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取得顯著進展，人民幣的跨境支付、投融資、儲備和計價等國際貨幣功能全面增強，使得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保持了穩定地位。這主要得益于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國持續推動金融開放。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人民幣國際化面臨全新的發展機遇。從經貿層面看，中國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重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直接用本幣結算有利于降低成本，更加便捷。從對中國經濟信心層面看，人民幣國際影響力的持續提升為中國經濟在國際社會贏得更多“信任票”。未來，要進一步加強人民幣的吸引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行穩致遠。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  資本項目開放  儲備貨幣  貿易計價  載體貨幣  錨定貨幣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有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堅定擴大對外開放，深化互利共贏的國際經貿合作。”人民幣國際化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產物，是我國應對百年變局、把握發展主動權、彰顯大國擔當的戰略選擇。隨著地緣政治變數加大，世界各國經貿和金融關系變得錯綜復雜，國際貨幣體系也出現了重大的調整。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人民幣仍然是被低估的貨幣，人民幣國際化程度與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之間，仍存在較大的不對稱性。在這樣的變革時期，人民幣將扮演怎樣的角色？人民幣國際化成就為未來發展奠定了怎樣的基礎？人民幣下一步發展需要關注哪些重要的領域？這些問題正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焦點。無疑，人民幣國際化的順利推進將有助于一個新的、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形成。

人民幣國際化的成就

經過多年的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人民幣在價值儲藏、計價單位和交易媒介這三大主要貨幣功能的國際使用中均占有一席之地。

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的組成貨幣。2022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特別提款權籃子貨幣進行了五年一次的審查，這是2016年人民幣成為特別提款權籃子貨幣以來的首次調整。調整后的結果是維持現有籃子貨幣構成不變，即仍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構成；提高美元和人民幣的權重，人民幣權重由10.92%上調至12.28%，美元權重由41.73%上調至43.38%。同時，歐元、日元和英鎊權重分別由30.93%、8.33%和8.09%下調至29.31%、7.59%和7.44%。人民幣權重仍保持了第三的位置。由于特別提款權貨幣權重計算公式中會考慮貨幣發行國的貿易實力和經濟開放度，因此，對人民幣而言，這次權重的上調是中國始終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成果，也是國際社會對人民幣進一步融入國際貨幣體系和承擔更大責任的期盼。

在儲備貨幣職能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把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儲備。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2016年第四季度，各國持有人民幣的比重僅為1.08%；而到2022年第四季度，這一比重提高到2.69%，人民幣作為各國外匯儲備持有額的占比從排名第七位提升至第五位。同期，美元比重從65.36%降到58.36%，但美元仍是各國持有的最主要的外匯儲備（圖1）。此外，各國央行之間簽署的貨幣互換也具有準儲備貨幣功能。根據《2022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截至2021年年底，中國人民銀行已與全球40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人民幣互換安排。

作為全球支付貨幣，人民幣在全球市場的位次也有顯著提升。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對全球支付貨幣的統計，2010年10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貨幣中排名為35位；2011年6月，人民幣位次快速提升至21位；隨后人民幣的位次不斷上升，到目前穩定在排名第4至第7的位次。從支付額度占比看，2023年4月，人民幣的比重為1.93%。

在全球外匯市場中，人民幣交易額占總交易額的比重有較大的提升。人民幣交易額由2004年的0.1%提升至2019年的4.3%，人民幣在外匯市場交易排名也從第35位上升至第8位。

在清算體系建設方面，2015年10月，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正式上線運行。2018年5月，CIPS二期系統也上線運行。自運行以來，CIPS的交易參加者數目不斷增加，地域覆蓋面也不斷擴大。截至2023年8月末，CIPS系統共有參與者1467家，其中直接參與者97家，間接參與者1370家。間接參與者中，亞洲1016家（境內564家），歐洲235家，非洲49家，北美洲30家，大洋洲23家，南美洲17家。CIPS的建設和完善提升了人民幣跨境交易的便捷程度，其與早期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建立的諸多清算行一道，成為人民幣跨境支付的重要金融基礎設施。

人民幣國際化成就的取得與中國在全球經濟中不斷提升的地位和重要性密切相關，也與中國持續推動金融開放并持續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相輔相成

