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包括小型博雅院校在內的高等教育機構面臨許多挑戰，例如，申請人數減少和隨之而來的財政緊縮。新冠疫情加劇了博雅院校的困難，暴露了博雅院校的優勢和劣勢。如今應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重新定義未來的博雅教育，并探索重新定義的獨特方法。這其中有一個統一的主題，即在后疫情時代，培養具有關懷意識和全球視野的機構領導者至關重要。重新定義和發現博雅教育的價值和角色，要求機構領導者擁有能夠應對未來挑戰與危機的充足實力，以便適應不確定的未來。博雅教育培養的年輕一代機構領導者具有全球視野并已投身于本地社區事業，致力于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關鍵詞】教育改革 博雅教育 在線教育 數字鴻溝 關懷型領導者 后疫情時代
【中圖分類號】G40/G64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8.003
【作者簡介】莫家豪，嶺南大學副校長、博導，林文贊比較政策講座教授。研究方向為比較教育政策、比較發展與政策、中國與東亞當代社會發展。主要著作有《挑戰全球化：COVID-19大流行和教育國際化》（論文）、《打造亞洲教育樞紐：香港的經驗》（論文）、《尋求有效的大學治理：香港經驗及其反思》（論文）等。
引言
筆者曾于多地任職高校教學、研究及行政工作，一直參與博雅教育發展，近十年來，更在博雅院校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就筆者本人所見和經驗，博雅院校的本科生普遍得到了科研教師和工作人員較為全面的關懷，并與教師和同學在課內外進行積極互動，這是博雅院校教育的一個顯著特點。同時，博雅院校鼓勵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創造性表達、協作性學習。通過小組討論和社會實踐項目，博雅院校致力于培養學生的“服務意識”和全球公民意識，同時強調對英語和其他語言能力的培訓，以便學生能更好地與世界各地的人進行交流和溝通。在全球范圍內，與其他規模較大的研究型大學相比，博雅院校培養了更多的博士畢業生，尤其是在理工科領域（Tachikawa, 2016; Volk and Benedix, 2020）；學生的畢業率比公立大學高兩倍（Docking and Curton, 2015）；畢業生的收入水平也普遍較高（Carnevale et al., 2020）。
盡管大家對博雅院校的教育質量和成就有目共睹，但事實上它們面臨的挑戰和困難比規模較大的研究型或公立大學更加嚴峻，特別是私立小型博雅院校，其發展更難。正如Moner等人（2020）的概括，“機構（小型博雅院校）正努力在人口結構變化、成本急劇上升、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沖擊下維持生存能力、保持收入、證明其價值”。隨著新冠疫情的暴發和全球蔓延，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在擁有世界上最多小型私立博雅院校的美國，一些小型私立博雅院校已經關閉或宣布在未來幾年內結束他們的本科項目（Aspegren, 2021; Gordon, 2021; Seltzer, 2020）。與其他國家的博雅院校相比，美國的小型博雅院校面臨更大的壓力（Marber and Araya, 2017; Moner et al., 2020）。在亞洲和其他地區，小型私立博雅院校面臨捐贈資金的快速縮減和實踐項目日益擴大的挑戰。其傾向于通過雇傭更多的兼職人員，將捐贈基金用于緊急用途等策略來維持財政狀況。同地區的公立博雅院校和大型高等教育機構的財務狀況則相對較好。
當然，博雅院校的未來并不只有隱患和陰霾（Jung et al., 2016）。盡管財務狀況不甚理想、招生人數下降，但仍有博雅院校持續吸引優秀的學生并發展壯大；有更多學生、家長和雇主認識到博雅教育對個人、企業和整個社會的貢獻；許多政府和高等教育機構也積極將博雅教育融入大學課程；一些博雅院校通過增加職業課程和專業項目，將博雅教育擴展到研究生課程中。部分博雅機構通過加強與商業機構和社會部門的聯系，積極推廣籌款活動，提高學費，招收更多的學生等多樣化的策略和方式來謀求生存和發展（Ferrall, 2011; Jung et al., 2016; Kirby and van der Wende, 2016）。另外，許多博雅院校通過與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在雙邊、國家、區域和國際層面上進行合作，以尋求覆蓋其昂貴的個性化教育的成本。
