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高銘暄（1928—），浙江玉環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主任、法學院院務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三、四屆學科評議組成員、法學組召集人，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國際刑法學協會副主席暨中國分會主席等職。著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刑法問題研究》《高銘暄自選集》等書籍，主編《刑法學》《中國刑法學》《新中國刑法簡史》《刑法學原理》《當代刑法前沿問題研究》等教材。曾獲“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全國優秀教師”“全國師德先進個人”“國家圖書獎”“人民教育家”“最美奮斗者”等榮譽稱號。
記者：從1954年到1979年，歷時25年38稿，您作為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創制的唯一學者，親歷并見證這部法典的創制工作，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這段經歷好嗎？
高銘暄：在我的學術人生中，最為珍貴的經歷莫過于親歷并全程見證了中國刑法立法的孕育誕生與發展完善。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后，刑法的制定被提上立法日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律室負責組建刑法典起草班子。經中國人民大學推薦，全國人大篩選認可，我成為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起草小組的一員，那年我26歲。
立法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資料和調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從全國范圍內收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1萬多件刑事審判材料，提供給立法小組作為基礎資料參考。立法小組又從天津市人民法院調取了1953年至1954年兩年間全部刑事案件總結材料，進行分析比較。此外，立法小組還要求每個小組成員到相關部門和工業企業，對工業企業運行中出現的責任事故進行調查。除國內的資料外，國外的刑法立法現狀也在立法人員參考之列。例如，1926年的《蘇俄刑法典》就成為我國刑法立法的最重要的參照對象；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如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的刑法典，立法小組也都一一研讀；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刑法，我們本著批判吸收的原則加以借鑒。
1955年，我和參與立法的成員如期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一稿的初步擬成任務。后來又進行無數次的會議討論，一輪又一輪的修改，較大篇幅修改就有22次。1963年，前后修改33稿的刑法典草案被束之高閣。幾經曲折，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法制的決策和部署之后，刑法典起草工作才再次被提上國家立法工作日程。我再一次回到立法起草小組，見證了刑法典起草工作的重啟，此時我已經50歲。隨之而來的又是幾百個緊張的日日夜夜。在這一輪的修訂工作中，起草小組又對先前的33稿草案進行了5次大幅度的修改，又先后產生了5稿草案。前面的33稿，再加這5稿，等于前后幾十年有38稿，才最終制定了這部刑法典。
至今，我仍然準確地記得，1979年7月1日16時05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情形。當時我坐在人民大會堂中忍不住熱淚盈眶，這是讓我銘記一生的時刻。從此，結束了新中國沒有刑法典的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出臺后，我又積極參與到一系列立法修訂過程中。自1981年以來，無論是單行刑法的制定、1997年刑法典的全面修訂，還是至今十余個刑法修正案的出臺，我都力所能及、不遺余力地參與其中，盡我所能地提出一系列涉及刑法修改完善的問題和建議，許多建議受到國家立法機關的高度重視。
記者：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法學是重要的社會科學門類，您對構建中國特色的刑法學知識體系有什么建議？
高銘暄：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指出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方向，為廣大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提出了具體目標和明確要求。具體到法學學科，我認為積極構建中國自主的刑法學知識體系，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守社會主義制度之正，創中國特色刑法理論體系之新。具體說來，就是要做到“五個始終”：
第一，始終堅持黨的領導，自覺地將黨的政策融入刑法學研究當中。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發展始終在黨的領導下前進，黨對法律制度及其實施的領導通過制定政策的方式來實現。無論參與刑法立法工作，還是從事刑法學研究，我始終堅持并強調黨的政策的指導意義。
第二，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理解犯罪和刑罰的基本方法。
