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來，“倫理屏障”正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壓中國科技發展的工具。基于對“倫理屏障”內容和特點分析，可以發現我國在應對“倫理屏障”方面面臨中西文化差異與誤解、科技倫理治理體系不完善、科技倫理治理對外宣傳不足，以及對國際科技倫理治理參與不足等方面的挑戰。為此，我國要推動建立健全科技倫理國際治理多邊機制，加強參與科技倫理國際治理的隊伍和能力建設，加快推進我國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關鍵詞:科技創新 “倫理屏障” 科技倫理治理 全球科技競爭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從近來美國等西方國家指責打壓我國科技發展的舉措可以看出，除國家安全、公平競爭等經常被援引的理由外，科技倫理和價值觀正成為其日益重要的理由。美國等西方國家構建的科技“倫理屏障”，既會損害中國國家聲譽和形象，讓中國“挨罵”，也會造成科技和經濟上“挨打”的問題。通過對美西方國家豎起的“倫理屏障”的主要內容和形式進行剖析，可以幫助我們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這一現象并為之后采取有效應對措施提供參考。

“倫理屏障”的定義與特點

“倫理屏障”指，美國等西方國家以維護特定的倫理原則、規范和價值觀為由，限制甚至阻斷知識、技術、人才、資金等科技創新資源在特定國家（地區）的流入與流出，進而實現限制和削弱目標國（地區）科技創新能力的目的。“倫理屏障”的建立，既有美西方維護自身價值觀的考慮，也有科技領先國阻滯后發國家追趕的現實利益考量。冷戰時期，在美西方與蘇聯之間意識形態外交的大背景下，美西方對蘇聯科技創新豎起“倫理屏障”，讓后者陷于“挨罵”和“挨打”的境地[1]。近年來，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快速加強了對中國科技創新的圍堵和打壓，污名化中國科技體制，“數字威權主義”、破壞人權、侵犯隱私等倫理和價值觀層面“標準”也正成為美西方指責和打壓中國科技創新和領先企業的借口。與此同時，近年來歐盟一方面推行所謂“價值觀外交”[2]；另一方面也在通過“負責任研究與創新”（responsible research & innovation）推行歐盟認可的科技倫理規范和準則[3]。

相比于國家安全和公平競爭，“倫理屏障”更容易被泛化，原則上可被用于各個領域，牽扯各種問題，用起來更方便，甚至可以作為指責對方的“口袋”理由。同時，倫理與價值觀緊密相連，滲透在人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當中，諸如保護隱私、維護自由等理由，更容易引起公眾的共鳴。這使得美西方政客們在以“倫理屏障”打壓中國時容易獲得選民、輿論的支持，進而“名利雙收”。此外，倫理和價值觀問題是“對錯”問題，不是公平貿易、市場競爭這類“多少”問題，可談判空間更小，更容易上升為政治正確問題。倫理方面的指責和污名活動一旦形成氣候，就會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讓持不同意見者難以發聲，讓政治領導人難以采取行動應對。

“倫理屏障”正在成為美西方打壓中國科技創新的工具

“倫理屏障”被用于打壓數字和生物技術等中國發展較快的領域

從近期來看，美西方對中國設置“倫理屏障”的重點集中在數字和生物技術領域。這兩個技術領域遭遇“倫理屏障”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這兩大領域是全球科技競爭的主領域和制高點，中國已在這些領域迅速崛起并在部分研究方向中取得一定優勢；另一方面，這兩個領域的科技研發和應用更多涉及人的隱私、權利和價值觀等倫理議題。《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設立跨部門“技術伙伴辦公室”，同致力于法治、言論自由和尊重人權的國家建立技術伙伴關系，在5G、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領域加強合作，提供“威權國家”有關技術的替代選項，在國際社會促進負責任使用新興技術；商務部牽頭評估可用于侵犯人權物項的出口管制情況，確定需列管的網絡審查、視頻監控、竊聽、人臉和語音識別、基因檢測等重點產品和技術。

“倫理屏障”執行機制呈現多主體、全方位特征

美西方可能全面動用媒體、智庫、行業、政府及政治聯盟等多個主體，綜合運用輿論、規范標準、法律等多種手段，構建全方位的“倫理屏障”執行機制。

一是通過媒體、智庫機構，對中國科技創新進行“污名化”倫理定性和宣傳。如借個案口實，把中國科技界描述為誠信缺失、研究結果不可信，以及不尊重個體生命、尊嚴、隱私等基本權利的“技術威權主義”形象。

二是通過科技界和產業界，建立西方主導的倫理規范和標準。目前國際通行的科研倫理規范，如《赫爾辛基宣言》《貝爾蒙報告》等，都是西方科學界主導形成的。新興技術領域也是如此：在基因編輯領域，美國科學院、醫學院發起的以西方學者為主的“人類基因編輯研究委員會”（22名學者中僅一位中國學者來自發展中國家），以“人類基因編輯研究報告”的形式發布了人類基因編輯基本原則；在人工智能領域，2020年G7科技部長會議提出啟動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伙伴關系（GPAI），推動科學界、行業、社會、政府合作形成標準，確保人工智能應用“以人為中心并以人權、包容性、多樣性等為基礎”。這些規范標準不可避免地體現了西方文化價值觀，在實踐中也容易造成對中國不合理的屏障。例如，近年來西方學術期刊以“倫理原因”為由，撤稿中國學術論文的情況多發。據撤稿觀察（Retraction Watch）報道，2019年以來數十篇借助新疆地區居民面部識別或生物數據開展的研究正受到“違反倫理”的審查，而“新疆部分機構被美國列入制裁清單”成為論文被審查的重要理由。

