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亞太地區的經濟繁榮離不開地區的持久和平，統籌發展與安全，這既是亞太地區歷史發展經驗的真實寫照，也是亞太地區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當前，亞太地區經濟發展面臨的風險有所增加，亞太安全形勢日益嚴峻，加強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構建也更加迫切。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構建面臨大國博弈愈加復雜激烈、地區熱點問題持續發酵、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增加、地區安全機制治理效力不足等挑戰。亞太地區安全機制建設需要處理好安全合作主體、安全合作理念、安全合作內容等幾個關鍵問題。中國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大國，在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穩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推動構建多層次、多領域、整體性、復合型的亞太地區安全機制，中國應倡導確立包容性的安全合作參與原則、凝聚亞太安全合作理念共識、注重對現有安全合作機制的協調并堅持循序漸進的構建思路。

【關鍵詞】亞太安全機制 大國博弈 中美關系 地區安全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5.005

【作者簡介】凌勝利，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外交學院國際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亞太安全、中國外交、中美關系。主要著作有 《分而制勝：冷戰時期美國楔子戰略研究》《中美亞太主導權競爭：大國博弈與地區回應》《聯盟研究：理論與案例》等。

多年來，中國是亞太地區經濟增長的領頭羊，也是亞太地區多數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為推動亞太地區經濟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了實現亞太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國既在經濟層面有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建瀾湄合作機制等重要舉措，也在安全層面提出了“亞洲安全觀”“全球安全倡議”等重要理念，對于促進亞太地區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價值。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過去一段時期內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離不開該地區長期和平穩定的環境，統籌發展與安全是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經驗。當前，亞太安全形勢更趨復雜嚴峻，亞太安全機制構建面臨諸多挑戰，對此有必要梳理亞太安全機制構建的關鍵問題，推動亞太安全機制建設。中國作為亞太地區大國，在地區安全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應以中國理念、中國方案助力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構建，展現中國的大國責任與擔當。

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構建面臨的挑戰

近年來，亞太地區安全形勢相比以往更加復雜多變，這也使得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構建面臨的挑戰增加，主要體現在大國博弈更加復雜激烈、地區熱點問題持續發酵、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增加、地區安全機制治理效力不足四個方面。

大國博弈更加復雜激烈。亞太地區大國眾多，中美俄日印等大國之間的博弈對地區安全機制具有重要影響。近年來，中美戰略競爭加劇，日印等國對美戰略追隨更加明顯，東盟協調作用下降，大國關系更加錯綜復雜，存在一定的陣營化趨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美戰略競爭對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構建的影響顯著。

自2009年美國實施“重返亞太”戰略以來，其頻繁利用外交、軍事等手段，挑起亞太地區國家之間的既有矛盾，激發安全熱點問題，試圖以此擴大對亞太安全事務的影響，對整個亞太安全架構造成嚴重干擾。[1]無論是“亞太再平衡戰略”還是“印太戰略”，美國都將矛頭指向中國。美國對亞太安全的強勢介入導致中美安全競爭加劇，對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構建產生了負面影響。一是一些國家對美國的“輻輳型”安全模式有較高的路徑依賴。當遇到安全矛盾時，這些國家不是通過直接的雙邊協商妥善處理，而是傾向于尋求美國的支持和保護，或者訴諸美國主導的國際多邊平臺來解決。這種路徑依賴心理激化了國家間的矛盾沖突，嚴重削弱了各國共同建設地區安全機制的努力。[2]二是美國對華戰略戒備日益增強，導致中美戰略互疑持續加深，亞太地區的安全形勢更趨復雜，中美之間的權力變化成為當前亞太地區眾多安全問題的重要影響因素。[3]三是中美戰略競爭對地區安全秩序的影響，引發地區“秩序疑慮”。[4]此外，中美戰略競爭加劇還使得亞太國家面臨著“選邊站隊”的困境，以往亞太地區多數國家“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戰略運籌空間被大幅壓縮。

