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之后，通信技術的高速發展與應用掀起的數字革命，使數字經濟成為當下與未來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數字經濟在我國的高速發展全世界有目共睹，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公認的數字大國。緊跟數字經濟的發展浪潮，從數字大國走向數字強國，將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中的重要歷史選擇。

【關鍵詞】數字經濟 數字大國 數字強國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區塊鏈等概念頻繁出現在政府文件中，數字經濟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被屢次提及，數字經濟在當今時代的重要地位被提升至一個新的高度。在2021年10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了數字經濟的重要地位與時代意義，并指出數字經濟事關國家發展大局，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提出“壯大實體經濟，發展數字經濟”。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產值達到了39.2萬億元的規模，位居世界第二位，我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數字大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進入2022年數字經濟相關領域發展優于傳統行業，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轉型后勁十足。據中國信通院預測，“十四五”期間，我國數字經濟有望維持年均約9%增速，預計2025年規模超過60萬億元。然而，我國從數字大國走向數字強國還有著很長距離，德國、英國、美國等國家數字經濟產值占GDP的比重均超過了60%，相比之下，我國數字經濟的產值占GDP比重不足四成，與這些國家有著較大的差距。

數字經濟的發展現狀與建設成果彰顯數字大國風采

第一，數字經濟助力人民美好生活。在數字經濟時代，一部手機即可解決衣食住行問題，極大地便利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線下服務與線上支付相結合是數字生活最大的特征，外賣、網絡購物、共享單車等服務的出現提升了社會的運行效率，優化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體驗。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6月，我國各類互聯網應用持續發展，多類應用用戶規模獲得一定程度的增長。一是即時通信、網絡視頻、短視頻的用戶規模仍穩居前三。截至2023年6月，即時通信、網絡視頻、短視頻用戶規模分別達10.47億人、10.44億人和10.26億人，用戶使用率分別為97.1%、96.8%和95.2%。二是網約車、在線旅行預訂、網絡文學等用戶規模實現較快增長。截至2023年6月，網約車、在線旅行預訂、網絡文學的用戶規模較2022年12月分別增長3492萬人、3091萬人、3592萬人，增長率分別為8.0%、7.3%和7.3%，成為用戶規模增長最快的三類應用。此外，數字經濟的最大特征就是包含海量的數據，人們可以任意地獲取被儲存在云端的若干知識，這拓寬了人們可學習的范圍，改變了原有的教育方式。

第二，數字經濟為實體經濟注入活力。數字經濟改變了我國農業的生產形態。我國不斷推行智慧農業、數字鄉村等戰略的實施，將數字技術的成果充分應用于農業當中。在農地管理上，我國不斷推動農墾數字化建設，在2019年底實現了全國28個墾區2.16億畝農地的數字化入庫。在農業生產上，我國加速了農機的數字化更新，實施了農機輔助駕駛導航監控終端等農業智能終端的推廣戰略。在農產品的貿易流通上，我國建設了油料、糖料、棉花、生豬等農產品全產業鏈數據平臺，推動農產品市場的供需平衡。數字經濟激發工業增長潛力。一方面，根據工信部近日公布的《2021年電子信息制造業運行情況》顯示，2021年，我國手機產量達17.6億臺，同比增長7%，其中智能手機產量12.7億臺，同比增長9%；微型計算機設備產量4.7億臺，同比增長22.3%；集成電路產量3594億塊，同比增長33.3%。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推動了傳統工業轉型升級，截至2021年底，我國國家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中心的服務覆蓋企業數量超過了700萬家，連接設備超過7600萬臺，有效地支撐了傳統工業的數字化發展。數字經濟推動非金融服務業高速發展。在數字技術得到普及的背景下，在社會分工的細化與消費結構的升級下誕生了大量的新生服務業，其中，互聯網相關服務業與軟件信息服務業的發展突飛猛進，成為除金融業外進入國內企業市值500強的最多類型的企業。Wind最新發布2023年上半年“中國上市企業市值500強”榜單顯示，截至2023年6月，騰訊與阿里巴巴分別以29344億元與15857億元位居國內企業市值排行榜第一位和第四位，美團、拼多多、京東、百度等互聯網企業也名列前茅。以互聯網企業為代表的非金融服務業順應著歷史潮流，在數字經濟時代得到了飛速發展。

