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中國制造業以規模龐大、門類齊全占優，美國制造業以結構優化、技術領先見長。圍繞國家重大技術戰略構建、國際貿易體系以及雙重貿易圈重塑，中美經貿博弈復雜性不斷加劇，關鍵核心技術競爭也逐漸白熱化。未來，中美仍將繼續圍繞研發投入、專利競賽、知識產權保護、制造業關鍵技術控制權等加劇競爭。基于中美科技競爭的嚴峻性和復雜性，中國要基于自身稟賦保持戰略定力，聚焦自主創新，以依托“一帶一路”深化國際產能合作為戰略抓手，依照制造業的產業譜系和創新特點進行分類突破。
【關鍵詞】中美制造業競爭 技術創新能力 關鍵核心技術
【中圖分類號】F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7.006
吳福象，南京大學商學院產業經濟學系教授、博導，國家重點高端智庫建設培育單位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區域經濟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全球價值鏈和創新鏈治理、關鍵技術創新與空間競爭研究。主要著作有《國際產能合作與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合著）、《全球價值鏈演變與中國長三角創新實踐》（合著）等。
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在中美科技競爭常態化背景下，充分把握中美先進制造業差距，并基于自身稟賦保持戰略定力、聚焦自主創新、依托“一帶一路”深化國際產能合作，尋找先進制造業快速發展的突破口，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細分行業的中美制造業技術創新能力對比
行業角度創新能力對比。早在2013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在研究報告《中美創新實力對比》中，對中美兩國四類制造業進行了對比。其主要結論是，中國制造業在科學研究、互聯網、半導體、生物醫藥、汽車等領域尚未掌握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能力明顯不足。首先，在科學研究型行業，美國在生物技術、品牌藥、特種化學品、半導體設計四個領域創新水平均遙遙領先于中國，尤其在生物技術實力上差距最為懸殊。其次，在工程技術型行業，美國在商業航空、醫療器械、應用程序和系統軟件、通信設備、汽車配件、汽車六大行業的創新實力強于中國，而中國在鐵路、風力渦輪機兩大行業的創新實力超出美國。再次，在客戶中心型行業，中國除了在家用電器行業的創新能力稍強于美國外，其他領域均弱于美國，包括互聯網零售、互聯網軟件與服務、智能手機、消費電子與高科技硬件、家庭娛樂軟件、家居產品、飲料及包裝食品。最后，在效率驅動型行業，中國除了在石油天然氣服務與設備制造行業要明顯弱于美國外，在諸如太陽能電池板、半導體中的晶圓代工和后端工程、電氣設備、工程機械、建筑材料、通用化學品、仿制藥、紡織品等行業的創新實力均強于美國，尤其在太陽能電池板領域最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通過效率驅動的半導體加工制造能力全球領先，但基于科學研究的半導體設計卻依舊依賴美國供應商。
研發投入規模結構對比。眾所周知，研發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揭示制造業的技術創新力度。從國內研發投入及其所占GDP比重來看，中國的研發投入強度雖穩步提升，從2000年107.8億美元的研發投入和所占GDP不足0.90%的比重提升至2018年2973.7億美元和2.18%的水平。[1]不過，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和Wind數據庫中數據顯示，相比美國在2018年高達5738.3億美元的研發投入和2.80%的GDP比重，中國的研發投入強度仍顯不足。其一，從國內研發投入結構來看，在基礎研究投入方面，中國始終低于國內研發總投入的6%，美國基本保持在16.5%以上。在應用研究的投入方面，中國僅維持在國內研發總投入的10%左右，美國基本保持在19%～23%的區間水平。相比較而言，中國將大部分國內研發資金投入在試驗發展領域，近幾年保持在83%以上，遠高于美國63%的投入強度。[2]與美國相對比，中國制造業科技研發經費投入嚴重不足，尤其是基礎研發領域投入長期偏低，導致中國制造業企業缺乏創新主動性和可持續動力，造成中國制造業基礎技術與美國的差距呈現進一步拉大趨勢。其二，從研發投入領域來看，ICT、健康、汽車及交通成為當下三大重點，共占研發總投入的63.5%。[3]其中，ICT領域成為中美最活躍的創新力量，也是未來中美競爭的焦點。在汽車及交通領域，中國大陸已逐漸加大對新能源汽車和自動駕駛汽車的研發力度，但研發投入絕對數仍低于美國。另外，健康成為美國研發投入的第二大領域，但中國的投入明顯較弱。