第三，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不斷推動學術成果和實務經驗之間的雙向轉化。始終堅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法律實踐出發研究問題，這里的“實際”就是我國的國情、社情以及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
第四，始終堅持面向世界的學術品格，以我為主，合理汲取域外刑法學學理，主動將國際社會所公認的犯罪治理經驗融入我國刑法學研究框架之內。中國特色刑法學是獨立自主發展的產物，具有兼容并蓄的內在特質。要堅持法治文明互鑒，不斷探索對中國刑事司法實踐具有解釋力的刑法學體系。
第五，始終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研究氛圍，以扎實、嚴謹的學風探索中國刑法學的發展道路。要將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精髓融入現代法學知識體系。堅持法學知識體系的中國特色，除了要從中國犯罪治理實際思考問題外，還要充分認識、理解中國文化尤其是犯罪治理文化的精髓，并將其與當下中國犯罪治理相結合。例如，我國有“厭訟”的文化傳統，刑事和解中蘊含的“和為貴”思想與我國傳統的和合哲學理念不謀而合，這為刑事和解制度與我國司法制度相契合奠定了文化根基。
下一步，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根本遵循，快步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并成為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同頻共振。
記者：您曾說過，作為一名學者，必須具有國際眼光、開放的思想和胸襟。這些年您為引領中國刑法學界走向國際舞臺、積極推動合作交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15年4月，國際社會防衛學會授予您“切薩雷·貝卡里亞獎”。您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相關情況？
高銘暄：很多人把國際刑法研究和外國刑法研究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歸功于我，這是過譽的。其實恰如其分地講，我只是較早倡導研究國際刑法，在推動我國刑法走向國際方面想得早一些，并做了一點實際工作而已。我認為，加入國際刑法學協會，有益于中國刑法學融入國際刑法學的潮流，也有益于世界了解中國刑法學的發展，這里面涉及中國刑法學的國際話語權問題。
1984年，我和眾多中國刑法學界的同仁參加了國際刑法學協會舉辦的第13屆國際刑法大會，這是中國首次正式接觸國際刑法學協會，是我們向往已久的事情。此后，在中國法學會的支持下，幾經努力，終于于1988年加入國際刑法學協會，隨即中國分會宣告成立。2004年9月，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分會協助中國法學會承辦了第17屆國際刑法大會。這是國際刑法學協會成立一百多年來首次在亞洲舉辦，也是我國刑法學界首次承辦的最大規模的國際性盛會。這次會議之后，中國刑法學界以嶄新的姿態站到國際刑法學學術平臺上，有更多的中國刑法學者開始活躍在國際刑法學界，在國際刑法學界發出更多的中國聲音。2015年4月12日，國際社會防衛學會授予我切薩雷·貝卡里亞獎。這是刑法學界一項極具分量的國際性大獎，素有刑法學的“諾貝爾獎”之稱。我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人。國際社會防衛學會把崇高的切薩雷·貝卡里亞獎頒發給一位中國刑法學者，這是歷史性的突破。這份光榮不僅僅屬于我個人，首先屬于偉大的祖國，同時還屬于中國整個法學界。我從事這份職業所追求的目標，就是使中國刑法學能夠早日躋身于世界之林，讓世界承認中國刑法學也有其特色和獨到之處。
新征程上，要繼續推進刑法學的國際合作交流，與國際刑法界的同行們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系，立足本國放眼世界，為中國刑法界爭光。要熱心、盡心、耐心，增強志氣、骨氣、底氣，既要學習他國的長處，又要敢于宣傳自己，不卑不亢，達到雙贏。
記者：作為新中國第一位刑法學博士生導師，您主編了第一部統編刑法學教科書，長期堅持在教學第一線，為我國刑法學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作出重大貢獻。2019年9月17日，您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請談談您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高銘暄：“教育乃我之事業，科學乃我之生命”。為黨和國家培養合格的人才是一名教師的神圣職責。結合從教七十年的經歷，我談如下幾點體會：
第一，要熱愛專業。只要認準了專業，就要執著地追求，專業思想自始至終都不能動搖。
第二，要武裝頭腦。要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世界觀和方法論有所了解和掌握；要熟讀西方近現代刑法學名著；要對本國刑法學的宏觀發展有所了解，熟讀當代具有代表性的教材以及公認的水平較高的專著；要熟讀相關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釋。
第三，要有良好的授課藝術。具體表現為四個“言之有”，即言之有物（向學生說明授課內容）、言之有理（有道理）、言之有據（有根據）、言之有情（有激情和感染力）。
第四，教研結合。教學能夠發現疑難點，為科研提供素材和動力，科研能夠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是教學的基礎與后盾。應當妥善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實現教學和科研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第五，精心指導，做好研究生培養工作。具體而言，要遵循“三嚴四能五結合”的人才培養方式。“三嚴”即對學生要嚴格要求、嚴格管理、嚴格訓練；“四能”即培養學生的讀書能力、翻譯能力、研究能力和寫作能力；“五結合”即學習與科研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全面掌握與重點深入相結合、研究中國問題與借鑒外國先進經驗相結合、個人鉆研與集體討論相結合。在培養博士研究生的過程中，還要抓住“三個重點”（抓政治方向、抓專題討論和科學研究、抓學風建設），注重打基礎、長能力、正學風，全面培養他們的綜合素質。