從發展進程看，資本項目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之間建立了良性互動關系。20世紀90年代至2008年是中國資本項目開放的起步階段。1996年12月，中國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第八條款，承諾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隨后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此次危機期間，港幣聯系匯率制度遭受投機沖擊。在此形勢下，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表示，不惜一切代價保持港幣穩定，并承諾人民幣不貶值。這一舉措不僅避免危機進一步惡化，也顯示出人民幣具有區域穩定器的功能。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是中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里程碑，也成為中國高速增長的助推劑。2004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銀行體系正式獲準辦理人民幣業務。2005年我國實行的匯率制度改革消除幣值低估、增強匯率彈性，為資本項目進一步開放奠定了基礎。在這一時期，由于邊境貿易密切、人員往來頻繁，人民幣開始在周邊國家和地區流通。雖然人民幣還不能在大多數鄰國的銀行體系中進行存款和貸款，但當地的貨幣兌換所和一些錢莊已經開始經營人民幣兌換業務。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國政府下決心將境外流通的人民幣正式納入銀行系統，以便更準確地掌握人民幣境外流動規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為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帶來了機遇。2009年，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發文提出“超主權儲備貨幣”的概念，在學理上討論單一主權國家貨幣所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自身存在的悖論。這一時期的重要政策調整是2015年8月11實行的匯率制度改革，這次匯改是對人民幣自由浮動的一次壓力測試。盡管在匯率出現超調后，資本流動管理在短時期收緊，但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程度更進了一步，這為資本項目開放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可以說，匯率靈活性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重要的條件。2009年至2015年間，人民幣國際化主要是政策推動，放松管制，匯率政策和國內改革政策相配合，這對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大大降低了制度性障礙。經常項目下跨境貿易結算快速增長。當然，這一時期人民幣受歡迎，還得益于人民幣升值，人民幣資產倍受青睞。

2016年10月，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并成為其中唯一的新興經濟體貨幣，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里程碑事件。這一時期，匯率雙向浮動加大，資本市場雙向開放。2016年后，宏觀審慎監管從試點向全國鋪開，對外資機構負面清單管理趨向常態化。從2020年開始，中國更是進入高水平開放階段。從人民幣跨境收付額變化看，經常項目收付額經過2012年至2016年期間的快速上升，2016年進入平臺期，2018年又開始穩步回升。資本和金融項目下人民幣結算從2017年開始快速增加，人民幣資產屬性大幅度提升（圖2）。過去十多年的發展表明，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市場驅動、國際合作和政策支持。更為根本的是，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國自身持續不懈的改革開放，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根本保障。

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重點領域

人民幣國際化未來發展，需要繼續以開放消除人民幣可兌換性的制度性障礙，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在跨境貿易投資中的便利性，提升人民幣在能源交易中的地位，促進離岸與在岸市場互動發展，培育人民幣使用的第三方市場以及增強人民幣錨定貨幣效應。

第一，以高水平開放消除人民幣國際化制度性障礙。相比成熟市場，中國金融開放程度仍然較低。中國持續的金融開放，將不斷提升人民幣在跨境交易中的可獲得性，鼓勵更多的市場主體參與人民幣金融資產的交易。尤其是在高水平開放方面，將更加注重規則、標準和制度建設與國際接軌，這將極大提升人民幣的國際接受度。比如，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將人民幣金融產品的監管規則與國際金融機構通行的做法相對接，將人民幣流動性管理在機制和方式等方面與國際通行的操作經驗對標，同時兼顧維護金融穩定。這些方面的制度性高水平開放無疑會消除監管政策中存在的不確定性，穩定市場對人民幣的預期，提升人民幣市場的可信任度，從而提高人民幣的國際信譽。在未來發展過程中，中國高水平開放將始終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重要制度性保障。

第二，關注人民幣的計價功能。中國在貿易領域的影響力構成了人民幣國際使用的真實需求。人民幣跨境支付能力的提升主要依托于中國在全球貿易和產業鏈中居于主導的地位。比如東盟連續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這是東盟國家對人民幣的信心增強、人民幣使用程度不斷提升的重要見證。

