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各地正大興建設科學城之風，但存在攤子鋪得過大、定位不清、選址較遠等問題。過去幾十年，日本政府在筑波科學城投資巨大，但成效不佳，主要原因是城市功能單一、配套設施不完善，逐漸失去對人才的吸引力和創新活力，其經驗教訓值得汲取。我們在科學城建設中要加強統籌、因城施策；要完善科學城配套設施，提升宜居、宜創水平；要提高大科學裝置的利用率，提升我國科學儀器自主創新能力；要與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工作緊密結合，加強人才引進、培養和創新生態體系優化。

關鍵詞:科學城 城市規劃 日本筑波科學城 科技成果轉化 創新生態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近些年來，為加快創新資源集聚，形成科技創新合力，各地掀起了建設科學城的熱潮，從全國層面來看，這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途徑；從城市或者區域的角度來看，這項舉措有利于推動原創性基礎研究的發展，帶動相關產業的轉型升級，促進城市或者區域高質量發展。但在具體推進過程中，也涌現出了一系列問題，結合國外相關建設經驗教訓，對科學城建設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研究尤為必要。

國內科學城建設存在的問題

“十四五”和2035年遠景目標規劃提出，將支持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這幾年，全國各地掀起了建設科學城的熱潮，除了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安徽合肥、深圳要建綜合性國家科技中心之外，重慶、成都、廣州、東莞、武漢、杭州、蘇州、西安等地都在規劃建設科學城。

筆者初步分析了這些科學城的建設規劃，發現普遍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攤子鋪得太大、選址較遠。懷柔科學城建設面積達100.9平方公里，張江科學城規劃擴至220平方公里，深圳光明科學城面積約99平方公里，武漢東湖科學城100—260平方公里（規劃范圍100平方公里、統籌范圍160平方公里、拓展范圍260平方公里），西安絲路科學城220平方公里，成都科學城甚至要達到361.6平方公里。而且，這些科學城選址普遍離主城區有幾十公里之遠，懷柔科學城離北京主城區大約50公里。

第二，定位不清。各地雖普遍以“科學城”冠名，但對于科學城的功能定位尚不明確，有的要成為國際科創中心，有的要建成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有的以促進硬科技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有的則要打造特色產業園區。實際上，科學城與產業園區的功能是有區別的。不同于以生產制造為主導功能的產業園區，科學城是以大科學裝置為核心、以各類交叉研究平臺為支撐的創新資源集聚高地。一般包含大科學裝置、交叉研究平臺、研究機構（大學、實驗室）、特色創新主體、科技轉化企業等多類型的創新主體，形成以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為核心的綜合性城區。而由于定位不清，各地籌建科學城同質化競爭的意味很濃。有些地方還試圖打造城市“地標建筑”、以科學城的名義推高房價，往往有科學城之名卻無科學研究之實，最終導致科學城房地產泡沫化，既分散擠占了我國寶貴的科技創新資源，又不符合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理念。

第三，爭建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有重復建設之嫌。各地科學城規劃都無一例外要籌建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少則幾個，多則幾十個，都計劃通過建設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運營重大科學項目，建成國家科學中心。

第四，設定目標偏高。各地對科學城建設設定的目標都非常宏偉，《北京市“十四五”時期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規劃》提出，到2035年北京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創新力、競爭力、輻射力全球領先；上海制定了到2035年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功能全面升級的規劃；深圳則計劃到2025年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引擎；西安提出了“一年見雛形、三年出形象、五年成規模、十年立新城”目標；最“保守”的成都也要在2050年全面建成全球一流的科學城。誠然，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任務重要而緊迫，但區域科技創新能力提升是一個人才、知識，乃至文化不斷積累提升的過程，希望在一二十年內通過大量基礎設施投資、購置若干重大科學裝備建成世界一流科學城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欲速則不達，過大、過快、過高的目標將導致盲目投資，易形成“科學城泡沫”，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

事實上，五十多年前日本政府籌建的筑波科學城也因為種種原因最終失敗，其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借鑒。

日本筑波科學城建設的經驗教訓

1963年9月，為了緩解東京過度擁擠的狀況，日本內閣批準在東京東北約60公里處的茨城縣建設一個國家科學中心，以集中安置大批國立研究機構，并計劃自1965年起10年內建成一個有世界影響的科學城，這就是筑波科學城的由來。

近乎六十年過去了，日本政府為筑波科學城投入幾萬億日元的巨資，將筑波由過去的郊區變為一個“花園城市”，還建成了筑波大學，截至2020年，筑波聚集了29個國立研究機構，常駐人口達24.04萬人。另外，憑借高能加速器研究所（KEK）的大型科研裝備優勢，筑波在世界高能物理領域產生了較大影響。

