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政府無視國內民眾的廣泛質疑和國際輿論的強烈反對，強行宣布啟動“排污入海”計劃。事實上，這完全是為了一己之利。自福島核事故爆發12年來，日本的廢爐計劃不僅遲遲沒有進展，核污染水處理也越加成為其沉重的財政負擔。為了甩掉這個“大包袱”，日本對內依靠行政體系的“結構性暴力”推行狹隘的“國家理性”，對外則在現實主義邏輯之上疊加了機會主義，打著國際原子能機構給予“背書”的所謂“科學無害”的金字招牌，導演了一出現實版的“公地悲劇”。毋庸置疑的是，此舉的結局終將是害人害己，而值得引起重視的是恐將導致全球治理危機。

【關鍵詞】“公地悲劇” “理性罪惡” “排污入海” “結構性暴力”

【中圖分類號】D831.3 【文獻標識碼】A

日本“排污入海”是一場典型的“公地悲劇”

2023年8月24日，日本政府無視國內民眾的廣泛質疑與國際輿論的強烈反對，強行啟動了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污染水排海計劃。第一輪排海計劃于2023年9月11日完成，共計7788噸核污染水排入大海。當地時間10月5日上午，日本東京電力公司（以下簡稱東電公司）啟動了第二輪排海計劃，至10月23日結束，共計7810噸核污染水排入大海。預計2023年度將分4次共排放31200噸核污染水，但這僅相當于該核電站存儲核污染水容量的2.3%（根據東電公司公開的數據，截至2023年10月12日，福島第一核電站內核污染水儲量約為133.55萬噸）。由于每天必須對堆芯進行冷卻，因此還在產生新的核污染水。由此，日本的排海計劃可能持續到2051年。

按照日本政府和東電公司的公開解釋，其向海洋排放的水是“ALPS處理水”，這種水經過了多核素處理系統（ALPS）處理，“完全符合安全標準”。并聲稱該系統“唯一”無法去除的放射性物質是“氚”，不過因為在排放前將與海水進行混合稀釋，所以最終排放的“處理水”每升所含氚濃度不及日本國家安全標準的四十分之一（即1500貝克勒爾）。而且東電公司自稱在福島第一核電站周邊3公里之內設置了10個監測點，每天對排放水進行監測，次日公布分析結果。此外，東電公司宣稱，它設定了以“700貝克勒爾/升”為停止排放判斷標準，也就是說，一旦氚濃度出現異常值就立即停止排放。

表面上看，日本政府和東電公司似乎已為排海做足了功課，甚至可稱為“萬全之策”。但這并不能改變其行為性質，日本“排污入海”行為屬于一場典型的“公地悲劇”。海洋無疑是全人類賴以生存的公共資源，屬于全人類的公共產品，既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同時也具有跨國、跨民族的國際屬性。一旦海洋被賦予了正面性或是負面性，全世界都將為其承擔共同責任。

1968年美國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在《科學》雜志上發文最先闡述了“公地悲劇”這一概念。他以牧場理論進行說明，在同一塊牧場內，“個體行為獲益或將導致所有人受損”，即不受管理的公共資源將被過度消耗。概言之，在消費公共產品之際，個體消費固然有其理性特征，但利益驅動會使個體傾向于消費更多的公共資源。事實上，公共資源是屬于多個個體共同擁有，某個個體消費擴大必將損害其他個體利益。

引發“公地悲劇”包括兩個條件：一是該“公地”具有其中任何個體都觸手可及的開放性；二是“公地”資源具有稀缺性，過度消費將被耗盡。海洋顯然就是全人類共有的公共資源，日本也只是其中個體之一，日本政府將大量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無疑會損害其他個體利益，對海洋資源將造成多種嚴重危害。

第一，日本排海的核污染水不同于一般核廢水，這些所謂的“處理水”是接觸過嚴重受損的核反應堆芯，而福島第一核電站爆發的核事故非常嚴重，在國際核事故分級表（INES）中被定性為最嚴重的7級，與蘇聯1986年爆發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同級。它不僅發生了堆芯熔化，還引爆了嚴重的堆芯融穿，核燃料落入反應堆安全殼。除一般核電站廢水常見的放射性元素外，福島核事故還多了钚、鍶、銫等“超鈾”放射性物質。

