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據解讀匈牙利政治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的理論，“嵌入”表示經濟并不是單獨存在的，它需要依賴于政治、文化、宗教等其他因素。中國的兩層社會政治結構（國家—家庭）與西方的三層結構（國家—公民社會—個人）截然不同，這就是為什么許多西方政治和民主理論不能完全應用于分析和理解中國案例的原因。本研究以“嵌入性”分析視角為突破口，為解讀中國經濟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從而反映出由“國家—市場—社會”的獨特“嵌入性”整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功背后的因素，就要了解市場化和商品化的內在力量，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用、傳統文化等。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也反映了文化規范和實踐、制度結構、內化規則和政治框架的一系列內在磨合與適應。

【關鍵詞】“嵌入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國家—市場—社會”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中國的改革開放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國成為政治、經濟和社會三者互動的理想“研究案例”。自20世紀初以來，世界見證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創新性變化：回顧歷史，在政治上，中國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中國經歷了從危機到經濟快速增長和工業化的轉變，正在向中國式現代化不斷邁進。

與此同時，許多中國以外的社會科學學者尤其是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面臨著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如何理解和解釋在過去四十多年中以根本性變化為標志的中國變革（Harding,1987; Dirlik&Meisner,1989; Hinton,1990; Weil,1996等）。由于對中國現實理解得不透徹，西方的許多研究試圖解釋為什么盡管在他們眼里問題不斷發生，但支持中國政治秩序的社會基礎仍然相當的可觀（Wang,2003; Sausmikat,2006; Zheng,2009; Li & Christensen,2010）。就此，要先弄清楚以下幾個問題：這些轉變背后的內部驅動力和外部影響是什么？它在經濟上成功地將國家從政府導向的經濟轉變為市場導向的經濟，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如何概念化中國文化和政治“嵌入”在實現宏觀政策獨立和社會政治穩定方面的作用？

不難注意到，對中國不可預測的發展軌跡（中國發展奇跡）的研究在西方學術界和新聞界備受關注，西方在預測中國的演變和轉型方面不斷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未能理解和解釋中國的過去和現在。

當代國際關系與發展理論的基本假設認為，16-19世紀，市場、競爭和技術驅動的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化道路是一個因果和線性的過程，本文試圖運用跨學科的綜合方法（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社會文化視角）來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獨特特征，特別關注轉型與“嵌入”之間的關系，即中國如何能夠將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三者創新互動融合形成新機制（新模式），包括生產方式的形式以及國家在該體系中創新性作用的發揮等。

本文旨在分析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國家—市場—社會”關系的變動，探討決策權市場化和制度商品化過程中中國社會文化和政治“嵌入”的特征。中國的市場經濟是一種獨特的經濟形式，其特征是積極的國家角色和“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在制度創新以及在鼓勵公共資源市場化配置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不會陷入經濟和社會脫節的狀態。換言之，中國的改革進程通過在“社會—政治—經濟”關系中各個互動環節注入“嵌入性”，有意識地中和并減少了“市場脫嵌”的力量。

從理論和概念上，本研究的前期理論支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1957）及其對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脫嵌”轉型的深刻分析，即從“有市場的社會”（前資本主義社會）向“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現象；二是塔爾科特·帕森斯（1951）及其關于社會分化過程的理論，即社會從統一的系統（簡單）轉變為子系統（復雜）。波蘭尼和帕森斯的理論旨在解釋一個社會從一個“嵌入”的統一體到多個分離獨立實體的演變過程。

“嵌入性”和“脫嵌性”的二元論

“嵌入性”的概念意味著個人和機構參與正在進行的社會關系，而不是彼此獨立的（Granovetter,1985），這是本研究的中心概念，用于分析文化和政治因素如何影響經濟活動并形成獨特的制度形式。“嵌入性”概念的應用主要是為了區分與其相反的概念——“脫嵌性”。