在下文中，筆者將進一步論述當前大多數博雅院校正在經歷的挑戰，并分析博雅院校采取的應對舉措，重新定義博雅教育，為應對相關挑戰提供改革方向和指導。本研究擬從以下角度對博雅院校面臨的問題、機遇和應對措施進行探討：一是來自不同地區（如非洲、北美、南美、亞洲、歐洲和中東）研究者的多元視角，高等教育、博雅教育、全球化和技術學習的新文獻。二是筆者在高等教育和博雅教育領域的工作經驗總結（Jung et al., 2016, 2018, 2021; Mok, 2016, 2017; Mok and Mongomery, 2021; Mok et al., 2021）。三是筆者與其他博雅院校合作的經驗，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越南、印度、尼泊爾、菲律賓、英國、荷蘭、美國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博雅院校。
疫情沖擊下博雅教育面臨的困境
我們生活在一個變化不斷的世界中，第四次工業革命正迅速改變我們生活的環境。年輕人口下降，國際化的教育和研究市場加快發展、高度協作伴隨高度競爭，終身學習等趨勢正在成為各行業領域的新常態。即使是最出色的高等教育機構也無法置身于這些變化之外，小型博雅院校面對的挑戰更甚。在最近的出版物中，世界各地的博雅院校面臨的嚴峻挑戰和未來發展方向被廣泛討論，包括Ferrall（2011），Chaves（2014），Jung等人（2016），Kirby和van der Wende（2016），Moner等人（2020），Roth（2014）和Volk和Benedix（2020），等等。在此筆者不再贅述相關研究成果，而是將強調小型博雅院校在新冠疫情期間面臨或感知到的嚴重問題。
小型博雅院校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一直是資金問題。正如Docking和Curton（2015）指出的那樣：隨著新冠疫情的暴發，小型私立博雅院校面臨更嚴重的營收下降和意外支出。Nietzel（2020）和Smola（2020）報告了自疫情暴發以來美國幾所博雅院校面臨的困難，包括新一輪的預算削減、員工裁撤以及縮小或終止教學項目。美國著名的頂尖博雅院校之一的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因資源短缺不得不暫時裁減非教職員工。同樣，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和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也通過裁減員工或減少工作時間來應對新冠危機。由于不斷下降的入學人數和疫情造成的財務壓力，杜恩大學（Doane University, Nebraska）、俄亥俄韋斯利安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和伊利諾伊韋斯利安大學（Illinois Wesleyan University）取消、合并或縮小了現有的學術項目。毫無疑問，除了少數例外，大規模研究型大學和公立大學也面臨財務問題。然而，各個地區的小型私立博雅院校由于財政資源有限、規模經濟低效，以及在基礎設施和在線教育培訓方面的大量投資，則遭受了更嚴重的財政危機。
除了財務困難，許多寄宿制博雅院校也遇到了在線學習的技術和教學困境。疫情期間，博雅院校的學生和教師對在線教學模式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擔憂和不滿。例如，美國韋斯利學院（Wesley College）理工學科（STEM）的教師和學生，即使在遠程教學期間擁有各種教學和學習支持，也更傾向于面對面的課堂教學（D'Souza et al., 2020）。相較于理工學科呈現出的不滿態度，博雅教育的師生對待在線學習的態度則相對較為樂觀。這是由于博雅教育強調師生互動以及寄宿制學習社區中學生之間的密切聯系和交流，同時致力于營造具有人文關懷的小班教學。然而，在日本的實踐中，國際基督教大學（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ICU）的教師報告了在疫情期間緊急實施的在線教學中仍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學生缺乏自主在線學習的動力和能力，以及教師在利用硬件或軟件進行在線教學方面的困難（Jung et al., 2021）。同樣，由香港的博雅院校嶺南大學領導的一項研究（Xiong et al., 2020）也發現，超過60％的大學生認為在線教育比面對面授課的學習效果更差。他們認為這主要是由于缺乏課堂內外的互動以及受到不穩定的網絡連接等因素的影響。同時，研究發現通過增加機構支持，比如，培訓工作坊和手冊、技術故障排除、更新基礎設施；增加教師對在線教育的經驗認知；以及培養學生的快速適應性等策略，會明顯提高學生的在線學習滿意度和教師對在校教學的適應程度（Anstey et al., 2020; D'Souza et al., 2020; Jung et al., 2021）。
