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是提高經濟效率的重要途徑，是擴大居民消費的必要抓手，是推動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是保障國家安全的基本要件。現階段我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城鄉收入差距的相對數下降和絕對數攀升，農村人口外流與老齡化程度的快速攀升，縣域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等。必須將縣域城鄉融合發展視為伴隨著現代化強國建設進程的長期工程，同時必須將長遠目標分解為不同階段的舉措，立足于階段條件，整合有利因素，選擇務實路徑，從而使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穩扎穩打、持續推進。

關鍵詞:縣域城鄉融合發展 城鄉收入差距 共同富裕 連續體 縣域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伴隨著城鄉結構的持續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傳統的鄉土中國已走向城鄉中國（劉守英、王一鴿，2018）。對于人口超過14億的大國而言，這種轉變的影響是廣泛而持續的。然而，迄今為止，中國城鄉結構轉變仍在繼續，二元結構特征依然顯著，城鄉發展不平衡構成了中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則成為中國最大的發展不充分，這種結構特征是中國在現代化強國建設中必須直面的客觀背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背景下，著力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加快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無疑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要求和關鍵環節。縣域是我國實施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是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方式，其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均有驅動作用。由此出發，探究我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背景及基本路徑就具有必要性，其構成了我國城鄉融合發展問題探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也具有借鑒作用。

新征程我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多維重要性

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個立足于實踐特征而接續推進的歷史過程。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新征程。新征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環境更加復雜，目標更為高遠，這需要我國緊緊瞄準不平衡不充分發展這個主要瓶頸進行重點突破，在高質量發展中穩步實現兩個“十五年”的戰略目標。在經濟領域，提高經濟效率、擴大居民消費、推動共同富裕、保障國家安全對于我國推進高質量發展具有基礎功能。立足于中國的城鄉結構轉變特征，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作用就不容忽視，其對我國整體的現代化事業具有多維重要性。

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是提高經濟效率的重要途徑。新征程我國勞動、土地、資本等要素供給總體趨緊，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必須轉向要素組合效率。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容，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從實踐來看，1978年以來我國縣域要素配置效率在時序意義上已有了顯著提高，農村勞動力可依據價格信號在城鄉間自發進行流轉，就是一個明顯例證。但迄今為止，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仍存在較大落差，2021年該差距仍高達3.78倍，農村勞動力配置仍存在“扭曲”狀況。在農村勞動力大規模非農化轉移的背景下，農村耕地的經營權流轉范圍偏小，耕地的集約化、規模化經營進展遲緩，農村宅基地和住房的空置率漸趨提高，城鎮建設用地面積和農村宅基地面積出現同步攀高情形。農村資本形成和農民資本獲取成本較高，城鎮資本進入農村仍面臨較多制約，等等。顯然，城鄉二元結構抑制了要素的組合效率，縣域城鄉融合發展則意味著農村要素在縣域這個更大的空間范圍內組合，這對于提高我國整體的經濟效率和質量具有重要支撐作用。

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是擴大居民消費的必要抓手。新征程我國經濟面臨的內外部環境了深刻轉變，在客觀上需要中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的關鍵點是切實提高居民消費能力，而擴大居民消費必須破解城鄉分割狀況。從跨國比較來看，中國居民消費率長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其他主要經濟體，世界銀行數據庫的資料顯示：2020年中國、世界和高收入國家的居民消費率分別為38.20%、55.30%和58.11%。這種低消費率與中國的城鄉結構特征密不可分。根據CEIC數據庫的資料，2021年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8.25%，其中城鄉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分別為30.13%和8.11%，同年農村常住人口占人口數的比重為35.28%，其集中分布在縣域農村地區，縣域農村居民存在著消費占比和人口占比的偏差。已有研究顯示：城鄉分割導致了收入不均等與人均消費正相關（萬廣華等，2022），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明顯強于城鎮居民（楊繼生、鄒建文，2020）。這些均意味著增強農村居民消費能力和意愿對構建新發展格局意義重大，而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是促使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提高、并逐漸向城鎮居民收斂，進而擴大整體居民消費的重要途徑。

