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級集群是合作網絡、技術創新、促進組織、信任機制和卓越精神“五位一體”相互促進的產業創新組織體系。在政策選擇上，我國應更好發揮政府的推動作用，制定世界級集群發展戰略，以世界級集群建設統領地方高質量發展；建立決策、執行與技術咨詢“三位一體”的集群促進組織，發揮集群提升產業創新能力的組織能力；實現集群網絡化，建立研發合作網絡與國際合作網絡，發揮網絡的聯動作用；注重發揮集群領袖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世界級集群 集群促進組織 網絡組織 先進制造
【中圖分類號】F4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7.007
【作者簡介】趙作權，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國土資源部《全國國土規劃綱要》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為區域發展政策、創新政策、空間經濟分析、空間格局統計。主要著作有《空間格局統計與空間經濟分析》、《面向創新的國家多元組織方式變革：趨勢、路徑與選擇》（論文）、《高端聚集：中國經濟空間發展戰略》（論文）、《聚集創新經濟研究綜述》（論文）等。
世界級集群是全球競爭的新熱點、新形態，是體現國家競爭優勢的標志。2000年以來，發達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由國家層面推動的產業集群計劃，普遍采用政府長期支持的方式推進世界級集群的培育與發展（趙作權等，2018）。如美國政府2022年推出的“重塑更好未來——區域挑戰”計劃（Regional Challenge），試圖打造21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集群；歐盟委員會2021年發布聯合集群動議，啟動了30個跨部門、跨學科、跨歐洲的聯合集群，即歐洲集群（Euroclusters），以推進歐洲復興和實施歐洲新工業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這表明我國已將建設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工業和信息化部于2019年開啟全國先進制造業集群競賽，并于2022年發布全國45個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名單。2023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集群的意見》，開啟了我國世界級集群建設的新征程。“十四五”規劃強調，“深入推進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發展工程，健全產業集群組織管理和專業化推進機制”。
如何理解世界級集群？歐洲共同體委員會（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于2008年發布的《歐盟發展世界級集群：實施多方位創新戰略》（以下簡稱《歐盟世界級集群戰略》）指出，“由于成員國采取了專門的集群政策，特別是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前瞻性公共政策、商業計劃或一流大學和研究機構像催化劑一樣促進強有力的集群的涌現，有助于釋放特定區域經濟和科學的潛力”。其中，“前瞻性公共政策”是政府影響的直接體現，“一流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影響顯然也與政府的推動作用息息相關。
世界級集群在不同國家的集群計劃往往冠以不同的集群名稱，如德國的領先集群、日本的知識集群、美國的區域挑戰集群、法國的競爭力集群，等等，我國和美國等少數國家擁有先進制造業集群的政策或計劃（趙作權等，2018）。特別是先進制造涉及信息、數據、計算（機）、軟件、感知、網絡化、新材料、新能源與自動化等技術的多種生產活動，我國的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同樣涉及與傳統制造業明顯相異的軟件、物聯網、計算系統、消費品等領域。
先進制造業集群是世界級集群的代表，是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方向，其發展有利于提升我國制造業的穩定性與根植性。事實上，集群發展水平越高（低）的國家，其制造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越大（小）。2016年，德國、日本的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為21%、20%，而美國、英國、法國的占比分別為12%、9%、10%（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8）。可以說，培育和發展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對提升我國制造業競爭優勢及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是我國世界級集群建設的重要方向，當前仍面臨許多認識、政策乃至運行等方面的障礙與挑戰。如何推進國家級集群早日邁向世界級，成為我國制造強國的關鍵支撐？這其中涉及到諸多政策選擇，值得進一步關注。
