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復雜的國內和國際形勢出發，從國家安全的內外聯系和整體形勢出發，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把保證國家安全當作“頭等大事”，把馬克思主義國家安全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超越傳統國家安全思維和國家安全理論，提出了內容博大精深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我們認識和處理國家安全問題提供了科學指南和根本遵循。一段時期以來，結合國內外安全態勢的新變化，全黨上下深入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維護各領域安全，積極主動應對各種內外風險與挑戰，促進了國家安全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并進。

【關鍵詞】總體國家安全觀 綜合安全 安全理論 人類命運共同體 安全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1/D8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0.003

戴長征，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政治學部部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院長、博導，惠園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政治學理論、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比較政治經濟制度等。主要著作有《發達國家人才流動與配置》、《“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與國際社會》（主編）、《政治學前沿問題：社會轉型與政治發展》（合著）等。

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是一個國家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只有實現了“國泰”，“民安”的實現才具備了條件。同時，安定的生活也是全體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最根本利益。正是出于過安定和有秩序生活的愿望，人們才會建立起國家。早在先秦時期，墨子就曾經說過，“夫明乎天下之所以提亂者，生于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1]。意思是天下混亂的原因在于沒有社會秩序的建立者和維護者，所以要選擇有擔當作為的賢能之人，立他為天子。西方啟蒙主義思潮興起以來出現的社會契約理論，也提出人們為了過有秩序的生活而將自身的自然權利轉交給主權者，從而建立國家。可見，國家建立的初衷就是保護個人的安全，為了實現自身安定的生活，人們自愿服從于國家的權威。

從這個角度來講，任何國家都需要有符合自身現實情況的安全戰略，以維護和增進本國利益。對于中國而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最大的共同利益，而這同樣離不開內部和外部安全作為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保證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2]在2023年5月30日召開的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的復雜程度、艱巨程度明顯加大，要加快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主動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環境，更好維護開放安全，推動發展和安全深度融合”。[3]由此可見，離開了安全和穩定，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安居樂業就無從談起。如果安全的基礎不牢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不可能順利進行。

總體國家安全觀順應了新時代國際國內安全態勢新變化

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對傳統安全概念的重要創新，涵蓋了綜合安全、發展安全、共同安全和可持續安全等豐富的安全思想，超越了傳統的將安全看作不存在內部或外部威脅的狹義理解。學術界對于安全的理解主要集中于軍事威脅特別是戰爭方面，因而安全研究也主要涉及使用、威脅使用軍事力量或對軍事力量的使用進行控制等問題。[4]在冷戰時期，這種將安全問題聚焦于軍事威脅方面的研究路徑適應了大國對抗的客觀現實，也體現出當時國際關系的本質特征。但是在冷戰結束之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恐怖主義、氣候變化、難民問題、糧食問題、地區沖突、金融危機、民族宗教沖突、傳染病流行等問題對一國內部和國家間關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這種單純將安全聚焦于軍事沖突方面的研究路徑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具體而言，傳統的安全研究路徑主要有兩方面不足：一是沒有明確區分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或者說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二是只關注到安全的消極方面，即安全意味著不存在威脅，而沒有關注到安全的積極方面，即如何創造使安全得以出現和維持的條件。總體國家安全觀則在這兩方面超越了傳統的安全理論。

就統籌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而言，總體國家安全觀突出了“總體”層面的意涵。總體首先意味著系統性，即將安全置于內外統一的有機整體中去理解與把握，把國家安全的各個要素放在“多元有機”的整體中去審視，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發揮好方方面面的積極性，統籌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系。[5]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系統具有兩個特點：第一，組成系統的一系列單元或要素相互聯系，因而一部分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的變化會導致系統的其他部分發生變化；第二，系統的整體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為狀態。[6]將這一思想運用到安全領域，則意味著不同領域的安全或者說安全的各個構成要素之間是相互聯系的，每個要素的變化都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整體安全，并且作為有機整體的總體國家安全也不是各個安全構成要素的簡單相加，而是各個要素相互聯系與相互作用的產物。因此，在系統論的思維框架中，國家安全的各個構成要素是一個有機統一體，其中的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國家利益、經濟安全、軍事安全、科技安全、生態安全等要素之間都密切相關，而國家安全的各個構成要素最終又統一到人民安全和人民利益這一根本要素上。[7]

