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能源產業是大國博弈的重要領域，各國圍繞新能源產業鏈相關關鍵礦產資源獲取、核心技術創新、產業鏈本土化展開了激烈競爭。中國新能源產業競爭力整體處于國際領先水平，但在關鍵礦產資源供應和核心技術上還存在短板。建議完善能源轉型相關戰略礦產清單，提升礦產勘探、儲備、預警和保障能力，加強新能源產業前瞻技術戰略性研究，增強創新政策的精準度和執行效果，倡導產業鏈供應鏈包容性競爭，加強產業安全風險監測預警和處置，增強產業鏈韌性。
關鍵詞:新能源產業鏈 關鍵礦產資源 產業安全 大國競爭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不僅關系著全球能源轉型目標能否順利實現，而且決定著未來大國實力消長和興衰更替。為搶占未來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制高點，目前大國圍繞著新能源產業鏈的競爭博弈日益激烈，美國構筑能源轉型關鍵礦產聯盟，并大舉推動新能源產業鏈的本土化和“去中國化”。為鞏固新能源產業鏈的競爭優勢，保障能源供應安全，中國需冷靜評估在新能源產業鏈上的優劣勢，并在關鍵礦產資源供應、技術創新激勵和“脫鉤斷鏈”應對等重點領域方面采取針對性措施。
全球新能源產業鏈競爭態勢
與傳統化石能源產業的碳排放強度大、資源屬性強和金屬礦產強度低不同，新能源產業具有碳排放低、技術屬性強、金屬礦產強度高的特點。目前，全球新能源產業鏈博弈競爭主要集中于科技創新競爭、關鍵礦產資源獲取、產業鏈本土化等三個領域。
新能源革命關系著大國的實力消長和興衰更替
能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天然火這一種能源的使用把人類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此后，人類經歷了柴薪時代、煤炭時代、油氣時代和電力時代，每一次能源革命都帶來了人類經濟和社會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革。當今世界又處在新一輪能源革命進程中，這一輪能源革命的根本特征是能源的綠色低碳轉型，以風電、太陽能發電、電動汽車、儲能為代表的新能源產業迅速發展，改變著國際產業、經濟乃至政治格局。
從歷史經驗來看，能源革命會引發國家間比較優勢的變化，在能源革命中處于引領地位的國家會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并導致國際政治經濟權力的再分配。英國抓住了煤炭革命的機遇，以煤炭驅動的蒸汽機代替繁重的體力勞動，率先進入工業時代；美國和西歐國家引領了油氣革命和電力革命，奠定了一百多年來的歐美國家的領先優勢。新一輪能源革命背景下，新能源產業作為世界各國高度關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大國競爭的重點領域，企業間和國家間的競爭十分激烈。當前世界范圍內新能源產業鏈供應鏈的競爭主要體現在核心技術、相關礦產資源、區域布局等方面。
新能源產業競爭本質上是高科技競爭
新能源產業的技術屬性強，資源屬性弱。與傳統能源相比，新能源的能量密度低、波動性強，要提高新能源的產量和效率，必須通過科技創新，推動能源產業從能源資源、資本主導型向技術主導型轉變。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的創新和應用也賦予新能源產業更多的科技屬性，技術創新更加活躍。在傳統化石能源時代，占有油氣資源是關鍵，而在新能源時代，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人人可得，關鍵在于擁有開發利用新能源的技術，可以認為，在新能源時代，技術就是能源。
近年來，世界各國紛紛將科技創新視為新能源發展的重要突破口，積極制定政策措施搶占能源轉型科技制高點。2020年10月，美國發布《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國家戰略》，將新能源技術確定為20個重點技術領域之一，同時，針對新能源產業的重點技術領域，美國密集發布創新指引和路線圖，出臺科技創新支持措施。2020年7月，歐盟發布《能源系統一體化戰略》，加強太陽能、風能、生物燃料、氫能等清潔能源技術研發，爭取相關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2016年日本公布《能源環境技術創新戰略2050》，提出低碳技術創新政策目標和舉措，開發顛覆性技術擴大可再生能源供應，謀劃了新一代太陽能發電、海上風電、電動汽車、氫能等領域的技術路線圖。