專利與商標申請量對比。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19年度世界知識產權指標（WIPI）報告，目前中國的專利和商標申請數量已位于全球首位。2018年中國專利申請數達1542002件、商標申請數達7365522件，分別占據全球總量的46.4%和51.4%，已超越美國、日本、韓國和歐洲國家的總和，增長幅度也全球領先。而美國不僅申請總量遠低于中國，而且專利申請量在2018年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從具體技術領域來看，通信技術領域的專利成為各國企業競爭的焦點。[4]根據《通信產業報》的評選結果，2018年中國華為在5G核心專利、研發投入、貢獻力、發展潛力四項關鍵指標中均獲得最高排名。在5G標準必要專利族排行上，中國華為以1554件的專利數量，超過芬蘭的諾基亞（1427件）、韓國的三星（1316件）和LG（1274件）、美國的高通（846件）。在排名前15的企業中，中國所占專利族份額為34.19%，明顯高于韓國的25.20%、美國和芬蘭的13.88%；在人工智能（AI）領域，根據《人工智能技術專利深度分析報告》，2017年中國以76876件的AI專利申請量居全球首位，比美國多9600件。然而，在PCT專利申請方面，中國仍然不占優勢。2017年中國PCT專利申請僅占全球總量的10%，遠低于美國的41%。[5]
由此可見，與美國相比，中國制造業在科學研究領域的短板較突出，在科技研發投入上仍有待加強。雖然在專利與商標申請上成果豐碩，但在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上依舊任重道遠。
中美制造業競爭的方向和重點
中美制造業的主要競爭方向。第一，基于研發視角的趨勢預測。一是中美研發強度的趨勢預測，研發強度以研發支出占GDP比重表示。截至2018年，中國研發強度穩步上升，美國研發強度增速慢于中國，因此中美兩國的研發強度差距逐步縮小。2018年中美研發強度分別為2.18%和2.81%，與2010年相比增速分別為27%和3%，[6]中國增速是美國的9倍。采用ARIMA模型作進一步預測發現，預計2025年中美兩國研發強度均為2.91%，2030年中美研發強度分別為3.32%和3.01%，意味著未來中國的研發強度很可能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研發中心。二是研發人員規模的趨勢預測，研發人員規模以每百萬人研發人員規模表示。截至2015年，中美兩國研發人員規模均在穩步提升，但始終保持較大差距。2015年每百萬人中研發人員規模中美分別為1159人和4313人，美國是中國的4倍。[7]預計2025年美國研發人員規模將達到中國的3倍，2030年美國是中國的2.8倍，即未來中國研發人員規模較難超越美國。三是研發投入結構的趨勢預測，研發投入結構以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試驗研究占國內總研發支出比重表示。截至2016年，中美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試驗研究占國內總研發支出比重始終有較大差距。以2016年為例，美國三類研究支出占比，分別是中國的3.22倍、1.91倍和0.75倍。[8]以目前的增速進行預測，預計未來十年中國的試驗研究投入占比仍高于美國，而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方面仍不及美國。
第二，基于專利與知識產權視角的趨勢預測。一是中美總專利授予量的趨勢預測。中國的總專利授予量于2015年趕超美國，2018年中美專利授予量分別為43.2萬件和30.8萬件。[9]預計2025年中國的專利授予量高達65萬件，幾乎為美國的2倍，2030年中美專利授予量分別為67.8萬件和39.8萬件，[10]這意味著未來十年中國的總專利授予量仍高于美國，且差距呈持續擴大趨勢。二是中美知識產權專利使用費的趨勢預測。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數據，截至2018年，中國知識產權使用費凈收入始終為逆差，2018年逆差超過300億美元。美國的知識產權使用費凈收入逐年穩步上升，2018年超過700億美元，中美知識產權使用費差距較大。預計美國知識產權使用費凈收入順差和中國的逆差都將持續上升，到2030年兩者將分別達到1320億美元和450億美元。[11]未來中美知識產權差距如持續增大，則中國短時間內難以扭轉知識產權弱勢局面。
第三，基于制造業質量競爭力視角的趨勢預測。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提供的相關數據，并采用ARIMA模型預測發現，截至2016年，中國中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制造業產值比重緩慢上升，美國則波動較大。其中，2016年中美中高技術制造業產值占比分別為41.4%和41.2%，中國略高于美國。預計2025年中美中高技術產值占比分別為46.02%和44.54%，2030年分別緩慢下降至44.17%和41.5%，中國仍在美國之上，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企業對中高技術的重視。不過，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制造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的持續下降，意味著中高技術產值占比是提升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的重要突破口。