一段時期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安全態勢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而這就更加需要深入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切實將其運用到應對各種安全挑戰的實踐當中。就國際安全而言，一方面，大國競爭日趨擴大化和復雜化，經濟競爭、科技競爭、制度競爭、意識形態競爭等各種競爭形式在大國關系中日益凸顯，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仍然主導著某些國家的觀念和行為，地區沖突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公共衛生危機、環境退化、氣候變化、難民危機等各種全球性威脅也在增加，而各國又難以在應對這些威脅方面采取有效的協調行動。就國內而言，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的階段，面臨更多新的挑戰。總體上看，中國經濟發展潛力足、回旋余地大，應對各類風險與挑戰的能力強，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態勢沒有改變。但對一些具體問題，如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降、青年人失業率有所上升等，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好，就有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影響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面對不斷出現的各種挑戰，要從整體上統籌協調各個領域，切實維護好國家安全。

在構成國家安全的諸多要素當中，政治安全是最基礎的安全。政治安全的核心是維護國家的政治穩定，包括政治制度的穩定、國家的統一以及社會的安定等。[8]國家的政治安全是國家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的良性互動和動態平衡。[9]在國家安全范疇內，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構成要素當中的一個關鍵要素。從本質上來講，其既是國家安全的一個原生要素，又是伴生要素和傳統要素，因此，一直被給予高度關注。[10]同時，政治安全也是一個包括了國家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復雜問題。就國家內部而言，政府治理、政治生態和執政黨能力等問題直接影響到國家政治安全態勢；就國家外部而言，國際權力結構、國際格局、特定時期的國際形勢乃至時代主題等，也都是影響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

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現代政治學所理解的國家的四個構成要素——領土、人口、政府、主權——當中，政府和主權都是政治性的存在。在四個要素當中，只有政府和主權可以將國家同前國家區分開，將國家同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區分開，因為國家的本質是以主權為根本特征的政治存在。[11]由于政治因素涉及到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因此政治安全在作為構成總體國家安全的要素的同時，還影響著國家安全系統中其他重要因素。同時，政治安全又具有派生性和服務性，即它在相當程度上是由經濟安全和國民安全所派生出來的，并且為國民安全和經濟安全服務。這是因為國民是構成國家的基本元素，沒有國民，國家也就無從談起。經濟則是國家的物質基礎，是滿足國民需求的基本條件，因此，國家的政治安全也可以說是從國民基本的經濟需求中派生出來的。作為具體的個人的國民，需要通過以物質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經濟方式來滿足自身需求，因而經濟發展相對于國民生活而言不過是一種手段，國民生活才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

在經濟、政治和國民三個要素中，國民是最終和最根本的目標，而經濟和政治都是服務于這一目標的工具。在經濟和政治兩個要素中，政治又是服務于經濟的工具。如果將這種對于三者關系的理解運用到安全領域，就可以發現政治安全不僅僅是服務于經濟安全的手段，還同經濟安全一樣是服務于國民安全的手段。[12]因此，要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就要切實推動社會經濟健康穩定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

黨的二十大以來，面對國內經濟增速放緩，世界上一些國家通脹高企等問題，黨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有效的措施應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新變化。一方面，根據新冠疫情發展的新趨勢，在2022年底及時調整了疫情防控政策，順利實現了疫情防控平穩轉段，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及時出臺了促進經濟發展、擴大就業的一系列宏觀政策，特別是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取得了積極效果。當前，中國經濟正在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穩步前行。

無論是政治安全、經濟安全還是其他方面的安全，都同時涵蓋了國內和國際因素。就國內環境而言，政治安全意味著穩定的國內局勢、具有較強行動能力的政府、良好的社會治理等；而就國際環境而言，政治安全則意味著國家主權沒有受到威脅，內政沒有受到外部勢力干涉以及國家沒有面臨外部入侵等風險。與此類似，經濟安全也意味著良好的國民經濟發展態勢、穩定的就業、穩步增長的國民收入等國內因素，以及全球經濟不斷發展的態勢、良好的貿易關系和穩定的匯率等國際因素。這表明，總體國家安全觀超越了傳統安全理論將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混同在一起的理解方式，而是通過影響每一個構成要素的內部和外部因素來思考和理解安全問題。