除此之外，疫情危機下高等教育機構普遍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增加。全球范圍內的多名學者對大學生在新冠疫情期間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了調查，例如，Fruehwirth等人（2021）、Li等人（2021）和Wang等人（2020）的研究。這些研究揭示了疫情期間學生感受到的壓力和焦慮有所增加。博雅院校也報告了類似的心理健康問題。印度的一所文理學校Flame大學（Flame University）對570名大學生（大多數為女性）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約37％的學生患有嚴重抑郁癥，約28％的學生具有中度或嚴重的焦慮癥狀（Shankar and Bhutada, 2021）。國際基督教大學教學中心對2020年春季參加在線課程的1208名學生進行了調查，報告顯示學生在線學習期間出現的身體和心理問題數量明顯增加。常見的問題包括背痛、眼疲勞、頭痛、耳鳴和心理壓力。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包括過度使用電子屏幕、難以保持學習動力以及缺乏人際互動。新冠疫情期間校園生活的中斷和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增加，可能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后果，比如，小型博雅院校的申請人數減少。
疫情沖擊下全球高等教育面對的挑戰
高等教育系統之間的差距擴大。前所未有的全球疫情迫使所有教學和學習都緊急轉變為在線模式，而許多高等教育系統對于學生和教師使用在線平臺參與教學、學習、研究和相關活動并未做好準備。雖然虛擬學習和技術平臺已逐漸成為高等教育教學模式的一種，但國際比較研究清楚地表明了基礎設施發達的國家和其他國家間的數字教育差距正在擴大。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21）的數據，截至2020年4月14日，全球188個國家關閉了學校，超過15億學生受到影響，占總入學人數的91%以上。在疫情期間學校的關閉加劇了教育不平等現象。學生們雖被提供了不同形式的遠程學習方式，但不同收入群體有不同的學習體驗（Vegas, 2020）。擁有足夠資源的國家能夠為其公民提供在線學習平臺和設施，而只有36%的中低收入國家的居民能夠擁有在線學習平臺并獲取在線學習資源（UNESCO, 2021）。
麥肯錫公司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新冠疫情對所有學生的學習都產生了不利影響，尤其是對非洲裔、西班牙裔和原住民學生（Dorn et al., 2020）。在第三世界國家，在線和遠程教育項目往往集中在城市地區，這進一步加劇了教育不公平（Devkota, 2021）。同時，另有研究報告表明，疫情期間高等教育的中斷程度因地區而異。Nursamsu等人（2021）的研究揭示了教育質量與地區發展水平的關系，而在線和遠程教育的質量在不同地區間存在顯著差異。例如，在印度尼西亞，城市相較農村地區會因為更集中的資源而享有更好的在線學習環境和設施，但這卻給農村帶來了不利影響（Nursamsu et al., 2021）。類似的經驗也可見于其他發展中國家（Belay, 2020; UNESCO, 2021）。此外，由于學生學習效果和個人福祉的降低，抑郁癥和焦慮癥的發病率在新冠疫情期間廣泛提高（Amoah and Mok, 2022; Mok et al., 2021）。
學習方式轉變的挑戰。鑒于高等教育機構的基礎設施和虛擬教學面對的挑戰，疫情對學生的跨文化體驗也產生了影響。外出限制和社交距離等情況導致傳統的面對面教學活動由在線網絡教學所替代，虛擬技術被應用于支持跨境溝通、跨文化理解和知識交流。在信息和通信技術的支持下，虛擬學生社區和在線互動越來越多地被用來支持國際和跨文化學習。在這一趨勢下，全球33所大學簽署了支持學生交流的聯合聲明。并且，全球超過60%的高等教育機構在疫情期間增加了虛擬交流活動數量（UNESCO, 2021）。學生在線交流節省了國際出行的費用，使得經濟狀況較差的學生擁有更多的機會和途徑進行跨文化交流。虛擬在線社區也可以更好地幫助因各種原因無法進行國際出行的學生獲得跨文化交流的機會，例如，疾病、殘障人士等。盡管如此，在高等教育系統中日益凸顯的教育不平等現象對虛擬跨文化交流也存在不可忽視的影響。為了支持學生的跨文化體驗，高等教育機構需要克服學生交流的障礙，比如，基礎設施限制、項目證書認證、行政措施差異、語言障礙和信息獲取等問題。