第二，此次核污染水排放周期超過30年，由于核輻射物質半衰期都很長，二者疊加的風險非常高。以東電公司聲稱其ALPS“唯一”不能去除的氚物質為例，其半衰期為12.3年，將之與核污水排放周期疊加之后，時間長度就超過了40年。而且，鍶90、碘129和銫137等放射性物質的半衰期更長，它們殘留在骨骼、牙齒、甲狀腺與肌肉中會長達幾十年，將造成更大的輻射劑量。國際環保機構綠色和平組織日本辦公室的資深核專家肖恩·伯尼就指出，外泄的東電公司內部文件證明，即使通過ALPS系統處理，也無法將碘、釕、銠、碲、鈷和鍶等放射性元素減少到“無法檢測”的程度。①

第三，核污染水排放的總量非常大。盡管第一輪和第二輪已經排放了15598噸，但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存量”水仍多達約133.55萬噸。加之每天冷卻堆芯仍會產生“增量”核污染水約170噸，年“增量”就約達6.2萬噸，若以30年實現廢爐來計算，就高達約186.15萬噸。于是，“增量”與“存量”合計約為320萬噸。國際醫生防止核戰聯盟（IPPNW）德國分部的約格·施密德就此指出，無論東電公司如何稀釋核污染水，都不會改變排向大海的放射性物質總量。

第四，作為排海實施主體，東電公司的信用一直受到質疑，其能否秉承信息公開、透明以及堅守企業倫理道德存在疑問。1966年，東電公司旗下的東海發電站（茨城縣）成為日本第一家商用核電系統，此后，東電公司逐步成為日本最大的核電企業。2002年，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曾曝光了東電公司29件隱瞞核事故和篡改數據丑聞。京都大學教授竹內敬二指出，作為“國策民營”的核電事業，日本政府與電力公司形成了利益集團關系，這種利益關聯是難以發揮監督作用的。②

第五，核污水排海的監督工作面臨持續性、長期性、嚴密性、透明性等多重考驗，再權威的監督機構，再嚴密的監督流程也都是由人來操作，這就難以排除人為失誤或制度性缺陷。一旦出現問題就將“覆水難收”，而且作為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排放，也存在現有技術手段與科技水平無法檢測或推斷的未知可能。

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已爆發過多次核災難。1979年美國三哩島核電站事故、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以及1999年日本東海村核臨界事故等。12年前的福島核事故再次讓全人類對核災難充滿擔心，而福島救援中的“50死士”則進一步加深了這種恐懼。如今，30年漫長排放剛剛開始，其對經濟、政治、生態的影響都蒙上了深深的不確定性。然而可以確定的是，日本“排污入海”就是一場典型的“公地悲劇”。

日本狹隘的“國家理性”背后是“結構性暴力”

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曾認為，國家行動依據準則一直被冠以所謂“國家理性”的概念，它同時體現在政治權力掌握著對被統治階級的操縱和對他國的行動中。丸山真男還指出：“露骨的國家權力行為往往穿著華麗的服裝登場，以掩蓋其行為的真正意圖。”③在核污水排海決策過程中，日本政府就強調了這種狹隘的“國家理性”，其背后還有“結構性暴力”。

2023年8月22日，日本召開“第6次廢爐、污染水、處理水對策相關閣僚會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此次會議上強調：“為推進福島核電站廢爐計劃和實現福島振興，ALPS處理水排海計劃已不容推延。”岸田文雄聲稱，這是經過專家六年多研討，于2021年4月所確定的基本方針。最后，他特別指出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發布的報告書“認可”了該排海計劃。岸田文雄的決策邏輯就是為了國家利益才實施排海計劃，而且，IAEA“背書”又“證明”該行為對他國“無害”。很顯然，在這種決策過程中隱藏著政府的強權色彩。

事實上，自第二次安倍政權上臺以來，日本強權政治色彩就開始顯現，創下日本憲政史上最長執政時間的安倍政權甚至被稱為“獨裁”政權。確實，安倍晉三不斷強化“官邸主導”力，2014年設置內閣人事局，之后又創建了國家安全保障局，確立了由首相直接領導制定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而面對森友學園、加計學園以及“賞櫻會”等政治丑聞，安倍晉三則采取強力高壓，導致行政體系出現所謂“忖度”之風。

伴隨著強權政治趨勢，日本行政體系顯現出“結構性暴力”特征。這是挪威社會學家約翰·加爾通最早提出的概念，是指因社會結構而非直接暴力所造成的隱性不平等問題。九州大學中山敬太認為，日本政府處理核事故過程就體現了“結構性暴力”特征，尤其在核污染水排海和核輻射污染土再利用等問題上。④在核事故處置以及核污水排海問題上，日本政府強行實施符合自身利益的基本方針，“結構性暴力”特征也更加顯著。