總體國家安全觀超越了傳統的將安全單純理解為不存在軍事威脅的思維。從傳統安全理論角度來看，安全是一種“非正常”狀態。巴里·布贊（Barry Buzan）等人曾經指出，安全是超越現有游戲規則的一種途徑，它將一個問題框定為一種“特殊類型的政治”或者是凌駕于政治之上的因素。[13]相應地，使一個問題成為安全問題也包括兩個階段：一是存在著一系列將其定義為安全問題的話語，二是存在著一系列將話語轉變成實踐的決定。[14]也就是說，一旦一個問題成為所謂“安全問題”，國家就可以運用超越正常社會中的游戲規則的方式加以應對，而這往往也意味著對于個人自由和個人利益的侵犯和破壞。至于哪一個問題能夠成為安全問題，則取決于該問題是否通過言語行為而被指涉為“存在性威脅”。一旦一個問題被定義為“存在性威脅”，并且在社會中形成了關于該問題確實屬于“威脅”的主體間性理解，那么這個問題就成為安全問題。[15]從而，使用一切超越正常社會中的游戲規則的手段來予以應對該問題也是合理的。這就表明，安全是一種消極的存在，而“去安全化”才是國家所追求的最終目標。

總體國家安全觀對其則有不同的理解。隨著安全內涵的不斷豐富，僅僅將安全看作是一種消極因素顯然已經無法滿足國家維護自身安全的客觀需要。在國與國之間相互依賴日益緊密，各種跨越國家邊界問題的影響日益突出，各國命運日益連結成一個整體的當下，如果僅僅將安全理解為一種消極的存在，僅僅是為了“避免某些人們所不希望的事情發生”，人們也就不會主動采取行動來營造安全得以維持的條件。正是由于單純從消極方面關注安全問題存在的局限性，才有學者提出了“積極安全（positive security）”這一概念。從積極安全的角度來看，安全并不是一個制造贏家和輸家的領域，而是在人類所具有共性的基礎上塑造一種“非決定性的（non-decisive）”關系，或者說，是實現那些構成了人類的共性的共同價值。[16]

總體國家安全觀認為，實現全人類共同價值和維護人類共同命運是國家安全的基礎。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17]從這個意義上看，總體國家安全觀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緊密相連的。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需要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18]其中，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也只有在此基礎上，一個“遠離恐懼、普遍安全的世界”，“一個遠離貧困，共同繁榮的世界”，“一個遠離封閉、開放包容的世界”和“一個山清水秀，共同繁榮的世界”才有可能出現。[19]因此，“普遍安全”理念超越了傳統意義上僅僅從消極角度來看待安全，將安全理解為不存在威脅的視角，它不同于單純的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安全觀，而力圖實現對于零和安全的摒棄，體現了全人類的共同安全關切。[20]作為一種整合性的安全理念，它豐富和延展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內涵，對于不斷塑造和平繁榮的安全世界具有重要價值。

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引應對新時代國家安全挑戰

總體國家安全觀具有整體性和系統性，因而其內涵體現出“綜合安全”的特點。新冠疫情的發生和蔓延再次表明，當代安全范疇早已超越了傳統的軍事領域，任何問題——包括那些曾經被認為屬于低級政治領域因而不涉及“安全”的問題——在特定條件下都有可能成為影響全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問題。同時，這些安全問題還具有內外聯動的性質，既涉及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安全，也涉及國家間關系的穩定。新冠疫情等各類全球性威脅既是對各國內部社會治理能力的重大挑戰，也是對世界政治經濟穩定的重大考驗。這也表明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已經變得密不可分，任何“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都可能同時危及國家內部的穩定與安全，危及國際社會的總體穩定和國家間的良性互動。

總體國家安全觀認識到，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國國家安全的內外要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要適應全球化發展新特征，充分應對各類全球性風險與挑戰。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那些“沒有護照的問題”越來越超出國家邊界的范圍，對不同國家的人們構成威脅，因而也成為全人類的共同“敵人”，需要各國政府、民眾以及各類國際組織通力協作。[21]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逐漸融為一體，安全成為一個國家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以往那些被忽視的風險越來越表現出聯動、耦合與升級的特征。因此，在全球化時代，當人們在談論“安全”這一問題時，已經不再僅僅指單一風險或某個單獨層面的風險，而是指由不同類型、不同層面的風險所傳導疊加而形成的復雜風險綜合體。[22]