三是通過國（域）內立法，實施“長臂管轄”。在國家安全、公平競爭等領域，通過國內立法國際化實現“長臂管轄”，是美國打壓他國科技創新的重要方式。近年，美歐設置的“倫理屏障”也呈現出由規范標準走向立法的趨勢。比如，2021年5月，歐盟理事會批準了新修訂的“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明確把人權維護作為出口管制的依據；同月，歐盟委員會發布的《變化世界中的歐洲國際合作戰略》強調，對華科技合作要維護歐盟基本價值觀，提高倫理和科學道德標準。同年6月，美國參議院審議通過《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明確提出將科技和價值觀捆綁。如果這一法案最終通過成為法律，美國在“倫理屏障”建設方面就有了國內法律依據，并可據此制裁外國個人和實體。

四是利用盟國體系共同塑造國際規則，實施“聯合屏蔽”。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主要以國家安全為由推動構建各類“技術聯盟”。拜登政府上臺后，美國更加重視以價值觀、人權等為“粘合劑”，推進構建所謂“民主技術聯盟”。2021年6月成立的歐美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強調在共享民主價值觀基礎上深化跨大西洋經貿合作；9月，該委員會首次會議后的聯合聲明，再次聲稱將以“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為基礎，協調解決全球關鍵技術、經濟和貿易問題，顯示這一聯盟將把科技創新與價值觀緊密捆綁。此外，新美國安全中心等智庫為“民主技術聯盟”設計的通用準則，均把技術使用的倫理價值規范作為重要內容。

我國應對“倫理屏障”面臨諸多挑戰

科技倫理觀念和規范標準存在中西文化差異與誤解

倫理價值觀及相應規范標準與文化傳統有很強相關性，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科技倫理規范上存在明顯文化差異。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2020年對全國科技工作者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64.5%的受訪科技工作者認為“科研倫理應根據不同國家的發展水平和文化傳統保持多樣性”，只有14.7%的受訪科技工作者反對這一觀點。另一項對人類基因編輯科學家的調查顯示，在對可遺傳基因編輯領域基礎研究的態度上，北美和歐洲科學家的態度最不保守（最不愿意暫停相關研究），亞洲科學家多采取中立立場，其他地區科學家態度最為保守（最傾向于暫停相關研究）。[4]在對胚胎生命、個人隱私權以及所謂“自由”的理解上，中國公眾與美歐公眾可能有所不同。在溝通交流不充分的情況下，這種文化差異可能導致彼此誤解。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國科技競爭位勢快速上升，這種文化差異和誤解可能被擴大甚至極端化，進一步增加了雙方理性對話交流的難度。在此情況下，我們更應堅定文化自信，理性看待差異，加強交流、求同存異。

我國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尚未完善，科技倫理治理仍有不足

近年來，我國在科技倫理治理和相應體系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突出問題，給美西方攻擊中國科技倫理治理提供了借口和便利：一是倫理審查機構仍不健全、審查能力有待提高、審查過程規范化和標準化不足；二是部分新興技術領域倫理規范標準尚不明確；三是部分科研人員倫理知識缺乏、倫理和法紀意識不強，違反相關規定，造成影響較大的科技倫理事件；四是高估西方科研人員科技倫理意識，造成“倫理傾銷”事件（即一些在西方國家難獲倫理批準的科研活動被搬到中國開展，如“頭顱移植手術”事件等），嚴重損害了我國科技界的國際形象。

我國科技界國際傳播意識和能力有待提高，科技倫理治理對外宣傳不足

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科技倫理治理，在治理體系建設、個人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進展，如成立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出臺《個人信息保護法》《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等。但受國際傳播意識、能力和環境限制，這些有助于弘揚中國價值觀、樹立我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重要舉措，在國際上傳播比較有限，對于消減外國研究者、媒體等對中國實踐和成就的不解和誤解作用有限。以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人工智能觀察數據庫（OECD AI Policy Observatory）為例，在其中能搜索到中國人工智能相關政策文本22條，但除《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有官方英文介紹外，其它均無官方英文版本；而美、英、澳（大利亞）、德相關政策文本分別高達77條、57條、35條和34條（截至2023年6月）。具體原因有：一是我國政策措施出臺后大多缺乏權威外文版本，甚至政策名稱也沒有標準翻譯；二是向國際社會做政策措施主動解析和宣介不足；三是圍繞中國科技倫理治理政策和實踐的中外聯合研究不夠。