其一，輕視或無視民意是日本行政體系“結構性暴力”的重要表現。2017年3月，執政黨的自民黨東日本大地震復興加速化本部宣布，福島地區年輻射劑量在20毫希沃特以下地區轉為“避難指示解除準備區域”，而且原20毫希沃特至50毫希沃特的“居住限制區域”也解除避難指示，居民可回自家。該政策顯然是為復興而復興，絲毫不顧及國民健康。這就迫使當地超過5萬多民眾不得不選擇“自主避難”方式，但由此他們將不能再領取東電公司的賠償，而只能得到很少的慰問金。據日本復興廳統計，截至2023年8月1日，避難人數仍超過3萬人。

其二，違反科學精神也是日本行政系統“結構性暴力”的重要表現。以福島核事故發生原因為例，事故調查委員會認為：“大地震及海嘯等自然現象雖是直接原因，但相關設備及配管存在重大問題。”面對質疑，東電公司和日本政府都不承認存在設備問題。然而，早在1995年，日本核化學專家高木仁三郎就曾指出福島核電站設備老化已經導致抗震性下降，建議該核電站應該廢堆。

其三，核污染水排海決策過程極其倉促，未經國會專門審議，其程序上也具有“結構性暴力”特征。2013年東電公司就提出“向海洋排放ALPS處理水”方案，因漁業團體反對而放棄。⑤同年夏天，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海洋泄露污染水事件，日本政府不得不介入廢爐計劃。日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指出：“廣大國民高度關注污染水問題是關鍵課題，不能完全委托東電公司而應由國家妥善處置。”⑥此后，“ALPS處理水”對策就上升為國家政策層面。2021年4月13日，在“第5次廢爐、污染水、處理水對策相關閣僚會議”上，菅義偉政權決定在2023年春季實施排海計劃。在IAEA“認可”日本“符合國際安全標準”后，岸田內閣便迅速以內閣會議方式審議通過該計劃。而這一時期“恰逢”日本國會休會，有關核污染水排放沒有經過國會議員的審議。

其四，公然違背政府自身所做的公開承諾，也反映出日本行政系統“結構性暴力”特征。2015年8月，以經濟產業省為代表的日本政府與東電公司和福島縣漁業協同組合聯合會舉行三方會談，當時，經濟產業省官員就“ALPS處理水”排放做了明確承諾：“若無相關者的理解，不會采取任何行動。”在實施排海計劃之前，首相岸田文雄特別會見了日本全國漁業協同組合聯合會會長坂本雅信，試圖獲得其支持，但坂本雅信再次明確反對排放。與此同時，經濟產業省大臣西村康稔也會見了福島縣漁業協同組合聯合會會長野崎哲，野崎哲更是直接表達對政府的不信任，表示“繼續以反對心情期盼未來”。⑦原子力市民委員會也發表緊急聲明，批評政府“無視相關者意愿而實施排海是最壞選項”。⑧

綜上，基于狹隘的“國家理性”邏輯，日本行政系統的“結構性暴力”推動了核污水排海計劃，把本屬于內部的核事故泛化成全球性問題。

由機會主義所驅動的“理性罪惡”

國家理性主義不斷標榜“要讓國家變得更強大”，為此，對內傾向于強權政治，對外則更注重實用主義，雖然也表現出尊重主權平等與勢力均衡等原則，但經常呈現機會主義特征。日本“排污入海”就是對內推行強權政治，對外則受機會主義所驅動，試圖利用當前動蕩的世界變局而謀求“私利”。

首先，現實主義是日本對外推行“國家理性”的傳統和基本邏輯，“排污入海”也遵循該傳統與邏輯。“吉田主義”路線是二戰后日本長期堅持的外交方針，面對美國試圖“重新武裝日本”的強大壓力，以吉田茂為首的日本政治家選擇了“重經濟、輕武裝”的發展道路，奠定了現實主義的外交根基。日本對美國奧巴馬政權推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態度逆轉，也是其現實主義邏輯的典型案例。直到2012年12月安倍晉三上臺之前，安倍晉三及其所在的自民黨陣營都明確反對加入TPP。但上臺不足三個月，安倍晉三便宣布加入TPP談判，還說這是日本“最后的機會”，事關日本百年大計，機會不容錯失?？梢姡F實主義（常與機會主義疊加）一直是日本對外推行“國家理性”的邏輯主線。