但這些成效遠沒有達到最初的政策預期，日本政府一開始計劃將筑波發展成為有35萬人的科學重鎮，但是，目前無論是人口規模還是科研水平，筑波都遠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從人口方面看，筑波現有人口數離目標值還缺三分之一，沒有達到疏解東京人口的目的；就科研水平來說，除了KEK憑借稀缺裝置獲得大量研究成果之外，筑波如今的科研水平和東京無法相提并論。通過整理資料我們發現，日本迄今已經獲得28項諾貝爾獎，但沒有任何一項成果與筑波科學城有直接關系。

那么，投資巨大的筑波科學城為何失敗？我們認為，主要有如下三點原因：

第一，計劃執行缺乏連續性，導致建設周期過長，錯過黃金發展期。

1963年，筑波項目被日本內閣批準時，原計劃十年內建成，但嚴重拖期，甚至可以稱為“爛尾工程”。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內閣頻繁更迭，加之貿易、科技、教育等部門存在利益上的糾葛，這使得科技政策不連續，筑波項目執行力大打折扣。

其次，日本的土地私有制導致筑波科學城規劃難以實現。在建設過程中，行政當局與當地居民因為征地產生了巨大矛盾，這使得城市規劃嚴重變形，城市核心區域變得狹長。不合理的布局又導致城市功能受限，給市民生活帶來很多不便。尤其是，連接東京市區和筑波的軌道交通“筑波快軌”遲至五十年后才開通，這嚴重影響了筑波與主城區之間的通勤。

由于建設周期一拖再拖，筑波科學城建設錯過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黃金時期，隨著九十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筑波的建設更是難以為繼。

第二，城市缺乏“煙火氣”引發“筑波病”，對人才逐漸失去吸引力。

除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外，筑波的商業、文化、教育、醫療等生活配套設施也不盡如人意，與東京主城區差距過大，很多人不愿意生活在筑波，于是不斷出現人才回流和科研機構關閉的現象。

基礎設施和商業文化配套的不健全導致筑波缺乏“煙火氣”，影響了科研人員的正常工作生活，創新效率大大降低，甚至引發了大規模的“筑波病”。有研究顯示，“筑波病”又稱知識焦慮綜合癥，此病的主要原因是難以承受超負荷的信息，導致大腦處理信息失衡，起源于在日本筑波科學城工作的科技人員。許多科技從業者面對信息過剩容易產生倦怠和焦慮，而這些情緒又長期得不到紓解和放松，久而久之就會出現寂寞、心理壓抑、沮喪、疲倦、緊張、精神壓力大等一系列癥狀。上世紀八十年代，筑波自殺率一度接近日本平均水平的三倍。

第三，只重視基礎研究不重視產業創新，地方財政壓力增大，建設缺乏可持續性。

筑波一開始將自身定位為國立科研機構聚集地，重點在于打造科學城，忽視了產學研協作和科技成果轉化問題，企業較少參與，這導致筑波入駐科學城的創新主體比較單一。

基礎研究需要長期持續的探索和穩定的支持、需要穩定的杰出人才和團隊乃至幾代人的傳承與努力，需要多學科的交叉與融合，這決定了短期之內難以產生經濟效益。同時，城市建設及維護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如果不能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和產業化、缺乏企業的參與和入駐，單靠中央政府的財政補貼，城市建設和基礎研究都難以為繼。

相比較而言，由于吸引了眾多企業參與，東京與港口城市橫濱之間形成了良好的創新生態系統，除了基礎研究成果豐碩外，新興產業也蓬勃發展，使之成為全世界最有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集群，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中，東京—橫濱創新集群連續多年在全球區域創新集群中位列第一。

關于科學城建設的政策建議

與日本相比，我國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政府對城市規劃和土地開發具有較強的決策執行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規避日本筑波科學城的失誤。但如果不從優化創新生態角度去考慮問題，我們在科學城建設過程中，仍有重蹈筑波覆轍的風險。

明確定位，區分四種不同類型的科學城，因城施策

縱觀世界各國的科技園區，大體可以分為四類：新建綜合性科學城、專注基礎研究的“筑波模式”；新老城融合、進行綜合科技創新的“中關村模式”；遠距離設置大型專用科研設施的“貴州天眼模式”；專注于某類高技術產業開發的“高技術產業園區模式”等（如圖1所示）。

四種模式各有區別，在制定科學城建設規劃時，需要明確定位，充分發揮自身特長和優勢，緊緊圍繞產業目標開展研究，避免定位同質和重復。但無論是哪種模式，注重創新生態體系優化，并與已有都市資源融合是世界各國科技園區的共同發展趨勢。“筑波模式”難以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在一個遠距離“飛地”大搞基礎研究，缺乏既有都市資源的有效支撐而導致成本過高、事倍功半，最后變成“半拉子”工程。另外，綜合地理區位、環境資源、交通體系、產業規劃等因素考慮，筑波科學城比較適合設置專用大型科研裝備的建設方向。由此，不僅是日本筑波科學城，韓國大德科技園區、前蘇聯西伯利亞城等典型“科學城”都不能算成功。

