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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境”與“詞心”:從文學與圖像關系視角探討宋畫與宋詞的差異性和關聯性

“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

“畫難畫之景,以詩湊成;吟難吟之詩,以畫補足”,文學(語言)與繪畫(圖像)是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顯著體現,兩種不同的藝術門類超越藝術界限相融共通的歷程可謂悠遠綿長。在歷史的發展中,它們從相互獨立到相互借鑒、彼此融通,構成了中國古代文藝史上的奇妙景觀。唐代張彥遠認為“書畫同體而未分”,提出了“書畫異名而同體”的觀點;蘇軾在《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由此可見,早在唐代,文學(語言)與繪畫(圖像)就已經有了十分緊密的聯系。文字與圖像的相互融合使得審美的藝術時空得到了完美的呈現,文學和圖像的主題被不斷地演繹和再生,從而展現出“語—圖”間復雜的時空張力。

詞與畫,一個是語言藝術,一個是視覺藝術。詞以語言文字記述論說、表情達意,婉約與豪放兼具;畫用線條圖案模山范水、繪景狀物,含蓄與直觀并存。畫繪心意人情,既繪山川小景,又描人物花鳥,山間野趣的萬物勃發,長街鬧市的悲歡離合,以畫寫意,叩生命價值;詞亦抒發胸臆,既寫風花雪月,亦歌壯志豪情,血染山河的丹心報國,縱情山水的愜意人間,以詞抒情,感人生百態。論及詞與畫,斷不可忽視的是中國文藝發展史中的一個高峰時期——宋代。詞從地位不高、為人所鄙,到風雅異常、廣有受眾,其間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畫的時代變遷、風格更易也不容忽視。

《“畫境”與“詞心”:宋代詞畫藝術之美》 王萬發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宋 馬遠《梅石溪鳧圖》宋代的詞與畫皆異彩紛呈

在重文、科舉制度發展更為完善的時代背景下,眾文人的創作實踐大大推動了詞的發展,比如柳永,比如以蘇軾為主的文人集團。宋代理學的興起,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士大夫思想,玄學之道的興起與佛學的流入,使儒學的地位傾斜,為其后的文學與藝術的發展夯實了文化基礎,士大夫精神的熔鑄,使得宋代的詞與畫擁有更深厚的文化底蘊。

詞中有婉約者、豪放者、花間者,一詞一句訴人情百貌;畫中有山水者、人物者、花鳥者,一筆一墨繪萬物自然。藝術家筆下的千里江山、小景山水、繁榮汴京、田園漁獵、道釋人物、貨郎嬰戲、歷史故事、文人仕女……這些形象千姿百態、形神皆備。詞與畫中描繪的主要題材如山水、人物以及花鳥,在這一時期都取得了長足發展。無論是綿延千里的江山風貌還是寸步可觀的山水小景,都散發著獨特的光芒;無論是細致入微的白描人物還是瀟灑恣意的潑墨減筆,都展現出彼時的人物風貌;無論是躍然成趣的蜂蝶鳥雀還是四季盎然的瓊枝萬蕊,皆透視了萬物的生命情調。

古人游山景之中、憩磚木之間,觀世人來去、賞春秋開落,心中興致,寄于筆墨。廬山百態,遠近不同,蘇軾詩題西林壁;曲徑通幽,萬籟都寂,常建題寺后禪院(《題破山寺后禪院》);秦女窺人,攀花出墻,于鵠作之《題美人》;梅雪相爭,遜白輸香,盧鉞提筆論雪梅。題物之詩由來久,世間百象染文風。平常之物不足語,且將詩筆入畫中。這些文學家不滿足于僅僅題寫現實之物,便將繪畫也納入詩文的題寫范圍之中。池頭墨痕,清氣流芳,王冕之梅不須夸;筆底明珠,閑拋閑擲,徐渭落魄含無奈;碧水丹山,夕陽永在,沈周題畫驚溪鳥;鳥雀何多,啄食千石,倫文敘感時題《歸巢》。題畫詩在各個朝代都不罕見,可見這種形式為古人所推崇。題文既有詩,何能無詞?

畫詞與歸形意兼備

畫者,見其形而難以度其意;詞者,述其景而不可窺其貌。題畫詞與詞意畫是詞與畫中特殊的類型,二者因為文圖相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補足詞與畫在藝術傳達方面的局限。畫作若非人為更改、時光摧殘而可永固,因此它具有瞬間性的特點,展現的往往是典型的一幕。

詞與畫都以中國藝術內在的抒情形式展現著各自的個性特點和藝術本質。古人對于山川萬物的理解與自身生命情懷的表達,今日我們也可從這詞與畫中體會當時創作者的心境。站在詞畫對等的立場,觀畫賞詞亦如同穿越千年的對話。讀蘇軾題《華山圖》之詞,我們可以理解他心中的悵恨;品周慕橋的《吳文英唐多令詞意圖》,我們可以看到芭蕉葉旁倚欄女子的憂傷。古人與萬事萬物的聯系,體現在他們對事物的態度上。高山巍峨,人樂以游之,填詞作畫以記之。山水相伴,二者都是自然界最有分量的事物之一,常引故國之思,也常被古人用以指代祖國。山河無聲,但與人同行。味東坡之感,縱天地樂觀愜意;感易安之情,見人生百態悲歡;悟稼軒之骨,悵家國壯志難酬。

作者:王萬發(作者為貴州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副院長)

[責任編輯: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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