由此可見，近年來中國的科技實力在快速崛起，中國在研發強度、中高技術產值占比等方面取得關鍵進展。然而，預計到2030年中美科技實力在整體上仍存在較大差距，中國在研發、專利與知識產權、制造業質量競爭力等整體水平方面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中美制造業的主要競爭領域。對標國家戰略與企業實踐，中國制造業未來主要從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重點戰略性新興產業入手，加快技術創新以期掌握重塑國際生產體系的主導權。筆者從重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鍵核心技術專利規模角度入手，并綜合其他因素，對比、預測中美未來在主要競爭領域的競爭實力與競爭態勢。內容中涉及的數據主要來自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及采用ARIMA模型預測所得。
第一，新一代信息技術領域的競爭。一是數字通信技術專利的規模及趨勢預測。截至2018年，中美數字通信專利規模呈穩步增長態勢，但美國的數字通信強于中國。2018年中美數字通信專利規模數分別為25千件和27千件，中美差距縮小。預計2025年中美數字通信專利規模分別為33千件和27千件，2030年分別為34千件和31千件。德勤（Deloitte）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在信息通信領域，中國自2015年以來對5G基礎設施的投入比美國多240億美元，已建成35萬個蜂窩基站，而美國則不足3萬個蜂窩基站，中國華為正在引領全球5G技術與標準。二是半導體專利的規模及趨勢預測。截至2018年，中美半導體專利規模穩步上升，但美國始終占優，2018年中美半導體專利規模分別為12千件和18千件。預計2025年中美半導體專利規模分別為15千件和23千件，2030年在半導體領域中國仍很難望其項背。三是云服務基礎設施領域的分析。根據Synergy Research Group提供的數據，2016～2018年，Amazon、Microsoft、Google、Alibaba分別占據云服務領域全球基礎設施市場份額前四位。其中，Amazon市場份額始終超過30%，Alibaba始終低于5%，但總體趨于穩步上升。綜上，中國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取得積極進展，通信技術有望趕超美國，但總體水平與美國差距懸殊。美國在半導體、云服務等領域的優勢地位預計在未來很難撼動。
第二，智能制造領域的競爭。一是機床專利規模及趨勢預測。中國機床技術專利規模于2008年趕超美國，2018年中美機床專利規模分別為21千件和5千件。預計2025年中美機床專利規模分別為19千件和6千件，2030年中國機床專利規模為18千件，遠超美國，機床制造成為中國智能制造的重點突破口。二是機械元件專利的規模及趨勢預測。中國的機械元件專利規模于2015年趕超美國，2018年累計達12千件，美國為7千件。預計2025年中美機械元件專利規模分別為12千件和7千件，2030年為12千件和8千件。智能制造領域中國存在較大優勢，得天獨厚的要素稟賦為中國奠定了良好的競爭基礎。預計2023年中國有望在智能制造專利規模方面趕超美國，縮小與美國在智能制造領域的懸殊差距。
第三，新能源領域的競爭。一是電機、設備和能源專利的規模及趨勢預測。最近十多年來中美兩國在電機、設備和能源領域專利的規模都穩步上升，中國于2014年趕超美國，至2018年中美的專利規模分別為35千件和21千件。預計2025年中美的電機、設備與能源專利規模分別為40千件和22千件，2030年分別為38千件和26千件。二是替代能源與核能占能耗比重的趨勢預測。1980年美國對可替代能源的重視程度便高于中國，但至2014年美國的替代能源與核能能耗占比仍是中國的2倍。預計2025年中美替代能源與核能能耗占比分別為6.24%和13.87%，2030年分別為6.79%和14.80%。綜合新能源領域主要專利規模以及替代能源與核能占能耗比重的預測，核心技術專利不足以彌補替代能源的劣勢，預計到2030年中國在新能源領域仍與美國存在較大差距。
第四，新材料領域的競爭。一是微結構和納米技術專利的規模及趨勢預測。中國的微結構和納米技術專利規模于2008年趕超美國，至2018年該專利規模將近1200件，是美國的2倍。預計2025年中國的專利規模為1500件，美國可能暫時下降至550件，2030年分別上升至2000件和1200件。二是生物微材料技術專利的規模及趨勢預測。中美生物微材料技術專利規模穩步上升，中國于2014年趕超美國，至2018年中美專利規模分別為2022件和2083件。預計2025年中美的生物微材料技術專利規模分別為2500件和1800件，2030年中美分別為2200件和2000件。[12]綜合新材料領域關于微結構與納米技術、生物微材料技術專利規模的預測，未來中國有望在專利規模方面趕超美國，縮小與美國在新材料領域的技術差距。
第五，生物醫藥領域的競爭。一是生物技術專利的規模及預測。中國的生物技術專利規模增速得到積極增長，2018年中美生物技術專利規模分別為6500件和6000件，數量方面中國略高于美國。預計2025年中美生物技術專利規模分別為8500件和5500件，2030年分別為9500件和6900件。二是醫療技術專利的規模及趨勢預測。截至2018年，中美醫療技術專利規模穩步增長，且美國遠超于中國。其中，2018年中美醫療技術專利規模分別為12000件和17500件。預計2025年中美醫療技術專利分別為12600件和20000件，2030年分別為15000件和22000件。預計到2030年中國的生物技術專利規模占優，但受制于中美醫療技術專利規模方面的差距，中國在生物醫療領域很難趕超美國。