第三，數字經濟構建金融新生態。我國數字金融的發展走在了世界前列。安永《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采納率指數》報告顯示，中國的消費者金融科技采納率為87%，遠高于全球64%的平均水平。其中，移動支付服務的發展最為突出，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國網絡支付用戶規模達9.04億，較2020年12月增長4929萬，占網民整體的87.6%，各項數據再創新高。除了移動支付，原本服務于線下的保險、投資、借貸等金融服務機構也紛紛走向線上，中小微金融服務機構更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數據顯示，我國互聯網理財用戶自2015年以來持續增加，從2.4億人增加至2021年的6.3億人，增長超1.6倍，互聯網人身保險業務累計實現規模保費2916.7億元，一系列指標數據的突破，展現了數字金融如火如荼的發展態勢。數字經濟的發展還為金融的監管提供了便利。金融監管機構通過運用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等技術，實現了風險識別、風險處置等流程自動化與精確化，在預防系統性金融風險、打擊非法金融活動等方面被廣泛應用。中國銀聯建立的反洗錢可疑交易智能化監測分析報送體系，中國人民銀行建設的反洗錢監測分析二代系統大數據綜合分析平臺等，均極大地提高了我國反洗錢工作的效率。央行數字貨幣是數字技術對貨幣概念的歷史性革新。目前，我國已經完成數字人民幣體系（DC/EP）的頂層研發設計，制定出了“一幣、兩庫、三中心”的運行框架，并在深圳、蘇州、雄安新區等地進行了先行試點的工作。數字人民幣的推出順應了歷史的潮流：數字人民幣不僅會替代傳統紙幣，還會替代移動支付，全方位提高貨幣的流通速度；數字人民幣還將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性，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數字人民幣的高安全性能夠保護公民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同時還讓逃稅、洗錢等違法行為無處遁形。

第四，數字經濟推動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數字技術下，我國社會治理呈現出全新的發展態勢。城市數字基礎設施的與配套體制的完善，提升了城市的運行效率，在城市交通、土地管理、生態保護、災害預警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數字政府使政府結構趨于扁平化，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大數據監測與分析成為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在提高政策有效性與科學性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數字政府建設提高了公民的政務參與度，“零跑腿”“零距離”“無紙化”等名詞成為了政府工作的全新評價準繩。數字社區的建設充分發揮了基層群眾的力量，社區信息平臺的使用能夠更好地發揮社區民主制度，推動居民社區自治；數字技術加持下的“社區養老”模式將逐漸取代居家養老與機構養老，成為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重要模式創新。

數字經濟體制機制建設存在的問題凸顯數字強國建設任重道遠

一是數據信息管理標準不完善。不同于傳統的生產要素，數據天然具有非競爭性的性質，個人產生的數據可以被多個平臺或企業使用，其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盡管數據的重復使用在經濟上是高效的，由此引發的隱私安全問題卻日益凸顯。作為數據的生產者，個人不僅無法獲得數據的所有權，還會面臨著數據泄露與被濫用的風險。而作為數據的收集者，大平臺公司通常會囤積數據，以此提高行業準入的門檻，限制行業競爭。數據的確權、定價與流通需要以市場為主導，但也離不開政府對其發展進行的規范監督。個人的隱私需要保護，同時也需要允許個人自愿讓渡隱私的行為。因此，首先要明確個人數據的所有權，讓個人有權力決定自己的隱私被用到何處。在數據的壟斷問題上，大平臺在數據方面的壟斷抑制了競爭，提高了消費者的轉換成本，甚至還會通過降低產品質量與出售隱私來獲取不法收益。然而，當前法律規則在應對數據競爭行為方面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與實踐經驗。數據壟斷對市場競爭的限制程度相對隱蔽，難以衡量其所造成的市場效率的降低與消費者福利的損失。

