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時代背景下的數字生態文明建設，是生態環境治理格局創新和機制優化的重要組成，是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通過數字技術賦能生態文明建設，打造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治理體系，促進生態環境治理格局創新和機制優化，能夠為促進數字經濟與綠色經濟協同發展奠定必要基礎，使得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水平與國家現代化水平同步。在實踐過程中，應促進治理變革，明確數字生態技術發展的關鍵內容；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創新驅動數字與綠色協調發展；完善政策法規，加強數字素養和生態治理的意識培育。

【關鍵詞】數字生態文明 內在邏輯 高質量發展 生態治理

【中圖分類號】A81/X32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8.009

【作者簡介】北京化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劉國菊

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中心并通過重新界定人與自然界基本關系，以從根本上克服現代性所帶來的生態失衡問題，是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中蘊含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實踐要求。在數字技術快速發展并深度融合到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在推進生態環境保護中的“排頭兵”和“動力源”作用，筑牢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基礎，是當前立足新發展階段，以數字技術賦能高質量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課題[1]。202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明確將“數字生態文明建設取得積極進展”納入2025年數字中國建設的目標范疇，并圍繞“建設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以及促進新一代數字科技在生態治理領域全面應用提出了具體要求，這進一步突出了數字生態文明作為全面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重要思路的主基調。在實踐過程中，要遵循數字生態文明建設邏輯，緊緊把握數字化與綠色化之間互動關系的內在規律，并從“兩個大局”高度出發，積極探索數字技術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實踐路徑，切實推動生態環保產業變革和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數字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邏輯

“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的概念，其源自人類改造物質世界過程中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化認識，具有物質和精神成果雙重屬性。對于我國而言，從基于科學發展角度推動綠色發展，到將“生態文明”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總體布局，關于生態文明建設戰略思維的動態變化無不體現著我們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高度重視。尤其是當前世界發展面臨著新的不確定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也亟須解決許多“獨有難題”，這就使得“自信自立”具有更加基礎和關鍵的意義。

不斷提升生態環境系統承載和支撐能力，以生態安全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實現更好統籌發展，促成生態文明建設對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正向支撐。生態環境保護本身具有明顯的系統性，其與構建新發展格局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呈現更加復雜的態勢，因而需要從觀念和理論體系、制度機制以及行為模式方面作出全面調適。與此同時，在前進道路中，不能忽略的一個方面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以生產生活方式為代表的現代性轉型實際上仍有待深化，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表現就是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綠色、可持續經濟發展方式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夠明確，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以及生態效益三者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并造成了個別地區環境污染問題突出以及生態系統退化等消極后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設生態文明，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當前，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戰略安排中占有基礎性地位，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正融入新時代全體中國人民的精神世界中，可以說，綠色和可持續已經成為時代精神的主流[2]。

對照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提出的“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要求，我們一方面應該充分認識到生態文明建設戰略任務的歷史性和長期性，尤其是生態環境系統恢復的艱巨性；另一方面，還要時刻注意充分結合生態文明建設所處的時代條件來想問題，以期不斷改進工作策略和方式方法。從這個意義上看，全面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也必然離不開科技力量“賦能”。現實中，科技提升了人們全面應對生態環境挑戰的能力，更拓展了維護生態環境系統健康可持續的路徑，這體現在國土資源空間開發格局的持續優化、節能低碳產業全面升級及防災減災體系的健全完善等方面，使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體現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論斷的真理性愈發得到彰顯。而包括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在內的數字技術，作為當今世界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前沿科技，更將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支撐。尤其是伴隨著我國數字技術蓬勃發展，數字技術早已在部分領域與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了有機結合并成為提升生態文明建設水平的新變量。通過數字技術賦能生態文明建設，打造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治理體系，促進生態環境治理格局創新和機制優化，尤其是在促進綠色核算機制完善和整合生態信用平臺等方面，通過數字技術手段增強對生態環境問題的全方位感知、全領域分析和快速應對處置能力，強化對生態資源和資產的精準保護與系統治理，能夠為促進數字經濟與綠色經濟協同發展奠定必要基礎，使得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水平與國家現代化水平同步，這正是數字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邏輯。具體而言，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作為基礎，通過數字技術能夠打造具有綜合功能和豐富應用場景的一體化數字化平臺，支撐生態環境治理格局和機制創新，以實現生態文明建設數字底座的持續加固。生態環境治理數字化平臺作為聚集、交匯與生態環境相關信息數據的基礎設施，是數字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依托，其通過大數據技術的場景化應用，可以實現自然界中諸如空氣（大氣）、水文、土壤等基礎要素運動信息的有序化、程序化采集，通過特征標簽和算法應用等途徑實現對數據信息的實時動態監測。同時，根據科學研究所確定的不同時空條件下人類社會行為模式規律特點，結合所采集數據信息，能夠開展人類行為介入所造成生態影響和風險的多維評估。作為嵌入智能化要素的綜合型功能平臺，其進階功能體現在依托區塊鏈和云計算等先進數字技術，能夠推動實現生態資源和各區域自然資產配置優化，促進與生態環境以及自然資源相關產業、行業的數字轉型，推動業態和模式創新，這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實現更高水平“互利”。另外，生態環境治理數字化平臺還將重點通過先進數字技術持續推進治理方式改革探索，特別是針對點多面廣的治理客體以及多元化治理主體的客觀現實，可以通過數字化的廣泛聯結機制實現跨地域和行業協同治理。例如，以數字化同步技術推動確立“時空穿越式”生態項目應用價值評估機制，以“云-管-端”三級體制協同促進產業信息鏈生態重構，并以此助力實現生態文明視野下現代生活方式的持續轉型，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的“摩爾定律”。