“嵌入性”和“脫嵌性”的二元論概念來源于匈牙利學者波蘭尼的經濟人類學。卡爾·波蘭尼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之前所有組織物質生活和社會再生產的方式都非常不同，在這些方式中，互惠（非強制性的贈與）、再分配（共同財富）和住房持有（家族專制）為經濟結構提供了社會基礎（Polanyi,1957）。依據波蘭尼的論述，人類社會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一個雙重的“脫嵌”過程：一是指交易和社會互動的主導地位是基于經濟利益，而非基于社會關系；二是對生產和分配的經濟過程缺乏社會控制（Van?ura,2011）。“脫嵌性”意味著經濟關系（行為者和制度）與非經濟關系是分開的——這是“有市場的社會”和“市場社會”之間的區別（Polanyi,1957）。前者是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之前，市場就已經存在，并通過補充商品的交換在與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相對應方面發揮了補充作用。在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下，社會關系總是凌駕于經濟邏輯之上。后者意味著社會本身成為市場的“附屬品”，市場經濟只能存在于市場社會中，在這樣的社會中，是社會關系“嵌入”經濟，而非經濟“嵌入”社會關系（Wood,1999）。

自由市場經濟是由市場機制單獨指導、控制和調節的經濟體系。所有價值觀都是以經濟為基礎，市場體系內的秩序通過市場機制自我調節來維持，這種機制源于每個人都被驅使去追求私利。勞動力、土地和環境被視為可交易的商品，人類被商品化成為生產者和消費者。自由被簡化為在相互競爭的替代方案中進行選擇的權利，并從經濟增長和財富收集的角度評估進展情況。當市場交換成為現代經濟組織形式的核心時，市場理性和算法不可避免地決定了理解和解釋經濟行為和動機的現代方式。從更廣泛的社會關系和制度背景來看，市場社會的特征是使市場力量“不存在”。因此，經濟行為被孤立為一種離散的社會行為，受市場邏輯支配，并基于買方和賣方之間的非個人交易來實現。而“嵌入性”的概念是指經濟理性和實踐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非經濟制度的約束，它表明社會文化和社會政治因素在影響經濟活動和形成獨特的制度形式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嵌入性”為解釋中國經濟成就開辟了新的視角。

社會和結構分化提供“嵌入”切入口

帕森斯的社會進化理論（1957）認為，社會分化的過程包括三個階段——分化、適應和重新融合的過程，這是將更復雜的社會聯系在一起形成共同價值體系的過程。該理論解釋了現代社會系統/結構分化的加劇過程，以此來詮釋社會環境日益復雜的情況，而不斷創建的子系統很好地詮釋了復雜性局面的出現。與此同時，每個子系統也與其他子系統交互連接。

結構分化解釋了每個社會的發展都必須經歷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統一的社會體系在結構上分化為專門的子系統，如經濟、宗教、政治和法律。子系統的形成是對與環境變化產生的差異作出反應的必然結果。因此，社會系統變得越來越復雜，每個子系統都與其他子系統交互連接（如圖1所示）。

當一個功能統一的社會系統分化為子系統時，其解決問題的手段和機制也被分化為多個子系統（如圖1所示）。每個子系統都無法獨立保持先前的統一合法性，因此必須從其他子系統接收“貢獻”。每個子系統也只能產生某些方面的價值，而且它并不能決定其他子系統如何使用這些價值。例如，利潤和盈余價值（市場法則）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產生，但它必須依賴于通過其他子系統的“輸入”，類似于來自政治和社會文化規范（認同）。

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清晰地驗證了一個類似的社會和結構的分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從一個高度統一的計劃經濟制度（統一的合法性和價值體系）社會轉變為一個由多子系統組成的改革開放后的社會，每個子系統都有自己的合法性與價值體系。改革開放前的經濟體系是由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通過以下方式來維持：

a.以合作社和國家（公共）所有制等為特征的中央計劃經濟；

b.社會資源的集中計劃分配；

c.普遍消除經濟和政治不平等以及階級特權；

d.充分利用人的潛力，直接生產者在工作場所的利益和勞動人民在社會各個領域的利益占主導地位；

e.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體系。

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彰顯出巨大優勢。改革政策包括資源配置市場化等，強調科學技術是必不可少的生產力等。然而，與此同時，歷史結構也產生了強大的內在力量，如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用等。“嵌入性”和“脫嵌性”力量之間的不斷磨合，作用于一個社會政治轉型的過程之中，在此期間，個人和機構的經濟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其社會政治關系。因此，要了解文化和政治因素如何影響經濟活動，以及由此形成的獨特制度形式，就必須了解中國歷史和社會政治的結構性特征。

