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崩潰論”并不是一個新鮮的玩意兒。早在1994年，西方學者就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體發出了質疑：“（東亞經濟資本產出比）的上升并不是世界經濟的典型特征，因為在其他經濟里，投資與GDP之比是不變或下降的，只有表現非凡的亞洲地區是個例外。”西方學者認為，高投資帶來的高速經濟增長，最終會因為投資效率的下滑而崩潰。在2001年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中，正式拋出了“中國經濟崩潰論”。從那以后，崩潰論的版本就在不斷演化，而每一個版本最后都自己崩潰了。

《成事在人：人口、金融與資本通論》 殷劍峰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在人口紅利時代，高投資的模式沒有崩潰。相反，中國經濟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最后都將中國經濟規模超越美國視為理所當然，差異僅在于超越的時間是早幾年還是晚幾年。經濟總量能否趕超美國似乎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只要人均收入水平能夠不斷提高，老百姓的日子過得越來越好。但是，也就是在中國人口負增長的2022年，國外興起了新一輪的中國經濟崩潰論。

對于新一輪的中國經濟崩潰論，我們當然應該嗤之以鼻，但與此同時，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奇跡之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劇變，而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個巨大的“灰犀牛”已經悄然來到了我們的身邊，這就是人口負增長。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峰，2015年勞動年齡人口總數達峰，2021年總人口達峰，從2022年開始，中國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隨著人口的陸續達峰，人口紅利時代依靠高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經濟的內循環愈發不暢。

對于人口達峰后不太美妙的經濟圖景，人口學家認為提高生育率是唯一出路。確實，中國的人口形勢非常嚴峻。即使按照聯合國中位數預測，到本世紀中葉，中國人口將減少1億，老年撫養比攀升到60%；到本世紀末，人口將不足8億，老年撫養比將超過80%——這將高于人口老齡化問題最嚴重的日本。

然而，經濟發展不僅僅是人多就萬事大吉了，相反，人多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對于人口達峰后不太美妙的經濟圖景，站在供應學派一邊的經濟學家給出了一個充滿羅曼蒂克色彩的建議：沒有了人口紅利，還可以有人才紅利，還可以有改革紅利。

既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靈，從需求側發力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總能管用吧？看看日本的案例，在停滯的幾十年中，財政貨幣政策擴張了幾十年。時至今日，日本政府的杠桿率已經超過了250%，為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兩倍之多，而日本央行迄今還維持著基準利率的負利率政策。但是，日本經濟的總需求迄今也沒有恢復到1995年的水平，物價水平低迷以至于長期處于通貨緊縮的狀態。通貨緊縮反過來提高了實際利率水平，進一步壓低了企業的投資意愿。為什么擴張的財政政策帶不動總需求？為什么擴張的貨幣政策制造不了通貨膨脹，反而導致通貨緊縮？崇尚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只能在一旁語塞。

人類數千年經濟發展史表明，人口與資本是貫穿始終的矛盾對立統一體。人口多了，資本稀缺，經濟陷入馬爾薩斯人口陷阱；人口少了，資本過剩，經濟遭遇長期停滯；調節人口與資本關系的“閥門”就是貨幣和信用這兩個關鍵的金融變量。在人口與資本之間存在著一個決定經濟發展的金融邏輯鏈條：幣值穩定的貨幣便利信用擴張，信用擴張推動資本積累，資本積累帶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從貨幣、信用再到資本積累的金融邏輯鏈條，并不是理所當然地就存在。正如凱恩斯在《通論》中說：“貨幣是刺激經濟制度活躍起來的酒，那么，我們必須提醒自己，在酒杯和嘴唇之間還有幾個易于滑脫的環節。”

決定金融邏輯鏈條的關鍵環節在于政府信用。在《論語·顏淵》中記載了一段子貢與孔子的對話。子貢問為政之要，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意思就是：政府治理的關鍵在于保障民生、充實軍備、樹立政府信用。在孔子看來，保障民生優先于充實軍備，而樹立政府信用則是為政之要的根本。此即儒家思想中的“無信不立”。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數千年的歷史表明，政府信用是幣值穩定的保障，而建立在政府信用基礎之上的有效產權保護制度是私人部門愿意、能夠擴張信用、積累資本的前提。此外，不僅私人部門信用擴張可以推動資本積累，政府信用也一樣。總之，無論人口多了，還是人口少了，由政府信用支撐的金融邏輯鏈條都是解決問題的答案。這就是通論。

作者：殷劍峰（作者為“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獎經濟學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