二是數字化轉型模式不健全。數字化轉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政策實施與制定有可能會忽視經濟主體數字化的真實痛點，從而落入某個“盲區”。數字化轉型依賴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技術的研發投入是數字化的基礎，但數字技術的大量投入并不一定能確保經濟主體數字化的成功。一味地重視技術與資金的硬投入，不僅可能造成資源的浪費，還可能起到反作用。數字技術只是起點，要實現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從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需求出發，分析業務轉型過程中的難點和痛點。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需要在管理和運營上下功夫，數字化的管理和運營可以大大提高生產和銷售的效率。政府需要重視提供相關服務的重要性，為經濟主體提供更多的支持。此外，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還應注意數字鴻溝的彌合。不同地區和群體之間因對數字技術的接觸和使用程度不同，部分地區和群體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處于弱勢地位，收獲的經濟收益較低。數字鴻溝的彌合不僅有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也會拓展整個經濟體數字化轉型的廣度和深度，從而更好地增強數字經濟發展的穩健性。

三是數字金融發展路徑不明晰。在國家及地方出臺有關數字經濟的政策中，大多聚焦于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產業，數字金融及科技金融在數字經濟中的發展路徑需要進一步明晰。數字金融具有普惠性，能夠改善落后地區的居民收入狀況，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數字金融給數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一些不利的影響，金融詐騙、無證執業和金融科技公司野蠻生長的現象屢見不鮮。金融的本質是服務實體經濟，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金融需要以更高質量的金融服務回饋實體產業，將稀缺的金融資源用到促進數字技術發展和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實處去。數字金融的發展需要鼓勵，正確的創新可以提高其運行的效率；數字金融的發展也需要規范，政府監管能夠糾正數字金融單純逐利的不良傾向。政府應重視數字金融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并且對數字金融的發展路徑進行一定的規劃與指導。

四是傳統統計核算體系不適用。為了更好地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對數字經濟進行核算。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已經對數字經濟核算進行了大量探索，但是關于數字經濟的范圍、分類與核算方法并沒有取得一致的標準，各個機構得出的核算結果有著顯著的差異。未來，隨著數字經濟對傳統經濟的進一步滲透，所有生產生活都將包含數字化成分，如何對數字經濟進行精確的統計核算將是我國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我國數字經濟的核算體系目前重點放在了產業視角，容易落入了“唯產值論”的盲區中。數字技術在生活中的普惠運用、數字生態環境的建設、數字技術的創新與突破，在當前核算體系下被準確地衡量有較大困難。除此之外，在對數字產業進行核算時，由于需要從傳統的經濟活動中分離數字化成分，因此相比于數字產業化部分，產業數字化部分的核算難度較高。總的來說，數字經濟核算體系對滿足數字經濟發展要求還有較大距離，亟需構建具有中國實踐特色并適用于國際比較的核算體系。

未來如何建設好數字經濟體制機制是從數字大國走向數字強國的關鍵

首先，統合數字經濟行政規劃。設立數字經濟發展的專職組織機構，推進各個部門的協同聯動。數字經濟作為我國發展的重點，尚未形成一個國家層面的專職組織機構來負責全局的統領與協調。一些地方政府在數字經濟行政管理形態上率先作出了創新，浙江省于經濟與信息化廳下設了數字經濟處，以實現省內數字經濟發展的統籌領導。數字經濟涵蓋了科技、產業、民生等多個領域，數字經濟行政管理形態的優化與創新，將能更好地整合多方面行政力量，提高政策制定與政策實施的效率，充分發揮行政力量對數字經濟的培育與支持作用。將數字經濟在多個領域的發展規劃融為一體，實現數字經濟規劃制定的“多規合一”。數字經濟在多個領域的發展規劃，如經濟建設規劃、城鄉發展規劃、土地利用、產業布局規劃等，應在一個發展藍圖下得到集中體現。近年來，我國多數省級行政區紛紛制定了數字經濟的發展規劃，但其側重點均有所不同。規劃制定的分散，難以體現政府的集中意志，因此，國家應率先做好數字經濟規劃制定統合的領頭工作，推動數字經濟規劃統合制定的有序進行。