中國歷史和社會政治的結構性特征

第一，社會文化“嵌入”。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一致認為，中國從根本上說是一個文明國家（Pye,1990; Jacques,2011），中國人的認同感（國家和個人的認同感），均來自于其作為文明國家的悠久歷史。這種獨特的認同塑造了一種獨特的國家、家庭和社會關系概念。因此，運用西方“民族國家”的概念和認識來分析中國，肯定是自相矛盾的，因為這一概念的歷史根源在于歐洲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在數千年的文明史基礎上，中國政治文化最重要的價值是文化和政治的統一以及對中華文明的維護。

英文單詞“country”翻譯成中文，為兩個漢字組成的“國家”，在中國文化里的“國”指“國家”，“家”指“家庭”。這就解釋了在中國，“國家”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結構，是在兩極體系下來定義和治理的，即高層是國家和政府，而基本社會單位是家庭。這樣一個體系是由儒家思想來維護，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從歷史上看，中國社會制度的可持續性建立在對國家的忠誠和對父母的孝順之上。中國的兩層社會政治結構（國家—家庭）與西方的三層結構（國家—公民社會—個人）截然不同，這就是為什么許多西方政治和民主理論不能完全應用于分析和理解中國的案例，因為許多理論假設和基礎都源于西方公民社會及其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例如，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將國家定義為武力加認同，并將領導權視為組織武力的政治社會（國家）和提供認同的公民社會的理想結合（Gramsci,1971）。換言之，從歷史上看，中國沒有一個中間的空間“社會”，其態度、價值觀和制度的綜合體在“公民社會”一詞下被融合和具象化。

從不同而積極的角度辯證地來支持本文的論點，缺乏“社會”層是一種幸運而非不幸，經濟市場化進程所帶來的分化和“脫嵌化”的損害和成本，被家庭和社會吸收和消化。從傳統角度來看，家庭和基于親屬關系的社會關系是成員遇到困難需要援助時的福利來源。而國家的作用是為以家庭為中心的福利和就業結構正常運作來維持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

中國的家庭結構以及根深蒂固的儒家價值體系，在吸收或減輕市場化進程的分化和“脫嵌”后果所帶來的壓力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幸運的是，中國強大的傳統文化價值觀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經濟市場化和商品化過程中的“無形”力量。為服務和順應市場，經濟實踐的文化價值觀和社會“嵌入性”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尤為重要。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家庭也是國家核心經濟的參與者之一。許多中小型企業也被稱為鄉鎮企業，是以家庭為基礎的企業。鄉鎮企業在20世紀80、90年代成為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優化經濟結構的主要驅動力（Putterman,1997; Fu&Balasubramanyam,2010），這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向市場經濟成功轉型的因素之一。農村地區的大部分工作崗位都由這些企業提供，這些企業在減輕就業壓力和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值得強調的是，如今中小企業已成為減輕就業壓力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

“社會關系”或“社會網絡”是中國社會政治秩序、經濟結構和體制格局的核心，反映了文化價值觀、社會慣例、規范、信念等，這些慣例、規范和信念可以轉化為塑造中國經濟的社會文化“嵌入性”（Thomas, et al., 2002）因素。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因素理解制度中的文化“嵌入”——文化傳統和經濟實踐的復雜交織。概念化中國商業實踐與其社會基礎之間的關系是理解中國商業環境中經濟交易制度基礎的好方法。正如Chung和Hamilton所指出的，社會關系的邏輯或者我們所說的關系邏輯，植根于中國商界的日常實踐中。關系中“嵌入”的關系規則并沒有讓經濟決策變得不那么“經濟”，而是將人際商業交易置于一個規定的框架內，從而提高了經濟結果的可計算性。因此，關系邏輯是增強經濟合理性的一種有社會意義的方式（Chung&Hamilton,2001）。

第二，政治“嵌入”。幾個世紀以來，在中國，國家被視為中華文明的代表、化身和守護者；而在西方，國家權力則會受到對手（貴族、教會、資本、商人等）的嚴重挑戰。中國人對國家的看法與西方截然不同，國家不僅被視為中華文明的捍衛者，而且被視為“族長”“一家之主”。國家的“自然權威”深深植根于每個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之中。

