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系統總結了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科學闡述了“兩個結合”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鮮明提出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重大時代課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要論斷，這是近代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化、對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關系認識以及關于如何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大理論突破，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

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的論爭

近代以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沖擊了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也逐漸重塑了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從鴉片戰爭后“睜眼看世界”到甲午戰敗后“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甚至一度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不論是為了“救亡”還是“啟蒙”，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都是繞不開的關鍵問題。

鴉片戰爭失敗后，西方強勢異質文明進一步涌入國門。以林則徐、魏源等開明人士為先驅，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主動了解西方文化，反思傳統文化。其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也都在堅持中國文化本位的基礎上，學習西方經濟發展的方式和政治制度來彌補中國文化之不足，推動了中國艱難的近代化進程。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洋務運動指導思想，以西方標準，開辦工廠、訓練新軍、建設學校、派遣留學生。后來的康有為撰寫《孔子改制考》，以孔子為旗號宣揚改良。隨著對西方文明的認識逐漸深入，中西文化沖突也更加激烈。例如，首批走向世界的士大夫代表——薛福成提出“凡茲西學，實本東來”“變器衛道”“體用兼該”“道器兼備”等觀點。他一方面承認中西方文化有自己的“新”和“舊”，另一方面又認為西方文化是由中國文化東傳過去的，這就抬高了中國文化和中國圣人的作用。可以說，他未能擺脫時代的局限，是按照舊的傳統文化來理解和接受西方新文化，兼有先進性與局限性。

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使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失去了制度支撐。隨著民族危機的不斷加重，辛亥革命爆發，但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有識之士認識到，必須全面改造國人文化思想才能救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倡民主、科學，反對封建禮教。出于迫切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需要，出現了“打倒孔家店”“鏟除一切封建糟粕”等偏頗過激行為，一些人認為中華文化等同于落后文化，主張“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刻意忽視中國文化積極方面。例如傅斯年認為中國的家庭是“萬惡之源”，錢玄同講“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等等。

當然，在這些“激進”觀點發出強音的同時，也遭到了“東方文化派”“國粹派”等的反對。林紓自稱拼了老命也要“竭力衛道”，他指責新文化運動是“覆孔孟，鏟倫常”，文學革命是“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錢穆也主張，“中國文化，于世界為先進。古代學術思想，當有研討之價值”。甚至如辜鴻銘者，反將儒家典籍外譯到西方，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同時，更多的學者持有理性的主張。如，“學衡”派是以學貫中西的姿態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

20世紀30至40年代，中華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際，民族意識的覺醒也促使人們意識到傳統文化、民族特性不可割舍。張岱年說：“應付此種危難，必要有一種勇猛宏毅能應付危機的哲學。此哲學必不是西洋哲學之追隨摹仿，而是中國固有的剛毅宏大的積極思想之復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學或新墨學的形態，而是一種新的創造。”方克立后來評價道，張岱年先生“所倡導的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基礎和主導的中、西、馬‘三流合一’、綜合創新之路，在20世紀中國哲學史中未能充分實現，至今仍然是中國哲學發展的正確方向和現實道路”。

綜合來看，這些探索體現了近代以來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消長，其背后深層次的是國人對于傳統文化的復雜態度。一方面，出于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目的，要結束封建帝制，中國人須極力擺脫舊文化、舊思想的束縛，從根本上批判傳統文化，以此改造思想，改造“國民性”。另一方面，隨著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認識加深，其弊端也日漸顯露，而且，一些思潮也有“文化侵略”的影子。很多有識之士已經走出簡單的肯定、否定，開始取長舍短，擇善而從。但是，即便如此，國人依舊將近代落后的事實歸咎于陳腐的傳統文化，激進反傳統的認知態度和思維方式一直潛在地影響國人。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實踐與理論總結

五四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廣泛傳播。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把中國傳統文化定義為封建文化，秉持唯物史觀，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反省和批判。雖然一段時期內個別馬克思主義者受到教條主義的影響，主張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對立，強調文化的時代性、階級性，忽視了文化的民族性、普遍性和繼承性。但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入以及中國革命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逐漸確立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辯證的、科學的態度，主張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

毛澤東同志在1938年明確提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他還要求將傳統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華”區別開來，“吸其精華，去其糟粕”，以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1943年，毛澤東同志又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民族形式”問題作出了更為具體的闡釋，明確提出了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相結合，后來，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相結合被合并成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并寫入黨章。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又提出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等文化發展方針，以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

但由于“左”傾錯誤，以致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在“破四舊”的過程中，傳統文化遭到全盤否定，許多文化遺產遭受浩劫，文化事業遭受摧殘，教訓十分深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標志著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也標志著中國進入了文化建設的新階段。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要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明確指出“我們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時，一定要堅持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1992年，黨的十四大決定走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決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必然要有優秀傳統文化的底色。1993年，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對青少年學生要進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淵源于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要“發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建設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可以說，不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時期，都注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國家建設、民族復興的重要作用，并自覺將其與馬克思主義進行結合，以此指導實踐。

“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同時，他特別強調：“‘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之所以說“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根本在于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互關系的認識更加科學，更加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要求，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化了。“第二個結合”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基礎，為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

 “第二個結合”確立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文明與馬克思主義關系的科學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范疇和現代價值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將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性認識提升到新的高度，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提出，確立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中華文明與馬克思主義關系的科學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這個重大命題本身就決定，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是“魂脈”與“根脈”的關系，是可以并行不悖同時也必須共同堅持的，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以及中國的發展實際決定的。不僅如此，還要在此基礎上將兩者有機結合，從而達到相互成就、相得益彰的目的。

處理好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要求。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性質的政黨，自成立以來就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靈魂和旗幟。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現代形式，中華文明包含著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然深深融入當代中國人民的骨子里和血液中。所以，要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然要解決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系的問題。

百余年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和革命實踐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可以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有機結合，這是由兩者的內涵和特點決定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從方法論的角度看，辯證思維、歷史思維、戰略思維都是中國傳統思想的精華和突出特性；從價值追求的角度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大同”“尚均”“民本”等觀念，也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之所以可能，還在于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與包容性。中華文明從來都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以開放和包容的心態，在創新吸收其他文明優點的基礎上綿延發展。不論是漢魏時期佛教的傳入及其中國化，抑或是明清及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中華文明都學習借鑒、博采眾長。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與包容性，決定了馬克思主義能為中華文明所吸收，事實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經有了百余年的歷史，已經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決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可以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并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將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和豐富智慧更深層次地注入馬克思主義，有效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聚變為新的理論優勢，不斷攀登新的思想高峰。”馬克思主義一旦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便能迸發出強大的思想偉力，同時互相成就，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因為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浸潤，更能符合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得以春風化雨、深入人心。中國傳統文化因為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方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發揮其現代價值。更重要的是，要在兩者之間尋求契合點，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總之，“第二個結合”本質上是對“第一個結合”的豐富發展，充分肯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廓清了百余年來在這一問題上的各種模糊認識，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具備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

“第二個結合”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基礎，為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時代命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內在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第二個結合”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奠定了牢固基礎，通過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和價值，讓古老的東方文明再次煥發生機與活力。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當前中國正處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和紛繁復雜的世界局勢，需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維系民心、凝聚民力，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與演變，深刻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與特征，是我們歷史自信、文化自信的來源，是實現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精神基礎。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對內需要精神力量凝聚人心，對外需要增強中華民族文化標識、文化認同和文化軟實力。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獨特文化基因和精神，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才能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鞏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從而彰顯中國價值、中國力量、中國精神。

（作者：趙劍英，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