可見，預計當前到2030年中國在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醫藥等領域與美國競爭激烈，且在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藥領域不能撼動美國地位，而在智能制造、新材料領域有望縮小與美國差距。
中國制造業應采取的策略和主要措施
鑒于中國制造業面臨的發展局面和中美競爭的態勢，中國應從以下方面進行突破。
基于自身稟賦，保持戰略定力。第一，加快構建開放型自主可控的現代產業體系。一是優化營商環境，加快構建開放型自主創新體系。重點深化知識產權與專利制度改革，塑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一方面，要努力提高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另一方面，要提高有效專利占比，尤其是要提升重點領域核心技術專利規模增速。二是完善支撐實體經濟的服務體系。深化國企改革，重點放開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管制和干預，保證競爭中性，調動企業家積極性。通過政府和市場雙輪驅動，重點完善股權、專項債等融資體制，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拓展企業融資渠道。三是打造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抓住后疫情時代產業發展新機遇，整體打造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中國式現代產業體系。此外，優化國家和地方政府創新系統“官、產、學、研、金”協同的網絡體系，深化政府、企業、大學、科研院所、金融機構的協調參與，強化“科產城人”互動與融合，培育具有“生態化、國際化、智能化和品牌化”的先進制造業高端集群。
第二，充分挖掘中國稟賦優勢激發的需求拉動力。一是加快分配體制機制改革，釋放消費潛能和活力。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步伐，建立居住導向的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保障人地掛鉤。并依托城市群創造更多工作崗位，縮小收入差距，發揮內需對實體經濟的帶動作用，加速盤活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二是降低成本，實行差異化投資。以有效落實更大力度減稅降費為抓手，大規模降低企業交易成本。此外，進行差異化補短板，重點加大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小型企業和創新企業的投資優惠力度，延長前沿顛覆性技術領域的稅收優惠期限。三是利用市場規模加快專業化分工。依據斯密定理，市場規模的大小決定分工的專業化以及專業的多樣化，而人類特有的交易傾向下的專業分工會產生普遍富裕，通過大力發展人工智能，提高勞動技能與產業稟賦的匹配度，可以提高制造業技術創新效率。
聚焦自主創新，加快邁向創新強國。第一，加強國家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一是持續加強基礎研究的研發投入。基于摩爾定律跨越極限需要知識革新的基本事實，在提升整體研發強度基礎方面，政府應帶動企業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利用基礎研究保障基礎科學創新的自主性和持續性，增強科學研究型產業的科技供給能力。二是合理配置基礎研究的研發投入結構。加強關系到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基礎研究投入，尤其是信息通信、可替代能源等領域的研發投入。重點關注生命科學、工程、物理和環境等極具戰略價值領域的交叉融合，加快推進基礎研究領域顛覆性創新的前瞻遴選和培育。三是加強制造業基礎研究科技成果的轉化。發揮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的匹配效應，提高技術成果市場化轉化速率、推動重點產業轉型與發展。并圍繞主要競爭領域的重大共性需求，加強高校與市場聯系，重點推動一批國際一流的研究型大學與國家實驗室建設。四是尊重科學規律，釋放基礎研究的潛力。針對基礎研究具有戰略性、先導性、公益性、探索性的特點，明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在重大基礎研究領域的不同功能和定位。利用中國高試驗研究投入的優勢，保障科學家對基礎研究方向和研究路線選擇的自主權，利用基礎研究不可預知性激發新的產業生態。