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應對全球化時代的安全挑戰提供了新思路。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內社會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新態勢和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黨中央提出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安全和發展兩件大事，強調安全和發展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23]因此，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對生存安全觀、發展安全觀、綜合安全觀和新安全觀等一系列安全觀的繼承、發展和完善。它在對新的安全形勢判斷的基礎上，將國家安全的內在結構與內容向立體化、多層次和多維度方向拓展，囊括了安全體系框架、安全關系分析、安全要素定位、安全道路選擇和安全目標確定等五大方面，使國家安全的內涵、范疇和領域更為清晰、明確與廣泛。[24]傳統觀念中，人們往往認為國家無法單獨應對那些主要的安全威脅，特別是那些跨越國家邊界的非傳統安全威脅，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建立超國家機構。然而，授權超國家機構來處理安全問題是極其困難的，更加現實的方式是使國家能夠更有效地應對安全問題。[25]著眼于國家能力建設，黨中央提出要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抵御各類風險的能力。為此，對內要更加注重高效協同、法治思維、科技賦能和基層基礎，對外要積極塑造外部安全環境，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同世界各國一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6]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當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27]。這是對當前國際社會所面臨的風險與挑戰的科學判斷，體現出對于人類前途命運的深刻思考。為應對上述各類赤字，需要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推動各國攜手合作。同時，黨的二十大報告特別強調要在國際社會中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8]這是應對各類全球性風險與挑戰的必要條件，因為只有從全人類共同價值出發，才能超越狹隘的文明沖突視角，推動各國在共同目標基礎上開展合作。為了推動各國攜手共建普遍安全與共同安全，中國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其內容包括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摒棄冷戰思維、反對單邊主義；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堅持統籌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共同應對各類全球性問題等。[29]全球安全倡議大大有助于解決當前困擾國際社會的各類安全問題，為構建和平穩定的國際秩序提供了藍圖。

在中國看來，全球安全治理的根本落腳點是維護人民安全。事實上，在西方安全理論中，也存在“人的安全”這一概念。“人的安全”認為，安全不僅僅意味著通過軍事手段來捍衛國家利益，保衛國家領土，而是要關注普通人的福利。一方面，安全必須包括使個人免于諸如饑餓、疾病和壓迫這樣的長期威脅；另一方面，它也意味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會受到傷害。[30]“人的安全”概念的提出有其進步意義，但是也凸顯了國家主權和個人安全之間的矛盾，成為西方國家干涉他國內政的一個借口。人民安全則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這一科學論斷。[31]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安全工作歸根結底是保障人民利益”，“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32]具體而言，總體國家安全觀視域下的人民安全包括生存安全與發展安全兩個方面，既要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安全，也要確保人的可持續發展。[33]因此，在人民安全的基礎上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了狹隘的地緣政治紛爭和國家利益沖突，其重要意義在于強調尊重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和文化，推動世界各國人民通過對話與合作來謀求全人類共同利益，促進全人類共同的安全、和平與可持續發展。在2023年9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倡議與行動》白皮書中，中國政府明確提出，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為國際關系確立新思路，為全球治理提供新智慧，為國際交往開創新格局，為美好世界描繪新愿景”[34]。具體實踐上，中國則通過共建“一帶一路”、落實“三大全球倡議”、積極構建各類地區和雙邊命運共同體以及推動各國合作以解決世界面臨的各種赤字等具體行動，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35]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出中國將人民安全作為國家安全根基的基本遵循。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始終把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作為最高宗旨，在有效應對國內疫情的同時，還為其他國家抗擊疫情提供了大量援助，以自身行動詮釋了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理念。面對氣候變化問題，中國則積極推動經濟發展轉型，承諾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并積極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等全球氣候治理公約，以實際行動踐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等理念。

以總體國家安全觀蘊含的中國智慧回應新時代國家安全訴求

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中國智慧在安全領域的集中體現。長期以來，西方式的思維主導了國際關系學的發展，也影響到安全領域的相關研究。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生存是國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標，追求權力和利益是國家維持生存的最主要手段。在這種視角下，國際關系總體上是一種靜態的存在。無論在任何時代，維護和改善安全都是政治單元（political unit）的首要目標，因而無論是在無政府狀態還是等級制當中，政治單元都展現出自助（self-help）的行為性質。或者說，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由于受到種族、文化和語言等差異的影響，恐懼以及由此導致的對于權力的追求始終支配著不同群體間的關系。[36]