國際科技倫理治理參與不足、話語權不夠

聯合國、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各專業領域的國際科技組織，在全球科技倫理規則制定和治理實踐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也是我國制衡美西方影響力的重要平臺。但目前我國在這些平臺上的參與度和話語權還較弱，與我國科技創新在國際上的地位不相匹配。一是由我國發起或總部設在我國的國際科技組織數量仍然較少（占總數比不足1%），不僅遠低于美歐，也低于日、印等。二是在國際（科技）組織中任職、特別是擔任高級官員的人數偏少。以聯合國為例，我國人員在聯合國雇員總數僅占1.46%，排第17位；在378個D類（領導職務）崗位中只有14人，遠低于美國（43人），也低于英、德、意、法、印、加等。[5]有學者統計了410個學術類國際科技組織，只有275個任命了我國學者在其中擔任職務，涉及學者289人，其中大部分擔任理事、亞太主席、中國主席等職務，擔任理事長、執委會主任、秘書長等高層職務的較少，主導權相對較弱。三是在科技倫理規范治理中代表性不足。如2017年發布基因編輯倫理規范的“人類基因編輯研究委員”，22名學者中以美西方學者為主，僅一位中國學者參與。“賀建奎事件”后成立的“人類生殖系基因組編輯臨床應用國際委員會”由美國國家科學院、英國皇家學會、中國科學院等多國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組成，18位成員中僅有2名中國成員。在新興的人工智能領域，美西方主導的“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伙伴關系”（GPAI）到目前為止仍在排斥中國專家的參與。

降低“倫理屏障”影響的可行對策

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縮小與西方國家科技差距是降低“倫理屏障”對我國科技發展損害的根本之道。同時，要進一步加強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提高我國對“倫理屏障”的穿行和繞行能力。

建立健全科技倫理國際治理多邊機制

一是在原則層面，在堅守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同時，也要強調科技倫理國際治理應尊重文化多樣性和發展階段特征。二是在機制層面，構建以國際組織為平臺、多邊機制為主的治理機制，重視國際科技組織、企業、社會組織等非政府機構的作用；同時，建立與歐洲及日韓等國的倫理治理協調機制，盡量爭取相互理解和求同存異。三是在內容層面，重點關注數字信息、生物技術等新興技術領域的倫理議題。

加強參與科技倫理國際治理的隊伍和能力建設

一是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以及各專業領域的倫理委員會應不定期發布科技倫理前沿研究報告，及時向國際社會闡明中國科技倫理治理立場、方案和實踐經驗，并代表中國參與科技倫理國際合作和相關規則的討論制定，增強中國話語權。二是積極應對《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等提出的削弱中國在國際組織中影響力的企圖，鼓勵我國科技人員和倫理專家“走出去”，到國際科技組織任職、參與科技倫理前沿問題國際討論。三是支持在我國建設國際科技組織總部基地，支持中國科技人員和機構發起設立新興技術領域國際科技組織，吸引國際科技組織把總部或區域總部設在我國，支持國際科技組織在我國召開技術治理國際會議。四是完善國際傳播機制、增強國際傳播意識和能力，積極主動宣介中國科技創新政策，樹立負責任創新形象。明確要求發布重要創新政策時提供英文版本，建立發布和宣介科技創新政策平臺機制，設立“科技創新政策國際傳播專項”，定期組織國內外專家和媒體，就科技倫理前沿議題及治理實踐交流研討。

加強我國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

一是加快建立健全國家科技倫理治理法律法規體系，推進《個人數據保護法》《網絡安全法》等相關法律的司法實踐，加強對違法違規機構和個人的調查和懲戒。二是加強在網絡空間安全保護、數字社會建設和科技平臺企業監管等方面的國際合作，著力解決由于規則和標準差異等原因造成的“雙重標準”和“倫理傾銷”問題。三是建立健全科研倫理治理體系，加強科技倫理的學校教育與在職培訓，推進科技倫理規范和原則的宣傳普及，加快完善國家科研倫理審查體系。四是進一步加大科技創新開放力度，推動開放科學和開源技術發展，增強科研、技術開發和應用的“透明度”，以及與國際創新網絡的“嵌入度”。

【本文作者為 何光喜，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盧陽旭，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注釋

[1]羅暉、高潔、顧雁峰、王妍：《科研價值觀在科技外交活動中的作用及應對策略》，《今日科苑》，2021年第7期，第33—40頁。

[2]熊煒、姜昊：《“價值觀外交”：德國新政府的外交基軸?》，《國際問題研究》，2022第1期，第105—124頁。

[3]廖苗：《歐洲政策思想史中的“負責任研究與創新”》，《科學學研究》，2019年第7期，第1212—1219+1276頁。

[4]Yu, H., Xue, L., Barrangou, R., Chen, S., & Huang, Y., Toward inclusive global governance of human genome edit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1(47), 118.

[5]崔守軍：《中國為什么必須加快培養國際組織人才》，鳳凰網《風向》，https://ishare.ifeng.com/c/s/v006c9lVc7jlL0jEQepK4b0KpDTZ6brrNwVZuJgOYizxpeY__?spss=np，更新時間2021年10月25日。

責編：李 懿／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