能源轉型礦產逐步替代油氣資源成為能源產業關鍵資源
與化石能源不同，新能源是金屬和非金屬礦產密集型產業，新能源產業的大發展將催生鋰、鎳、鈷等新一批關鍵礦產資源。在新能源時代，石油、天然氣等能源資源的重要性相對降低，能源轉型相關礦產資源的重要性則在提升。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測算，對于相同規模的裝機，海上風電所需的礦產資源是燃氣發電的13倍；一輛電動汽車需要的銅、鋰、鎳、鈷、錳、石墨和稀土等7類礦產資源量是一輛傳統燃油汽車的6倍。新能源產業將成為未來礦產資源消費增量的主要來源，從2020年到2040年，新能源產業對礦產資源的需求至少翻一番，2040年銅和稀土需求的40%以上、鎳和鈷需求的60%以上、鋰需求的90%以上將來自新能源產業。到2040年，電動汽車行業對鋰的需求比2020年增長42倍、對石墨的需求增長25倍、對鈷的需求增長21倍、對鎳的需求增長19倍。
鑒于能源轉型礦產的戰略地位凸顯，大國圍繞著關鍵礦產資源展開了激烈博弈。2022年6月，美國能源部確定了能源轉型所需的26種關鍵礦產資源清單。通過國內勘探開發、資源回收利用、科技創新、稅收優惠和補貼等手段，美國構建了能源轉型相關重要礦產資源的安全框架體系，并與盟友、礦產資源豐富國家組建關鍵礦產聯盟。歐盟、澳大利亞、英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也發布了關鍵礦產目錄并制定了相應的安全戰略，加快在戰略性礦產資源領域的全球布局。
2022年6月，美國與澳大利亞等10個國家建立“礦產安全伙伴關系”（the 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MSP），構建關鍵礦產供應鏈，積極爭奪全球范圍內關鍵礦產資源，特別是與風電、光伏、電動汽車和儲能等新能源產業相關的稀土、鋰、鈷等礦產資源。此外，通過美加關鍵礦產行動計劃、美澳日印安全對話等機制，美國不斷加強與相關國家的礦產資源合作，提出能源資源治理倡議，力圖主導制定全球采礦行業環境、社會和治理標準，增強對礦業產業鏈的影響力。
美西方推行新能源產業鏈本土化和“去中國化”阻礙著全球能源轉型
在大國博弈加劇的背景下，美西方國家違背經濟規律推動新能源產業鏈向本土或者盟國轉移。隨著中國在新能源等新興領域競爭力的增強，曾經長期作為全球產業鏈“鏈長”的美西方國家感受到了壓力和威脅，對中國產業發展進行遏制。美國政府明確將中國視為首要挑戰者，歐盟則視中國為談判伙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性競爭對手。為了達到打壓中國產業鏈的目標，美國推動“脫鉤斷鏈”“產業鏈去中國化”，新能源作為中國迅速崛起的領域，受到的遏制打壓尤為明顯。
近年來美國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新能源產業向本土轉移，降低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依賴。2022年6月拜登發布總統令，授權美國能源部利用《國防生產法》加快太陽能發電等五項關鍵能源技術的本土化研發和本土化生產，增加對光伏產業的撥款，支持美國國內新能源產業發展，降低對外國（主要針對中國）主導的太陽能產業供應鏈的依賴。2022年8月美國通過《降低通貨膨脹法案》，規定10年內為電動汽車等新能源和能源安全項目撥款3690億美元，制定了投資稅收抵免和生產稅收抵免優惠政策，但電動汽車只有在北美生產才能獲得優惠措施，而且電池組件中在北美生產的成分占比越高，優惠措施越多。對于確實無法轉移到美國國內的產業鏈，美國近年來提出了“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新戰略，與周邊國家和盟國共同推動“產業鏈去中國化”。
歐盟推動新能源產業鏈本土化的趨勢也十分明顯。馮德萊恩就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后提出加強歐盟“經濟主權”，隨后幾年陸續發布《關鍵原材料彈性》《歐盟再電氣化計劃》《歐洲芯片法案》等政策文件，其核心是增強歐洲自主研發、生產和供應能力，完善歐洲內部供應鏈體系建設。
顯然，美國推動的“脫鉤斷鏈”的去全球化逆流與世界潮流相背道而馳。與傳統化石能源集中蘊藏在部分地區的特點相比，太陽能、風能本身呈現分散化、多中心化的特點，再加上美西方國家近期大力推行的產業鏈本土化策略，未來一段時間新能源產業鏈供應鏈本地化、近岸化、區域化的趨勢將會加強。這種趨勢違背和扭曲了經濟規律，嚴重破壞市場規則和國際經貿秩序，威脅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也阻礙了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