第二，創新技術范式政策，分類突破。一是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編織中國制造業技術譜系，培育“產業基因”。在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關鍵領域，借鑒以美國、英國和法國為代表的“使命導向型”國家的做法，充分利用制度和市場優勢，重視戰略性“產業基因”的培育。在一般商業性產業領域，借鑒以德國、瑞士和瑞典為代表的“擴散導向型”國家的做法，通過靶向施策，運用市場機制加快技術商業化和推廣，著力化解企業技術創新的困境。善于以物聯網、大數據等為手段創新互聯工業理念，培育先進制造業的“產業基因”，避免制造業技術碎片化。二是結合制造業技術生命周期與技術工藝成熟度，對產業進行分類突破。從產業類型角度看，處于技術生命周期萌芽階段的大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重視關鍵技術變革風險，而處于成熟階段的傳統產業面臨較大商業風險。從產業結構角度講，廠商進入和退出比例較高的產業，其技術成熟度低、變革機遇高。此外，精準對接工藝成熟度與模塊化程度，對戰略性產業分類突破。如生物醫藥采用工藝驅動式創新，先進材料采用工藝嵌入式創新，半導體采用純產品創新，柔性電路采用純工藝創新。根據工藝成熟度和技術生命周期，靈活采取共性技術的產業扶持政策，實現科學技術化、技術工程化、工程產業化、產業價值化、價值規模化、規模資本化、資本科學化“七化”齊頭并進。三是善于發現和捕捉關鍵技術間斷點，靈活運用產業政策。產業演化的復雜性展示產業存在一系列間斷均衡和離散的主導技術，形成關鍵技術辨別系統。從產業鏈角度講，關鍵技術的技術間斷點包括基礎技術、殺手锏技術和非對稱技術，從專用性角度可分為基礎技術和應用技術。靈活運用專用技術政策和通用技術政策，善于捕捉主導技術的間斷點，可以助推關鍵核心技術實現自主可控。
第三，培育現代化產業的創新價值觀。一是重視創新型人才的培育。由人口紅利轉向工程師紅利，加大教育投入，提高高校及人才科研水平。切實提高教育人員和科研人員收入待遇，給予科研人員在創業、兼職、咨詢方面更大的自主權。二是弘揚企業家的工匠精神。轉變企業粗放型增長的思維方式，鼓勵企業將國家精神資本物化到物質資本，提高物化技術的積聚力。三是塑造可持續發展的創新和創業環境。加快新能源領域的開拓，降低傳統能源的消耗。提高替代能源與核能占總能耗的比重，增加可替代能源的發電量，加速將新能源汽車由示范階段轉向推廣階段。此外，深化和促進新興戰略領域的產業融合，重點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與高端制造、新能源的跨界融合，以高效率塑造綠色制造工程。
依托“一帶一路”深化國際產能合作。第一，提高產業屬性與國家產能稟賦的契合度。一是深化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產能合作。立足中國自身制造業產能優勢，結合“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產能需求，提高產能供需耦合度。著重細分北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區域市場，從初級產品、半成品、零部件和資本品等細分維度，制定差異化且有針對性的貿易和投資促進政策。強化技術、資金和項目的對接，擴大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產品和服務貿易，繼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深化打造新興貿易圈。二是積極開拓“一帶一路”的發達國家市場。基于“一帶一路”的東向拓展市場戰略，以點帶面，深化與歐洲、亞洲等國的“第三方”合作。重點深化新一代技術與智能制造業融合的產能項目合作，提升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高端產品的進口力度。
第二，塑造以我為主價值鏈，嵌入雙重產業鏈。一是加速重構以我為主的包容性全球價值鏈。以區域經濟一體化為支撐，將中國最初的單一開放，逐漸拓展到雙向開放和全方位開放，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此外，改變傳統單一的U型價值鏈模式，提升中國以平臺技術、集成技術為主的W型復合模式，加速參與新的國際分工和產業重塑。二是向全球創新鏈中高端攀升。依托中國本土制造業的“產業基因”，加大對外開放力度，以關鍵共性技術、戰略性新興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突破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抑或制定標準的核心專利，保證專利規模與質量同步發展，躋身專利前后引用的關鍵節點。通過實現關鍵技術、關鍵環節的自主可控，在W型全球價值鏈上，要通過平臺和集成技術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切入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向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創新鏈中高端攀升。三是全方位嵌入全球產業鏈雙環流。基于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創新鏈，提高工藝成熟度和模塊化程度，加快制造外包，深度嵌入全球產業鏈治理和經貿雙環流。結合中國科技創新、大學教育、關鍵核心技術、獨角獸企業等領域在國際上的特點，優化中國在全球價值鏈雙環流中的資源配置。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深度參與全球創新鏈治理的機制、路徑與政策研究”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中國制造業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突破及實現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0＆ZD123、72073061）
