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產能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內容與實體支撐，是推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合作共贏的現實紐帶。十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產能合作的規模不斷擴大、領域持續拓寬、標志性項目取得實質進展、保障機制不斷完善，但要進一步推進產能合作，必須破解融資困難、技術標準不兼容、產業合作層次偏低、產業合作門檻較高、營商環境參差不齊、國際形勢嚴峻復雜等問題，化挑戰為機遇，加快形成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全方位、可持續、高質量的產能合作新格局。

關鍵詞：“一帶一路”  產能合作  高質量發展  開放型世界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一帶一路”是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合作體系，產能合作則是這一體系的核心內容與實體支撐，是推動“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合作共贏的現實紐帶。推動產能合作，實質上就是一方提供資金、技術、設備、管理等方面的支持，與另一方共同建立生產基地、工業園區，進而形成產業鏈、供應鏈的分工合作關系。2016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開展跨國互聯互通，提高貿易和投資合作水平，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本質上是通過提高有效供給來催生新的需求，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由此，沿線各國能夠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工業化進程，增加就業機會，促進更高層次的產業結構升級，我國與相關國家也能在經濟要素、資源配置和市場開發等方面實現深度融合，從而塑造比貿易往來更加密切深入的互聯互通網絡，共同建設相互依存、互利多贏的開放型世界經濟。

“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取得的成就

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來，沿線各國家不斷提速加碼，拉動自身經濟增長，積極推進產業分工合作。產能合作呈現出合作規模不斷擴大、合作領域持續拓寬、標志性項目進展顯著、保障機制有效增強等特點。

合作規模不斷擴大。十年間，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產能合作體量不斷擴大，與共建國家合作的項目數量、投資額、貿易額、營業額等持續增長。目前，中國已經累計與150多個國家及東盟、非盟等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余份 “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從2013年到2022年，中國企業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雙向投資累計超過2700億美元，在共建國家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完成營業額累計分別超過1.2萬億美元和8000億美元，貨物貿易額從1.04萬億美元增長到2.07萬億美元，期間共為共建國家創造了42萬個工作崗位。另外，中國還與法國、日本、意大利、英國等10多個國家建立了第三方市場合作機制，旨在將中國的優勢產能與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相結合，一同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需求服務，推動全球產業鏈高中低端有機融合，凝聚全球經濟增長新動力，實現各方互利共贏。

合作領域持續拓寬。十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產能合作領域不斷拓寬。從產業結構來看，對外投資已全方位涉及農業、工業、服務業等領域，有力支援了共建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化發展、人才基礎強化，同時還有效帶動了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方面，中國與共建國家的合作項目涵蓋糧食、瓜果、蔬菜、林業、漁業、畜牧業、經濟作物等，形成了融合科研、種植、管理、繁育、加工、物流等于一體的產業鏈體系。工業方面，工業合作是產能合作的主體，合作領域主要包括以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開采冶煉、機械制造等為代表的傳統重型工業，以服裝、紡織、家電等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傳統制造業，以鋼鐵、水泥等為代表的資源密集型富余產能行業，以高鐵、汽車、精密儀器、通信設備、電子器件、醫療器械等高科技產品為代表的先進制造行業等。服務業方面，服務業是未來產能合作的重點方向，目前中國已經與多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及國際組織在數字經濟、金融服務、商貿旅游、文化教育、醫藥衛生、商品零售、運輸物流、標準化建設、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展開了務實合作。