中國在全球新能源產業鏈的地位及面對的挑戰
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在關鍵礦產的精煉加工和新能源設備制造環節居于世界領先地位，但在新能源產業鏈的上游關鍵礦產資源環節總體上處于劣勢，鋰、鎳等多種關鍵礦產供應高度依賴國外進口。且在新能源技術的關鍵零配件和專用軟件領域仍受制于人。
中國在新能源產業鏈處于領先地位
在煤炭革命、油氣革命和電力革命中，中國起步較晚，曾經大幅落后于世界，但在新一輪能源革命中努力趕了上來，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并在很多領域成為重要引領者。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使命與擔當，也為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創造了廣闊空間。目前，中國是可再生能源最大的投資國，也是新能源裝機規模最大的國家，在關鍵金屬精煉和加工領域也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2019年，中國在多種能源轉型金屬的精煉和加工產能占全球產能的份額超過50%，如稀土、鋰、鈷的加工產量份額分別達87%、78%、65%，而銅和鎳的精煉產能份額雖較低，但也達到40%、36%。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擺在黨和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能源技術革命取得了顯著成果，創新能力大幅度提升。中國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新能源技術創新體系，能源科技領域整體從“跟跑”向“領跑”加速轉變，風電、光伏、核電、輸變電等領域的技術整體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取得了多個“世界第一”和“國際首個”。另據彭博統計數據，2022年全球十大風機生產商中，有6家為中國企業；全球十大光伏組件生產商中，有8家為中國企業。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數據，2022年中國電動汽車產量706萬輛，占全球電動汽車產量的一半以上。
關鍵礦產資源不足制約著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
中國礦產資源供需形勢比較嚴峻，整體呈現出“小”（人均礦產占有量?。?、“大”（需求和消費量大）、“高”（對外依存度和安全風險較高）和“降”（國內資源供應能力和資源保障能力下降）的特點。短期來看，中國未來礦產資源儲量總體增量不足、供需矛盾突出、長期大量依賴進口的局面難以得到根本改善，鋰、鈷等與新能源產業相關的礦石資源需求峰值將在2035年后才陸續到來，未來供給缺口還會持續擴大。
根據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年鑒和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的統計數據，中國鉻礦、銅礦、鎳礦、鈷礦、鋰礦5種與能源轉型緊密相關的戰略性礦產的對外依存度分別高達99%、76%、90%、90%、80%。中國礦石進口主要依賴南海航線、太平洋航線等海上運輸通道，地緣形勢動蕩、海運費用上漲、部分碼頭航路停擺都會影響到國內供應鏈。中國海外礦產資源項目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在美西方國家的政治操弄和輿論引導下，部分非政府組織發布捕風捉影、嚴重失實的關于中國礦業企業海外投資的報告，刻意抹黑中國企業形象，煽動當地民眾的敵對情緒，助長資源民族主義抬頭，針對中資礦業企業負面輿論衍生風險增加。確保關鍵礦產資源的穩定供應，是保障中國新能源產業競爭力和長遠發展的重要前提。
中國新能源產業存在技術短板
面對新能源領域激烈的國際科技競爭，中國新能源產業仍有部分關鍵零部件、專用軟件和核心材料主要依賴進口，新能源領域原創性、引領性、顛覆性技術仍然偏少。例如，在太陽能發電領域，光伏膠膜的核心原材料之一聚烯烴彈性體高度依賴進口，高性能硅碳負極、高端隔膜材料離國際先進水平還有差距。在新能源汽車領域，芯片短缺仍然是制約發展最大的瓶頸之一。在氫燃料電池方面，還存在著質子交換膜、膜電極、碳紙以及儲氫材料等關鍵材料的“卡脖子”問題。近年來受地緣政治的影響，部分發達國家對中國需要的核心技術進行封鎖，依賴引進技術提升產業水平的模式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挑戰。