此外，在刑法教學領域，我還倡導了“綜述研究”方法。所謂綜述研究方法，是指在教學中指定某些問題讓學生在全面收集中外資料的基礎上加以分析研究，并作出文獻綜述、提出自己的見解。這一方法，有助于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拓寬視野，最重要的是讓學生學會了思考，形成自己的觀點，培養自己的學術方向。如今，這種方法已得到推廣并應用于刑法學乃至整個法學界的研究生教育，對法學教育領域產生了積極影響。在刑法學教材建設方面，我認為要編好一部教材，除了貫徹“三基”（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資料）和“三性”（科學性、系統性、相對穩定性）的寫作要求外，還必須處理好刑法學體系與刑法典體系、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全面論述與重點突出以及編寫教材與便利教師使用教材的關系。
記者：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致信全國優秀教師代表，深刻闡釋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內涵和實踐要求。您參加了全國優秀教師代表座談會并作了發言。請您談一談新征程上該如何弘揚教育家精神。
高銘暄：很榮幸能夠參加全國優秀教師代表座談會。在第三十九個教師節到來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給全國優秀教師代表致信，重點闡述了教育家精神問題，讓我深受教育、備受鼓舞，更加增添了自己的奮斗動力。新時代新征程，弘揚教育家精神，我有以下五點體會：
第一，要擁有堅定的政治方向、政治信仰和治學報國的愛國精神。人生最寶貴的是政治生命，是堅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方向。在70年的教學生涯中，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忠誠于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為黨育人、為國育才，自覺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和模范踐行者。只有這樣，才能率先垂范、言傳身教，弘揚民族師魂、秉承時代精神，用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培養和引導學生。
第二，要以德立身、以德立學、以德施教。育人先立德，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也是每一位教師的責任與擔當。新時代的人民教師，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不僅要向學生傳授專業知識，更要注重培養和塑造學生高尚的品格和道德修養，既要育智更要育人，做一名“傳道、授業、解惑”的專業教導者和“育人、立德、勵志”的引領者；既要傳播文化精髓，更要傳承愛黨、愛國、愛人民的堅定信仰和情懷。以德立學、以德施教，將培養品學兼優的合格人才視為教師的神圣職責，努力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培養一批又一批執著崇高信仰、堪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棟梁之才。
第三，要有潛心治學、不斷探索與創新的精神。新時代的發展，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著眼世界學術前沿和國家重大需求，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產出引領性的學術成果，并將研究成果及時轉化到人才培養中來。教師自身要具有較高的專業學術水準和理論素養，潛心治學、潛心問道，嚴謹求實、敢為人先，做高素質、專業化、創新型教師。用力求創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提高學術的專業水平和社會實踐能力。只有建設一支勇于創新的高水平的教師隊伍，才能肩負起培養新時代人才的重任。
第四，要敬業樂教愛學生，無私奉獻做伯樂。為國家培養人才是教師的第一要務，教書育人是教師的崇高事業。要愛事業、愛學生，懷著一顆愛心去引導學生健康成長，選擇并走上正確的人生之路，當好學生的引路人。新時代的教師要有愛生如子、甘當人梯的伯樂精神，淡泊名利，甘于奉獻。青年學生承載著國家的未來和希望，還需在生活方面關心他們、愛護他們。良好的師生關系應該是亦師亦友，“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師生互助，教學相長。
第五，要做為學、為事、為人的表率和楷模。教育是一門“仁而愛人”的事業，有愛才有責任。對于教師而言，想把學生培養成什么樣的人，自己應該首先做到，率先垂范、身體力行，處處自覺成為學生的榜樣。教師的思想、人格與言行，不僅影響學生，同時也會帶來一定的社會效應，正所謂“潤物細無聲”。因此，想要做一名新時代的“大先生”，就必須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努力磨煉和真正具備廉潔自律的道德修為和高尚情操。言為士則，行為世范，厚德載物，冰清玉潔。教師要自覺提高自己的人格魅力，成為學生的育德表率和能夠得到社會尊重的楷模。
立足新時代，踏上新征程。我們的前行方向就是堅定不移地聽黨話、跟黨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希望廣大教師同仁珍惜這份崇高的事業，不負時代、不負人民、不負使命，讓“為黨育人，為國育才”成為我們共同的自覺追求和奮斗目標。（記者孫強 趙雨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