在當代背景下，中國政府以其政治和經濟行為者的雙重身份，在經濟發展和市場中發揮了守護作用。國家身份在市場上無處不在，如國家在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等方面連續施策，國有企業是主要的驅動力、關鍵的內部和外部參與者（Li&Shaw,2013）。中國有著悠久的國家主導發展歷史，例如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修建的大運河，就是國家主導基礎設施項目的歷史象征。一些具體的研究證據也表明，“中國的政治機構在市場發展項目中是重疊的。國家，特別是地方（省級及以下）政府機構，開始專注于經濟發展，并深入參與、支持私營經濟發展”（Haveman,et al., 2014）。

政治“嵌入”不僅在培育可持續市場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在中國商業體系的制度架構中影響深遠（Krug，2012）。在西方國家，政治“嵌入”“包含了人情關系，通過情感聯結將私人資本持有人與政黨國家聯系在一起。而且這種密切的政黨資本關系有利于私人資本持有人領導或推動政治自由化”（McNally&Wright,2010），但是這種政治“嵌入”絕對不適合中國文化。

中國改革開放發展中的政治“嵌入”，意味著一個持續的“中國國家化”過程，但不是國家與資本相結合的“私有化”過程。中國的政治“嵌入”需要吸收新的、國外的思想，同時也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Li,2004; Li&Shaw,2013）。這通過兩種重要方式來呈現：政策一致性和意識形態/理論修正。它確保了國家政策和監管的穩定性，這對處在競爭市場中注重政治“嵌入”的公司發展十分有利（Haveman, et al., 2014）。從外部來看，政策監管的“嵌入”增強了中國在地區和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而從內部來看，它確保了經濟發展過程的統一和穩定，確保新的經濟秩序是在“嵌入性”“脫嵌性”以及平衡舊秩序中產生。

就價值引導而言，政治“嵌入”是指將思想和概念轉化為類似中國的思想和概念，或通過中國的影響來改變它們的“國家化”過程（Li&Christensen,2010）。中國的改革者意識到，要提高對市場經濟的重要性認識，實現政治“嵌入”的一種方式是運用“框架力”。“框架力”是指定義或重新定義具有政策含義、反映意識形態和制度適應的思想、概念、話語和修辭的能力。政治話語代表了一種表達觀點的方式（Li&Christensen,2010）。

朝著民主化方向進行政治改革很有必要，改革并非是指像西方代議制和民主選舉所形成的權力分化和權力下放，相反，它指的是實施旨在提高政府效率和調動資源以推動經濟改革的措施。在管理經濟自由化帶來的變革過程中，政治“嵌入”確保了國家作為一個積極的參與者、發起者、策劃者、組織者，以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實施者的身份發揮作用。中國政治“嵌入”的韌性意味著，只要國家根據中國的社會經濟實踐進行轉型和調整，其對市場和社會治理的基本結構就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Zheng,2009）。

有學者認為，經濟改革一方面意味著重組社會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建立新秩序的突破不一定是舊秩序最終崩潰的結果。相反，它是由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力量或力量聯盟發起或強加的社會重組結果。社會重組可以通過“被動革命”(葛蘭西提出的概念，即內部不斷地改革和調整)來實現，在“被動革命”中，盡管有危機出現，現有秩序的生存可通過緩解社會矛盾得以實現，這些矛盾雖然不一定得到解決，但可被遏制或轉化為新的關系形式（Li&Christensen,2010）。中國一直在努力構建一種將文化和政治理性（中國特色）與市場力量（價值法則）相結合的有效機制。正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化”一直在推進，并產生了積極成效。

“國家—市場”的“嵌入性”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

作為西方文化和地理領域之外的第一個快速工業化案例，日本和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顯著成功使其在20世紀80、90年代成為了各類學術研究的對象（Wade,1990; Chan,1990; Lee,1993; Li,1995）。1993年，世界銀行發表了一份關于東亞奇跡的特別報告（World Bank, 1993），指出東亞國家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和友好的作用。世界銀行的這份報告引發了一場關于東亞成功背后因素的全球辯論，由此出現了從“國家—市場”關系的角度探索東亞經濟成功的各類研究。中國的經濟成功通常被認為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成功故事的延續。西方已有許多關于中國“國家—市場”“嵌入性”關系的研究，中國的“嵌入性”也可以應用于之前關于東亞“發展型國家”的討論，這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概念，有助于理解經濟行為者和制度主體之間的互動社會關系。