其次，作為重點，通過建立健全覆蓋全面、動態更新的自然生態資產數據庫，能夠進一步增強生態環境價值評估以及生態價值補償等與生態環境治理密切相關保障機制的有效性，這對于生態保護、生態修復、生態經濟綠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借助先進數字技術將采集到的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信息數據加以不同維度的分析組合，形成具有全域特性的國家自然生態資產數字臺賬。這個“數字臺賬”的實踐意義在于通過數字產品的方式形成為人類提供生態價值的自然資源“全局圖”，為科學、合理、公正地評價自然生態資源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識”，這有助于有效夯實國家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價值體系建設的客觀基礎，從而為打造出高效的生態資產價值綜合評估模型及數字應用場景創新等作出貢獻。另一方面，基于生態資產數據庫可以拓展形成數字化生態補償實現機制，使得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兩者在政治、經濟、社會效益的評價上逐步獲得一致的客觀評價尺度。現實中，通過將自然生態資產“數字臺賬”所提供的基礎信息作為確定數字化生態補償的客觀依據，有效彌補了主觀評價的不足，使得執法、司法等廣義社會治理主體能夠動態掌握生態資產的客觀變化情況，這將有效提升生態監管水平，提升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水平。

最后，作為拓展，通過數字技術健全生態文明信用平臺建設，以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為基礎，逐步構建起符合我國現階段發展特點的新型生態文明行為信用綜合評價制度，以實現用數字生態信用指標、社會主義法治及生態文明道德倫理共同規制市場主體行為，加快推動社會生活方式綠色化。另外，從生態文明建設關鍵時期的任務角度看，數字技術應用場域要更加聚焦有助于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的環節，通過信用平臺建設與應用，使得“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的生態文明轉型階段獲得更有力的支撐。實踐中，“雙碳”目標的實現還是要在傳統產業上作文章，因此通過數字技術可實現傳統產業數字化升級，在數字信用平臺的支持下，對傳統高消耗高污染生產方式加以改造，使之快速轉向科技創新驅動型的低碳高效生產方式，這能夠加快推動社會生產方式綠色化。

數字生態文明建設實踐路徑

促進治理變革，明確數字生態技術發展的關鍵內容。當前在我國數字生態文明建設中，雖然基于數字技術初步構建起了完整的數字生態治理系統，各個地方都建設有生態環境治理數字化平臺、生態資產數據庫等數字生態治理基礎設施，但是數字生態文明建設在其數字化發展和綠色科技創新過程中，尚存在多重障礙。其一，數字生態科技水平仍需不斷提升，要進一步加強自主技術創新能力。其二，針對我國幅員遼闊、自然資源分布不均衡及生態環境系統中不同構成部分差異性較大的實際情況，要確立統一的數據采集、分析、集成和應用標準規范存在較大難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技術應用創新所面臨的主要難題，再加上各個環境治理主體容易陷入割據式管理狀態，在生態環境治理、生態資產管理等方面很難有效構建起即時暢通的信息共享平臺，這都極易導致信息獲取不足，信息碎片化、孤島化，治理效率低下，人為錯誤等現象發生。為有效解決上述問題，需從以下兩個方面出發。

