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歷史上的對抗沖突，是構建公平公正、持久和平國際新秩序的中國方案。“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已成為開放合作的全球公共品和重要的國際合作平臺，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施方案，參與合作共建的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全球南方”與發達經濟體所構成的“全球北方”之間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本內涵之一。團結和帶領廣大“南方國家”，通過合作共建“一帶一路”促進共同發展，謀求世界和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彰顯出中國外交思想和外交實踐強烈的道義擔當。
關鍵詞：“一帶一路” “全球南方” 人類命運共同體 道義基礎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在相當程度上，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是促進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對歷史之問、時代之問，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主張各國通力合作，共同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對接政策和發展戰略，深化務實合作，促進協調聯動發展，實現共同繁榮。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世界各國熱烈響應，十年間152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與中國簽署雙邊合作文件，在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貿易投資、產能合作、新能源等領域取得豐碩成果。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底氣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中國方案，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實踐。
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面臨下一個十年的關鍵時間節點，為了更好地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與世界各國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對當前的國際格局有一個新的認識。
全球體系中的“南方”與“北方”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人類社會生活當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一定的反作用。這個原理完全適用于我們對當前國際局勢和格局性質、特點及其演化趨勢的總體理解與把握。
人口占絕對多數、以中低收入國家為主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和人口占絕對少數、以高收入的發達工業化國家為主的“全球北方”（Global North）是全球體系的基本內涵。[1]全球體系中的“北方”與“南方”呈現為一個非平衡世界。數百年來，人口占全球絕大多數的“南方”受到人口占絕對少數的“北方”在政治、經濟、科技、思想以及軍事等多個領域的控制與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全球體系是一個“中心—邊緣結構”，“全球北方”占據這個體系的“中心”位置，“全球南方”則處于“邊緣”狀態，其性質因而也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
從歷史角度，全球體系的形成是工業資本主義所開啟的全球范圍巨大變遷的結果。發端于18世紀60年代的工業革命極大地提升了部分西方國家的經濟和軍事能力，并使其獲得相對于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人民的絕對經濟和軍事優勢。這些率先完成工業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借助其優勢在全世界范圍攻城略地，推行殖民統治，剝削、奴役廣大第三世界人民。對此，中國與亞非拉地區的許多國家和人民一樣有著切膚之痛。1840年的“鴉片戰爭”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慘痛記憶。
因此，現有的世界體系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的，其基礎則是歷次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利用其經濟、軍事、科技優勢，在廣大亞非拉地區進行貿易擴張，建立殖民地，獲取自身發展所需的各種資源，并逐步構建出以“中心—邊緣”結構為基本內涵的世界體系。在這個意義上，現有國際秩序的經濟基礎是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所奠定的，從國際金融機構的設計到商業慣例以及大量的國際規則，無不如此。在這個體系內部，西方發達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就是“南方國家”之間是剝削與被剝削、支配與被支配的不平等、不公正的關系。
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圍繞殖民地、資源、利益等展開你死我活的激烈爭奪。從18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人類歷史上造成無數民眾生靈涂炭的不義之戰，大多是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以及這些國家針對廣大第三世界人民進行的。因此，有學者認為自從《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以來，國家間的沖突主要是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是“西方的內戰”。冷戰如此，兩次世界大戰如此，早期17、18世紀的戰爭也是如此。
進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解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全球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與和平問題。這往往被西方學者包裝為所謂的“民主和平論”。但是，這個秩序并不能讓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免遭西方強國的侵略、奴役與剝削。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政治走出了西方時期，其重點是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的互動，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間的互動。[2]
