問題，直覺顯然不存在專家和大眾的區別。同時，我們不僅要考慮直覺，還要考慮理由。哲學研究者不僅應該去實驗室做實驗，還應該深入田野做訪談，把理由和直覺相結合。[11]

哲學是生長在現實生活的土壤上的，一個群體、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會孕育出什么樣的哲學。每個人都是人民群眾的一份子，哲學家并不比老百姓（大眾）高明多少。實驗哲學運用統計學方法和調查研究的方法去研究不同群體關于哲學理論的前理論直覺，這就使其成為一種老百姓的哲學。實驗哲學就具體的哲學理論調查大眾的前理論直覺，為某一哲學立場提供堅實的群眾基礎。可以說，實驗哲學的基本立場就是千百年來大多數人的立場。在這個意義上，實驗哲學體現了人民性，是真正的大眾哲學。

作為老百姓的哲學，實驗哲學是大眾性和科學性的統一。實驗哲學認為哲學理論的直覺就是老百姓的直覺。即從老百姓立場出發，在日常生活中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哲學思考的立場和問題都要來自老百姓。那么，在實驗哲學的語境下，哲學家的意義何在？對于哲學家來說，邏輯分析、概念分析、文本闡釋是重要的哲學方法，但更重要的是學會設計實驗、統計分析、運用實驗方法去研究哲學。因此，實驗哲學所堅持的人民立場，需要靠科學方法來保障，即：人民性依賴于科學性。當我們不再依靠某一個或某一類哲學家的分析、思辨和想象，而是基于真實生活中的人民群體的實踐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之時，就需要運用統計調查的方法來考察老百姓（大眾）的直覺。（這些方法包括設計問卷、選擇樣本、統計分析等在當代認知科學、心理學廣泛使用的調查方法，也包括在當代神經科學中廣泛使用的腦電技術等。）

實驗哲學的對象是人民大眾的直覺、因果推斷或大腦活動，實驗哲學的方法是調查統計、腦電技術等。實驗哲學以人類的日常生活場景為實驗室，以老百姓（大眾）的直覺為實驗對象，以調查統計和腦電技術為實驗方法，以驗證某一理論的普遍性為目的。與此相對，傳統哲學理論框架下的分析哲學構造了一個“脫離人類生活”的思想場景。同時，分析哲學的理論邏輯起點和進路都訴諸哲學家的哲學直覺，并以概念分析為方法、以證明某一理論的普遍性為目的。此外，實驗哲學與分析哲學的區別還在于：實驗哲學訴諸自然科學方法，是自然主義、經驗主義的當代形式；分析哲學訴諸邏輯論證，是理性主義的當代形式。從這一意義上說，我們可以把實驗哲學與分析哲學之間的爭論看作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爭論的一個新階段。

實驗哲學的大眾性和科學性互相促進，加深了我們對人類文明的真實認知。傳統哲學視角是精英的視角、邏輯的視角或語言的視角；實驗哲學的視角則是老百姓的視角、經驗的視角、實驗的視角。當然，實驗哲學也不會取代傳統哲學，它只是為我們提供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視角。我們已經看到現在很多哲學研究，如知識論、倫理學，開始逐漸具有實驗的面向。就像當初邏輯分析、語言分析重新規劃了哲學的議題和方法一樣，實驗哲學也將以老百姓的視角，塑造大眾性和科學性相統一的新的哲學。

（本文系筆者于2023年9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科學哲學研究室的一次報告的主題，在此感謝段偉文研究員的邀請、程廣云教授的評論和在場同學們的提問）

注釋

[1]趙汀陽：《方法與問題》，長沙：岳麓書社，2023年，第8頁。

[2]索爾·克里普克：《命名與必然性》，梅文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22頁。

[3]

梅劍華

：《實驗哲學的四重證據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3年第3期。

[4]Edouard Machery, Ron Mallon, Shaun Nichols and Stephen Stich, "Semantics, Cross-Cultural Style," Cognition, 2004, 92(3), pp. 1-12；梅劍華：《實驗哲學、語義學直覺與文化風格》，《哲學研究》，2011年第12期。梅劍華：《理由的缺席：實驗語義學的一個根本性謬誤》，《世界哲學》，2013年第3期。

[5]Jincai Li, The Referential Mechanism of Proper Names: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s into Referential Intutions, Routledge, 2022; Jincai Li, Longgen Liu, Elizabeth Chalmers and Jesse Snedeker, "What Is in a Name?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Referential Intuitions," Cognition, 2018, 171, pp. 108-111；李金彩、劉龍根：《實驗語言哲學：革故鼎新抑或陳陳相因？》，《當代語言學》，2015年第3期。

[6]梅劍華：《人工智能與因果推斷——兼論奇點問題》，《哲學研究》，2019年第5期。

[7]Lewis David,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Ⅱ,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1986, p. 162.

[8]具體討論見梅劍華：《因果追責與疫情敘事》，《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Christopher Hitchcock and Joshua Knobe, "Cause and Norm,"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9, 106(11), p. 594.

[9][10]Christopher Hitchcock and Joshua Knobe, "Cause and Norm,"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9, 106(11), pp. 603-604, p. 604.

[11]梅劍華：《直覺與理由：實驗語言哲學的批判性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

責 編∕韓 拓

Folklity and Scientificity: The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Mei Jianhua

Abstract: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s a new type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at focuses on philosophical issues and uses experiments as the basic metho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lklity and scientificity, that is, the questions and positions of philosophy should come from the ordinary people, which is the folklity characteristic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the method of philosophy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raditional conceptual analysis, but should use scientific methods, especially psychological methods and brain science methods. Due to its innovative stance and methodology,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has set a model for contemporar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has become a strong new trend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The folklity and scientificity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promote each other, deepening our tru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mmon people, experienceand experimentation.

Keywor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ntuition, folk,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梅劍華，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心靈哲學、實驗哲學與人工智能哲學。主要著作有《直覺與理由：實驗語言哲學的批判性研究》《即物以窮理：一種有我的物理主義世界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