標志性項目取得實質進展。十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產能合作形成了一系列標志性成果。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實施的基礎設施援建工程所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最多，特別是“六廊六路、多國多港”架構初步成型，成為進一步推動產能合作和經貿往來的前提和基礎。這些工程涉及公路、鐵路、橋梁、機場、港口、管道、城市軌道交通等硬件設施建設，為共建國家帶來了廣泛福祉和機遇。例如，瓜達爾港、比雷埃夫斯港成功運營，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中亞與外界的物資來往，促進了地區發展；埃及新行政首都建設完工投入使用，在疏散人口、緩解交通壓力、招商引資、提振經濟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中巴經濟走廊“兩大”公路順利通車，蒙內鐵路、中老鐵路、亞吉鐵路、雅萬高鐵全線貫通，中泰鐵路穩步推進，為促進區域經濟繁榮發展作出了有益貢獻；中國企業助力建造的波哥大地鐵一號線為當地實現了“地鐵夢”，中國企業承建的多哈盧賽爾體育場完美承辦了2022年國際足聯世界杯比賽。此外，設備運營、文化交流、收支清算、技能培養、規則標準等軟件設施的建設發展，例如孔子學院、魯班工坊等有效促進了“軟聯通”與“硬聯通”的有效融合。能源合作也是“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重點領域。中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總投資額的40%為能源領域。其中，中國與周邊國家電力互聯互通建設、科威特阿祖爾煉油廠、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中緬油氣管道、馬里埃爾太陽能光伏電站、埃塞俄比亞阿達瑪風電站、古巴西羅·雷東多生物質發電站等項目，均取得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另外，一系列產業園區成為“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重要依托和可靠平臺。例如，中國-白俄羅斯工業園、中印尼“兩國雙園”、柬埔寨低碳示范區、土耳其中國工業園等園區對當地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合作保障機制不斷完善。隨著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產能合作的規模不斷擴大、領域不斷拓寬，保障產能合作有序推進的機制也不斷完善。十年來，中國先后與13個共建國家簽署了包括《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在內的7個自貿協定，為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產能合作打下堅實基礎；與多個共建國家、相關國際金融機構簽署了《“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關于加強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相關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等協議，持續推動構建區域金融合作機制，助力實現產能合作的資金高效融通；2017年、2019年舉辦了兩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自2018年起連續舉辦了五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為“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搭建起了廣泛參與的國際合作平臺。

“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存在的問題

石以砥焉，化鈍為利。“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在促進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實現共建國家合作共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前進的道路從來不會一帆風順，“一帶一路”產能合作面臨著融資困難、技術標準不兼容、產業合作層次偏低、產業合作門檻較高、營商環境參差不齊、國際形勢嚴峻復雜等問題與挑戰，阻礙了“一帶一路”產能合作高質量發展。

金融市場欠發達，企業融資約束大。從“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來看，一方面，這些國家金融市場普遍發展不充分，主要以政策性融資為主，社會資本進入意愿較弱，融資渠道較為單一，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開展產能合作；另一方面，這些國家政策性融資主要針對基礎產業合作，且存在融資規模小、獲取門檻高等特點，難以滿足“一帶一路”產業合作需要。從國內來看，當前國內銀行業和金融機構缺乏“外保外貸”和“外保內貸”等業務種類，導致企業的境外子公司無法借助國內母公司的信用獲得貸款，也無法利用其固定資產獲取抵押貸款，抑制了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產能合作項目的投資。

技術標準兼容性較低。從“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來看，這些國家的標準化發展水平參差不齊。部分國家基于歷史原因，直接采用美標、英標、歐標等發達國家的標準，經濟基礎較好的國家傾向于使用本國的標準體系，還有一些國家受制于技術等因素限制，采用國際通用技術標準與本國標準相結合的標準體系。從國內來看，中國技術標準長期處于一種“封閉式”狀態，尚未得到國際上的廣泛認可，與之配套的技術咨詢服務也沒有同步“走出去”，這就導致我國很多行業的經驗與能力雖然處于世界一流，但卻由于境內外產能合作技術標準不能兼容，企業無法真正“走出去”，“一帶一路”產能合作自然也深受影響。

產能合作層次偏低且深度不足。一方面，產能合作層次偏低。中國向“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輸出去的產能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大多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位置。另一方面，產能合作深度不足。雖然我國與共建國家產能合作涉及的行業眾多，但是大多數項目僅停留在前期的工程承包階段，沒有就后期的生產和運作進行深入合作，遠未形成覆蓋產業鏈上、中、下游良性互動的合作構架，導致項目的整體盈利和中方的可獲利空間較低。

中國與共建國家產業合作門檻提高。一方面，隨著經濟實力的逐漸提升，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中、低端制造環節已經形成本國的競爭力優勢，不再依賴產能合作方式，這就導致“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機會逐漸減少；另一方面，部分國家已不再滿足于中低端的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活動，開始追求高附加值的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活動，變相提高了產能合作的成本和門檻。與此同時，近些年來，中國與個別“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雙邊互信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國際輿論環境的不良影響，增加了中國與共建國家開展產能合作的合規成本，不利于發揮中國在產能合作中的競爭優勢。

營商環境參差不齊，產能合作風險疊加。“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營商環境差距顯著。多數發展中國家長期存在法治不健全、人治色彩明顯、政府辦事隨意性強等問題，缺乏有利于國際產能合作的優良環境。部分國家還存在國內政治動亂風險，中國企業與相關國家的產能合作面臨著較高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此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美西方不斷試圖通過國際輿論、技術封鎖、金融制裁等方式阻撓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合作，“一帶一路”產能合作面臨多重風險。