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是推動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新征程我國致力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使中國的現代化與那些追求經濟增長但兩極分化嚴重的經濟體區別開來。我國兩個“十五年”的戰略部署內涵著對共同富裕持續推進的目標設定。共同富裕的本質是要實現財富創造和財富分配、效率和公平的更高水平組合（高帆，2022）。如前所述，當前我國縣域要素配置和組合還面臨較多障礙，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會從財富生成維度對共同富裕產生影響。當前，我國城鄉經濟差距依然突出，城鄉基礎設施以及公共產品供給存在較大落差。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總量持續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城鄉居民對發展成果的分享仍存在不均等，這種特征是體制機制因素和微觀個體因素相互疊加的結果。考慮到縣域集中了我國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則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意味著城鄉之間的要素互動不斷增強，城鄉經濟和社會差距在縮小，城鄉居民對財富的分享程度在提高，這對于我國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顯然具有助推作用。

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是保障國家安全的基本要件。新征程我國的現代化是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進行的，當前全球的烏卡時代特征（VUCA，即volatility易變性、uncertainty不確定性、complexity復雜性、ambiguity模糊性）不斷凸顯。面對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我國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統籌發展和安全，將保障國家安全作為推進高質量發展和各項事業進步的前置條件。基于此，我國必須高度關注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安全保障功能，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強調：守好“三農”基本盤至關重要、不容有失。這主要是因為：縣域城鄉融合發展與農業農民農村問題直接相關，其本質是通過縣域要素和公共產品再配置來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此而言，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安全保障功能集中體現在糧食、生態和社會秩序等多個方面。在糧食安全方面，我國是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國家，糧食供給具有“不能出現任何閃失”的極端重要性，我國確保糧食安全必須尊重經濟發展規律，依靠城鄉融合發展來統籌各種資源，促使農業經營者更有動力和能力從事農產品生產。在生態安全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我國必須在保障生態安全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發展。農村是具有自然、文化、經濟、社會特征的綜合體，其在提供和增強生態資源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意味著農村生態資源能夠得以充分保護和有效利用，這對于推進我國整體的生態文明建設至關重要。在社會安全方面，我國縣域的人口和地理空間占比突出，在農村勞動力大規模非農化流動背景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意味著農村勞動力在城鄉間更能夠做到“可進可退”。

當前我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面臨的新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關系尤其是縣域城鄉關系已經發生了持續轉變，城鎮化率的迅速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流轉、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和農村產業結構變遷等都是這種轉變的具體體現。與改革開放初期、新世紀初期相比，現階段我國縣域城鄉結構呈現出一系列新特征新現象，城鄉不平衡發展、農村不充分發展集中體現在縣域，這些構成了我國推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背景或初始條件。理解這些背景是重要的，因為只有堅持實踐導向、問題導向，才能夠使對策舉措更具瞄準性、針對性，也才能形成契合本土化特征的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方案。當前我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面臨的實踐背景主要包括：

城鄉收入差距的相對數下降和絕對數攀升。城鄉收入差距是反映城鄉二元結構的主要指標，農民收入是影響其消費支出、生活狀態和福利水平的關鍵變量。在縣域層面，我國城鄉差距首先體現為城鄉居民存在較高的收入差距。2009年以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的基本趨勢是相對數下降而絕對數攀升。按照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年之前為人均純收入）的比值計算，2009—2022年城鄉收入差距從3.11倍降至2.45倍，我國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進程有了明顯推進。但與現代化強國建設目標相比，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和二元結構特征仍是顯著的，這主要是因為：城鄉收入差距保持在較小水平通常是高收入國家的基本特征，已有研究表明：這一水平基本保持在1.0—1.5倍之間，日本農民人均收入甚至已經超過城市居民（張季風，2022）。我國當前的現狀與這種“一般經驗”之間仍存在較大距離。更重要的是，導源于收入基數的差異，盡管農村收入增速相對更快，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數仍呈現出持續擴展態勢，城鄉收入差距的相對數下降伴隨著絕對數的逐步擴大，2009—2022年該絕對數從11465元增至29150元，這種落差顯然會因支付能力而直接影響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差距絕對數的縮小才能更充分地促使農村居民生活狀態向城鎮居民靠近。上述城鄉收入差距狀況是我國推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面對的現實狀況。在當前情形下，我國推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需要將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作為關鍵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應從側重相對數轉向相對數和絕對數并重、甚至更加突出絕對數的新思路。