受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影響，亞太地區大國的博弈更加復雜，陣營分化現象更加明顯，使得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構建更加困難。管控中美戰略競爭對于亞太地區安全機制建設極為重要。對于中美關系而言，中方的態度是無意挑戰美國霸權地位，希望中美兩國能夠和平共處、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贏。美國方面的一些有識之士也曾針對中美關系提出過一些合作型理念。[5]例如，基辛格提出“亞太共同體”和“中美共同演進”理念，史文、容安瀾（Alan Romberg）等提出中美建立長期、綜合、戰略性對話，以意圖透明、互惠行動為依據，相互提供廣泛的戰略保障。[6]然而，由于當前美國政府及其戰略精英誤判“中國是美國霸權的最大挑戰”，奉行以競爭為基調的對華政策，使得中美戰略競爭短時期內難以緩解，也對亞太地區安全機制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地區熱點問題持續發酵。亞太地區熱點問題眾多。一是冷戰遺留問題較多。朝鮮半島問題延續多年，有著非常強烈的冷戰遺留色彩。朝鮮半島的南北對抗、朝核危機的持續發酵，都對東北亞地區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7]釣魚島問題是美國在冷戰時期制造的麻煩，意在以此拉攏日本，在中日之間打入楔子。印巴沖突也從冷戰一直延續至今，雙方為此不惜發展核武器甚至訴諸武力，使得南亞次區域難以安寧。二是亞太國家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也對地區安全產生了重要影響，一些問題甚至演變為地區新熱點。中日、俄日、韓日、中菲和中越等國的島嶼和海洋權益爭端，中印陸地邊界爭端，成為地區國家間安全矛盾的重要根源，[8]導致國家間信任不足，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構建的難度。如南海問題涉及三個層次：領土主權爭端、圍繞南海問題的戰略博弈和軍事博弈、南海周邊國家海洋資源開發問題。[9]美國持續多年插手南海爭端，試圖挑撥離間中國與相關各方的關系，削弱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影響力。這些問題錯綜復雜，解決起來極為困難。三是一些冷戰后出現的新熱點問題長期威脅亞太地區安全，如曠日持久的阿富汗戰爭，導致阿富汗周邊地區安全形勢嚴峻，恐怖活動頻發；緬甸、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家政局動態，引發國際關注，不時成為地區新熱點問題。總之，地區熱點問題可謂長期存在，甚至存在聯動情況，使得亞太地區安全治理面臨更大的困難。

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增加。冷戰結束以來，傳統安全問題一度有所淡化，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凸顯，并逐漸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非傳統安全目前主要是指軍事、政治領域以外的對主權國家生存與發展構成重大威脅的安全領域，主要包含經濟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環境安全、社會安全、糧食安全等。[10]當前，非傳統安全問題的不斷增加與經濟全球化、科技發展等因素密切相關。

進入21世紀后，亞太地區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呈現出明顯的跨國性和流動性特征，對當前亞太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亞太國家所面臨的非傳統安全挑戰非常嚴峻，不僅種類繁多、影響廣泛，更重要的是目前大多數亞太國家都缺乏有效處置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能力。[11]亞太地區多為發展中國家，目前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主要有四類。一是經濟安全問題。新冠疫情導致亞太地區經濟發展速度有所減緩。短期來看，亞太國家經濟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還比較困難，各國通貨膨脹加劇、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問題突出，使得經濟安全風險增加。二是社會安全風險加劇。亞太地區不少國家存在治理能力不足、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等問題，部分國家甚至出現嚴重社會危機。一些國家的地區發展失衡、宗派矛盾等問題原本就比較復雜，經濟發展困難更使得這些問題雪上加霜。三是跨境犯罪等問題更加突出。亞太地區網絡詐騙、毒品走私等跨境犯罪頻發，但由于目前地區內缺乏治理跨境犯罪的統一規范，增加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難度。四是海盜、恐怖主義等問題依然存在。亞太地區海域海盜比較猖獗，對該地區繁忙的國際航線構成威脅。恐怖主義在亞太地區依然存在，近年來恐怖主義網絡化、本土化特點更加突出，使得打擊恐怖主義的難度加大。

地區安全機制治理效力不足。亞太地區現有的安全機制大多存在機制化程度較低，碎片化現象明顯，機制效力明顯不足等問題。由于亞太地區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不足，導致安全機制之間存在競爭性，多種安全機制并存引發“過度擁擠”的問題。[12]大國競爭也使得東盟協調作用的發揮受到沖擊，導致其難以為持續加劇的大國競爭提供調和平臺。東盟在亞太安全合作中的主導作用日益衰弱，內部存在明顯的對外政策歧見，難以產生協調一致的東盟立場，也使其在地區安全架構中的作用呈現弱化趨勢。[13]