不可否認，生存是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追求的重要目標，但絕對不是唯一的目標。一方面，一個國家維持生存的手段并不僅局限于權力競爭和利益爭奪的零和博弈；另一方面，國家也不能為了維護生存而完全犧牲其他方面的利益。這里的關鍵問題在于，由于中國和西方世界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與思維模式，對于如何實現生存和安全這一根本問題的理解是不同的。從西方理論的角度來看，國家間的權力競爭和利益沖突是國際關系的常態，因而國家才需要通過合作等途徑來協調相互利益。也就是說，無論是通過建立國際制度還是其他方式實現合作，其原因都在于國家之間在利益上存在著相互沖突這一基本假設，而和諧——即國家間利益存在著一致性——則被視為不可能。中國式思維則主張“和合”文化，認為有可能建立一個相互包容、共建共享的和諧世界。和諧世界包含著“和為貴”“協和萬邦”等中華傳統文化因素，是將傳統文化同中國當代外交思想相結合的產物。愛好和平、崇尚和諧和睦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天人合一的境界、人際和諧的理想社會也是中國人所追求的目標。將這一思想運用到對外交往中，則體現為中國人所崇尚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理念，以及中國人對于“協和萬邦”理想的追求，對于求同存異、開放包容精神和不同文明兼收并蓄的堅持。[37]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的新變化新發展新特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從馬克思主義角度來講，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突出了人作為“類存在物”的屬性。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社會性質是整個運動的普遍性質；正像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一樣，人也生產社會”，并強調“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來說才是存在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38]這種“類思維”是對傳統“物種思維”的超越。[39]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出中國人自古以來對于“大同世界”的追求。在《禮記·禮運》篇中，記載了人們理想中的“大同”社會，并強調只有從生活富足的“小康”才能發展到“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40]在儒家思想中，“天下大同”是同“仁”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這種思想建立在對人之所以為人的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在對人類應當如何生存發展的人文之道的認識的基礎上，也建立在對人的生存價值充分尊重和全面保護的基礎上。[41]在儒家思想中，“仁者愛人”是核心，“克己復禮為仁”是政治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則是對執政者的要求。[42]離開了“仁”，儒家所關注的“義”“禮”“智”等就都無從談起。按照儒家的設想，“大同”追求的是整個天下人類的共同發展和進步。在一個大同社會當中，政治上要求選賢任能，經濟上要求共同發展，人與人之間是和睦相處的關系。這種對于公平正義的理想社會形態的追求，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有著一致的目標。[43]

母庸質疑，長期以來西方話語主導了包括安全問題在內的社會科學解釋。按照西方邏輯，國家的安全和不安全是絕對二分的，只要存在著不同于己的“他者”，國家就始終要面對安全威脅。因此，在西方國際關系認知和行為影響下的世界，也不會出現穩定、持續和可預期的安全，“變、亂、戰”將始終是國際關系的常態。這恰恰是與中國智慧所尋求的普遍安全與合作安全背道而馳的。基于中國傳統智慧的全球安全觀，著眼于全人類共同福祉和命運，突出強調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為核心應對全球安全問題，主張綜合考慮安全涵蓋的各個方面，從根本上消除不安全產生的土壤，以實現安全的可持續性。這一安全觀超越了通過國家間相對權力對比來看待安全的視角，認為安全應當是普遍和平等的，不能依靠犧牲其他國家的安全來追求自身的絕對安全，也不能由任何國家壟斷地區安全事務，侵犯其他國家的正當權益。[44]同時，這一理念還強調安全的可持續性，即承認安全和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認為只有發展和安全并重才能實現持久安全。這是因為“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對亞洲大多數國家來說，發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決地區安全問題的“總鑰匙”。[45]

為此，中國進一步提出了解決安全問題的具體方針，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針對周邊關系，中國提出了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具體而言，就是堅持睦鄰友好、守望相助，講平等、重感情；堅持以誠待人、以信取人的相處之道，誠心誠意對待其他國家；履行互利共贏的合作理念，以互惠互利原則為基礎同其他國家開展合作；堅持開放包容、求同存異，以更加開放的胸襟促進地區合作。[46]針對全球性問題，中國則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以此作為應對和解決各種全球性挑戰的總原則。“共商共建共享”超越了以工具主義邏輯為基礎的思維，將社會關系而不僅僅是個體行為體作為治理的起點、對象與核心。追根溯源，這一理念也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智慧當中。在中國文化中，關系性是重要的背景知識，貫穿于宏闊的中國歷史，并隨著社會實踐而發展。它將世界看作是由人類的社會關系所構成的，是普遍相互聯系的。[47]這種世界觀同西方以個體理性為基礎的世界觀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因而建立在其上的治理理論也不同于西方的規則治理。關系性是人類的最基本特性，其理論前提在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切事物——包括國際關系——的基礎。在全球治理中，關系性意味著治理是一種動態的達成協議的過程，它的基礎是國際間的協商和談判，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施加控制，或強迫另一方接受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規則。[48]在中國看來，國與國之間不論大小、貧富或強弱，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因此都應當平等參與決策。全球治理的規則制定不能由少數國家壟斷，治理成果也不能被少數國家獨占。要破解“治理赤字”困境，就要堅持全球事務由各國人民商量著辦，推動治理規則民主化。[49]作為平等的成員，各國都擁有享受治理效益的權利，也都負有為治理作出貢獻的義務。