提升中國新能源產業鏈競爭優勢的建議
當前，在中美大國博弈加劇的背景下，大國圍繞著新能源產業鏈相關關鍵礦產資源獲取、核心技術創新、產業鏈本土化展開的激烈競爭，顯然會對中國新能源產業鏈安全構成消極影響。為鞏固新能源產業鏈的競爭優勢，保障能源安全和產業鏈安全，中國須在保障關鍵礦產供應、鼓勵技術創新和應對脫鉤斷鏈三個領域重點發力。
在彌補能源轉型相關關鍵礦產資源短板方面，一是完善能源轉型關鍵礦產清單，加強戰略儲備。借鑒歐美國家關鍵礦產清單制度，建立健全中國支撐新能源發展的關鍵礦產清單，根據供求變化、生產集中度等指標動態調整；以關鍵礦產清單為風向標，建立關鍵礦產資源儲備體系，發揮政府、企業和社會積極性，構建全方位儲備保障制度。二是加強關鍵礦產資源國內勘探開發，增強自主保障能力。聚焦鋰、鈷、鎳等新能源發展所需要的關鍵礦產資源，加強地質調查和勘探，實施新一輪找礦行動，增加國內資源儲量。三是與主要礦產資源國加強合作，提升海外資源保障能力。聯合編制礦產資源合作開發規劃，以互惠互利為基礎共同建設礦產資源合作開發基地。四是完善監測預警機制，增強抗風險能力。開展礦產品供應鏈風險評價，提升資源安全預警能力和應對礦產資源價格波動的能力。
在補足新能源產業部分科技短板方面，一是依托能源領域優勢企業和研究機構布局設立一批國家能源研發創新平臺。整合產學研用科技力量，聯合攻克新能源關鍵核心技術和“卡脖子”技術，鍛造新能源關鍵技術長板，提升新能源科技攻關體系化能力，有效防范產業鏈關鍵技術風險。二是加強新能源產業前瞻技術的戰略性研究。推動新能源領域顛覆性技術創新和早期市場培育，促進產業鏈創新鏈深度融合，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的新能源技術生態。三是提升創新政策的精準度和執行效果。精準高效支持新能源領域原創技術和核心裝備研制示范項目，加強技術短板重點突破，加大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等新型投融資工具對新能源技術的支持力度，探索多元化的金融創新產品。
在應對美西方國家新能源產業“脫鉤斷鏈”方面，一是高舉全球化旗幟。中國應大力鼓勵和支持經濟全球化，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進雙邊、區域和多邊合作，促進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共同營造有利于發展的國際環境，共同培育全球發展新動能，反對保護主義，反對“筑墻設壘”“脫鉤斷鏈”，反對單邊制裁、極限施壓。一方面，我們需要繼續堅決維護開放包容的世界經濟，另一方面，針對美西方國家“脫鉤斷鏈”的企圖，中國也需要針鋒相對，努力在國內以及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共同構建穩定的新能源產業鏈供應鏈，抵消不利影響。二是倡導包容性競爭。推動中國新能源產業加快實現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轉變，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合作，高度融入國際能源一體化產業鏈供應鏈。三是增強產業鏈韌性。編制新能源產業發展安全指數，將新能源對外依存度、核心技術自給能力、市場定價權、企業競爭力等作為主要指標，強化對新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風險監測預警和處置。四是加強多邊平臺合作。采取靈活、多軌、多元的外交策略，求同存異，積極參與G20、WTO、APEC等國際多邊合作平臺關于能源治理和新能源發展的倡議和談判，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合理、包容共享、綠色安全的國際氣候和能源治理新秩序，培育新的合作點。
【本文作者為 高國偉，國網能源研究院企業戰略研究所主任經濟師；王永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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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