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網絡上所謂的“權謀文化”傳播蔓延吸引了一些青年關注，其對青年的負面影響令人憂心，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冷靜分析這背后折射出的青年心態和客觀需求。在深度訪談中，青年展示了辯證、理性、樂觀的特質。雖然不少權謀類短視頻充斥在網絡環境中，甚至發揮了“電子榨菜”的作用，但多數青年具備較強鑒別力及在職場實踐中靈活處置的能力。

【關鍵詞】青年 “權謀文化” 青年亞文化 【中圖分類號】C913.5 【文獻標識碼】A

“和有資源的人合作，和沒退路的人共事”“權謀家的眼里沒有好壞，只有強弱”……當下，網絡平臺中出現不少以“權謀文化”、厚黑學為主要內容的文章、資料、影視作品解析，傳遞權力崇拜、投機取巧、拉幫結派等封建思想。網絡上“權謀文化”的傳播蔓延吸引了一些青年關注，有的青年熱衷在短視頻平臺觀看“官場戲”“商戰戲”分析解說，研究所謂的處世哲學，個別青年甚至在問答平臺付費求“升遷秘訣”。①本文圍繞青年怎樣看待“權謀文化”，有著怎樣的困惑和期待等議題，采用深度訪談與案例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探究當代青年對于“權謀文化”的體認與理解。

“電子榨菜”與“電子鴉片”

不少青年將自己在吃飯過程中所觀看、收聽的視頻、音頻等戲稱為“電子榨菜”，這種說法既肯定了這些文化產品的“下飯功能”，也表明其并無太多營養的事實。但如果因此就低估這類作品的影響，那就會忽視其潛在威脅。歷史悠久的所謂“權謀文化”近年來在作為“電子榨菜”的小說、網劇、短視頻中屢屢出現，確實會產生一定負面影響。從潛意識層面來看，雖然觀者“就是中午吃飯的時候沒事無聊”，但是這類“電子榨菜”確實會對青年造成潛移默化的傷害，因為從根本上來說，“權謀文化”與現代民主政治是相背離的，對“權謀文化”的妥協與接納往往意味著對于潛規則的默認、對于程序正義的輕忽。

與“電子榨菜”相比，更為復雜的一種現象是“電子鴉片”的產生。青年在現實中遭遇困境之時，有部分人會選擇看爽劇、讀爽文來消解與排遣負面情緒，有受訪青年說：“在職場中難免有苦悶，看一看這些比較爽的宮斗劇，是一種情緒的宣泄”，“年輕人在工作中遇到難關的時候，把劇中人當成自己，看他們的悲喜，感同身受，感覺到是一種釋放，能夠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負面情緒消解掉”，“算是一種電子鴉片”。應該看到的是：一方面，一些青年選擇此類作品紓解情緒，實際上展示的是對此類作品的某種認同；另一方面，這類作品之所以有“電子鴉片”之稱，又能顯示出青年是有價值批判能力的。在深度訪談中，有受訪青年認為：“在幾千年沉淀下來的文化環境中，不是所有人都能輕松地逃脫”，“如果光憑‘真善美’，有的時候可能無法應對復雜的社會”，似乎個別年輕人已經默認或接納了“權謀文化”的邏輯，但這只是硬幣的一面，他們講述更多的——也即硬幣的另一面——是對媒介、平臺、作品、環境的審視與反思。

小說、電視劇、互聯網、社交媒體使得不少青年關注所謂的“權謀文化”，媒介為“權謀文化”傳播提供了土壤。部分青年會細致分析宮斗劇，認為其中既有刻畫、傳播“權謀文化”的典型作品，也有進行隱性推崇的作品，但還有一種作品，實際上是利用權謀的形式表達反權謀的主張——“它里面處處體現的是權謀，但是當你看完以后會感到一種悲涼，算過來、算過去，仍然改變不了什么，其實反而讓我不想去搞權謀，因為發現忙活一大圈以后，其實現實還是這樣”。他們也明確看到，很多文化作品都是歸旨“真善美”。