目前，亞太地區的安全機制呈現多樣化的特征，主要存在以下安全機制。一是美國主導的亞太聯盟體系。該體系具有顯著的排他性，軍事安全色彩濃厚，近年來美國更是在不斷推動其向網絡化轉型。二是東盟主導的東盟地區論壇。該論壇目前共有包括東盟十國、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27個成員國，相對比較開放，機制約束性也較低。三是上海合作組織。自成立以來，上海合作組織就將打擊“三股勢力”列為防務安全合作的重要內容，目前經過20余年的發展，安全合作的領域有所拓展、并呈現擴員態勢，影響力也有所擴大，已經在地區安全合作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四是一些相對松散的對話機制，如香格里拉對話會、北京香山論壇。這些對話機制作為地區安全對話的非正式平臺，發揮著“一軌半”的積極作用。總之，不同力量秉持不同的安全合作理念，引領著不同的安全合作機制，導致亞太安全制度的競爭和地區安全合作的分化。

綜上所述，當前亞太地區安全面臨的挑戰不少，隨著美國亞太戰略的不斷推進，美國在強化其原有聯盟體系的基礎上，還不斷拉攏其他伙伴增強安全關系網絡，這也使得亞太地區安全局勢變得更加復雜，更加劇了維護亞太安全的難度。烏克蘭危機折射出歐洲安全的分化與治理危機，而亞太地區也不乏冷戰遺留問題、地緣政治競爭等情況，使得加強亞太地區安全顯得尤為迫切。

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構建的關鍵問題

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效力不足的問題由來已久，現有亞太安全機制無論是建設水平還是機制效力，都不足以解決亞太地區的諸多安全問題。目前，亞太地區在經濟合作方面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穩定的框架，有力地促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而在安全合作方面，亞太地區安全機制建設相對滯后，越來越難以及時有效地應對當前紛繁復雜的安全挑戰。因此，逐步構建反映地區現實、符合各方利益需求的亞太地區安全架構勢在必行。[14]對于亞太地區安全機制建設而言，需要重點把握安全合作主體、安全合作理念、安全合作內容等幾個關鍵問題。

安全合作主體的包容性與大國競爭的排他性。亞太地區安全機制建設的基礎是對亞太安全有影響的亞太國家都能夠參與其中，通過包容性合作來化解亞太安全的競爭性和排他性。約翰·伊肯伯里認為，亞太地區需要找到一個更宏大的、中美兩國都能夠接受的框架，位于中美之間的國家也能夠感到滿意。這種架構并非可以完全由中美兩國左右，日韓和東盟也有很大的發言權和決策權。[15]由于亞太各國在沖突根源、理論準備、核心基礎、建設目標和基本原則等安全機制建設的關鍵點上存在明顯分歧，必然導致亞太安全機制的建設過程呈現出明顯的路徑差異，最終形成了同盟體系模式、東亞峰會模式、中美共治模式、亞信會議模式、次區域協調模式及東盟主導模式等不同的安全模式。[16]無論何種地區安全模式，能夠包容地區所有大國實現協調共處至關重要，這意味著合理有效的亞太安全機制需要能夠同時吸納中美兩個大國，并且讓其他地區強國能夠在其中發揮作用。美國主導的亞太聯盟體系具有明顯的排他性，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相對更具包容性的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是大勢所趨。具體而言，亞太安全機制構建需要更多體現合作安全而非同盟安全，這就需要堅持包容性原則，充分考慮多樣性的安全訴求，通過談判和協商解決分歧和爭端，反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17]在成員國資格問題上，應體現地區開放包容性，確保所有亞太國家都可以參與其中，同時需重視增強機制效能，從而統籌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包容性和有效性。

