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最初的6000年》莫妮卡·史密斯 著 郝鵬程 劉源潔 譯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今天，世界上超過50%的人生活在城市，而且這個比例還將迅速增大。

羅馬、西安和其他所有古老的大都市代表著人類與環境關系的巨大變化，也代表著人類彼此間關系的巨大變化。在城市居住區，“不熟悉”反而成了衡量人際關系的標準。人們必須適應擠滿了陌生人的社區，必須與新面孔談論宗教儀式和政治關系，必須接受與不同文化、語言和習俗的人互動時產生的不和諧。與陌生人的相遇不再局限于偶爾的婚禮，而是成為日常生活中反復出現的一部分。當新機會出現時，人們來來往往，有人進入城市，也有人離開。在工作、玩耍和購物時，城市居民必須不斷更新他們的人際關系。

同樣，因為城市對現代社會意義重大，所以對其進行考古學定義具有特殊的分量和意義。只有在對城市下定義之后，我們才能鑒別哪些地方屬于歷史上的第一批城市，或者對歷史上涌現出的眾多城市進行分析比較。但在定義古代城市之前，我們可能會對定義現代城市更感興趣。其實，現代城市的定義可能會與一般人所預想的大相徑庭。今天，在古巴，將一個地方定義為城市的最低人數標準為2000人；在美國俄亥俄州，城市被定義為有5000名或更多登記選民的地方；在塞內加爾，獲得城市地位所需的最低居民人數為1萬人。

如果不同意這種定義方法，我們就需要開始“定義城市之旅”。我們生活在現代社會，可能會認為“真正的”城市是一個擁有蘋果手機商店或梅賽德斯奔馳經銷商的地方。這并不是因為農村人買不起最新的智能手機或高檔汽車，而是因為只有城市才擁有足夠多的潛在消費者，在這里開店才能賺到錢。這就是“規模經濟”的力量。除了提供實際的消費者，城市消費還有其他方式來反映規模經濟。商家愿意把店開在城市，還因為城市里顧客多、有利于打造品牌。

要定義城市，就不能只關注經濟機會。定義的其他方面可能會側重定性部分，如城市需要有政府機關或重要的行政服務。在強調這些行政功能時，研究人員也不能忽略“相對人口密度”的框架，要避免孤立的分析，否則將為后續的分析比較工作帶來巨大困難。因此，人類學家理查德·福克斯建議將城市定義為“人口集中并且（或者）能夠聚集聲望的場所”；社會理論家戈登·蔡爾德則認為，城市必須擁有“巨大的公共建筑”，比任何村莊的公共建筑都要大10倍。

用“城市有什么”來定義“城市是什么”，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考古記錄來回答這一問題，即“人類為什么要建造城市”。然而，每次給什么東西下定義的時候，我們的認知總會與現實情況存在一些誤差，因此這個定義很難在每時每刻都保持完全精確。

就本書而言，城市被定義為具有以下部分或全部特征的地方：人口稠密、多民族、經濟多樣性（商品的豐富程度遠超周邊鄉村）。一個城市通常擁有寺廟或教堂等儀式性建筑，除了這些宗教建筑還有其他大型建筑。為了滿足多功能經濟和高居住密度的需求，城市一般都少不了高層建筑，它們可以是住宅、法院、政府辦公室和學校等。城市要有正式的娛樂場所，例如體育場、劇院、賽馬場。多功能廣場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特定日子里，它可能會變成集市，平常則是市民散步和休閑的場所。最重要的是，在城市中，人們對于水和食物的基本需求是相互依存的。在鄉村，人們總是知道下一餐來自哪里，因為他們牢牢控制著田地和家畜。在城市，市民可沒有辦法在家里儲存一年的糧食或者養一群動物。

我要向讀者們提出的問題是：為什么會出現城市？這是人類居住進化的自然步驟，還是出于對某些事件的反應？縱觀人類歷史，現在正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好時候。首先，我們終于從世界各地的古城遺址中獲得了足夠多的考古數據，能夠更詳細地復盤首批城市的興起過程，了解它們是如何在沙漠、河岸和熱帶叢林等惡劣的環境中存續下來的。其次，我們在有生之年見證了互聯網的誕生，可以將其與城市的出現進行類比。二者都是不可逆轉的爆發性變革，似乎是“無中生有”，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與我們的生活徹底交織在一起。

作者：莫妮卡·史密斯（作者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