第一，進一步深化、提升包括生態環境治理數字化平臺、生態資產數據庫以及生態文明信用平臺等數字生態基礎設施在云計算、人工智能、深度學習、大數據處理分析等方面的技術水平，打造出能夠智慧決策的“數字生態治理大腦”。另外，還要通過加強數字生態技術的自主研發能力，不斷推動生態環境系統各部分的信息采集和動態智能感知邁上更高水平，以適應生態環境影響因素耦合條件和傳導機制復雜化的特點。同時，應注重充分發揮先進數字技術及智能設備在生態環境監測和數據全域采集等關鍵環節中的作用，促進形成立體化、動態化的生態環境監測感知體系，進一步緩解當前生態環境執法監管中存在的“人少事多”矛盾。

第二，豐富全國生態環境領域大數據中心的功能應用場景，聚焦先進數字技術的集成應用創新，推動生態環境數據信息全域共享。以全域標準化理念為指導，加強生態環境領域數字化標準建設，建立健全動態更新的全國生態環境數據目錄標準體系，全面覆蓋數據信息采集、傳輸、交換、共享等基本環節，切實推動生態環境數據資源標準化治理水平，并以全國統一的生態環境“數據鏈”夯實大數據深度應用的現實基礎。而后，應通過充分發揮全國生態環境大數據中心作為數據信息基地和服務中心的“樞紐”作用，通過加強制度建設和優化系統間“接口”等措施，在確保數據信息和網絡安全的基礎上，拓展生態環境數據產品應用場景，為執法監管、自然資源交易及社會治理其他領域的運用提供標準化產品，從而充分激發數據要素及數據生成過程中各主體在整個生態環境“數據鏈”中的協同作用，形成倍增效應。另外，要積極探索數字化技術在不斷提升數據信息流動跨域溝通的具體方式和途徑，聚焦增強生態環境信息的雙向交互性，以打破數據“谷倉效應”為現階段目標，在新型數字治理規則框架下進一步推動跨地區、部門及層級的生態環境數據傳輸通道建設，搭建包括生態資產數據在內的信息共享平臺，以使全社會參與到生態環境數據共享共治的新型格局中，將數字技術所具備的智能研判、精準監測和快速反應等技術性優勢與傳統的“齊抓共管”“綜合治理”的制度性優勢形成疊加效應，增強抵抗極端生態環境事件所帶來的風險挑戰，建構起更加穩固的新型生態治理機制，以不斷提升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水平。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創新驅動數字與綠色協調發展。當前個別地區的一些企業因缺乏“新基建”的支撐，數字化轉型和綠色化發展緩慢，甚至陷入停滯，由傳統高消耗高污染生產方式向科技創新驅動的低碳高效生產方式轉型過程中會遇到阻礙，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數字生態文明發展。為此，需要從以下幾點出發予以解決。

第一，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傳統企業數字化綠色化協同轉型發展。具體而言，應密切圍繞數字時代對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加大對新一代移動通信基站、大數據中心及工業互聯網等關鍵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在“新基建”計劃的框架下充分考慮其與生態環境治理實現融合發展的可能路徑。例如，以優化生產流程為基礎，通過生產加工關鍵環節數字化感知系統建設投入，包括增加數字傳感設施和升級網絡基站設施等，不斷提升對單位能耗數據信息的分析，并輔之以綠色生產技術形成“一企一策”精準方案，促進綠色轉型目標實現。另一方面，不斷深化形成可信可控的生態數據新基建設施體系，立足安全、可替代的基本原則，集中精力強化生態數據后端開發和生態數字產業落地，使得生態產業“數字大腦”形成規模，支撐智慧生態城市和新農村建設，從而全面筑牢生態環保新產業基礎，使得傳統產業在數字化轉型中同步謀劃推進綠色化轉型，真正讓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扎根于廣大企業之中。