岸田政權干脆直接提出“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選擇“排污入海”，岸田文雄直言就是“為推進福島第一核電站廢爐和振興福島，ALPS處理水排放刻不容緩”。⑨福島核事故已過去12年，而日本政府制定的“30年廢堆計劃”卻毫無進展，熔融燃料依然堆放在損毀的核電站內，而據日本政府估算，僅回收熔毀燃料就需約6萬億日元，整個廢堆作業更需要約8萬億日元。自福島核事故以來，日本實際已支出約12萬億日元，而財政早已不堪重負。當前，日本普通國債余額規模超過1000萬億日元，是GDP的2.6倍。2022年年底，岸田文雄又突然宣布史無前例的“大擴軍計劃”，五年內要將國防開支從當前占GDP的1%增至2%。然而，日本老齡化仍在持續惡化，社會保障費用年自然增長就超過1萬億日元。這種迅速膨脹的財政壓力，才是推動日本政府急于“排污入海”的現實主義邏輯。

其次，機會主義源于日本對當前世界局勢的基本判斷，日本不愿錯過這個“時機”。早在2014年，日本就認為 “世界權力格局發生巨大變化”，要基于國際協調主義，堅持“積極和平主義”立場，全力推動“俯瞰地球儀外交”。⑩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日本政府認為“冷戰后國際秩序遭到挑戰”，日本必須強化日美同盟，并將其與近鄰外交、經濟外交并稱為三大支柱。2017年，為應對世界權力結構變化以及東亞地區嚴峻的安保形勢，日本又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面對中美貿易摩擦以及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日本認為世界權力格局將加速演變，中美“競爭”成為新趨勢。因此，日本又提出打造“兼具包容力和實力的外交”，把“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戰略提升至僅次于日美同盟的地位。?岸田文雄任首相后，日本認為“國際社會已處于歷史轉折點”，因此日本要把握國際局勢變化與潮流，以確保其在政治、外交、安保以及經濟等領域的國家利益。

也就是說，日本把當前國際局勢視為其丟掉核事故“包袱”的重要機遇。一方面，在當前的中美關系下，重視盟友關系的美國拜登政府有意拉攏日本，從安全保障到經濟發展乃至關乎產業鏈安全的技術層面，美國都在構建包括日本在內的“朋友圈”。伴隨著美國對華戰略逐步從“接觸”轉向所謂的“全面競爭”，依托日美同盟的特殊關系，日本也主動推進了日美關系。所以，在日本宣布“排污入海”計劃后，美國率先表達“歡迎態度”，美國駐日大使甚至親自為日本“站臺”。另一方面，烏克蘭危機爆發后，向來重視環境保護的歐洲國家大部分精力為烏克蘭危機所牽制，甚至被能源供給及糧食供應問題所困擾，無暇專門應對日本的“排污入海”動作。對核電態度極其保守的德國，此次也沒有站出來公開反對，德國環境部長萊姆克只是警告，“排污入海”應是沒有其他選項的“萬不得已之策”，即便不可避免也應“慎之又慎”。再者，作為鄰國的韓國對日政策也出現逆轉，尹錫悅政權上臺后，不僅韓日關系迅速恢復升溫，甚至在美日韓三方合作上也邁出了歷史性一步，2023年8月18日在戴維營召開首次美日韓三國峰會。面對國內反對日本“排污入海”的洶涌民意，韓國政府還是投下了支持票。另外，二戰后日本一直堅持走和平主義道路，這為其重塑了國際形象，而在成為經濟大國之后，它又以政府開發援助（簡稱為ODA）為代表的方式大舉開展國際援助事業，美化的國際形象也成為日本此次利用的對象。

再次，復雜的利益關聯與政治運作的傳統慣性推動了日本政府選擇機會主義決策。戰后以來，日本經歷了從國家資本主義逐步轉向產業資本主義的過程，建構起政界、官僚和財界相互勾連的政經運作體系，政治家為企業謀取利益，財界則為政治家提供資金與選票，官僚則負責具體的政策制定及運作，形成了“政官財”鐵三角關系。平成時代之后，在全球化沖擊下日本又轉向新自由主義，雖然傳統的鐵三角關系有所淡化，但日本社會仍然存在官僚退休后“旋轉”到企業工作的大量案例，國會議員的政治獻金丑聞也不絕于耳。水面下的利益關聯對日本社會運行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這兩次“排污入海”的實施主體東電公司，雖然早就丑聞不斷，但日本政府對其態度曖昧，意在維護東電公司利益，事關福島災后復興的廢堆事業也已委托該公司負責。