以上討論提醒我們，雖然技術平臺的引入對增強學生的虛擬學習和交流有良好的效果，但同時需要意識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數字鴻溝的存在。當然，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全球高等教育已經存在著嚴重不平等現象。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間，教育不平等現象愈演愈烈（Mok, 2022）。在虛擬技術支持的學習平臺和研究使用方面，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這必然會影響學生和教師參加虛擬教學活動的機會，導致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教育等級化加劇，而小型和資源較少的博雅院校受數字鴻溝的影響更為嚴重。
疫情后博雅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可以肯定地說，疫情帶來的挑戰在高等教育領域并不是新鮮課題。然而，除了高等教育中加劇的不平等問題，自疫情暴發以來，全球博雅教育也面臨其他重要問題和挑戰。
其一，高等教育國際化和全球化帶來的教育軌跡的變化，例如，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在線教育、跨境校企合作、學生和教師流動，以及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其二，發展先進技術設施和培養教師／員工能力以適應技術密集型的教學要求的壓力。其三，提供優質教育以為本國和全球的職業技能發展和全人教育發展作出貢獻的壓力。其四，平衡教學與研究（Xiong, 2021），以及職業興趣和博雅價值觀的壓力。其五，博雅教育成本控制的壓力，由于公共和私人部門都在削減教育預算，因此博雅院校需要尋找新的融資來源。
為了解決博雅教育中存在的上述問題。Schneider（2023）強調了三個關鍵主題：一是培養智力發展能力或思維能力，二是促進公民和社會責任，三是幫助學生在多種情境下整合、適應和應用他們學習的技能。特別是第三點，為博雅院校的未來發展指明了一條新的道路，即專注于在廣泛的學科和不同情境下整合和應用學習技巧和能力。
筆者（2023）贊同Almendingen等人（2021）和嶺南大學（2020）的觀點，認為全球的博雅院校應該共同制定清晰的虛擬交流目標和預期成果，并開發透明的評估和審核方式。同時，學者們還強調了加深全球博雅院校之間協作和合作的重要性。筆者的新近研究簡明扼要地分析了亞洲博雅大學聯盟如何豐富學生學習和教師研究的實踐探索，Abrahám（2023）論述了關于歐洲文理院校聯合會和黑斯廷斯分會的相關情況，Hastings（2023）介紹了關于博雅院校與教育基金會的合作，并提供了相關經驗，強調博雅機構之間和其他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跨大學和跨境合作的重要性。如果與具有強烈博雅價值取向的高等教育機構共同促進博雅教育的發展，培養具有領導才能、服務心態和積極應對未來的年輕一代，那么我們將有望實現更好的博雅教育成果，并得到社會整體的更廣泛認可和支持。
Gigliotti（2023）指出，價值觀驅動的領導方法在應對危機中具有重要作用，這對加強博雅教育的核心價值觀也至關重要。他認為，“在博雅教育的背景下，危機領導力要求機構的領導者意識到觀念在塑造組織印象方面的力量，并且要堅定不移地踐行承諾的原則和價值觀，實現多元社區成員的團結互助”。
對未來博雅教育的展望
隨著高等教育的自由化，博雅教育也得到了發展，可以為各種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提供各種形式的幫助。正如Yonezawa和Shimauchi（2023）所論述的，沒有一概而論的全球趨勢，也沒有一個所有博雅院校都必須遵循的發展方向。相反，學者們探討了在獨特背景下實踐博雅教育的知識和經驗。從相關研究中可以總結關于在不確定的后疫情時代進一步發展博雅教育的啟示。