安全合作理念分歧能否融合。基于廣泛共識的安全合作理念是亞太安全機制構建的觀念基礎，涉及安全威脅認知、安全合作方式和安全合作目標等諸多方面。亞太地區安全理念的分歧比較突出，最早有關亞太地區安全理念分歧的研究主要強調美國主導的聯盟安全觀和中國、東盟等倡導的合作安全觀。[18]王緝思對現存各種亞太安全觀進行了總結，包括以美國官方主流安全觀念為代表的“集體安全觀”，在亞太地區獲得普遍接受的“合作安全觀”和“綜合安全觀”，中國的“新安全觀”，此外還有“人的安全觀”等。[19]不同的安全理念對亞太地區合作產生了不同影響，其中，中美兩國的安全理念存在較大差異，對地區安全合作理念具有重要影響。中美安全理念存在明顯分歧，盡管兩者都呈現出現實主義的特征，但中國的安全理念具有防御性的基本特征，倡導以合作、發展促安全；美國處于霸權地位，其安全理念則以進攻性為重要特征，強調以實力、結盟促安全。[20]中國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在全球安全倡議中也倡導與亞洲安全觀相同的安全理念。美國倡導聯盟安全觀，并以此不斷強化盟伴體系，試圖推動亞太“北約化”和北約“亞太化”，使得聯盟安全在亞太地區仍能保持顯著的影響力。大國安全觀的分歧凸顯，使得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共識基礎較為薄弱。對于亞太安全機制的構建而言，在安全觀念方面至少需要形成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協調安全的共識，從而有效轉化為集體行動。

安全合作領域對于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統籌。基于亞太地區安全狀況的現實，亞太安全機制構建需要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亞太地區的傳統安全問題依然存在，不少冷戰遺留問題懸而未決，而非傳統安全問題又不斷增加。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是亞太地區安全機制建設面臨的現實問題，需要準確研判、綜合治理。然而對于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之間的關聯，學術界存在不同認知。張哲馨認為，目前亞太地區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轉化為傳統安全沖突的可能性增大。[21]而吳莼思則認為，盡管非傳統安全問題持續困擾亞太地區，但其熱點散亂、暴力沖突的烈度相對不如國家間角力，非傳統安全合作對于削減傳統安全領域的猜疑與競爭的功效有限。[22]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的現實，使得亞太安全機制構建需要統籌考慮兩類安全問題，做到綜合施策。從亞太地區安全機制建設的推進過程來看，對于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合作的推進可以先易后難，以非傳統安全合作為優先突破口，[23]在合作當中不斷增進共識，產生安全合作的外溢效應，最終在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領域都能形成有效合作，推動構建綜合性的亞太安全合作機制。

安全合作機制的約束性與機制化程度。對于亞太地區安全機制建設而言，機制約束性尤為重要。機制約束性較高，會使得參與國有所顧慮，導致合作難以持續拓展和推進。機制約束性較低，相對而言則會導致低效、“清談”現象顯著。對于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約束性程度而言，需要有效平衡強制性和協調性。一方面，作為地區性機制，如果要有效應對亞太地區內的所有安全議題，必然需要具備一定的強制性，以便形成解決安全問題的執行力。另一方面，亞太地區的主權規范認知較強，地區合作機制的主權讓渡有限，這也意味著亞太地區難以形成超國家機制，安全機制構建需要體現政府間性質，注重各國之間的協調性。在現有對話機制的基礎上，可以考慮在時機成熟時建立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組織，從而形成國際規則、安全合作對話機制、地區多邊安全合作組織三位一體的結構框架。相對而言，地區多邊安全合作組織的機制化水平更高，機制約束性更強。[24]需要強調的是，對于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的機制化建設不宜操之過急，而應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讓各參與方感受到地區安全機制的積極作用，進而逐漸提升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的機制化程度。

中國參與亞太安全治理的歷程與理念演變

中國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大國，在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穩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回顧中國參與亞太安全治理的歷程，梳理中國亞太安全理念的演變，有助于更好地提出亞太安全治理的中國方案。

中國參與亞太安全治理的歷程。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參與亞太安全治理的態度更加積極，參與亞太地區安全治理的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冷戰結束初期至2001年的制度參與階段。冷戰結束初期，中國積極推動改革開放，亟需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因而對于加入亞太地區安全合作機制的態度比較積極。這一時期中國加入了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東盟地區論壇等機制，成為亞太安全治理的重要成員。但是，這一時期中國對于亞太安全治理機制創建的參與度不高，更多是“借臺唱戲”。這一階段，中國對于亞太地區安全治理的重要貢獻是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25]

第二階段是2001～2012年的功能性制度初創階段。中國推動創建了上海合作組織、朝鮮半島核問題六方會談、北京香山論壇、中老緬泰湄公河聯合巡邏執法機制，在亞太地區安全治理中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相比前一階段的制度參與而言，中國對于亞太地區安全治理的實際貢獻增加。中國主導創建的一些功能性安全合作機制，在解決地區安全問題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也提升了中國在維護亞太地區安全方面的影響力。

