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華民族擁有在5000多年歷史演進中形成的燦爛文明。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有助于建設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歷史上人類文明的結晶，蘊含豐富，對于建設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著基本元素和價值支撐。

“三個緊張”使發達國家的發達難以持續；新興國家的崛起難走老路。新時代呼喚著人類文明新形態中的新的文明復興

現代化起源于數百年前，西歐歷史上發生的一場持續200余年的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把“人”從“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把生產力從封建社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帶領西歐走出中世紀的蒙昧和黑暗，迎來了現代文明的曙光。文藝復興是“黑暗時代”的中世紀和近代的分水嶺，是使歐洲擺脫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縛，向全世界擴張的前奏曲。文藝復興帶來的生產力解放使當代西方國家發達，但文藝復興后出現的“三個緊張”又使發達國家的發達難以持續，新興國家的崛起難走老路。

自文藝復興以來，近代西方大國經濟的發展，都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基本模式，必然涉及對煤、石油和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資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對市場、對資源不斷擴張的需求。特別是近代西方世界在原始積累過程中為滿足這種需求，以堅船利炮、圈占土地和奴役他人來掠奪資源。這雖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來的繁榮，也埋下了它與世界其他部分的仇恨。這就是所謂“守成大國”即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崛起，以及他們的現代化之路，一度展示的“世情”和世界秩序。于是，引起如下三個關系的“緊張”，成了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必須破除的桎梏。

一是人與社會的關系緊張。文藝復興推動了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早期現代化進程，形成了以“歐洲體系”為骨架的“世界體系”的初期形態，以世界市場為基礎的現代世界體系。但這個市場體系，無疑延續了傳統的帝國式殖民體系的政治結構，形成了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孫中山早就敏銳地發現：歐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也是行霸道的文化。自歐洲的物質文明發達，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國的道德，便天天退步。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本的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的內在矛盾，外化為世界體系的劇烈動蕩乃至分裂。兩次世界大戰、歐洲的危機與革命、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反映出這個世界體系形成之初，就開始解構。二戰后，這個世界體系的中心區域重新整合：從西歐到美國。同時，這個世界體系之外，崛起了一股強大的與之對抗的力量——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冷戰以蘇聯解體告終。其結局說明，文藝復興推動生產力發展產生的世界體系，是建立在資本運行的勞動分工和世界市場的基礎上的。只要世界市場的基本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導，超越它的世界體系就建立不起來。

但后冷戰時代的沖突和危機也顯示，隨資本主義工業化而來的現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戰的結束而消除。“核威懾”的恐怖，使大國之間不得不尋求相對的“核妥協”“核均衡”。當代超級大國以霸權、霸凌、霸道來薅取羊毛、巧取豪奪的“世界秩序”，在世界各個角落都在不斷加劇緊張、制造沖突、引爆危機。

二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緊張。現代工業文明徹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諧與寧靜，人類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敵人。人類生存的基本要素：天、地、水、空氣都在遭到破壞。

三是人與人的關系緊張。當代西方社會在從“現代社會”向“后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上帝之死”帶來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慮。當代中國社會在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某些“遠離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精神現象。現代化帶來了“迷心逐物”的現代病。人失落了信仰，也就失落了對自身存在意義的終極關懷。無論社會怎么發展，無論經濟怎么繁榮，如果放棄了對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大家都心浮氣躁不思進取，心煩意亂不知所從，心高氣盛欲壑難填，社會不能和諧穩定，發展又如何協調持續？

綜上所述，文藝復興雖然極大地解放了“人”，但“人”又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文藝復興使“人”從神的束縛中被解放出來，之后人又被神化、異化。那么，出路何在？一場新的文藝復興——新的文明復興，已躁動于時代的母腹，呼之欲出：它要把過度膨脹的人還原為和諧的人，要建設人與自然和諧、人與社會和諧、人與人和諧的和諧世界。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應著促進新的文明復興的時代要求，有助于建設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因應著促進新的文明復興的時代要求。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肩負著推進一場新的文明復興的時代使命。迎接這場并不遜色于歷史上的文藝復興的、新時代的文明復興，中國應該有所作為。這是基于兩點：

一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堅持和平發展。湯因比在比較世界各種文明的發展后指出，中國這個東方大國從來沒有對其疆域以外表示過帝國主義野心，傳統上就是一個大而不霸的國家。“避免人類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這種“獨特思維方法”就是天人合一，允執厥中，仁者愛人，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眾緣和合。其核心是“和”，“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地走出了一條與以往大國崛起不同的和平發展道路，既通過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通過自己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為了說服誰、取悅誰、欺騙誰，而是基于自己的基本國情和文化傳統，基于自己國家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必須堅定不移的戰略抉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等理念體現著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對人類社會的美好憧憬，豐富了中國式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文化內涵。中國式現代化體現出與西方現代化不同的道路選擇，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二是中國倡導“新人文主義”。文藝復興以來的文化活力、動力機制，漸現其先天不足和負面效應。發展頗有沖勁，缺乏平衡功能。人欲不斷擴張，節制日漸式微。好比一部越開越快的汽車，油門不斷加大，剎車一再失靈。文藝復興之前的西方世界，處在一個極端——以神為本，以君為本，極度貶低人。文藝復興之后的西方世界，又擺向另一個極端，強調人本，人權、人性、人欲，極度抬高人。人“就像一部發瘋的鋼琴”。正如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所說：“人在各種欲望不得滿足時處于痛苦的一端，得到滿足時便處于無聊的一端，人的一生就像鐘擺一樣在這兩端之間擺動”。人類文明的交匯已走到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人類危機呼喚人本主義在否定之否定意義上的繼承和發揚。新時代對人本主義的呼喚，需要對傳統人本精神繼承吸收，發揚其積極成果又要革故鼎新。因為西方近代人本主義多強調作為個體的自由與權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發展的經濟，也造就了膨脹的個人。面對第一次文藝復興遺留下來的膨脹了的個人，新的文明復興，將建造和諧的人。它既鞏固第一次文藝復興人本主義積極成果，又要對其過分的運用有所克制。

人類社會發展先后經歷了羅馬時期西塞羅人文主義、14至16世紀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的人文主義、18世紀德國人文主義、當代西方“新人文主義”。但“新人文主義”并不是西方文明的專利。五千年中華文明積淀了十分厚重的人文理念，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這種“見素抱樸”的人文主義的文化底色和文化底蘊，是一以貫之、一脈相承，不斷生發、生生不息的。“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以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為基礎，當代中國大力貫徹“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和宗旨始終不渝。順應時代、借鑒創新、改革開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話語體系中，在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大國的實踐中，最廣泛最深刻地凸顯了“新人文主義”。

當西方文明以霸權的形式推行其價值觀的時候，我們需要新型的人與社會的關系；當傳統的工業文明發展導致生態危機的時候，我們需要新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當西方文明過分強調物質、商業和市場利益的時候，我們需要新型的人與人的關系。這種新型關系的潮流，就是新的文明復興；這種新型關系的旗幟，就是“新人文主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一切國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化創新和文明進步為先導和基礎。中國要走向世界，在世界和平崛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助于建設人類文明新形態。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我們要高舉起促進“新的文明復興”的大旗，把握住“新人文主義”的話語權，高舉起“人類和平、世界和諧”的大旗，站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制高點，使冷戰戰略、冷戰思維徹底成為歷史，為推動人類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同時，也就為中華民族贏得和延長實現偉大復興、重新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戰略機遇期。

（作者為十三屆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博導）

原標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價值支撐——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