首先，應該定期、一致和系統地提升機構領導力和教職工能力。領導層和教職工的能力是深刻影響博雅院校適應性和成功發展的關鍵因素。實際上，博雅教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制定者、行政人員、教職員工和其他全職或兼職成員的知識、技能和態度。Jiang（2023）和Gigliotti（2023）強調，特別是在新冠疫情時期機構領導者的規劃和愿景分享對于成為領先博雅院校極為重要。此外，Zalles、Montúfar和Velasco（2023）指出，領導者的全球視野對于博雅院校在高度國際化和相互連接的世界中取得成功至關重要。正如Jung等人（2016，第189頁）所認為的，通過“持續的專業發展和同行支持”以及領導者對創新和實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實現博雅教育的改善和發展。
其次，應該與不同類型的組織建立合作和伙伴關系，如與高中、大學、私營公司、非營利組織、國際組織等。這種關系涉及涵蓋個人、機構、國家、區域和全球等各個層面的廣泛領域，包括學分互換、留學、在線課程設計和共享、學術研究、刊物出版、市政項目、實習和創業，旨在加強博雅院校的競爭力，更有效地實現博雅教育的目標。只有通過研究不同類型和目的的機構、區域、雙邊和國際合作活動，才能為建立合作伙伴關系提供有效指南。
再次，博雅院校亟需明確其教學成果并加以應用，以確保和宣傳其教育質量。這是為所有學科領域博雅教育的基本學習成果提供的有價值的指導和建議。所有高等教育機構最有力的教育質量指標，就是學生是否真正完成了學習目標并成功發展了預期能力。長期以來，博雅院校更注重學習過程，而忽視了定義和衡量學習成果。為了準確描述其在實現高質量博雅教育方面成功與否，博雅院校需要收集學生在博雅教育過程中的學習成果數據，以及他們發展各項能力的投入和努力。
又次，博雅院校應該考慮應用各種數字技術，以增強學生的能力，并培養他們獲得可轉移的技能，為未來奠定更廣泛的知識基礎。將數字技術和各種數字資源整合到博雅學習環境中，提供靈活、經濟、高效的學習方式至關重要。我們必須注意數字技術在博雅教育中的可能性、優勢和局限，以及全球范圍博雅院校的良好實踐。Jung（2023）展示了未來博雅教育模式與數字技術在博雅課程和教學中的應用和整合。在新冠疫情期間，博雅院校得到了數字技術應用的廣泛經驗，現在正是博雅院校主動思考并實踐數字技術融入和整合的最佳時機。
最后，雖然博雅院校亟需利用每一個機會在教學和學習過程中整合數字技術，但也需要考慮縮小發達和欠發達國家、機構和家庭之間存在的教育不平等。正如前文所討論的那樣，基礎設施、性別、收入水平或其他因素將進一步加劇已經存在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和數字鴻溝，進而將一些學生排除在科技化的博雅教育之外。在博雅教育的未來發展中，迫切需要有意識地制定政策和策略來縮小數字鴻溝。
后疫情時代博雅教育的新定義
新冠疫情帶來的挑戰和困難對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的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這其中也包括對博雅院校未來發展的影響。隨著人口、社會文化、政治和技術領域的變化，盡管高等教育的核心職能保持不變，但社會、學生和高等教育機構的新需求不斷涌現并持續變化。為了生存和發展，高等教育機構必須不斷創新以適應不同利益相關者持續變化的需求。尤其是自疫情暴發以來，一部分博雅院校已經徹底消失，一部分被迫或自行轉型為職業或專業教育，另一部分削減自身本來就緊張的預算、裁員或終止了教學項目（Baker et al., 2012; Ferrall, 2011; Jung et al., 2016; Nietzel, 2020; Smola, 2020）。博雅院校甚至已經開始重新定義未來的博雅教育。疫情后得以保留下來的博雅院校和項目基本都是那些成功應對疫情挑戰，并在其教學目標、課程和方法上作出調整和改變的院校。前幾年的危機和變化給博雅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留下了重要課題：在社會、技術和經濟的緊迫壓力下，我們應該如何保持博雅教育的核心價值觀，同時又應該如何重新思考和重新定義博雅教育的未來。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分析了積極投身博雅教育和高等教育領域的領導者、研究者和實踐者，探討他們的獨特經驗和認識，以為未來博雅教育的發展提供參考借鑒。
