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促進亞洲地區繁榮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呈現出多元化主導、多軌道路徑與多速度演進的特點。亞洲區域一體化通過促進貿易投資流動、塑造區域供應鏈網絡、提供公共產品、應對外部沖擊和創造包容性發展等為本區域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動能。未來亞洲國家需進一步加強深度區域制度性合作與創新，為實現經濟可持續、創新、包容、安全、韌性發展創造新的動能與活力。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 自由貿易協定 亞洲 亞太地區
【中圖分類號】F11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5.001
盛斌，南開大學副校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國際經濟理論與政策、國際貿易、國際政治經濟學、區域經濟合作。主要著作有《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WTO與多邊投資協議》、《亞太區域合作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統籌與對接》（合著）等。
亞洲是21世紀全球經濟最活躍、最具發展潛力的地區。亞洲的繁榮首先得益于經濟與社會的基本面因素，包括巨大的人口規模與較高的凈出生率、迅速擴張的中產階級、健全的基礎設施、不斷擴張與升級的私人消費、充實的儲蓄與投資所支撐的生產能力以及參與全球價值鏈帶來的貿易紅利等。許多亞洲國家審時度勢地實施了基于發展與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與政策改革，包括：提高透明度、實施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促進外資流入與對外投資、設立開放園區、放松國內管制、進行經常項目自由化與匯率改革等，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可預見、具有競爭性的良好營商環境。同時，亞洲國家之間積極有效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加強經濟與技術合作、政策對話、經驗交流、信息分享、能力建設等，為維護亞洲的繁榮與穩定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和保障，也為構建習近平總書記所倡導的亞洲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塑造了美好愿景。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演進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歷史由來已久，富有活力，同時也充滿競爭性。二戰后，日本率先提出東亞經濟合作構想，并推動成立國際委員會。20世紀80年代，日本提出構建“環太平洋經濟圈”的倡議，2003年又發表《東京宣言》提出共建“東亞共同體”。1967年，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五國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簡稱“東盟”），2002年擴大到十國成員的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啟動生效，成為亞洲最早實現經貿緊密合作的次區域地區。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10＋1”），2004年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達成，這是中國簽署的首個自由貿易協定，展現了新興力量在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重要作用。隨后，日本、韓國也與東盟達成了貿易協議，由此，東亞地區形成了“10＋3”合作框架（EAFTA，東亞自由貿易協定），成為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重要基石。2005年，首屆“東亞峰會”在馬來西亞舉行，除東盟十國、中、日、韓外，還有澳、新、印等國參加，在此基礎上，2012年東盟正式提出建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包括以上16個國家。經過近十年的談判，除印度以外的15個國家最終達成RCEP協定，并于2022年正式生效。
澳大利亞也是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倡導者之一。1989年，在澳大利亞總理霍克提議下成立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但直到1993年，在美國推動下于西雅圖召開的首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才使APEC上升成為重要的高級別地區合作舞臺。APEC在1994年確立了“茂物目標”，即發達成員在2010年前和發展中成員在2020年前分別實現亞太地區自由與開放的貿易投資的高遠目標。2006年，在APEC越南峰會上，美國首次提出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倡議，但由于各方意見未能達成一致，FTAAP停滯不前。2014年，中國作為東道方在北京APEC峰會上力促達成“FTAAP北京路線圖”，使FTAAP成為亞太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選項。2021年，APEC新西蘭峰會達成的《2040年亞太經合組織布特拉加亞愿景》中強調屆時要最終實現FTAAP。