青年對于媒介物的分析展現了較高的媒介素養，使得他們不僅對依附于、隱藏于個別作品中的“權謀文化”具備了基本鑒別力，而且也有更強的行動力。他們認為這類作品的現實性非常有限，無法落地，雖然看似會提供一些職場問題的解決辦法，但“如果要去實際運用，我可能更偏向于去學管理類的知識”，而且強調在工作中“更多的還是要靠能力”。他們普遍提到了實踐的重要性，認為要掌握處事之道，“一方面就是多看經典書目，形成一些自己的認識和見解；另一方面是要與人溝通交流，有實踐環境，結合自身所遇到的實際問題去衡量、去考慮”。由此可見，多數青年面對外部“權謀文化”的影響時并沒有自我強化權謀人格，而是去尋求更專業的幫助，能夠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青年對于“權謀”的認識是辯證的

1835年8月12日，17歲的馬克思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一文中寫道：“能給人以尊嚴的只有這樣的職業，在從事這種職業時我們不是作為奴隸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領域內獨立地進行創造；這種職業不需要有不體面的行動（哪怕只是表面上不體面的行動），甚至最優秀的人物也會懷著崇高的自豪感去從事它。”年輕的馬克思在思考職業選擇時強調了“尊嚴”“創造”“崇高”“自豪感”。在西方，權力是一個有爭議的概念，美國社會學家丹尼斯·朗對權力進行了系統研究，他在《權力論》一書中從動機與目的等角度對權力進行四分法分析，用兩個變量組成四個位置，展現了對于權力認知的復雜性。

同樣，中華文明發展史中對于權力與權謀的評價也是復雜的，對其正面作用的肯定不僅古已有之，即使在今天，《孫子兵法》《資治通鑒》也仍是人們學習為人處世、職場法則，甚至是“商戰”技巧的重要文化載體，權謀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成為一種綿延不絕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智慧。由此可見，權力本身沒有邪惡性，如何運用好權力，以什么為尺度，把握怎樣的原則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②

受訪青年對于權力和權謀的認識是辯證的，在談及“權謀文化”時，他們普遍會從運用權謀手段的目的出發展開討論，有受訪青年表示：“如果說是站在個人的利益上考慮權力，比方為了滿足自己的掌控欲，或者只從自身利益出發，我覺得這可能就是非常貶義的一個詞。但如果是考慮集體利益，比如單位、部門、國家的利益，它就是一個褒義詞……其實最大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比如說更好地帶動一方經濟發展。”當代青年能夠明確區分領導藝術和領導權術。領導藝術是領導者以靈活性和創新性思維，用一定的領導條件、領導原則和領導方法來解決問題、協調關系的方法，反映領導者在知識、經驗、才能和氣質等方面的綜合素質。領導權術則是領導者使用厚黑、狡詐、欺騙等手段，以實現自身目的的方式。受訪青年對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標運用權謀給予了正面評價，認為領導需要“方式”“技巧”“謀略”把“大家都團結在一起”，“思想的高度統一”才有助于實現更宏遠的目標。這種對于權謀的正面評價與職場風氣明顯改善有重要關聯，訪談中多位青年肯定了其工作環境：“央企內部的環境我覺得還是不錯的，我確實沒有感受到有什么非常深刻的資源分配不均，大家的團隊協作意識還是挺強的。”“領導都挺和氣的，而且不太會搞小圈子。”

在分析上述職場風氣形成的原因時，干部年輕化這一因素被屢次提到：“政府部門中相對來說比較年輕的一些干部綜合素質很高，年輕人可能有更多的創意、想法”“他們的管理思維相對來說也比較先進……他們是希望與時俱進的，其心態首先就是包容的、開放的。”一位年輕的團隊帶領者現身說法，描述了作為青年領導者的心態：“我進入職場就是想著以誠待人，做好自己的事情……不太會想比如說送禮，或者說每天琢磨領導心理之類的，我更愿意用工作或者實力說話。”