世界級集群的理論
世界級集群的出現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這與對自由市場機制的局限、技術創新的復雜性以及網絡組織等市場之外組織形式的深刻認識有關。硅谷是世界知名的創新集群，人們普遍認為，是市場機制促進了硅谷的崛起。而Powell（1990）早在1990年就提出，硅谷既不是市場、也不是政府，而是由集群、技術聯盟為代表的網絡組織推動發展起來的，明顯不同于Porter（1990）同年提出的以市場競爭機制為主的“鉆石”集群理論。特別是Ostrom（1990; 2010）提出的行動情形的內部結構框架，闡明了網絡組織形成與運行的機理，表明破解公共（池）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難題可以選擇基于信任、合作和個人的網絡組織，不必依靠私有化的市場路徑或國有化的政府路徑。Ostrom因其公共池的治理研究獲得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有力推動了國際社會對網絡組織作為市場、政府之外的經濟組織機制的高度認可。網絡組織、制造業主導創新、技術基礎設施等理論是世界級集群的重要理論基礎，對于認識世界級集群的特征并權衡世界級集群的政策選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網絡組織理論。網絡組織是基于信任（或合作）機制形成的，與市場和政府不同的經濟組織形式（Powell, 1990）。在美國硅谷興起的過程中，各式各樣的網絡組織，包括個人網絡、集群網絡、聯盟網絡都發揮了市場與政府無法替代的作用（Powell, 1990）。Powell（1990）認為，集群、聯盟等網絡組織是市場、政府之外的交換模式，代表著一種特殊的集體行動方式，是一種促進長期合作的有效安排；網絡創造了有利于學習、信息傳播的激勵機制，由此加快了思想轉變成行動的速度；當資源與環境變化無常時，網絡往往能夠發揮作用；網絡提供了一種利用與強化隱秘知識與技術創新等無形資產的高度可行方式。根據網絡組織理論，網絡組織是與市場、政府并列的經濟組織形式，三者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共同決定經濟全球競爭力的水平與潛力。
制造業主導創新理論。制造業主導創新是指基于制造業經驗的專業知識帶來的生產技術、過程和產品創新（Bonvillian and Singer, 2018）。這是通過應用研究和開發與生產過程相結合的方式產生的，通常由行業主導，政府支持。中國利用跨地區公司的整合流程創新，快速擴大生產規模，加快生產速度，節約生產成本，以制造業主導創新實現競爭優勢。中國、德國、日本、韓國等都是制造業主導創新體系的典型國家。制造業主導創新理論表明，技術創新離不開制造業，一個國家制造業的下降與外遷必將侵蝕它的創新能力。特別是大多數新興技術的知識本質上是隱秘的，需要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因此共區位協同是至關重要的。以科學為支撐的產業常常具有多學科的性質，需要不同技術領域專家之間較為復雜且密切的互動，這樣的互動呈現在一個產業的研發與制造過程中，也存在于不同制造業子行業之間以及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Tassey, 2010）。因此不難理解，在美國，制造業企業承擔著全美70%左右的產業研發，雇用全美63.4%的科學家與工程師（Tassey, 2010）。
技術基礎設施理論。技術基礎設施理論（Tassey, 2008; 2014）認為，企業在把基礎研究成果商業化的過程中面臨著技術和市場兩個方面的風險，需要跨越“死亡谷”，其中越是顛覆性的新技術其風險越高。企業要投資應用研發，必須首先克服重大的投資障礙，即風險峰點（risk spike）。在風險峰點上，平臺技術尚未成熟，合適的基礎技術也未開發完善，僅依靠企業投資技術創新的初步嘗試常常以失敗告終。新技術的潛力越大，越需要技術平臺和基礎技術的革新，換句話說，新技術的顛覆性越強，風險峰點越大。一旦風險峰點被攻克，企業的投資就能以充足的速率流向研發并實現商業化。該理論（Tassey, 2014）認為，應該擁抱并積極支持創新集群的發展。現代制造技術的復雜性和全球激烈競爭導致機會窗口不斷縮小，不僅需要更多更均衡的研發投資，也需要更行之有效的基礎技術。這意味著需要在地理空間上集中多源的研發資產，實現高新技術供應鏈的多層化。因此，發展先進制造業集群需要靠近基礎研究端的技術研發平臺、技術檢測測試平臺，也需要靠近生產制造端的技術應用平臺。
世界級集群的特征：“五邊形”模型
世界級集群是基于信任合作機制，由若干知名企業、大學、研究機構，以及地方政府部門、推動經濟發展的中介組織構成的合作網絡。世界級集群具有五項特征[1]，即合作網絡、技術創新、促進組織、信任機制和卓越精神，上述特征共同構成了世界級集群“五邊形”模型[2]（如圖1）。