除了日本、東盟、中國、澳大利亞、美國等在亞洲或亞太經濟一體化中扮演引領角色外，本地區的一些新興經濟體在倡導推進該進程中也十分活躍。2005年，智利、新西蘭、新加坡和文萊四國簽訂《跨太平洋經濟伙伴協定》（TPP），簡稱“P4”。此外，新加坡、智利、新西蘭三國還于2020年簽署旨在加強數字經濟與貿易合作的《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2008年美國加入TPP談判，并推動擴大談判成員與議題，使TPP迅速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路徑，并于2016年達成包括12個經濟體在內的自由貿易協定。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宣布退出TPP，余下11國達成的《全面進步的跨太平洋經濟伙伴協定》（CPTPP）于2018年底正式生效。2022年，美國拜登政府發布和實施“印太戰略”（IPS），其中內容之一是“印太經濟框架”，目前包括覆蓋亞洲、太平洋、印度洋地區的13個參與方。
目前，在亞太地區形成了以RCEP、CPTPP為主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路徑，中、日、韓、澳、東盟積極參與其中（如圖1）?；贏PEC合作框架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PP）作為一個未來愿景方案也在推進中。在東北亞三個國家中，中韓已經簽署和實施自由貿易協定，中日韓三國之間的協定談判近年來有所停滯。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特點
與歐洲、北美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相比，亞洲的區域經濟合作體現出多元化主導、多軌道路徑與多速度演進的特點。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錯綜復雜、相互交織的結構體系，具有明顯的“亞洲面碗”特征。該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關系可分為嵌套型、輻條型和交疊型。嵌套型是指成員國同時面臨雙邊和區域性協定的多重貿易規則，例如中國在與東盟簽訂“10＋1”自貿協定的同時還與成員國之一的新加坡達成雙邊協定；輻條型指某一“中心”國家與不同國家簽訂具有不同內容的協定，如中國分別與韓國、東盟、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簽訂雙邊協定；交疊型同時具有嵌套型和輻條型貿易協定的特點，如東盟國家與中、日、韓三國分別簽訂協定。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了以RCEP為載體的“東亞軌道”與以CPTPP為載體的“亞太軌道”的巨型自由貿易協定之間的競合關系。RCEP以東亞國家為主，協定條款內容起點較低，強調保持靈活性、異質性與漸進性，關注淺層次一體化與自由化帶來的傳統經濟收益；而CPTPP覆蓋環太平洋國家，協定條款內容起點高，強調趨同性、約束性與更高的準入條件，關注深層次一體化與自由化帶來的非傳統經濟收益。但另一方面，RCEP與CPTPP在成員構成上又有較高的重合度——目前共有7個國家同時作為兩個協定的成員方。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包含不同質量與標準的貿易協定。全球經貿合作正在經歷從以邊境措施為主的“第一代”模式向以邊境內措施為主的“第二代”模式轉變。前者通過互惠方式提高國家之間的市場準入水平，重點在于消除或降低關稅、配額、許可證等貿易壁壘；后者通過不同國家之間的國內政策的規制協調與融合達成共同認可和不斷提高的標準或規則，例如投資、知識產權、競爭政策、政府采購、環境保護等，重點在于實現公平競爭與消除經濟扭曲。亞洲自由貿易協定對傳統規則條款的覆蓋率與承諾率很高，但對新規則條款的差異性則較大。總的來說，發達經濟體間簽訂的協定對新規則條款的覆蓋率與承諾率普遍高于發展中經濟體，但韓國、新加坡等國除外。如圖2所示，CPTPP協定的質量與標準要明顯高于RCEP協定，特別是在電子商務、勞工、國有企業、監管協同等領域發揮了開創性作用；而RCEP協定則在經濟技術合作、中小企業等領域體現出促進發展的特色。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在領導力與方案路徑上存在多元競爭，反映了亞太地區大國和國家集團之間在地緣政治關系和經濟一體化路徑選擇與偏好上的博弈。日本是最早倡導亞洲經濟一體化的國家，試圖通過依靠與鞏固“美日同盟”獲取對東南亞地區的廣泛影響。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日本又尋求利用亞太地區的多邊制衡關系來追求本國利益，例如在RCEP談判中拉入澳、新、印三國來壓制中國。美國是亞洲地區特殊的“域外國家”，奧巴馬推動TPP以及拜登拋出“印太經濟框架”都是美國對亞洲一體化打入楔子的工具，試圖將經貿合作與地區安全機制捆綁在一起，達到美國在亞洲的戰略意圖。東盟是亞洲區域一體化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其通過加強內部整合與編織外部合作網絡使自身成為“功能性中心”，基于大國間的力量平衡來拓展其政治、經濟和安全空間。實際上，RCEP就是以東盟與其他成員達成的四個雙邊協定整合與升級而來的。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成為引領推動亞洲區域一體化的新生力量，發揮著愈加顯著的作用。中國支持以“10＋3”為載體，以務實、漸進、靈活的方式開展亞洲地區的經貿與經濟技術合作，同時以積極開放的態度推進APEC合作與FTAAP，并申請加入CPTPP與DEPA。在亞洲區域一體化的合作與博弈中，中美關系、中日關系與東盟的立場是關鍵的要素。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區域經濟增長新動能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一直保持著穩步推進的態勢，即使面臨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全球貿易中斷和經濟低迷，也沒有抑制亞洲地區新建與深化經貿伙伴關系的增長勢頭。同時，亞洲區域一體化通過促進貿易投資流動、塑造區域供應鏈網絡、提供公共產品、應對外部沖擊和創造包容性發展，為區域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新動能。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力地增進了區域內貿易、投資與金融合作。