第二，推動形成與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數字化綠色化協同發展機制。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依賴于數字化和綠色化兩方面的協同發展，兩者相得益彰、相互支撐，這也是新時代建設數字生態文明的必然路徑。從數字化引領綠色化發展的角度看，其實際上就是要健全全社會經濟實現綠色轉型的動力機制。在我國大力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不斷探索數字技術賦能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模式，充分運用先進數字技術將海量生態環境數據資源轉化為指導綠色發展方向的關鍵要素，并且在現代信息網絡技術及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支撐下，將傳統綠色循環經濟模式加以升級轉型，更高水平優化資源配置、生產管理過程，在降低能耗的同時，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帶動生產經營管理觀念實現現代化，更好地兼顧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而從綠色化“激活”數字化的角度看，綠色和可持續發展實際上成為數字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在“雙碳”目標視域下，加快推動知識信息、通訊網絡、航天航空等數字產業的綠色低碳發展，能夠為這些產業本身提供全新的研究方向，進而實現數字化綠色化同步發展，增強協同效應，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綠色低碳轉型積累更堅實的技術優勢，進而助推我國生態文明建設。

完善政策法規，加強數字素養和生態治理的意識培育。數字生態文明建設離不開政府與公眾參與，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法規來保駕護航；另一方面，需要公眾具備數字素養和生態治理的責任意識來積極踐行綠色生活方式，而目前由于我國數字生態文明建設尚處于初始階段，因此我國還未建立起完善的相關政策法規，公眾的數字素養和生態治理的責任意識也需要不斷加強。

第一，健全與數字生態治理現階段目標相適應且適度超前的法律法規體系。由于政府扮演著重要的支持者、引導者和維護者角色，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法治思維，將加強頂層設計、鼓勵探索創新更好地結合起來，為我國數字生態治理領域建立健全制度框架和容錯機制，使得數據安全、數據確權、數據開放與共享機制得以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同時，基于“審慎監管”理念，政府及時將實踐中證明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上升到管理制度和法規層面，強化數字生態治理系統的制度供給，并與生態環境司法制度改革相互配合，使得全社會形成更加穩固的應對生態環境風險的法治體系。尤其是隨著數字技術應用場域的不斷擴展，數據安全及數據相關權益保障問題進一步凸顯。具體到生態環境領域，基于生態環境資源相關數據信息挖掘過程與各類市場主體之間的關聯性，在現實中要特別注重通過法律和行政法規保障公民及相關市場主體知情權，使得生態信息數據安全維護、公民和市場主體基本權利保障之間實現平衡，為數字生態治理系統的高質量運行提供更加科學系統的政策保證。

第二，堅持法治與德治相互促進的基本思路，以數字化增強全社會生態文明教育實效，引領綠色生活新風尚。在數字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必須堅持依法治理和強化教育引導相結合的實踐路徑，充分認識數字化對促進社會觀念變革的現實意義，把握數字化促進經濟發展和增長方式轉型所帶來的行為模式轉變規律，將思想轉變和行為轉變統一起來。例如，通過數字技術的深度運用驅動經濟發展實現綠色升級，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與此同時，要通過教育引導全體社會成員從中領會數字化促進生態環境公共服務便捷化、智能化、精準化、普惠化背后的思維觀念變化要求，發揮思想政治工作優勢，用好宣傳教育、榜樣引領等手段，增強人們對綠色、低碳、環保生活方式的情感認同、理性認同，并內化為新時代精神文明實踐行動自覺。在實踐中，一是可以通過以提升全民數字素養和技能為抓手，在數字素養教育體系中全面融入生態文明內容，讓生態文明觀念充實到新時代公民社會責任感概念中，達成生態文明教育傳播和數字化創新同步建設的效果；二是可以通過數字技術應用著重提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參與性，增強基層組織保障，提升廣大群眾參與生態治理相關協商的能力，并通過數字技術保證群眾監督各級政府生態文明治理行為；三是不斷大力推進生態文明信用體系建設，探索綠色生活新風尚綜合評價機制，讓數字化更好地助力社會成員踐行新時代生態文明理念。

（本文系北京化工大學首批教改委托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融入‘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2JYJX002）

注釋

[1]賈亞杰、李振：《“生態化邏輯”視域下的新形態文明構建——以“數字生態”為核心》，《青海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

[2]鄔曉燕：《數字化賦能生態文明轉型的難題與路徑》，《人民論壇》，2022年第6期。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iu Guoju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innovation and mechanism optim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pattern, and it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creating a green and intelligent digit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mechanism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pattern can lay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economy, and synchroniz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level with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level.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governance reform and clarify the key cont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logical technology; 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innovation-driven digital and gree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mprov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awareness of digital literacy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Keywords: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ernal log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cological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