由此看來，年輕人包括青年干部都更為看重個人能力的提升與以完成工作任務為重心的工作風格，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沒有感受到權力與權謀對于職場的負面影響。“權謀文化”的非制度性、去價值化、非公開性、自利性的一面對青年來說并非是陌生的。因而，他們會批評那些業務能力和動機不純的人，也會擔心后面因“內心不甘”而妥協，“活成了自己不想變成的、很討厭的那一類人”，還會有意識地去反思、批判“權謀文化”。青年是敏銳的，他們的批評、擔心與反思正反映出“權謀文化”雖有正面價值，但消除“權謀文化”負面影響的道路并不平坦，仍面臨很多挑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仍較突出”，“鏟除腐敗滋生土壤任務依然艱巨。”

青年正處于工作倫理形成期，極易對“權謀文化”產生認知偏差，甚至養成高權謀人格。據研究，成就動機、交往與歸屬動機、權力動機這些人類共同具有的心理機制會對此有直接影響。如果“權謀文化”土壤比較發達，一些青年會在社會化過程中通過人際關系互動和社會文化環境影響而形成穩定的高權謀人格。在這個過程中，青年在工作學習之余所接觸的文化產品對其影響很大。

部分青年熱衷“權謀文化”的背后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冷靜分析部分青年熱衷“權謀文化”現象折射出的青年心態和客觀需求。青年走出校門、家門成為“職場小白”，都有著能夠快速融入職場的迫切愿望，部分職場青年會產生焦慮、彷徨心態，還有的職場青年正在遭遇挫折、瓶頸，想在所謂的“權謀文化”中尋找精神寄托，希望通過吃透“潛規則”更快成長。

在訪談中，青年們的講述也顯現出由此而生的迷茫與困惑：“很迷茫，怎么給年輕人提供更多的機會，用更多的舉措來保證公平競爭。”在“權謀文化”高度發達的個別情境中，一些青年往往會自我設限，主動疏離，年輕人更容易出現因無所適從而自我封閉的情況，“從青年的角度來說，不少人現在都有點自我或者說自閉，大家可能都要向內發展，基本上能少打交道就少打交道，能自己完成就不麻煩別人”。

接受訪談的青年展現了健康的權力觀。在職場遭遇人際摩擦之時，從對工作負責的角度出發，年輕人通常會有意識地運用一些方法，比如暫時壓抑內心的不滿，采取一種回避的方式平息爭端——“如果我因為一些小問題就直接撂挑子不干了，可能是一種不太負責任的行為。”這看似是一種策略手段，實際上是團隊意識、責任意識讓他們放下了意氣之爭。有一定管理經驗的年輕人非常重視職場中的上下級關系，會運用“中國式的、西方式的，手段也好、方式也好”去“建立良好的私人情感”，“真誠地想去處好個人關系”，得到上級信任的同時“照顧到下級，帶動下級更好地工作”。在這個過程中，盡管他們也提到了權術，但更多的是從歷史、領導力理論、組織行為學、人力資源管理中得到啟發。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全黨要把青年工作作為戰略性工作來抓”，“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熱心人、青年群眾的引路人。”“知心”是“引路”的前提，了解青年、理解青年是開展青年工作的基礎。年輕人普遍擁有更廣闊的眼界、更強的學習意識，在遇到權謀問題帶來的困惑與挑戰時展現出的辯證思維和理性、樂觀精神令人感到振奮，愿他們在認識、思考、討論的基礎上能進一步在實踐中達成目的與規律的統一、崇高與明智的統一、理想與現實的統一。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特此向接受訪談的蔣帥、李敏、趙紫來、高飛和其他青年朋友致謝）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課研究專項重點項目“口述史學與黨史學習教育創新研究”（項目編號：21VSZ008）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莫讓網上錯誤的“權謀文化”為職場青年“挖坑”》，半月談網，2023年3月23日。

②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22年10月25日。

責編/趙橙涔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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