農村人口持續外流與老齡化程度的快速攀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出現了大規模非農化流轉，這種流轉是推動城鄉結構轉變最為直接的力量。農村勞動力流轉的主要形式是“農民工”，這意味著流轉人口的職業轉化和身份轉化不同步。2022年我國農民工總數為2.96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72億人。現階段和今后較長時期，農村勞動力和人口的非農化流動仍將持續進行，這主要是因為城鄉產業勞動生產率落差依然顯著。農村人口外流是微觀主體理性選擇的結果，其對提高農民家庭收入、改善農村人地關系等具有積極作用。但從城鄉融合發展的視角看，這種流轉帶來的效應具有復雜性和多面性，特別是，農村人口外流主要采用以家庭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方式（夏柱智、賀雪峰，2017），由此這種外流過程具有農村人口結構的“選擇”功能。在農村人口大規模外流的過程中，農村留守老人現象不斷凸顯，農村老齡化程度快速攀升。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城市、鎮、鄉村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別為10.76%、11.80%和17.71%，人口老齡化在農村表現得尤為突出。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城市、鎮、鄉村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別為7.68%、7.98%和10.06%，2010—2020年農村人口老齡化提高了7.68個百分點，遠超過城市的3.08個百分點，農村老齡化增速顯著快于城市。以上情形表明當前我國縣域正在經歷持續快速的老齡化過程，不僅對縣域的醫療保健等養老體系帶來了全新課題，而且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活力產生了重要影響，部分農村地區會因老齡化程度加劇而出現經濟社會功能的衰落。

縣域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我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面臨著因體制因素引致的城鄉二元分割，這種分割狀態的形成及影響均有長期性。例如，迄今為止，城鄉居民在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獲取以及消費結構方面均面臨較大落差，2021年我國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分別為28.6%和32.7%。此外，縣域城鄉融合發展還應關注縣域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分化特征。我國是一個具有地理超大規模特征的發展中國家，不同縣域的稟賦條件存在明顯差異，改革開放之后，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各類要素往往首先向具有區位和產業優勢的地區集聚，這加劇了縣域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落差。2020年我國共有縣級區劃數2844個，以人均GDP、地區財政收入等指標看，縣域發展優勢突出的地區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等東部地區。即使在同一省區，不同縣域的發展水平也很不相同。以浙江省為例，按照CEIC數據庫的資料，2021年舟山市岱山縣的人均GDP為253842元，溫州市文成縣的人均GDP為40410元，前者是后者的6.28倍，2021年杭州市余杭區的地方財政收入是375.69億元，麗水市慶元縣的地方財政收入是5.36億元，前者是后者的70.09倍。這意味著我國需要在縣域發展存在落差的客觀背景下推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不同地區的發展路徑和方式不能復制雷同。更值得強調的是，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本質是要形成縣域內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產業功能互補、公共產品相對均等、居民生活逐步趨同的格局，農村居民是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參與者、建設者和分享者，但我國農戶之間的分化特征開始顯現并不斷強化，不同農戶的要素組合方式出現了多樣化（高帆，2018），其結果是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在波動中趨于擴大。根據CEIC數據庫的資料，按照人均純收入（2013年之后為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分來測度，2000—2017年我國農村高收入戶與低收入戶的收入差距從6.47倍增至9.48倍，此后在波動中有所下降，但2021年該數據仍達到8.87倍。農民分化意味著農村內部人、地、業、村的穩定關系被打破，不同農民的經濟行為差異性在增強，不能將農村居民視為在經濟領域高度“同質化”的群體，縣域城鄉融合發展必須對這種農民分化現象予以關注和回應。