合作網絡。世界級集群擁有卓越的競爭性企業間及產學研合作網絡。歐盟委員會企業和工業總司（European Commission's DG Enterprise and Industry，后更名為“歐盟委員會內部市場、工業、創新和中小企業總司”）于2009年發起了歐洲集群卓越動議，設計了由31個指標組成的“歐洲集群管理卓越指標”體系（以下簡稱“‘卓越指標’體系”），用于全歐洲集群的管理評估，其中至少有2個指標與世界級集群的合作網絡性質有關，如集群內部的合作程度、集群管理團隊與集群成員直接的聯系，等等。美國科學院（2009）在總結北卡羅萊納三角研究園（Research Triangle Park）等世界知名集群（或科技園區）的實踐時提出，有效的領導者與專業化管理應促進創業者、研究人員、投資人等群體的網絡化，專業人員的網絡化是建設世界級集群的重要軟性基礎設施。
技術創新。世界級集群擁有全球卓越的技術創新體系，包括世界知名的高新技術企業、研究型大學及研究機構。《歐盟世界級集群戰略》強調“新的集群動議應該精心設計，以非常明確的邏輯為支撐，包括建設……國際卓越的知識樞紐”。在“卓越指標”體系中，至少有2個指標與世界級集群卓越的技術創新特征有關，如集群組織與創新系統的融合、集群成員明晰的角色及其對決策過程的介入。德國的領先集群競賽計劃為德國的世界級集群制定了6條選擇標準[3]，其中2條與卓越的技術創新有關，分別為“強大的科學和經濟基礎，高發展潛力”和“集群屹立于頂級國際集團的雄心”。
促進組織。為提升地方的全球競爭力，同一地區、同一產業相互競爭的若干企業與當地的大學、研究機構等聯合起來，建立集群促進組織（Cluster Organization），制定集群發展戰略，開展技術研發合作與國際技術交流合作，形成既合作又競爭的創新網絡。建立集群促進組織是打造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的關鍵環節，是發展先進制造模式（如智能制造），實現技術創新與先進制造有效鏈接的組織保障。集群促進組織建立了知識外溢的相對固定的渠道與內部化機制（趙作權、田園，2019）。在“卓越指標”體系中，至少有3個指標與世界級集群卓越的促進組織特征有關，如集群組織管理（在金融資源方面）、集群組織的溝通及其網絡表現。《歐盟世界級集群戰略》還強調，集群管理是一種新的專業資格，需要高質量的標準和專業精神，這樣才能有效地為集群中共生的企業和機構提供所需的服務，充分發揮大學、產業和政府之間的合作帶來的益處。
現代足球布局理論可以形象地展示集群促進組織在世界級集群組織體系中的地位（見圖2）。一個理想的集群促進組織扮演著集群組織體系的中場前腰角色，將另外2個中場（市場和政府）及3個前鋒、3個后衛有效連接起來，使得集群組織體系成為一個即時決策、聚焦創新、注重防衛的集群網絡：政府是左中場，市場是右中場，技術服務是后腰型中場；龍頭企業、先進制造（模式）以及包括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在內的中小企業是集群整體參與全球競爭的3個前鋒；大學與研究院所的技術研發能力、大學的人才質量以及集群文化（如卓越精神、企業家精神）是集群組織體系的3個后衛，由此構成類似于現代足球組織“343”陣型的世界級集群組織體系。在該體系中，良好的自然環境是世界級集群發展的基礎（類似于守門員角色）。
德日美三國擁有不同的世界級集群的組織結構體系。德國領先集群基本采取了決策、執行與技術咨詢三位一體的組織機制，日本和美國基本采取執行與技術咨詢兩位一體的組織機制。值得一提的是，德國領先集群不僅具有“董事會決策＋委員會執行”的管理體制，也擁有聯系密切程度不同的圈層結構，包括核心成員（企業、大學等）、伙伴、區域成員、雇員。其中由集群核心成員構成的董事會負責制定集群的發展戰略；來自大公司、公共研究機構的委員會負責設計集群的活動計劃；集群伙伴積極參與集群的事務或活動；由一般企業、研究機構等構成的區域成員與集群技術領域相關，但不過多介入集群活動的組織；集群雇員一般在3～11人之間（Rothgang et al., 2015；趙作權等，2018）。
德國工業4.0旗艦集群“It’s OWL”是“歐洲集群卓越計劃”的金標集群，由24家核心企業、18家研究機構、6家大學、100家相關企業，以及30個經濟發展促進組織組成，采用聯合會的集群管理組織方式，下設董事會、執行局、科學咨詢委員會。董事會由大學以及企業的杰出人員構成；執行局負責確定集群發展的戰略方向；科學咨詢委員會由國際知名科學家組成，協助運營管理單位構建技術平臺（Rothgang et al., 2015；趙作權等，2018）。
信任。信任是世界級集群的驅動機制，促進集群內的交流共享、知識外溢與研發合作。建立競爭性企業合作、跨產學研政合作、促進技術根植性的信任機制，是世界級集群自我運行的“靈魂”與“動力”。Powell（1990）通過對硅谷等世界發達區域進行系統研究，認為基于信任機制的集群組織、聯盟組織等網絡組織推動了硅谷集群的崛起。在“卓越指標”體系中，至少有3個指標與世界級集群的信任機制特征相關，如集群內部的信任程度、堅定的集群參與及集群成員參與的穩定性。