貿易計價職能與產業鏈關系密不可分。盡管美元仍是最主要的貿易計價貨幣，尤其是美元的定價能力在事實上獨立于美國的貿易影響力。但是，一些實證研究也表明，在價值鏈中，材料加工品的出口商很愿意使用材料加工品進口國的貨幣進行貿易計價；在價值鏈終端市場的貨幣也容易被用作貿易計價貨幣。這些現象表明本幣使用在復雜的全球價值鏈中有很多的空間可以挖掘。中國進口端用人民幣支付更加容易，這是因為中國進口企業具有獲得人民幣的天然優勢，而較大的進口商通常具有議價能力，在進口貿易中用人民幣購買外國產品，只要外國出口商愿意接受人民幣，人民幣跨境交易就很容易達成。但是，出口端用人民幣支付則需要外國進口商手中有人民幣才可以完成交易。若人民幣海外資金規模有限，則會限制人民幣在中國出口貿易中的使用程度。

在一些情況下，中國人民銀行可以通過貨幣互換安排緩解短期外匯儲備壓力，但通常適用于單筆交易，沒有常設的渠道。政府安排只能起到激活的作用，貿易支付能否做到雙向便利以及可持續性，需要有足夠的市場需求以及市場自身形成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機制來達成。

在可預期的未來，伴隨數字人民幣跨境使用的不斷試點和推廣，中國人民銀行展開的以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為主要渠道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跨境支付系統建設，將為數字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交易活動中發揮支付職能提供廣闊的空間。

第三，提高人民幣在能源交易中的地位。當前，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已超過70%，從能源戰略角度來看，使用人民幣計價有助于穩定對外貿易。但在全球能源市場上，美元仍是主導性的交易貨幣。然而能源領域貨幣計價分布需要動態觀察，一些新的變化或許會為人民幣帶來新的機遇。

首先，美國在全球傳統能源市場中的位置發生了變化。一方面，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一直是石油凈進口國。但在2022年，美國首次成為石油凈出口國。造成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原油進口幅度下降，原油出口增加，美國對原油進口依賴度不斷降低，整體改變了美國石油貿易收支格局。另一方面，美國原油進口來源地也發生了變化。美國能源署的數據顯示，美國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和海灣國家的石油依賴程度在2005年達到了峰值，但對自加拿大進口的原油數量持續增加。這是否影響美國對中東地區整體經濟和貨幣的關系，需要進行動態跟蹤。與此同時，中東國家在能源貨幣計價、匯率政策和外匯儲備等方面仍保持對美元的高度依賴。

其次，關注能源轉型對能源支付體系的影響。石油等傳統能源在未來能源市場會淡出。但在新能源領域，目前還看不清貨幣布局將會出現怎樣的確切變化，可以觀察到的是新能源交易定價會出現新的競爭。新能源貨幣的定價能力由多種因素決定，包括貨幣發行國在新能源領域的市場份額、金融市場發育程度以及政治和軍事的影響力等。能源領域的特殊性與地緣政治因素密不可分，自然稟賦稀缺性在能源轉型背景下更為突出，爭奪市場最初要靠經濟和科技實力，貨幣競爭只是第二回合的較量。

最后，能源計價需要金融市場的支持，石油美元的發展歷程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在使用人民幣進行能源計價過程中，中國進口大國地位提供了天然優勢，但必須有輔助手段才能將天然優勢變為現實。對此，發展人民幣金融市場，引入更多人民幣計價的能源金融產品，擴大能源交易渠道，增加市場參與者的數量，提高市場參與的多樣性等，對人民幣在能源領域提高其定價能力至關重要。

第四，離岸與在岸市場互動發展。離岸市場可分為分離型和混合型兩種類型。中國香港一直以來是一個混合型的離岸市場，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在人民幣跨境使用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香港以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吸引了離岸人民幣交易主體的參與以及交易規模的擴大；另一方面，香港市場的離岸性質又確保了大陸對資本項目保持有限度的開放，對跨境資金流動風險進行有效的緩沖。實際上，在人民幣國際化的起步階段，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具有類似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的歐洲美元市場以及20世紀80年代的歐洲馬克市場發展的特點，即經濟快速增長、境內存在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以及本幣在境外流通規模激增這三個特征并存的局面。

未來香港人民幣市場的發展，需要與在岸市場聯動。近年來出臺的一系列在岸市場開放試點，包括開展跨國公司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業務首批試點、推動人民幣跨境證券投資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試點、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以及高水平金融對外開放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等。這些在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將促進離岸人民幣市場與在岸人民幣市場的良性互動，有助于培育人民幣市場的基礎，擴大人民幣交易規模，提高市場參與者的多樣性。