“一帶一路”產能合作面臨的機遇

以迂為直，以患為利。當前國際形勢風云變幻，全球化形勢日趨復雜，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開展產能合作需要應對遠超以往的新障礙與新挑戰。但挑戰和機遇很多時候是相輔相成的，要牢牢抓住當前不可多得的新機遇，因勢而謀、順勢而為，掌握主動、贏得未來。

頂層設計持續強化，機制體制不斷創新。近年來，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勢頭明顯上升，國家之間的正面摩擦增多、政治互信降低，再加上新冠疫情給全球發展運行踩下“急剎車”，“一帶一路”沿線不少國家經濟發展困難較多，市場需求疲弱。面對老問題與新矛盾共生困境，我國持續完善頂層設計，加強整體謀劃，創新運行機制，旨在運用成熟的機制化手段掃除“一帶一路”建設所面臨的阻礙。例如，2015年，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成立，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2016年9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通過關于建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2017年，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進一步明確了未來“一帶一路”的合作方向、具體路線圖以及重點項目；2018年，組織召開“一帶一路”稅收合作會議，與會各方就稅收法治、納稅服務、爭端解決和能力建設等議題深入討論并達成廣泛共識，聯合發布了《阿斯塔納“一帶一路”稅收合作倡議》；2019年，“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成立，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合作打造了政策對話和溝通平臺、環境知識和信息平臺、綠色技術交流與轉讓平臺；2020年，我國與緬甸、墨西哥、智利、白俄羅斯新建了貿易暢通工作組，還推動與更多國家建立投資工作組、服務貿易工作組和電子商務合作機制；2021年，“十四五”規劃豐富了“健康絲綢之路”“綠色絲綢之路”“數字絲綢之路”“創新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內涵；2022年，《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合作規劃》正式發布，在推進貿易領域合作、推動產業領域合作、深化基礎設施和供應鏈物流合作等多個方面作出具體部署；2023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年，新年伊始，中國分別與菲律賓、土庫曼斯坦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等等。隨著各方面、各領域持續推進“一帶一路”制度建設和機制優化，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產能合作必將迎來更光明的未來。

產業互補性強，合作空間大。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產業結構互補性強，各自比較優勢明顯，產能合作前景廣闊。具體來說，中國當前正處在工業化的中后期，第二產業產能旺盛，同時也面臨產業轉型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壓力，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大部分國家的工業化水平低于中國，加快工業化大發展的任務緊迫而重大。這樣一來，中國的優勢過剩產能可以借助“一帶一路”建設轉移到共建國家，加快共建國家工業化進程，促進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與此同時，我國國內產業結構也能得到進一步優化，為新興產業發展創造更多空間。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能源、礦產、農產品等優勢產能也可以更加順暢地進入中國，形成互利共贏的新局面。

民營企業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民營企業具有市場化程度較高、社會負擔較輕、合作方式靈活等優勢與特點，是提供社會就業、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對民營經濟發展和民營企業家成長給予高度重視和親切關懷。民營企業數量不斷增多、經營范圍不斷拓展、技術水平不斷提升、人才實力不斷增強，一些民營企業提出開拓更加寬廣的市場、謀求更高質量的發展的訴求。“一帶一路”蘊藏著巨大商機和市場，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熱情和積極性也呈現上升趨勢。根據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22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2021年有195家500強民營企業參與了“一帶一路”共建，未來三年有超過57%的500強企業有意向參與“一帶一路”投資。制定合理政策，鼓勵更多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擴充“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參與主體，已然成為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強化產能合作的核心要義。

數字技術不斷成熟。近年來，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蓬勃發展，為“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成為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合作的重要抓手。從制度層面來看，中國與沿線多個國家簽署了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數字絲綢之路”合作諒解備忘錄、“絲路電商”雙邊合作機制等文件，為深化產能合作、推動技術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從實踐層面來看，中國移動、中國聯通、華為、中興等企業積極同共建國家的運營商開展合作，努力提升共建國家的信息化建設水平，助力沿線各國共享新時代“數字絲路”紅利，搶抓產能合作新機遇，構建發展共贏新局面。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201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布，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今年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有序推進。2023年2月，伊拉克央行宣布放棄美元，允許以人民幣直接結算對華貿易。3月11日，中國工商銀行（巴西）有限公司成功辦理首筆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3月底，巴西中央銀行宣布，人民幣已超過歐元，成為該國第二大國際儲備貨幣。4月10日，俄羅斯NBD銀行加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這些重要事件都表明人民幣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不斷提升。“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與共建國家的合作將使得人民幣在大宗商品貿易、基礎設施融資、產業園區建設、跨境電子商務等方面擁有更多的使用機會和更大的發展空間，人民幣對國際社會的吸引力以及人民幣作為各國外匯儲備的可能性將會進一步提升，從而形成新的貨幣秩序，助力中國與共建國家形成更高水平的產能合作新格局。