第三階段是2013年以來積極推動整體性亞太安全機制構建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維護亞太地區安全方面的影響力顯著增強，也成為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構建不可或缺的力量。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共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合作共贏、深化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聲明指出，在遵循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在亞太地區建立開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全和合作架構，是當前本地區的首要任務。[26]2013年10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出席第八屆東亞峰會時發表講話指出：“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架構眾多，建立一個符合地區實際、滿足各方需要的區域安全架構勢在必行。”[27]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上強調：“我們認為，應該積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創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區安全和合作新架構，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28]由此可見，近年來中國政府對于推動構建整體性、綜合性、復合型的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態度更加積極，也希望在亞太地區安全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然而，受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影響，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構建面臨的困難顯著增加。

中國亞太安全治理理念的演變。在參與亞太安全治理的過程中，中國的亞太安全治理理念也不斷與時俱進，經歷了新安全觀、總體安全觀、亞洲安全觀和全球安全倡議的演變歷程。

1997年3月，中國在東盟地區論壇信任措施會議上首次提出“新安全觀”概念，此后中國在多種場合倡導和闡述新安全觀，并將其內涵調整為“互信、互利、平等、協作”。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更加重視國家安全，不斷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時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29]總體國家安全觀包含的內容比較廣泛，是一個相對開放的架構，涉及各個領域的安全，國家安全的內涵和外延受內外環境變化的影響可動態調整，不同領域安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也并非一成不變。[30]總體國家安全觀主要立足于國家安全治理，差不多同一時期提出的亞洲安全觀則側重于推動國際安全合作。

“亞洲安全觀”倡導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亞洲安全觀”的提出對于中國的安全實踐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知易行難，推動將“亞洲安全觀”逐漸落實到亞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合作當中，還需要在融合安全理念、協調安全機制、解決安全問題等方面積極地努力與探索。[31]

2022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首次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倡導各國“要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32]2023年2月，中國政府正式發布《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系統闡述了全球安全倡議的內涵及其實踐主張。[33]全球安全倡議的提出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可以將亞太地區作為試驗田。

安全理念反映了中國對于安全威脅、安全合作、安全手段等的綜合認知，也有利于指導中國的國際安全合作實踐。回顧中國安全理念的演變歷程，既延續了對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綜合安全等的追求，也體現出對于安全合作原則等實踐導向的加強。

亞太安全治理的中國方案

作為亞太地區的重要大國，中國在地區經濟治理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在地區安全治理方面，中國的影響相對較弱。地區安全治理與地區經濟治理的不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總體影響力。中國應努力推動構建多層次、多領域、整體性、復合型亞太地區安全機制。

確立包容性的安全合作參與原則。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構建必須體現包容性，需要將亞太地區的主要國家都吸納其中，充分體現該機制的參與性、代表性和合法性。亞太地區的理念分歧、制度差異導致以往安全制度的碎片化現象明顯，整體性的亞太地區安全機制難以成型。新的安全機制的構建必須有所創新，體現更強的包容性，增進地區共識和地區協同。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包容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亞太地區主要大國的積極參與，包括中國、美國、俄羅斯、日本、印度和東盟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員，彼此之間形成不訴諸武力、避免軍事沖突的基本共識，愿意就維護亞太地區安全展開合作；二是能夠有效吸納亞太地區的主要次區域安全合作機制，包括東盟地區論壇、上海合作組織，通過功能整合、結構鑲套的方式，逐漸整合成更為廣泛的亞太地區安全機制；三是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搭建亞太地區安全合作機制框架，逐漸推進功能拓展與提升，并保持這一進程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推動形成多層次、多領域、整體性、復合型亞太地區安全機制。

凝聚亞太安全合作理念共識。目前，亞太地區多元化的安全合作理念，使得各種安全機制之間不乏競爭性。美國的安全理念具有顯著的排他性，難以成為亞太安全合作的理念基礎。東盟的協調安全方式主要是東盟“搭臺”，各方“唱戲”，東盟堅持以自己為核心的地區多邊安全機制，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影響，也促使各大國在其中形成可控制的競合關系，有助于提升東盟的國際地位。[34]中國主張合作安全，各國之間的安全不分彼此，安全分歧主要通過對話協商的方式解決。相對而言，中國的安全觀與東盟安全觀更為接近，能夠整合成為亞太安全合作的理念基礎，倡導共同、合作、協調的安全觀。