如上所述，中國的經濟發展經驗也可以通過參考東亞問題專家查莫斯·約翰遜所說的“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Johnson,1982,1995）的東亞經濟發展范式的核心特征來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建立在強大的領導層和政府機構的基礎上，推行以發展為導向的政策，包括國家在管理市場方面的直接作用。20世紀90年代，有大量關于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主題的文獻，如Evans,Peter（1995）、Haggard,Stephan（1990）、Weiss,Linda&Hobson,John M.（1995）、Woo Cumings,Meredith（1999）等。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取得的成功可以理解成為由一個強大的、支持發展的國家所領導，且該國家有能力就維持總體政治和宏觀經濟穩定達成全國共識，以實現廣泛的經濟現代化。與東亞發展型國家狀況一樣，中國的一些獨特特征促進了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嵌入性”關系：

一是將經濟發展（以經濟為中心）視為國家的首要目標。努力維持社會政治穩定，保持可控的分配平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長期促進、引導和確保經濟增長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

二是提出了面向國際的國家發展目標和標準，這些目標和標準基于非意識形態的外部參考。拋開意識形態和制度爭論，學習世界各地的先進發展經驗，而不放棄自身在采納外國思想和做法方面的決策主權。即使面對金融部門自由化的國際壓力，國家也決心在金融控制經濟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三是建立了以全球市場為目標的生產力和勞動力市場基礎設施，加入世貿組織使其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能夠長期可持續發展。

四是不斷完善產業規劃和政策，強化創新驅動。一方面，承認并賦予監管機構權力，使其能夠在不受各種影響的情況下監管體制和決策，從而能夠專業獨立地運作。另一方面，經濟政策制定過程涉及政府與企業的密切合作，以便通過政策調整準確回應市場信號。

五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需要明確的“行政指導”和“定向信貸”來挑選優勝者或優先考慮一些行業，促使各方共同努力實現經濟目標。政府對商業企業進行監管的同時還為它們提供其他優惠政策。

六是不允許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混淆國家共識，不認為西方民主本身就是一種必然會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政治制度，而是認為一個國家在發展初期需要更多規則，全過程人民民主已經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反映了文化規范和實踐、制度結構、內化規則和政治框架的一系列內在磨合與適應

在發展學的研究中，關于“國家—市場—社會”關系的爭論永無止境。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內在的辯證，“嵌入”和“脫嵌”的力量在市場經濟中制造或調和了市場、社會和國家的內在困境。經濟發展被視為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那么這些關系困境是如何造成和如何解決的？不同的學派對處理這些關系困境的側重點不同。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改革經驗揭示了現代化和市場化力量（分化和脫嵌性）與社會文化和社會政治一體化力量（適應和嵌入）之間不斷的“挑戰—反應”過程。中國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波蘭尼提出的“市場社會”現象的破壞性影響。從更廣泛的社會背景來看，市場關系的大規模“脫嵌性”（例如社會網絡、信任關系、文化傳統、共同種族、非正式規范等）在不同程度上促進和調節了經濟交流。社會網絡既不是簡單的社交網絡，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經濟網絡。

本研究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構是一個長期的辯證過程，即市場沖擊和跨國資本等“脫嵌性”力量與政治、歷史文化結構等“嵌入性”力量之間的調整。作者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企業在改革開放中并沒有降低組織決策的“嵌入性”，反而催生了新形式的“嵌入性”發展。中國的經驗表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初級向更高階段轉型，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制度化共生關系將更加緊密，機構/制度客戶主義將在釋放中國市場經濟活力方面發揮內在作用。

中國經濟成就是由“中國特色”塑造的，即“被動革命”(葛蘭西提出的概念，即內部不斷地改革和調整)與市場力量（私營部門）的合作。這些是市場、信任和政治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基礎。中國的案例表明，經濟行為和理性是由社會關系和政治結構以復雜和偶然的方式引導和塑造而成的。中國式現代化成功反映了文化規范和實踐、制度結構、內化規則和政治框架的一系列內在磨合與適應。中國的成功表明，從波蘭尼的“有市場的社會”到“市場社會”的轉變和轉變過程必須通過一系列的社會網絡、思想和實踐來建立、規范和再現。

（作者為丹麥奧爾堡大學社科人文學院政治與社會系教授，中國—東盟區域發展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譯者為中國—東盟區域發展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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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賈娜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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