卓越。卓越精神是世界級集群的文化基因，追求卓越是形成世界級集群的精神力量。《歐盟世界級集群戰略》中突出了卓越精神在世界級集群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強調進一步增強歐洲競爭力的關鍵是在各層次上追求卓越，充分利用集群提供的潛力。歐盟的可持續增長和創造就業越來越依賴于卓越和創新，二者是推動歐洲競爭力提升的主要力量。強有力的集群提供了創業動力、與頂級知識機構的緊密聯系以及創新主體之間更加協同的良性互動局面。在“卓越指標”體系中，至少有4個指標與世界級集群的卓越特征有關，如集群成員的組成、集群管理成熟度、集群管理團隊的資格及集群戰略焦點。
世界級集群建設的政策選擇
世界級集群思潮體現在產業、制造、創新、技術、知識乃至經濟等多重維度，展示了不同于Porter（1990）提出的基于市場競爭的集群理念，是全球學術界、政策界與多國政府對產業創新組織方式的新認識、新探索。在我國，世界級集群建設正在逐步加速推進，這其中面臨著許多政策選擇。
更好發揮政府的推動作用，制定世界級集群發展戰略，以世界級集群建設統領地方高質量發展。政府是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建設的有力推動者。一方面，政府應著力推動制定集群發展戰略。《歐盟發展世界級集群戰略》要求，“新的集群動議應該精心設計，以非常明確的邏輯為支撐，包括清晰確定的商業利益、區域優勢、特殊競爭力、國際卓越的知識樞紐和市場遠見”。《集群動議綠皮書2.0版》（Lindqvist et al., 2013）倡導集群建設的三項政策選擇，其中第一項就包括集群的遠景與戰略。在“卓越指標”體系中，至少有4個指標與集群戰略有關，如集群戰略的建立過程、文本化、焦點與審查。另一方面，政府應構建推動與國際集群所在地地方政府間交流合作的頂層設計。
世界級集群建設不是任何單一政府部門能夠完成的，而需要政府多部門的共同合作，特別是工業、科技、發展與改革、財政、教育、金融、城市建設等部門的深度合作，還涉及跨學科、跨技術領域、跨行業的合作。德國聯邦政府為推動世界級集群發展，建立了第一個跨聯邦政府部門的集群發展戰略，將聯邦政府各部門的工作與國家的世界級集群（領先集群）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趙作權等，2018）。各地方政府應當重視從地方發展規劃等層面支持集群培育工作，給予充分的經費支持，并逐步探索建立首席集群官或首席技術官制度。
建立決策、執行與技術咨詢“三位一體”的集群促進組織，發揮集群提升產業創新能力的組織能力。集群促進組織是整個集群網絡的中心樞紐，能夠有效推進跨行業和跨區域的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等之間的全方位合作，有利于打破政府部門、學術界、產業界和社會組織之間的壁壘，促進集群成員間智力共享及合作創新（張佩、趙作權，2020）。“卓越指標”體系中集群組織與創新系統的融合指標與創新研發有關。《集群動議綠皮書2.0版》（Lindqvist et al., 2013）倡導集群建設的第二項政策選擇為創新和研發，其中包括填補創新空白、新產品與新過程創新。It's OWL搭建了工業互聯網平臺，通過整合社會化資源進行價值創造和交易，實現了上下游企業的要素匹配、競爭性企業之間的技術轉移以及企業與用戶之間要素、產品及服務的供需匹配，極大地提高了資源配置和交易效率（張佩、趙作權，2021）。
建立決策、執行與技術咨詢“三位一體”的集群促進組織是我國世界級集群建設面臨的重大挑戰。在我國45個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促進組織中，由行業協會與產業聯盟構成的決策型促進組織占57.8%（26家），由科研院所或新型研發機構構成的創新型促進組織占31.1%（14家），由產業、技術和企業服務中心構成的服務型促進組織占11.1%（5家）。其中任意類型的集群促進組織都不具備另外兩個類型促進組織的主要功能，如創新型集群促進組織缺乏對集群發展決策方面的深度介入，決策型集群促進組織可能缺乏對技術創新方面的深度介入。因此，需推動集群促進組織三功能一體化發展。
實現集群網絡化，建立研發合作網絡與國際合作網絡，注重發揮網絡的聯動作用。一是實現集群網絡化，促進集群成員互聯互通，開展“共享＋匹配＋學習”活動，打造邁向世界級集群的共同體；二是建立研發合作網絡，集群主要成員共同制定產業技術路線圖，開展針對集群企業技術水平提升的一系列研發活動；三是建立國際合作網絡，對標產業與技術領域的世界級集群，積極開展跨國的技術交流與研發合作，打造集群的全球知名品牌。德國和日本的國家集群計劃重點聚焦三類網絡，即集群網絡化、研發合作和國際合作（趙作權等，2018）。德國的領先集群競賽計劃主要資助研發合作、國際合作、基于技術聯盟的網絡化，以及不同集群之間的合作。日本的產業集群計劃主要支持集群成員的網絡化、集群促進組織及營銷合作；日本知識集群計劃主要支持集群成員的網絡化、基于聯合研究中心的研發合作。
在強調“有效市場驅動、有為政府推動”的同時，也應重視發揮“有志網絡聯動”的作用。許多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表明，市場和政府在高端創新資源配置上常常呈現“失靈”狀態，而集群、產業聯盟，如美國SEMATECH聯盟等“創新型”網絡組織，在競爭性企業間創新合作的形成和深化中通常扮演“織網人”的角色，能夠沿著產業鏈、創新鏈有效地配置先進技術資源和高端人才，建立豐富多源的知識外溢通道，進而引領全球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的方向（趙作權，郝赟聰，2021）。