博雅教育的核心目標是培養“一個學有所成的、高度道德的社會人”（Ma, 2018），博雅教育本身是培養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創造性思維、批判性思維、溝通和協作技能，并幫助學生發展道德和公民品質的方法（Chopp, 2014）。此外，博雅教育的目的不應局限于教授一系列人文學科課程，而是應該通過涵蓋藝術、科學、實踐和專業各領域的教育，為學生提供全面的通識教育。通識教育注重廣泛而深入的學習、接受不同的思想和經驗，并有意識地、反思性地參與跨學科和跨領域的學習。
在此博雅院校入學人數下降，傳統博雅院校和其他類型的博雅項目正在嘗試新的教育模式和方法之時，尤其需要了解博雅教育的趨勢、討論其挑戰和機遇，以及探索在前瞻性大學和院校創建新博雅教育模型。
結論
重視博雅教育的嚴謹研究和理論發展。雖然當前有多種新興的博雅學習模式，包括在線和混合學習、虛擬交流項目、將創業精神和發展思維融入博雅課程以及合作課程設計和共享等，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問題。在線教育能否實現博雅教育的初衷？哪些教學策略相比之下更為有效？在新冠疫情前后，博雅教育的認知和非認知成果是否發生了變化？職業興趣在博雅課程中如何得到有效的體現？博雅教育的假設是否得到驗證？博雅教育如何為世界發展作出貢獻？博雅教育的研究如何推進相關理論發展？這些問題只能通過嚴謹的研究來回答。
嚴謹的研究應該基于理論框架，以文獻綜述為先，并采用恰當的數據收集和分析方法，旨在解決有意義的現實問題。正如Einfeld（2023）在近著中所指出的，我們需要更多關于博雅教育的具體問題的研究，特別是關于在面授和在線環境下如何有效進行博雅教育的研究。Gigliotti（2023）建議，通過嚴謹的研究獲得關于領導力和政策有效性的經驗證據十分必要。為了使博雅教育被廣泛接受、高度重視并得到充足的資源投入，還需要有關其教學質量和結果的實驗數據和經驗研究，并探討其對個人、當地、全球社會和經濟的影響。
在后疫情時代，為應對新的問題和挑戰，通過適當的理論和嚴謹的研究來改革、重塑和重新定義博雅教育極為重要。Lewin（1952，第169頁）曾說過：“沒有什么比一個好的理論更實用的了。”正如Hoover和Donovan（1995年，第40頁）所總結的，在社會科學中，理論提供了解釋數據的模式和方法，將不同的研究聯系起來，為概念和變量提供了特殊意義和分析框架，可以幫助理論家、研究人員和從業者在更大程度上詮釋實踐結果。然而，當前博雅教育領域理論匱乏。博雅教育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組織、總結和解釋積累的知識，看清當前位置、需要做什么以及發展方向。同時，博雅教育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確定有意義的研究議題，并從廣泛的視角解釋研究結果。再者，博雅教育理論還可以為博雅教育提供最優發展策略并作出未來預測，從而為博雅教育的實踐提供有效指導。與其他教育領域相比，博雅教育領域至少在理論上是不足的。雖然現有的各種教育理論和模型可以應用于解釋博雅教育，但強調博雅教育的獨特特點和實踐的理論才更有助于我們針對性地理解博雅教育，并以更明確的目標推進博雅教育發展。總之，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后疫情時代，我們需要更聚焦的理論來應對博雅教育不斷變化的形勢。
培養具有全球視野和關懷意識的機構領導者。在經歷了新冠疫情的挑戰和困難后，全球高等教育界已經開始更清楚地意識到博雅教育的價值。全球各地的高等教育系統需要找到有效的方式來培養未來的機構領導者。這些領導者不僅關注個人發展和國內問題，而且具備關懷意識和全球思維，可以從國際視野中找到適合解決本地問題的方案和策略。正如Schneider在其近作（2023）中所言，“世界的未來掌握在年輕一代的學生手中”。
國際形勢繼續發生深刻復雜變化，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疊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國博弈日趨激烈，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而博雅教育恰可以對和平教育作出重要貢獻。在高度不穩定的世界背景下，全球范圍內地緣政治呈緊張態勢，國際格局發生劇烈震蕩。高等教育領導者需要更加關注通過整合博雅教育活動來促進和平教育。為了更好地幫助學生對高度不確定的未來做好準備，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跨文化交流，讓其沉浸在國際研究和比較研究中，為其提供以實證為基礎、以問題為中心的學習和研究環境等策略越來越重要。應該重新組織和創新高等教育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模式，以期提供更廣泛的課程內容，鼓勵學生參與跨學科、多學科、跨領域和國際化的學習和研究，從而培養具有全球視野并回應地區需求的引領者。當務之急，高等教育機構需要為學生提供學習和研究機會，不僅限于課堂環境，還包括各種不同的學習模式，例如，創新在線課程和虛擬交流項目，以鼓勵學生在多元和開放的學習環境中成為積極的學習者。總之，博雅院校的領導者和教育工作者應該共同為全人類的和平團結和更好的明天而努力。