亞洲開發銀行發布的《2023年亞洲經濟一體化報告》顯示，亞洲區域內貨物貿易占貨物貿易總額的比重盡管受疫情影響從2020年的58.5%略減至2021年的58.2%，但仍然比20世紀90年代初的約50%有了較大增長；同時，亞洲區域內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5%左右。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地位，中國占亞洲區域內貿易的比重約為20%。在投資領域，亞洲區域內的外國直接投資（FDI）主要來自東亞，主要流向為東亞和東南亞。2021年，東亞地區內的綠地投資總計為486億美元，主要流入東亞（228億美元）和東南亞（225億美元）。東亞地區也是區域內跨國并購的最大來源地（456億美元），并購資金仍然主要流向東亞和東南亞。此外，亞洲地區金融一體化也穩步發展，區域內跨境銀行存貸款流入比例從2017年的37%上升至2021年的38%，同期外國直接投資比例由48%上升到51%，投資組合債務比例從28%上升29%，投資股權比例從18%上升至21%，總負債比例從33%上升到36%。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化了地區供應鏈體系與生產網絡。亞洲區域一體化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建立在由市場驅動的區域性生產網絡基礎上，即本地區在歷史上和業已形成的包括大量制程分割、中間品貿易、跨國資本流動、服務外包、產業關聯與轉移在內的垂直專業化分工體系。《2023年亞洲經濟一體化報告》數據表明，2021年亞洲地區內部中間品出口與進口分別占總額的57%與70%。亞洲地區的全球價值鏈（GVC）參與率從2020年的66.2%增加到2021年的67.7%，區域價值鏈（RVC）同期從67.6%增長到69%。RCEP、CPTPP以及其他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將進一步通過提供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動力，加深亞洲經濟體之間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相互聯系與依存。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將增強共同抵御風險與應對危機的能力。確保重要基本物資與商品（如藥品、能源、糧食等）的貿易渠道在經濟危機與外部沖擊中不受阻礙，對于減少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至關重要。應對新冠疫情等全球性重大危機，需要更加協調一致、更有針對性的區域合作政策與措施。亞洲經濟體之間的區域貿易協定有助于減輕全球性危機對貿易流的不利影響，尤其是在幫助成員國獲得基本醫療產品（如疫苗、檢測包），以及加強對這些產品跨境生產的供應鏈與物流合作等方面。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了區域性公共產品的供給與保障。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亞洲國家同樣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全球性問題與跨國發展挑戰，例如基礎設施聯通、環境退化、資源短缺、氣候變化、傳染病等。因此，建設與維護區域性公共產品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包括跨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共享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管理、跨境疾病監測、減災防災等。區域內所有國家的集體行動可以在整個區域產生正向溢出效應，從而超過國家各自行動的效果總和。亞洲國家開展的農業、減貧、教育、疾病防控、海嘯預警等經濟技術合作為構建區域性公共產品樹立了全球范例。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關注并致力于實現包容性發展。亞洲國家中多數為發展中國家，甚至還包含少量最不發達國家。因此，縮小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增進包容性增長、加強技術援助與能力建設對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在開展區域合作的過程中，亞洲國家對此給予了許多關注，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例如，亞洲開發銀行最先提出“包容性增長”的概念；APEC是最早重視與實施包容性發展的區域性組織之一，于2017年發布了《APEC促進經濟、金融和社會包容行動議程》，提出了經濟包容性、金融包容性和社會包容性三個發展目標，在貧困與偏遠地區、教育與就業、婦女、中小企業等問題上持續開展合作與經驗共享，2019年APEC智利峰會宣言中又將數字化社會、一體化4.0、女性、中小企業、可持續增長作為未來開展工作的重點領域；RCEP協定中包含“經濟技術合作”章節，旨在縮小締約方之間的發展差距，強調通過信息共享、技術援助、協同合作等方式幫助最不發達國家履行協定義務并從中獲益，強調各國應建立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合作機制，鼓勵各締約方促進中小企業的信息共享。
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未來
面對全球經濟通貨膨脹、增長乏力、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的挑戰以及數字技術革命的機遇，亞洲國家需要進一步加強區域制度性合作與創新，為實現經濟可持續、創新、包容、安全、韌性發展創造新的動能與活力。重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加強亞洲區域供應鏈的重構與升級。全球供應鏈體系在金融危機、逆全球化、貿易沖突、新冠疫情沖擊、烏克蘭危機等影響下不斷發生重構與調整，包括本土化（供應鏈回流）、多元化（供應鏈轉移）、近岸化（供應鏈縮短）和友岸化（供應鏈安全），減少供應鏈風險與增強經濟韌性逐步成為新的目標。美國聯合部分西方國家采取的針對中國的“脫鉤斷鏈”政策也使亞洲區域供應鏈面臨分裂的風險。此外，盡管亞洲的全球價值鏈和區域價值鏈的參與率均有所上升，但其區域價值鏈更多地是依賴于簡單的生產網絡，即只涉及中間品一次性跨界流動，而不是復雜網絡（中間品兩次及以上的跨界流動）。區域價值鏈在初級和低技術部門比在高科技和服務業部門顯示出更強的聯系，這表明亞洲經濟體之間需要在高附加值與高科技部門培育更緊密的供應鏈聯系。