從經濟角度，二戰結束之時發達國家GDP占全球70%左右，主導建立三大國際機構的是發達國家，形成的國際機構、國際秩序、國際規則一度完全代表和維護發達國家利益，發展中國家基本沒有發言權。在貌似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當中實際上存在著一個顯著的“中心—邊緣結構”，并且這個結構有一個十分堅硬的“玻璃天花板”，在過去200年間，只有屈指可數的非西方經濟體進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如日本、韓國、新加坡、以色列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等，許多國家則落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長期處于“落后—追趕—再落后—再追趕”的怪圈中無法自拔。
近幾十年來，“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的關系發生很大變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崛起，推動南北關系發生深刻變化。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國際社會和世界經濟發展上的話語權、主導權、規則制定權的競爭與博弈日益激烈。1990年，“七國集團”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七成，但現在只占四成左右，不再有能力完全引領世界經濟。世界經濟中心正在轉移，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已占全球總量的65%。美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在全球總量中的占比已從1950年的27%下降到現在的15%。美國的GDP增長率50多年來持續下降，現在年增長率已跌至僅2%左右。美國已經沒有新的大型市場可以擴張。西方正在經歷持續的資本主義總危機以及利潤率長期下降趨勢的苦痛[3]。
但也要看到，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在科技、金融、國際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優勢，仍在世界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并頻頻使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手段打壓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其目的就是要維持自己的“中心”地位，控制世界經濟中的“制高點”，繼續攫取超額利潤，損害占全球人口絕大多數的“南方”國家和人民的發展利益。正如羅伯特·韋德的研究表明，位于世界經濟中心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控制全球價值鏈、西方公司手里高度集中的專利知識等，引導全球收益流入西方國家的少數公司，使得這些公司對國內政治、經濟政策、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產生重大影響，進一步強化世界體系現存的“中心—邊緣”結構。在過去20年里，世界經濟中的“玻璃天花板”變得越來越堅硬，西方正在拼盡全力，強化“中心—邊緣結構”。在西方內部，新自由主義金融霸權[4]一方面引起西方國家嚴重的社會兩極分化和深刻的社會危機與治理危機，另一個方面也引起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排斥，促使“全球南方”國家探索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道路。
總之，全球體系的“南方”與“北方”以及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形成的全球性“中心—邊緣結構”是歷史形成的，是在許多偶然因素疊加和相互影響下形成的，因而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作為西方政治軍事力量支撐下的一個十分僵硬的全球體系，其經濟基礎的松動甚至瓦解，必然導致整體結構的松動甚至瓦解。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不僅是被包圍了，同時也被繞過了，因為“邊緣”的貿易和投資圈開始建立起來。經濟增長和對外直接投資在地域上轉向“邊緣”國家這一現象說明，資本積累也漸漸放棄了老牌資本主義這一“中心”。[5]“全球南方”正在成為塑造平等、包容、可持續的新型國際發展合作的重要力量，一個更為多元化的多極世界正在加速成型。
有鑒于此，一些左翼西方學者認為，過去30多年來歐洲和美國這兩個老牌世界中心一直走在社會倒退的路上，人類的未來只能建立在一種團結平等的“共存”理念之上[6]。
中國的“道”與“義”
不可否認的是，西方國家在擴張過程中，客觀上也給“全球南方”國家和人民帶來的一定的好處。譬如，醫療衛生知識、經驗、技術等的擴散，實際上也造福了廣大“南方”國家人民。中國在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甚至近代以來，引進西方先進的知識、經驗、技術以及產品，并利用國際市場的基礎設施將自己的產品出口到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在這個過程中完成工業化。換言之，在器物、技術、商業等層面，“全球北方”率先形成并廣泛使用的許多操作實踐、規范等，就其性質而言是中性的，是可以被其他國家直接采用的。但問題在于“全球北方”為了維護其在世界經濟當中的中心地位，獲取巨額利益，并為此所設計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知識體系甚至意識形態等，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明顯的自私自利性質，其在擴張過程中對亞非拉地區人民進行侵略、奴役、剝削等，也是客觀事實。對于上面兩種情況，我們要善加區分，不能混淆，更不能因為前者的中性性質而“洗白”西方國家的種種惡劣行徑。
與此同時，和平與發展依然是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所面臨的最為迫切的任務。發展問題首先是經濟發展以及各國民眾福祉的整體改善。在這個意義上，廣大“全球南方”國家面臨著重重困難和巨大發展赤字。在這個背景下，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具有極其獨特的道義基礎。
第一，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積累了豐富經驗，創造了人類歷史上一個空前宏大的“成功故事”。這也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物質基礎和“底氣”。
第二，“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集中體現著“要想富，先修路”這個樸素簡單、但在中國實踐中已經得到驗證的行之有效的道理和發展經驗。在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合作的真諦就在于“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第三，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自己的成功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推動務實合作，追求互利共贏。基礎設施建設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從“陸鎖國”變為“陸聯國”，如老撾，大大提升了這些國家的發展潛力，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帶來切實的好處。
第四，中國強調在開展國際合作時踐行正確“義利觀”，舉辦進口博覽會，減免不發達國家產品的進口關稅并擴大農產品進口渠道和規模，與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共享中國的發展機遇。