注重發揮集群領袖的重要作用。集群領袖使得地方產業和技術創新生態充滿不竭的生命力和競爭力。硅谷和北卡羅萊納三角研究園的發展歷程表明，集群領袖在世界級集群成長過程中扮演了卓越的領導者角色。在硅谷，20世紀80年代，由于日本半導體產業沖擊美國半導體產業全球霸主地位，美國聯邦政府與軍方于1987年前后推動建立了包括14個半導體企業組成的SEMATECH聯盟，時任英特爾首席執行官Robert Noyce成為聯盟首席執行官，開創了美國競爭性企業戰略合作的先河。經過十年的不懈努力，SEMATECH聯盟助力美國重奪半導體產業的全球霸主地位（趙作權、郝赟聰，2021）。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20世紀50年代當地三所大學共同建立了研究三角園及其基金會，銀行家Archie K. Davis自1958年起連續30年領導該基金會，為推動研究三角園集群在美國落后地區的異軍突起發揮了關鍵作用（Link, 1995）。因此，在推動世界級集群的未來建設過程中，應注重發揮集群領袖的作用。
注釋
[1]歐洲集群組織聯合會（Europa InterCluster, 2010）發表歐洲世界級集群白皮書，從框架條件、集群成員與集群組織三方面闡明了世界級集群的9個特征，其中包括卓越的集群管理與高質量的研發；Bembenek等（2016）拓展了歐洲集群組織聯合會的世界級集群特征體系，使其特征（或標準）增加到15個。
[2]世界級集群“五邊形”模型有別于Porter（1990）基于市場機制的集群“四邊形”（鉆石）模型及張佩、趙作權（2019）的歐盟世界級集群“四邊形”模型。
[3]"Zukunftsstrategie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 2023-02-08, www.hightech-strategie.de/en/468.ph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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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Class Clusters: Theories, Features and Policy Choices
Zhao Zuoquan
Abstract: A world-class cluster is an industri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system in which cooperation network,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luster organization, trust and excellence can provide mutual reinforcement. In terms of policy choi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eds to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first, to enhance the promoting role of central government, China needs to formulate a strategy of world-class clusters and to propel high-quality provincial development; second, to found a cluster organization with decision-making, execution and technical consultation enhancing its organizing competence to improve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ird, the R&D collaboration network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need to be built, and the clusters' members need to be networked, thus to realize the linkage mechanism of networks; and fourth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lusters' champions needs to be demonstrated.
Keywords: world-class clusters, cluster organization,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