避免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路徑的分裂。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盡管發展迅速，但也存在明顯的缺陷，即缺乏一致而明晰的經濟一體化戰略，一體化網絡中缺乏大國之間的緊密合作。當前地緣政治緊張與沖突給區域經濟合作蒙上了陰影，經貿問題泛政治化、價值觀化以及與安全問題捆綁不利于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長遠發展，反而會加劇大國摩擦與對峙，并迫使一些國家不得不“選邊站隊”。在這方面，美國基于“價值觀—安全—供應鏈”三位一體的區域一體化與中國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包容性發展的區域一體化理念與實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并在貿易標準與規則、數字標準與規則、技術標準與規則等領域形成競爭關系。
深化國際經貿新規則領域的合作。亞洲發展的需要對區域一體化提出了更高的期待，亟待建立以發展為導向、以規制融合為重點、以互聯互通和能力建設為支撐的新型深層經濟合作體系。首先，在經濟自由化與市場化的原則基礎上，亞洲區域一體化必須充分考慮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民族經濟、產業升級、經濟安全、環境保護與減貧等方面的發展目標。其次，實現從以“邊界措施”為主的市場準入規則向以“邊界內措施”為主的規制協調規則轉變，包括投資、政府采購、競爭政策、資本流動、環境、電子商務等領域，致力于高標準、高質量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此外，通過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的互聯互通和提高戰略與政策制定水平的能力建設化解亞洲的發展瓶頸問題，縮小各國之間的發展差距，為區域內貿易與投資緊密合作創造有利條件。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等為此提供了創造性的實現途徑。最后，隨著亞洲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區域合作對于生產、貿易和投資脫碳至關重要。
開展數字經濟與貿易領域的合作。近年來，亞洲各國日益重視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數字技術發展數字產業、實現產業轉型和構建數字治理體系。亞洲地區對建立跨境數據自由流動的數字貿易規則的實踐日益深入，這有利于促進創新、有競爭力、高效的價值鏈和經濟增長。許多亞洲經濟體達成的貿易協定中包括了電子商務、數字貿易、數據治理等條款，部分國家還達成了專門的數字經濟協議。未來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可在數字國內監管模式（包括隱私、安全、消費者保護、源代碼、算法或加密保護）與跨境數據流動（包括數據本地化、跨境數字產品征稅）等方面加強合作，為全球達成新的數字規則起到示范與引領作用。
促進“以人為本”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應進一步貫徹“包容性發展”理念，實現倡導機會平等、注重參與共享、崇尚公平正義的經濟增長模式，其中強調“過程參與”和“成果共享”是關鍵所在。亞洲國家應將包容性和經濟賦權問題作為未來區域經貿合作的重點之一，實現區域一體化收益分配的公平性與普惠性。為此，應促進“以人為本”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推動中小企業參與國際化進程；實施經濟與社會政策結構改革，消除影響弱勢群體公平參與經濟開放與發展的障礙；加強規制融合與監管協調，構建“以人為本”的貿易與投資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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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 and New Dynamics of Asian Economy Growth
Sheng Bin
Abstract: As a key factor promoting Asia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ed dominance, multi-track paths and multi-speed evolution. It has provided new dynamics to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through promot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shaping regional supply chain networks, providing public goods, coping with external shocks and creating inclusive development. Asian countries need to enforce their in-depth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region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for new dynamics and vitality of the sustainable, innovative, inclusive, safe and resili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future.
Keyword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Free Trade Agreement(FTA), Asia, Asia-Pacific reg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