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是20世紀中國新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文化存在。

他不僅是最早的白話文作家，而且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長篇小說五大家之一；同時，他是早期的法國文學翻譯家，譯過九部長篇、一部中篇，以及一批短篇小說、戲劇及民歌。此外，他還是現代作家中罕見的實業家，擔任過民生機器廠廠長，又親手創建了嘉樂紙廠并長期擔任董事長，以經營實業踐行了青年時期立下的宏愿，即：做西南新文化運動的堅實基礎。他還是四川早期的媒體人和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五四”時期，他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用自己主辦的報刊，竭力倡導新思想，宣傳新文化，直接促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四川的廣泛傳播。

《大河無聲：李劼人評傳》 張義奇 著 四川文藝出版社

從1912年到1962年，李劼人的文學活動持續了整整半個世紀，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是20世紀頭20年，是短篇小說探索與成熟時期；第二個是20世紀30年代，是長篇小說《大波》涌動時期；第三個是20世紀50年代重寫《大波》時期。

20世紀頭20年的短篇小說時期以李劼人留法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五四”新文化時代，后一個階段是“五四”退潮之后。前一個時期是李劼人文學創作的探索期，題材明顯受到清末以來黑幕小說和譴責小說的熏陶，內容以暴露黑暗為主；而敘事方式則多學習林（林紓）譯英美小說，尤其英國狄更斯、美國華盛頓·歐文等人的作品。他這時的短篇雖然寫人物，但并不注重展示性格，而是竭力夸張、丑化，語言多以諷刺為主，以人物的滑稽表演達到幽默的效果。在藝術結構上，短篇與中長篇的界線還比較模糊，分不清它們的區別，因此短篇有中長篇壓縮的嫌疑。這是時代的局限。

不過，李劼人終究是現代小說意識覺醒比較早的作家，特別是留法歸來后，短篇小說有了明顯變化，無論內容、形式，還是敘事技巧，都與前一階段有明顯的不同。此時的作品已是標準的現代短篇小說，其標志是截取生活的某個橫斷面，并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內容上盡管也是揭露軍閥統治下的黑暗，卻并無黑幕小說的特征，而更注意寫人物的命運和生存狀態；幽默風格依舊得到保持，但又并非像以前那樣的漫畫化，而是以人物自身可笑的行動舉止來制造幽默效果。這時的短篇小說，顯然是學習法國文學的結果，其中莫泊桑、都德等短篇小說大師的創作對李劼人短篇小說的成熟起到了催化的影響。

20世紀30年代是李劼人“大波涌動”時期，也是他文學生涯的黃金時代。著名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相繼問世。“大河小說”僅僅從規模上看，就顯然受到法國文學的啟示——李劼人有意要效仿左拉《盧貢·馬卡爾家族》的寫法。而在人物塑造上，福樓拜則給了李劼人很好的借鑒，《死水微瀾》中的蔡大嫂，就能看到《包法利夫人》中愛瑪的影子。法國文學中的其他作家，擅長女性心理描寫者如普魯斯特，擅長地方風光描寫者如龔古爾以及莫泊桑、都德等，都給過他巨大的啟迪。

但是，李劼人并沒有生搬硬套這些大師的方法，他不過是用他們的現代小說模式，來構建自己的歷史敘事，可謂是用西方文學的新瓶來裝中國文學的傳統佳釀。宏觀上我們看到的是西方“當代”，微觀上我們讀到的則是中國的“傳統”。《金瓶梅》《紅樓夢》的世情書寫在“大河小說”中得以傳承。中國的鄉土芬芳、地方風俗，在重建的歷史空間背景下，被移情到現代小說的藝術框架中，從而完成了東西方文學藝術的一次完美的融合。

20世紀30年代李劼人的“大河小說”既不同于中國的史傳小說，也有異于西方歷史傳奇，而是嶄新視野下中國歷史小說敘事的一次大突破，進而開辟了中國文學的一條新路徑。

20世紀50年代是李劼人重寫《大波》的時期，也是他文學之路上輝煌的夕陽階段。這時期，李劼人的寫作興趣已從虛構的文學世界轉到了真實的歷史場景中。重寫《大波》，一切以“真”作為標準，文學的想象和精細的生活盡管還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已經退居到了歷史的背后。由于受法國自然主義文學理念的影響，李劼人癡迷于追尋歷史真相，因此重寫本《大波》深具文獻性和資料性。這是以往的史傳小說，尤其是《三國演義》一類的作品都難以做到的。

歷史在重寫《大波》中不是虛構，而僅僅是重構。它不僅為讀者提供了文學文本，也提供了歷史文本。

從“大河小說”問世以來，有關李劼人作品的評論與研究也歷經了幾個階段。

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新文學史上優秀長篇小說不斷出現的時代，李劼人在此獲得了一席之地，其中最常被研究者引用的便是郭沫若的《中國左拉之待望》。從此，“中國左拉”的稱謂被傳開去。

1960年，京都大學教授竹內實發表了《被埋沒的作家》，同時將《死水微瀾》《暴風雨前》翻譯成日文出版。學者海谷寬不僅翻譯了《大波》，在《關于李劼人的文學》一文中，還將《死水微瀾》《暴風雨前》與日本現代小說相比，稱它們“穩重，無懈可擊”，猶如長江一樣波瀾壯闊；又將李劼人與日本自然主義作家德田秋聲、田山花袋相比較，認為李劼人沒有日本自然主義作家那種軟綿綿的悲哀的可憐相。

李劼人的作品也被介紹到法國。法籍華裔學者溫晉儀女士用十年時間將《死水微瀾》譯成法文，并于1981年出版。“被遺忘的李劼人”和“中國的包法利夫人”上了巴黎的報紙，一時成為法國讀者的熱門話題。

在我國港臺地區，李劼人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作家。香港學者司馬長風所著《中國新文學史》中，首次將李劼人列為20世紀30年代中長篇小說的七大家之一。而曹聚仁是李劼人作品最忠實的讀者和推薦者，給予了李劼人“東方福樓拜”的稱謂。20世紀80年代以后，李劼人等一批“被遺忘”的作家被納入中國大陸文學史家視野。曾有評論家說：“倘若讓我設計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框架，那么，我將把李劼人的《死水微瀾》和《大波》作為最重要一章。”

2004年，瑞典漢學家馬悅然說：“對能夠閱讀并欣賞中國文學的人而言，魯迅、李劼人、沈從文和其他許多作家的作品顯然是足以登上世界文壇的。”他把李劼人排在魯迅之后。

2011年，學者李歐梵指出，李劼人“絕對是一流的文學大師，他深受法國文學影響，是一種嚴肅的寫實主義，展示宏大歷史的細部結構。他是非常獨特的歷史小說家，《死水微瀾》《大波》等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馬悅然到李歐梵，皆認為李劼人的文學具有世界意義。

（原標題：東西方文學藝術的一次完美融合）

作者 張義奇（作者為文學評論家，《李劼人全集》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