最后，日本傳統文化中的“島國根性”也是影響其走向機會主義的重要因素。作為島國，日本自然災害頻繁，這使日本形成了更強烈的危機意識，因而導致其在戰略決策中有時危機感會勝過道德義理，成為影響決策的關鍵因素。“排污入海”就是如此。盡管國內存在強烈反對聲音（尤以福島當地及漁業組織為甚），但日本政府依然把“排海”這個并非唯一選項作為了唯一選項，毅然排除了其他方案（水泥澆筑、電解、蒸發等）。

“公地悲劇”恐將導致全球治理危機

首先，“排污入海”最先沖擊了經濟領域，尤其是福島當地漁業與旅游業。“排污入海”的持續展開，也將波及世界經濟。12年前的福島核事故殷鑒不遠，當時福島地區食品檢測結果是53%超標，造成福島縣沿岸所捕獲水產品的一半以上不能上市流通。而且福島第一核電站附近海域的輻射濃度更高，直到2022年4月捕獲魚類的檢測數值仍超過248Bq/kg，是《日本食品衛生法》規定標準值的2倍以上。核輻射對福島縣漁業造成了嚴重沖擊，當時為了能夠維持生計，2012年6月，福島縣漁業協同組合聯合會采取了所謂的“實驗作業”方式，即對其上市水產品全部附加《檢查結果報告書》和《檢查證明書》。但即便如此，福島地區水產品捕獲量也遭遇大幅下降，到2021年還僅為核事故發生前的20%。?

本次“排污入海”周期可能長達30年，加上廢爐作業也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可以預見“排污入海”的沖擊性可能會超過福島核事故。日本政府專門設立800億日元基金以支持漁業，但即便如此，福島縣磐城市漁業協同組合聯合會負責人江川章也依然反對排海方案，他指出：“若真實施排海的話，漁業者將遭受無法東山再起的滅頂之災。”?日本是傳統漁業大國，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捕撈量曾占全世界的17%。如今，雖然全球占比下降至3%左右，但漁業對其經濟及社會影響依然非常大。2022年日本對中國水產品出口就高達871億日元，在我國明確反對日本“排污入海”后，日本對華出口無疑將大幅減少。而且受影響的不止于日本漁業，海洋相通將使全球漁業都會受到波及，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旅游業同樣也將很快會受到波及。作為“排污入海”事件漩渦中心的福島縣，2011年爆發的核事故就對其旅游業造成重創，盡管日本政府很快出手和多方營救（如開放外國人旅游簽證、積極承辦國際會議、對國內游進行補貼等），但是到訪福島的游客還是從2010年的5.7萬人下降至2022年的3.5萬人，周邊的秋田縣、山形縣、宮城縣的游客人數也都出現了嚴重下滑。日本“排污入海”將經歷一個超長周期，不僅將會對福島等當地旅游業造成二次打擊，整個日本旅游業也將受到影響。

其次，“排污入海”的政治影響不容小覷，其影響范圍不僅限于日本國內，還將波及國際政治領域。對于日本國內政治而言，“排污入海”將進一步加劇日本社會的分裂趨勢。一方面，親身經歷核事故之苦的福島居民，與其他地區民眾形成了嚴重的意見分歧；另一方面，那些因新自由主義改革而淪為社會底層的民眾，也越加對政府以及東電公司等大企業失去信任。僅從輿論調查數據來看，似乎大部分民眾理解或支持政府“排污入海”之舉，如日本NHK電視臺2023年9月份的輿論調查顯示，75%受訪者對日本政府關于“處理水排海的安全性”表示理解，?同時，日本經濟新聞社調查也顯示，67%受訪者表示支持政府排海計劃。但事實上，很多人是受到政府宣傳影響，特別是IAEA為日本“背書”極大影響了輿論導向，2023年2月份NHK的調查顯示，其實僅有27%的人表示支持排海計劃。更重要的是，作為科學界代表的日本學術會議，對日本政府“排污入海”決策卻一直保持沉默，甚至網絡上曾出現很多對該組織言辭激烈的批評聲音。2023年8月29日，曾擔任日本民主黨政權核事故處理“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的眾議員細野豪志在其個人推特上表示：“如果日本學術會議對處理水給出科學意見的話，或許會改變國民的看法。”當然，國際政治同樣也會受到波及，比如美國積極為日本排海“站臺”就影響了一些國家，一些國家不得不在美國表達立場之后而“選邊站”。