基于“連續體”思維的縣域城鄉融合發展路徑

新征程我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面對的實踐背景具有復雜性和挑戰性。在操作層面，必須將縣域城鄉融合發展視為伴隨著現代化強國建設進程的長期工程，同時必須將長遠目標分解為不同階段的舉措，立足階段條件，整合有利因素，選擇務實路徑，從而使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穩扎穩打、持續推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國推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支持條件包括：經過改革開放之后的持續高速增長，我國發展階段和發展理念已發生了深刻轉變，依靠新發展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這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邏輯主線，而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是落實新發展理念的直接舉措，人們對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性能夠形成高度共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人類發展史上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國家經濟總量和財政能力得到了顯著增強，農村減貧工作重心也從消除絕對貧困轉向解決相對貧困，這為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是明確的，市場機制在城鄉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凸顯，農村勞動力非農化流轉加快了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居民消費結構變遷也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市場驅動力量。此外，我國信息化技術發展和應用的程度在不斷增強，數字經濟快速發展，互聯網普及率持續提高，我國已成為網民數量最為龐大的國家，縣域城鄉微觀主體的信息獲取成本、市場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數字技術對縣域產業形態和空間布局產生了顯著的重塑作用。總之，從理念指引、政府作用、市場機制和技術支撐的角度看，現階段我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有挑戰，但在對支持因素有效整合的前提下，應該也能夠大有作為，做好縣域城鄉融合發展這篇“大文章”是有基礎的。

立足于新的實踐背景，我國應通盤謀劃、精準施策，著力推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推進的出發點是要確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價值導向，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新發展理念是我國整體的發展價值觀，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應該遵循和貫徹這五大發展理念。

具體來看，“連續體”是我國理解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詞，可以基于“連續體”思維來探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徑。就狹義而言，已有研究強調：城鄉連續體范式將城市與鄉村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在關注城市、鄉村內部差異性的同時，更加強調城鄉之間的聯系和融合。在強調城鄉關聯方面，城鄉連續體與城鄉經濟共同體具有相通性（孫紹勇、周偉，2022）。城鄉連續體范式意味著我國更應注意城鄉之間的聯系和相互依賴性，促進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和經濟、社會互動，從單向城市化思維向城鄉融合思維轉變（劉守英、龍婷玉，2022）。城鄉連續體范式強調了城鄉因空間和產業分工而具有關聯關系，突出了城市和農村之間存在著一系列兼具城鄉功能的中間形態，城鄉之間不是“非城即鄉、非鄉即城”，而可以是“亦城亦鄉、城鄉交融”，這對于我國跳出城鎮化還是鄉村發展的單向選擇、走向城鄉兩輪驅動和融合發展是重要的從城鄉連續體思維延伸開來，我國不同城市之間也具有“連續體”特征，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城市數量有了快速增長，這些城市有規模、結構和能級的差異，但其在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中存在分工，因此也就具有共生關系。如果脫離中小城市的支撐，超大特大城市是不具有持續競爭力的，縣域城鎮化也必然是我國整體城市體系構建的重要環節。城市“連續體”特征為我國跳出大城市化還是小城鎮化的道路爭論，從而走向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提供了認識基礎。此外，我國城鄉微觀主體、特別是農戶的行為也具有“連續體”特征，在城鄉結構轉變、農戶分化加劇的背景下，農民因稟賦條件差異而具有不同的行為選擇，有些在農村繼續從事農業經營，有些在農村開展產業融合，有些在外地城市從事非農產業，有些在本地縣城或中心鎮就業生活等。在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過程中，部分農民采用從農村先到縣城、再到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的方式，部分農民在外出返鄉時也會流向縣城、中心鎮和農村，農民的行為選擇呈現出連續變遷、漸進轉換的動態過程。總之，我國城鄉之間、城市之間、農戶行為都有“連續體”特征（高帆、張天帷，2023），這三者的交匯點恰恰是縣域城鄉融合發展，從連續體思維來考慮和提出縣域城鄉融合發展路徑，是重要且可取的。

從“連續體”思維出發，我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徑就極為清晰，即以增強縣域內的商品和要素互動對接為基礎，以縮小城鄉差距、特別是城鄉收入絕對數差距為重點，以提升縣城和中心鎮的承載和輻射功能為抓手，提高縣域城鄉要素配置效率，推動縣域產業轉型升級，強化縣域產業自生能力，加快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配置，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和政府作用兩種力量，促使縣域城鄉在經濟、社會、空間、文化、自然等方面實現高水平融合。這種思路可概括為“強化城鄉差異、凸顯各自優勢；暢通對接渠道，夯實雙向聯動；尊重市場規律，彰顯制度引導；縮小分配差距、實現成果共享”。為了使上述思路真正落地，現階段我國縣域城鄉融合發展需重點圍繞“六化”來展開：