從具體的操作層面，“一帶一路”倡議涉及各國發展戰略與政策的溝通、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無不觸及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痛點和難點，這也是“一帶一路”倡議廣受歡迎的根本原因。
在實踐和觀念層面，中國與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合作中所體現出的“道”與“義”，正是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的責任感，以及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利益的使命感。“一帶一路”倡議緊緊抓住發展這一根本議題，注重將“一帶一路”的話語和實踐體系帶入國際發展合作的話語體系中，注重凸顯國際發展合作對于“五通”建設的貢獻，豐富了全球層面開展國際發展合作的政策和實踐。共建“一帶一路”的全球性倡議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中國方案，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生動實踐。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共建‘一帶一路’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因此，我們正是要在這個意義上認識“一帶一路”倡議的“道義”基礎，以及與“全球北方”國家相比截然不同的合作原則與具體實踐。
共建“一帶一路”與國際新秩序
世界并不只是由老牌中心構成的，新的秩序正在世界范圍內建立。[7]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重大場合多次深刻闡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豐富內涵，提出“共同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8]。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越是深入發展，人們越是能夠深刻認識到，“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平臺，對解決當前全球治理的失靈、失衡和失序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創造了人類經濟史和發展史的奇跡，在一定程度上動搖著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與此同時，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正在發生，經過70多年的努力，中國的綜合國力有了長足進步，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努力改變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新秩序的構建是需要付出長期努力，對此我們也要有清醒的認識。
現有國際體系的基礎是西方國家通過數次工業革命發展出的絕對經濟和軍事實力，因此，對現有國際體系的改變也只能從經濟和軍事實力對比的角度開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已經建立起十分堅實的經濟和軍事基礎，目前美西方對中國的圍堵主要集中在芯片等高科技領域，如美國2022年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及“通膨削減法”，通過大幅補貼國內半導體等關鍵產業，對中國科技商品施加出口管制和貿易制裁，延緩甚至固化中國的追趕速度。因此，我們要在一些前沿科技領域實施強有力且持續的產業政策、扶持政策，補齊短板，同時加強基礎研究，夯實科技發展的知識和人才基礎。對中國而言，破局的關鍵在于通過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提升，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一起徹底改變全球經濟格局當中的力量對比，只有這樣，才能為促進形成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創造必要條件。
與此同時，西方在臺灣、人權、涉疆涉藏涉港等問題上不斷制造新的話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抹黑中國。在國際舞臺，美西方力圖將中美博弈置于“民主”與“威權”、地緣政治對抗框架內，力圖以此構建“價值觀同盟”，對中國進行遏制圍堵。面對美西方的各種“東西”敘事框架下的噪音，中國不可失焦，而應“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心一意謀發展，采取主次分明、靈活應對的方式，從南北矛盾破局。對于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和經濟發展等問題，絕不放松，堅決斗爭，而對于核心利益之外的其他問題，則可講求策略，靈活處理，不必時時事事強硬應對，既有靈活性，又有原則性，把主動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進而立于不敗之地。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可充分闡釋自身“全球南方”立場，以“南北”敘事對沖西方“東西”敘事，淡化、反制西方的意識形態鼓噪，占據道德制高點，并為團結廣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提供話語體系支持。
長期而言，國際格局是朝著有利于我們的方向變化的，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西方總體實力的下降以及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是客觀的。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建設者、改革者。中國站在最廣大發展中國家立場上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凝聚共識，共同促進更加合理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上發展的快車道，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依然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9]“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集中體現出中國與廣大“全球北方”國家所選擇的是一條截然不同的合作道路，是“全球南方”開展合作的道義基礎，這也是中國實踐的全新世界歷史意義。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
[1]王悠然：《“全球南方”承載學術與政治價值》，《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2月24日，第3版。
[2][美]阿瑞吉著、王宇澤譯：《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19頁。
[3][美]黛博拉·韋內齊亞爾、維杰·普拉沙德、凱雷特維·奧普庫、曼努埃爾·貝爾托爾迪：《帝國主義“基于規則的秩序”之八大矛盾》，《環球時報》，2023年4月24日。
[4][5][6][7][法]熱拉爾·迪梅尼爾、[法]多米尼克·萊維著，陳杰譯：《大分化：正在走向終結的新自由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28頁、第114頁、第1頁、第6頁。
[8][9]《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61—572頁、第104頁。
責編：程靜靜／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