注重對現有安全合作機制的協調。由于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的分化，不同力量秉持不同的安全合作理念，引領著不同的安全合作機制，導致目前亞太地區安全合作機制的多樣化、碎片化趨勢明顯。亞太地區目前主要有五類安全機制：一是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及其雙多邊安排；二是東盟地區論壇、東盟防長擴大會等以東盟為中心的安全對話合作機制；三是朝鮮半島核問題六方會談、阿富汗問題四方磋商機制等旨在解決具體熱點問題的專門機制；四是上海合作組織、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會議）等跨區域安全合作機制；五是以香格里拉對話會、北京香山論壇、亞太圓桌會議等為代表的“一軌半”或“二軌”安全對話平臺。這五類機制，既有冷戰遺留的問題，也有次區域之間的相互不協調，更有安全理念的不一致。[35]對于構建更具整體性、綜合性的亞太地區安全機制而言，不可能完全“另起爐灶”，而是需要在協調現有各種安全機制的基礎上，打造更加包容的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相對而言，東亞峰會、亞信會議是目前亞太國家參與程度最高的機制，盡管其對安全事務的介入程度有限，但是可以作為機制協調的基礎，以此推動形成多層次、多領域、整體性、復合型的亞太地區安全機制。

循序漸進的亞太安全機制構建思路。對于中國而言，推動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構建，適宜堅持“雙重協調、雙軌并進”的循序漸進構建思路。“雙重協調”是指權力協調和機制協調，“雙軌并進”則是指兩種協調方式可以同時推進，相互促進。

鑒于當前亞太地區大國博弈復雜、地區安全機制尚不健全且低效化、碎片化現象明顯的現狀，權力協調依然必不可少。權力協調主要依賴于亞太地區主要力量之間的協調，促進和平共處、和平競爭，杜絕通過武力方式解決彼此的矛盾與分歧。權力協調是維持地區戰略穩定的基礎，也是地區安全機制效力不足的情況下維護地區和平的必要方式。而機制協調則主要是依靠相關機制規范亞太地區安全行動，協調地區安全矛盾。機制協調有利于加強機制對于權力強弱差異的平衡，促進亞太地區安全治理的公平正義。

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實施：第一，推動亞太地區主要力量形成協調機制，建立相對松散但不乏效力的溝通機制，就關系地區安全的重大事件、危機事件等進行必要的溝通。第二，研究和改進現有安全合作機制。相對于“另起爐灶”而言，如能對目前現行的亞太地區安全合作機制加以改進，無疑更加有利于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構建。亞太地區安全合作機制的構建可以由東盟、上海合作組織、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這三大亞太次區域組織共同推進，構建一個覆蓋范圍較為廣泛的亞太安全合作整體性機制。[36]第三，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推動構建新的安全合作機制。推動亞太地區現有的多邊機制從功能性地區機制發展為整體性地區機制，將是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構建的路徑選擇。第四，逐漸拓展整體性地區安全合作機制的合作領域。可從相對比較容易的安全議題入手，在確保安全治理效力的基礎上，逐漸拓展安全議題，從而實現對亞太地區安全議題的基本覆蓋，形成功能全面、機制完善的亞太地區安全機制。

結語

亞太地區安全治理關乎亞太地區的長治久安。冷戰結束初期，西方學者曾預言“歐洲的過去是亞洲的未來”，意思是亞洲會重蹈歐洲覆轍，陷入二戰前歐洲那樣紛爭不斷的境地。然而事到如今，雖然亞洲地區的熱點問題持續發酵，大國競爭不斷，但并未演化為直接軍事沖突，而歐洲安全治理矛盾重重，歐洲地區對抗性的地區安全機制是地區安全局勢惡化的重要原因，烏克蘭危機便是例證。得益于冷戰后的和平紅利，多年來，亞太地區經濟發展迅速。不過目前來看，亞太地區的安全風險有所增加，地區合作與發展深受沖擊，這也使得構建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更為迫切。不過此事并不容易，也難以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漸進推進。中國作為亞太地區大國，應積極參與亞太地區安全機制建設。將中國理念、中國方案轉變為亞太地區的共識行動，需要堅守包容共享的原則，堅持權力協調和機制協調的“雙重協調、雙軌并進”思路，與相關國家攜手構建多層次、多領域、整體性、復合型的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推動實現亞太地區的可持續和平。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百年大變局下中國外交能力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BGJ071）

注釋

[1]E. Etheridge, “How 'Soft Power' Got 'Smart',“ The New York Times, 2009; H. Clinton, “Use 'Smart Power' in Diplomacy,“ CBS News, 2009.