一是推進縣域城鎮化。“三農”問題不可能在農業和農村內部得到解決，農業和農村資源配置也不可能在農業和農村內部孤立地實現優化（鐘甫寧，2021）。縣域城鎮化是我國實現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載體，必須順應縣域人口流動和集聚的趨勢，發揮縣城、中心鎮在縣域人口市民化中的功能，放大這些空間的規模經濟、分工經濟和范圍經濟。著力優化縣城、中心鎮的營商環境，壯大縣域各類型企業的發展能級，充分利用縣域比較優勢，將縣域、中心鎮作為區域間產業梯度轉移的重要承接地，進一步發揮縣域城鎮化在就業創造、商貿物流、服務“三農”等方面的帶動輻射功能。

二是推進縣域要素市場化。縣域具有土地、勞動、資本、信息、技術等要素資源，應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大邏輯下，大力推進縣域的要素市場化改革。基于縣內全域化思維，使這些要素在法律范圍內充分流動起來，使價格更能準確反映要素稀缺度，使各類要素能夠通過再配置而提高生產率。特別是，應基于“三權分置”改革的思路，進一步放活農村耕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方式，提高農民的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降低工商資本下鄉面臨的制度性障礙，發揮資本對農村要素組合的塑造功能。

三是推進縣域產業融合化。我國縣域產業具有自身優勢，農村產業往往兼具經濟、文化、生態等功能，農業產業本身也涉及產前、產中、產后等環節。我國應依據居民消費結構和市場需求變化，引導農業經營者推動縣域產業轉型升級，依靠農村產業的融合化、交叉化形成新的產品和服務，延長產業鏈條，拓展產業功能，創新產業形態，使縣域成為城鄉居民的農產品供給地、農村文化感受地、農村生態體驗地，在為市場提供更多融合化產品的基礎上改善農民福利水平。

四是推進縣域農業經營組合化。縣域肩負著提供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和社會保障安全等“公共產品”的重任。從統籌發展和安全的角度出發，應強調和推進縣域農業經營的組合化。尊重農民的稟賦條件和行為選擇差異，在保障小農戶經營權益的同時，鼓勵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發展，依靠政策導向形成小農戶與新型經營主體的利益聯結機制。注重通過完善農業補貼提高糧食生產者收益，以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惠及農村成員，推進不同類型農業經營者的分工協同、利益共享，規避城市對農村、新型經營主體對小農戶的“利益擠出”。

五是推進縣域公共產品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旨在滿足城鄉居民的基礎性、生存性需要，其具有普惠性、共享性特征。現階段我國強調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在縣域應將城市基礎設施向縣域、中心鎮等延伸，特別是應繼續加強縣域道路、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放大數字技術對縣域產業和農民行為的賦能作用，降低農村居民在縣域城鄉之間的生產生活交易成本。提高針對農民基礎教育、養老、醫療的財政支持水平，按照老年人口的空間分布特征，進一步將養老、醫療等保障資源向縣域農村地區傾斜，加快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和水平的一體化進程。

六是推進縣域政策實施精準化。不同地區的縣域發展水平差異顯著，縣域內也存在不同類型的微觀主體，農村居民分化的特征日益明顯，我國推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必須將公共政策的可行性、針對性放在重要位置，依靠精準施策來達成預期目標。國家的發展理念、戰略部署和頂層設計為各地的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宏觀背景，在此前提下，應通過地方政府績效評價和激勵方式優化，鼓勵不同地區立足本地比較優勢來形成縣域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在針對縣域農村居民的政策實施中，應明確政策的主要目標和對象特征，關注政策對不同微觀主體的可能影響，規避政策實施中可能出現的“扭曲”和“空轉”，在增強政策實施績效中推動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穩步向前。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新型城鄉關系研究”（編號：17ZDA066）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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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