第五，提升人民幣的載體貨幣職能。從國際貨幣職能看，載體貨幣也就是作為第三方貨幣，交易一般發生在非居民之間，比如在泰國和新加坡企業之間進行交易，使用的是美元這一第三方貨幣。通常具有最低交易成本和最大交易規模的貨幣容易成為載體貨幣。目前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穩步增加，但其成為第三方交易貨幣的程度還有待提高。

如何提升人民幣的載體貨幣功能？載體貨幣由于獨立于一國的貿易聯系，單靠貿易規模來實現這一職能有一定的局限性。比較而言，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對載體貨幣職能具有決定性作用。這是因為，金融交易量遠遠大于貿易交易量，而且金融交易不受地理和空間的限制。這其中，國內的金融結構也是影響載體貨幣使用的一個重要因素。通常來說，市場主導或者直接融資主導的金融體系，要比銀行主導或間接融資主導的金融體系更容易擴大與金融交易有關的貨幣職能。美元的例子比較顯而易見，因為美國的金融體系是典型的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歐元區主要是以德國為代表的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歐元在剛剛推出的時候，其國際貨幣地位的提升主要受益于三個因素：歐元固定收益市場的發展，歐元區共同基金和商業票據的極大發展，以及泛歐實時全額自動清算系統（TARGET）建設。因此，要使人民幣成為重要的載體貨幣，其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是中國需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提高股權和債券融資在國內金融系統中的比例，建設一個具有較高流動性和具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國內資本市場。

第六，增強人民幣的錨定貨幣功能。錨定貨幣是貨幣政策框架選擇的一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版的《外匯安排和外匯管制年報》對成員國的貨幣政策框架進行分類統計。其中的一些成員國將匯率作為錨定目標，即匯率錨。在這一安排下，貨幣當局將匯率維持在預定的水平或范圍內，并在必要時通過買入或賣出外匯進行市場干預。匯率錨的采用形式多種多樣，有少數貨幣當局放棄法幣主權，采取美元化的安排；一些貨幣當局將本幣固定于美元；還有更多的是采用波段性掛鉤制度，或采用爬行掛鉤等形式。一個國家是否將匯率作為貨幣政策的錨定或中間目標取決于多種因素，包括經濟規模、經濟開放度以及貿易依存關系等。從結果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中，采用錨定貨幣的國家目前占成員國總數的41.7%。其中，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錨定貨幣，占成員國的20%左右。

從地域看，中東地區一些國家在事實上將本國貨幣釘住美元。由于這樣的匯率制度安排，這些國家需要累積美元作為其外匯儲備。這就為能源交易尋求非美元計價帶來問題：比如沙特阿拉伯等國若希望以人民幣作為石油交易的計價貨幣，需要同時改變現有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積極考慮將人民幣作為錨定貨幣。這方面的操作細節如何開展還需要更多的跟蹤觀察。目前文獻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美元、歐元等如何發揮錨定貨幣的職能方面，而針對人民幣作為錨定貨幣的作用還需要更長的時間序列數據。但人民幣的發展路徑與傳統的主導貨幣發展路徑有相似之處，尤其是在錨定貨幣與儲備貨幣兩個職能之間的聯動關系中，美元和歐元的經驗都表明，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的中央銀行愿意將匯率釘住人民幣，這些央行也需要更多使用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

總之，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發展，仍將取決于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是否保持舉足輕重的地位，取決于中國高水平開放的不斷推進，取決于中國銳意改革發展國內金融市場，取決于中國在重要領域抓住機遇提升人民幣的國際職能。值得關注的是，錯綜復雜的世界經濟和地緣政治局勢正加速改變國際貨幣體系的格局。美元仍然是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貨幣，但美元被頻繁武器化以及隨之產生的“去美元化”進程，將對新的國際貨幣格局形成起到催發的作用。一個更加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在形成。在這一進程中，伴隨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推進，人民幣在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HaihongGao and Yingting Li, “The Renminbi as a Trading Currency: Evidence from Selected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ume 28, Issue 5, 2021, pp: 45-63.

②《熱點問答：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和進展》，新華網，2023年7月1日。

③《央行、外匯局進一步便利跨國公司跨境資金統籌使用》，新華網，2021年3月12日。

④《“特區中的特區”生機勃勃——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高質量發展紀實》，國家發展改革委網站，2023年6月8日。

⑤《“十四五”我國能源保障將更安全有力》，新華網，2022年4月22日。

責編/賈娜    美編/宋揚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