推進“一帶一路”產能合作高質量發展的新思路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共建“一帶一路”順應全球化發展的歷史潮流，順應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時代要求，順應各國人民過上更好日子的強烈愿望，其深入發展的趨勢不可阻擋。面對新挑戰與新機遇，需要持續探索推動“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提質增效、走深走實的新思路、新辦法，加快形成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全方位、可持續、高質量的產能合作新格局。

創新融資機制，拓寬融資渠道。首先，建立“一帶一路”銀行間合作體系，完善銀行機構間的溝通協調機制，加強產品、服務與合作模式創新，通過投貸聯動的方式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同時，要繼續發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所具備的融資成本較低、貸款程序簡便等優勢，為企業尋求更多的金融支持。其次，推動“一帶一路”沿線資本市場合作，切實做好與國際多邊組織的合作，尤其是與金融機構的合作，建立國際合作的專項基金，有效降低融資成本、強化風險管控能力。積極幫助共建國家的企業在上海交易所發行“一帶一路”熊貓債券，不斷完善熊貓債融資機制，拓寬“一帶一路”建設的直接融資渠道。

大力實施標準國際化戰略，積極推廣中國技術標準。一是積極推進標準國際化，搭建標準合作平臺，強化雙邊標準信息交換，加強標準制定的交流和協調；二是聚焦“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戰略需求和發展關切，共同制定國際標準，建立團體標準國際合作機制；三是大力支持中國標準“走出去”戰略，對在“一帶一路”產能合作與重大工程建設中采用中國標準的企業給予政策支持和資金獎勵，同時建立“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示范項目，打造代表中國標準的標桿工程。

做好統籌規劃，完善合作機制。首先，要以更加完善的頂層設計引領“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具體來說，需要在“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戰略方向、核心因素、重大環節等多個方面進行全方位、引領性的統籌規劃，進而推動各項政策措施落地落實。其次，要進一步完善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產能合作機制，特別是要擴充完善關于境外投資管理審核、投資政策咨詢服務、事中事后全程監管、信息情報收集共享、法律法規保障體系等方面的內容。

創新合作模式，提高經濟效益。一是進一步推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規范發展，保證各方都參與到風險管控工作中，獲得實實在在的收益。二是有效對接國際市場需求，構建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區域價值鏈體系，逐步從價值鏈分工的“參與者”向“引領者”轉變。三是進一步開拓海外園區，提高園區建設質量，以此支撐中國企業在外的“集群式”發展，從而更好地發揮集聚經濟優勢。四是探索“軟輸出”產能合作模式，將境外產業園區建設重心從中國企業采取直接投資建園、招商、運營為主的模式調整為提供園區設計、規劃、運營等咨詢服務為主的模式，進而達到降低投資風險、減少資金投入、縮短回報周期、增加回報規模的目的。

以共建“一帶一路”為實踐平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絕不是某一個國家的“獨唱”，而是眾多國家一齊演奏的“大合唱”。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世界各國同舟共濟的客觀要求，習近平主席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創造性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共同發展、共享和平的最佳例證，也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聚焦構建互利合作網絡、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臺，注重開展跨國互聯互通、提高貿易和投資合作水平、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以點帶面、串點成線、從線到片，步步為營、久久為功，將中國的優勢產能、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與共建國家的實際需求有效銜接，從而讓更多國家參與到“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框架中，結成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

【本文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標準研究院院長、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西安交通大學“一帶一路”自由貿易試驗區研究院助理教授邸勍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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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建“一帶一路”朋友圈越來越大》，《人民日報》，2023年1月12日。

[3]《“一帶一路”十周年：10個故事見證藍圖變實景》，中國一帶一路網，2023年3月10日。

[4]楊曉琰、郭朝先：《加強國際產能合作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企業經濟》，2019年第7期。

責編：羅 婷／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