我們在此援引國際奧委會主席Thomas Bach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閉幕式上的致辭作為結語。他呼吁世界各國領袖秉承并踐行奧林匹克精神：“無論我們的長相、出身和信仰如何，人人生來平等。奧林匹克的團結精神比那些試圖分裂我們的力量更強大……愿各國的政治領袖受到團結和平精神的鼓舞和啟示，給世界和平一個機會。”（Bach, 2022）作為高等教育的領導者和教育工作者，我們應專注于培養具有社會和全球責任感的未來一代，在分析遇到的問題時采用比較的和國際的視角，并采取適當的行動策略，以期促進更美好、更團結、更和平的世界。
（本文基于作者2023年出版著作《The Reinvention of Liberal Learning Around the Globe》部分文章輯錄，并由嶺南大學田真博士協助翻譯及作者曾潤而成）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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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with Global Perspectiv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Liberal Education
Mo Jiahao
Abstract: Besides small liberal arts college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ave faced diverse challenges such as shrinking applicants and financial retrenchment in recent years. Compounding difficulties of liberal arts colleges, COVID–19 has exacerbated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brought them opportunities as well. Thus, the future of liberal education should be redefined in particular social-cultural contexts, also the defining ways need to be explored. Thus it is critical to cultivate the caring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Redefining and discovering the values and roles of liberal education requires the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s competence toward future challenges and crises to adapt to the uncertainty in the futur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trained under liberal education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have already involved in their local communities for a better world.
Keywords: education reform, liberal education, online education, digital divide, caring leadership, post-pandemic e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