科學城首先應該解決“人”的問題，做好生活配套，消除科技工作者的后顧之憂

很多地方在創建科學城的過程中往往是“見物不見人”，筑波的教訓提醒我們，只有“人”才是創新的主體，必須高度重視人居環境建設，做好生活配套工作與服務，打造宜研、宜業又宜居的科學之城。

遠距離集中安置大量科研院所，營造孤島式的生活環境，促使科學家安分守己搞科研的想法和做法是把人工具化的體現。并不是所有的科學家都能適應世外桃源式的“清靜生活”，每個生命個體都有社交的需求，需要與他人建立聯系和參與社交活動，科研從業者也不例外，他們不僅需要學術交流，而且需要豐富多彩的生活。因此，科學城建設必須充分考慮職住平衡、生活便利等問題，健全生活配套，滿足科研工作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包括子女教育、老人贍養、看病就醫、文體娛樂等等），避免“候鳥式”大規模周期性遷徙生活方式。

如果宜居水平與主城區差距過大，科學城就難以吸引科技人才加入。不消除科研從業者的后顧之憂，他們的創新效率就會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滋生類似“筑波病”等社會問題。

科學城建設要加強統籌協調，避免科研裝備重復建設和浪費，提升科研儀器裝備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當前，各地科學城無一例外在籌建大科學裝置，耗資巨大。在這方面，國家尤其要加強統籌協調，避免重復建設和浪費，具體可以從兩方面發力：

一是細化落實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采購國產自主創新儀器和裝備的機制。重大基礎科研裝備研發過程本身是提升國內尖端科研儀器設備產業能力的絕佳機會，各地爭先恐后建設國家級大型科技基礎設施絕不能演變成競相引進所謂的國際“最先進”成套科研裝備的競賽，成為國外相關產業的“盛宴”，反之，應進一步落細落實國產采購政策，優先采購符合標準的國產自主品牌設備和儀器，做到科研、工程和產業密切結合，進而通過強大的市場需求，倒逼國產科研儀器裝備產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二是優化制度供給，提升大型專用科研設備的利用率。昂貴科研設備重復購買、利用率低是我國科技界的痼疾，在這方面，日本筑波高能加速器研究機構（KEK）的經驗值得借鑒。為了促進大型科研設備共享，KEK專門設立了“大學共同利用機構”，該機構專門用于建設、維護和管理國家大型科研裝備，供業內所有科研人員使用，從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科技創新資源閑置浪費或成為某一特定部門的專屬。

科學城建設要與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工作相結合，加強人才引進、培養和創新生態體系優化

高水平人才和高質量創新生態是科學城建設的關鍵。參考發達國家經驗，科學城建設應與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工作緊密結合。歷史上，一所著名的大學，可以造就一座城市，帶動若干產業甚至產業集群的發展。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將為一流科學城建設提供多方面支撐，包括孕育創新思想、提供學科支撐、引育創新人才、支撐創新產業、打造戰略科技力量等等。將重要科研設施建設與人才培養、大學實驗室建設相結合，推動世界一流大學與一流科學城建設共生、共興、共強、共發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要重視科技成果轉化，只關注基礎研究往往會導致創新生態單一、城市功能不健全，缺乏活力。美國硅谷的興盛在于打造了一個多物種“熱帶雨林”生態系統，使創新創業者的創造力、商業智慧、科學發現、投資資金以及其他支持因素巧妙地嵌合在一起，從而源源不斷地萌發出新想法，最終培養出一個能夠不斷產出創新成果的生態圈。科學城不僅應該專注于基礎研究，還要打造一種“宜創”的生態體系，想方設法促進科技鏈、人才鏈、產業鏈、資金鏈、政策鏈深度融合，只有這樣，發明和發現才能不斷涌現，高精尖產業才能興旺發達起來。

總之，在創建科學城的過程中一定要注重實效，力戒假大空的“面子工程”“名片工程”，只有這樣才能少走彎路，助推我國向世界科技強國目標穩步邁進。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長聘教授、戰略新興產業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形勢下我國科技創新治理體系現代化研究”（項目編號：20&ZD075）階段性研究成果；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葛諾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1]葛諾、白旭、陳政霖等：《創建科學城過程中如何防止“筑波病”？——日本筑波科學城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及啟示》，《中國軟科學》，2022年第9期。

[2]大橋力.「筑波病」と情報環境[J].応用物理,第59巻,第4號(1990).

責編：羅 婷／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