最后，日本“排污入海”無疑將對海洋生態造成無法預料的負面影響。日本政府“排污入海”所謂的“依據”包括三點：一是氚含量及其相關科學性質，二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所規定的安全標準，三是與其他核電站日常排放氚含量對比。然而，日本顯然在對核污水性質進行模糊化處理，其排放水是福島第一核電站廢爐所排出的核污染水，是接觸過損毀堆芯燃料棒，再經過ALPS處理之后的水。而且，現存福島第一核電站內儲水罐里所謂的“ALPS處理水”，也面臨二次處理的問題。雖然聲稱已經過ALPS處理，但報道披露的是，東電公司并沒有清除氚之外所有其他放射性物質。此外，2020年2月，日本ALPS小組委員會發布的最終報告書顯示，截至2019年10月30日，“處理水”總量為117萬噸，雖濃度有所差異，但氚物質輻射總量為856萬億貝克勒爾，平均每升含量為73萬貝克勒爾。而且，東電公司的誠信問題也是不可預測的巨大風險。2021年初該公司曾宣布其在新潟縣的柏崎刈羽核電站安全對策工程完工，但事實是多項工程并未完工，而且其核物質防護竟然達不到最低等級標準。因此，如此狀況的“排污入海”，其對海洋生態的負面影響無法估量。

當然，日本“排污入海”這場“公地悲劇”的最大危害恐怕還在于其對全球治理的負面作用。海洋畢竟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以任何理由向大海排放核污染水顯然都是非正義的，會對人類造成不確定的巨大威脅，釀成可怕的“公地悲劇”事件。其實，人類社會一直在探索如何推進全球環境治理。早在1972年，國際社會就通過了《倫敦傾廢公約》，試圖以建立國際法架構來控制和管理全世界的海洋傾廢。該公約將廢物劃分為三大類，明確禁止各國向海洋傾倒有毒有害廢棄物。之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等，也都對各國保護海洋環境作出了相關規定。作為上述相關條約的加盟國，日本本應恪守保護海洋環境的義務，但是，基于“本國利益優先”的現實主義邏輯，日本選擇了“排污入海”的歧路。這種投機主義必將伴隨著極大風險，一旦出現問題，不僅將嚴重損害日本自身的國際形象，還會損害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近年來日趨嚴峻的地球環境狀況就證明，人類將會為自身的錯誤行為付出極其沉重而慘痛的代價。

（作者為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長）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一戰后日本的‘轉向’與對外戰略誤判研究”(項目編號：17JJD77001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對核電極其保守的德國 如何看福島廢水排海？》，《德國之聲》，2023年8月25日。

②京都大學「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経済學講座　No.241東電の企業風土を変える難しさ～相次ぐテロ防止の違反で信用失墜」。

③[日]丸山真男著、區建英譯：《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35頁。

④中山敬太.「福島原発事故対策におけるALPS処理水の海洋放出と放射能汚染土の再生利用に関する構造的問題」『場の科學』通巻第7號Vol.3，No.1（2023）ｐ60.

⑤?濱田武士．『「ALPS処理水の海洋放出」の政治決定をめぐる諸論點』季刊北海學園大學経済論集、７０（2）:1‐63，18。

⑥日本経済新聞、『首相「汚染水、東電任せにせず」國が前面に』2013年８月８日。

⑦《岸田稱日本政府將對漁民的形象受損負全責》，日經中文網，2023年8月23日。

⑧原子力市民委員會.緊急聲明「関係者との合意を無視した海洋放出決定は最悪の選択である」2023年8月22日。

⑨首相官邸.『廃爐·汚染水·処理水対策関係官僚會議（第6回）配布資料一覧』議事次第（2023年8月22日）。

⑩外務省.『外交青書2014』。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1』。

?JIJI.COM「東日本大震災9年·福島県沖の漁獲量」2020年3月7日: 【図解·社會】東日本大震災9年·福島県沖の漁獲量（2020年3月）：時事ドットコム (jiji.com)。

?NHK選挙WEB 「內閣支持率」2023年9月11日。

責編/謝帥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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