注釋
[1][6]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cn/；Wind數據庫，https://www.wind.com.cn/。
[2][7][8]根據亞太經濟合作組織（http://www.apec.org/）和Wind數據庫（https://www.wind.com.cn/）相關數據計算所得。
[3][5]根據《2018年歐盟工業研發投資記分牌》相關數據計算所得。
[4]《2019年度世界知識產權指標（WIPI）報告》，https://www.docin.com/p-2269899620.html。
[9]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官網，https://www.wipo.int/portal/en/index.html；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庫，https://www.wind.com.cn/。
[10]采用ARIMA模型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世界銀行（World Bank）相關數據進行預測所得。
[11]采用ARIMA模型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相關數據進行預測所得。
[12]世界貿易組織（WTO）官網，http://www.wto.org/。
US-China Competitive Situation in Manufacturing and Chin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Wu Fuxiang
Abstract: Comparing in manufacturing currently, China's advantage lies in large scale and comprehensive categories, while U.S. is superior in its optimized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precedence. In terms of major national technological strategies, the re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and the dual trade circles,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game is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the competition in key technologies is increasingly fierce. In the future,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will be intensified in such areas as R&D investment, patent ra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control over cor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Considering the severity and complexity of US-China technology competition, China needs to maintain strategic focus on its own resources and capacity,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to deepen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achieve strategic focus. Thus China can make a strategic breakthrough depending on its manufacturing network and innovatio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US-China competition i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key and core technolog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