結語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50]。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新時代中國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了藍圖，也為應對國際社會中存在的各種風險和挑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指明了方向。當前，我國的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戰略風險并存時期。一方面，改革開放持續深入推進，社會經濟保持較快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另一方面，各種內外部風險與挑戰增多，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對這些因素如不加以適當管控，則有可能給我國的正常發展態勢帶來負面影響。為此，需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等各領域安全，綜合協調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同時關注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道路上順利前進。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2VMG041、22JJD810034）

注釋

[1]閻學通、徐進：《中國先秦國家間政治思想選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2頁。

[2][23][26][32]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北京：學習出版社，2022年，第12、47、27、39頁。

[3]《習近平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 加快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人民日報》，2023年5月31日，第1版。

[4]Walt S. M.,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1, 35(2).

[5]袁鵬：《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理論體系的戰略思考》，《現代國際關系》，2021年第7期。

[6]羅伯特·杰維斯：《系統效應：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復雜性》，李少軍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頁。

[7]劉躍進：《系統思維下的大安全格局與理念》，《人民論壇》，2021年第8期。

[8]楊建英：《政治制度安全：國家安全的核心》，《國家安全通訊》，1999年第12期。

[9]劉躍進：《國家安全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09頁。

[10][11][12]劉躍進：《政治安全的內容及在國家安全體系中的地位》，《國際安全研究》，2016年第6期。

[13][15]Buzan B.; Waever O. and Wilde J. D.,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Inc., 1998, p. 23, p. 25.

[14]Pace M.,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 Identity: Meddling with the Mediterranean,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 6.

[16]Roe P., "Gender and 'Positiv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4, 28(1).

[17][27][28][50]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3、60、63、52頁。

[18][19]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491、510～512頁。

[20][22]張晉銘：《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普遍安全世界”構建的內在邏輯與方法探析》，《學術探索》，2020年第10期。

[21]Johnson T., "Ordinary Patterns in an Extraordinary Crisis: 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kes Sense of the COVID Pandem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20, 74(S1).

[24][33]李志斐：《總體國家安全觀與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國方向》，《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

[25]Hameiri S.; Jones L. and Sandor A.,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Transformation: Moving From Description to Explanation,"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2018, 3(4).

[29]習近平：《攜手迎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22年4月22日，第2版。

[30]Paris R.,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1, 26(2).

[3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頁。

[34][35]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倡議與行動》，2023年9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9/t20230926_11150108.shtml。

[36]Booth 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ory So F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9, 33(2).

[37]孫吉勝：《傳統文化與中國外交話語體系構建》，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1年，第155～156頁。

[38]《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央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9頁。

[39]賀來：《馬克思哲學的“類”概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哲學研究》，2016年第8期。

[40]張豈之：《“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鄧純東主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研究》，第1頁。

[41][43]孫聚友：《儒家大同思想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鄧純東主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研究》，2018年，第9、10頁。

[42]樊樹志：《國史十六講》，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1頁。

[44][45]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12、114頁。

[46]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2014年，第152頁。

[47]Qin Y. Q.,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07.

[48]Qin Y. Q., "Rule, Rules and Relations: Towards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Governan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1, 4(2).

[49]習近平：《為建設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貢獻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的講話》，2019年3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3/26/c_1124286585.htm?agt=1887。

責 編∕張 貝

Addressing 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Dai Changzheng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aking national security as top priority and integrating Marxist na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with China's specific circumstances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strategic culture,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has put forward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going beyond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 and theory, considering the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centuries, thus providing us with a scientific guide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recent years, in light of the new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ientations, actively coping with vari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the CPC has been implementing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coordinating and maintaining security in all fields,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armony.

Keyword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afety theor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ecurity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