其次，維護公民數字經濟權益。我國于2021年6月10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并于2021年8月20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從法律層面對數字經濟的公民權益侵害行為作出了約束。然而，數字經濟的發展日新月異，在資本的逐利性與盲目性的影響下，數字產業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會日益嚴重，算法操縱、數據殺熟、隱私交易等侵害公民權利的行為更加隱蔽。因此，對于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的數字經濟，相比法律法規的完善，更重要的是監管手段與監管理念的更新與適配。把握監管的力度，要堅持管放并重，以培育數字經濟成長的肥沃土壤為前提，適度進行干預與調控，防止數字經濟對公民權益的損害。

再次，防范數字金融系統性風險。數字金融的發展是把雙刃劍。一方面，數字金融在實體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其廣泛覆蓋性，其風險傳染的速度和規模遠超傳統金融，給國家金融監管帶來了新挑戰。數字金融降低了金融市場的準入門檻，刺激了各類互聯網金融企業的無序擴張，吸引了大量的企業和個人進行投機活動，這增加了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從事數字金融獲取的利潤應建立在實體經濟發展基礎上，其利潤率應是正常的，過高的利潤率不利于實體經濟的成長，也是不可持續的。我國對數字金融和科技金融的監管，充分體現出了其對新興事物監管正在走向成熟，中央及有關部門都做到了及時調整政策，鼓勵創新，先行、先試。監管部門在網絡經濟初期的寬松監管環境也起到了關鍵作用。一方面鼓勵創新，加大對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制度、法規和監管方面實行初期寬松、中期適度、成熟期從嚴的循序漸進的政策調整，既促進了網絡支付的發展，也使得中國的網絡金融活動逐漸進入穩定有序的發展軌道。未來，監管部門需要對金融活動進行全覆蓋監管，統合監管各數字金融公司。同時，監管部門也可以運用科技來提升監管能力，實施對金融風險的精準監測和把控。總之，監管部門在保證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仍要鼓勵金融創新，支持數字金融的發展。

最后，參與全球數字治理。從全球范圍來看，數字治理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政府轉型的主要方向，建立一個以公民參與為核心的數字政府是數字經濟時代發展的內在要求，而囿于各國數字治理訴求和共識的差異，有效、統一的全球數字治理體系難以建立。全球數字治理規則體系的建立應是各國合作、多邊協商的結果，不應單由發達國家制定，應該結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要求。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責任和義務參與到全球數字治理體系的共建過程中，向世界貢獻數字治理的中國方案，如制定數字經濟與網絡空間國際規則、數字貨幣及金融體系的重新構建等。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數字治理是推動互利共贏國際體系構建的必要途徑，有效、統一的全球數字治理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理念，兼顧世界各國的利益。所以，我國應發揮數字經濟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上的積極作用，為促進全人類社會的共同進步作出貢獻。

（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南開大學虛擬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研究闡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深度開放下外部金融沖擊應急系統研究”（項目編號：20ZDA101）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荊文君、孫寶文：《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簡》，《經濟學家》，2019年第2期。

②張勛、萬廣華、張佳佳、何宗樾：《數字經濟、普惠金融與包容性增長》，《經濟研究》，2019年第8期。

③黃建偉、陳玲玲：《國內數字治理研究進展與未來展望》，《理論與改革》，2019年第1期。

責編/韓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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