[2][21]張哲馨：《亞太安全新架構建設——核心理念、現實行動與未來路徑》，《國際展望》，2016年第6期。

[3][22]吳莼思：《亞太地區安全架構的轉型——內涵、趨勢及戰略應對》，《國際展望》，2015年第2期。

[4][20]李巖、達巍：《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安全矛盾：演變與邏輯》，《國際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5]M. D. Swaine et 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 Strategic Net Assessmen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net_assessment_2.pdf.

[6]J. Steinberg and M. E. O' 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D. C. Gompert and P. C. Saunders,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an Age of Vulnerability,“ INSS Strategic Forum, https://inss.ndu.edu/Portals/68/Documents/stratforum/SF-273.pdf.

[7][8][17][24]劉清才、成芳：《推動建立亞太地區安全合作架構的戰略構想與路徑選擇》，《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5期。

[9][19]王緝思：《亞太地區安全架構：目標、條件與構想》，《國際安全研究》，2016年第1期。

[10]程新斌、王靜姝、唐嘯：《國家能力與非傳統安全——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再思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0年第4期。

[11][16]封帥：《亞太安全架構的未來圖景——路徑差異與模式譜系》，《國際展望》，2015年第4期。

[12]W. T. Tow and B. Taylor, “What is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0, 36(1).

[13]A. Acharya, “Doomed by Dialogue: Will ASEAN Survive Great Power Rivalry in Asia?“ The Asan Forum, 4 October 2015, http://www.theasanforum.org.

[14][35]劉振民：《完善區域安全架構 攜手應對共同挑戰》，《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6期。

[15]G. J. 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ntegrate Rising China,“ Asahi Shimbun, http://ajwa.asahi.com/article/views/opinion/AJ20139130001.

[18]方華：《亞太安全架構的現狀、趨勢以及中國的作用》，《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2期。

[23]劉學成：《形成中的亞太安全架構與中國的亞洲外交》，《當代亞太》，2008年第6期。

[25]《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頁。

[26]《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合作共贏、深化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全文）》，2013年3月23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10/1207_679122/201303/t20130323_9337142.shtml。

[27]《李克強在第八屆東亞峰會上的講話（全文）》，2013年10月11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dyfheas_682566/zyjh_682576/201310/t20131011_9386670.shtml。

[28]《習近平：積極樹立亞太安全觀 共創安全合作新局面》，2014年5月21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yzxhhy_683118/zyjh_683128/201405/t20140521_9388789.shtml。

[29]《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2014年4月1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4-04/15/content_2659641.htm。

[30]高祖貴：《以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引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科學社會主義》，2015年第2期。

[31]凌勝利、楊帆：《新中國70年國家安全觀的演變：認知、內涵與應對》，《國際安全研究》，2019年第6期。

[32]《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全文）》，2022年4月2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424.htm?eqid=b8c0995e00013fb600000003646ac10f。

[33]《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全文）》，2023年2月2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1/content_5742481.htm。

[34]周士新：《亞太安全架構下的東盟與美國關系》，《美國問題研究》，2015年第1期。

[36]李東燕：《中國參與區域組織安全合作：基本模式與前景》，《外交評論》，2017年第1期。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Regim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Beijing's Proposal

Ling Shengli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 of economic prospe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elies on enduring peace in the area and the harmonization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hich is not only a true portrayal of the past development experience, but also the necessary path for its future progress. Currentl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acing increased risks, mak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regional security regime more urgent. Beside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seve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regime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complex and intense great-power competition, continuous escalation of regional hot-spot issues, a growing number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and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of reg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ecurity regim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our key issues need to be addressed: main actors, concepts, scope, and content. China, as a significant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tiered, multi-domain, comprehensive, and composite security regime, China should advoc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clusive principles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consolidate consensus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concepts in the Asia-Pacific, focus on coordinating with exist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gradually develop the regional security regime.

Keywords: security regim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uperpower game, Sino-American relation, regional security

責 編∕包 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