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戰略性礦產資源問題關乎當今世界主要大國的經濟命脈，關乎全球產業鏈穩定和市場平衡，是國際政治經濟的競爭高地之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關鍵礦產的大國競爭格局更加錯綜復雜。當前全球關鍵礦產資源領域大國競合態勢分化，呈現零和競爭加劇、國際合作“俱樂部化”、供應鏈管理向“全生命周期”擴展、博弈焦點轉向治理規范領域等態勢，旨在解決既有問題的關鍵礦產全球治理機制也面臨著戰略性供應鏈斷裂、資源民族主義抬頭、治理體系碎片化、陣營化的困境。針對目前該領域呈現的復雜態勢，中國可通過采取差異化國際合作策略、維系大國共識、強化供應鏈國內外雙向延伸、提升規范性話語權、謹慎處理國際礦產開發問題等方式加以應對。
【關鍵詞】關鍵礦產 大國競合 全球治理
【中圖分類號】TD9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5.009
【作者簡介】于宏源，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公共政策與創新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全球治理和能源經濟學。主要著作有《戰略資源政治與中國的應對策略》、《全球能源-糧食-水的系統治理與綜合應對》等。
戰略性礦產資源是全球政治經濟的重要議程，關乎全球產業鏈穩定和市場平衡。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確保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強調，要“保障能源和戰略性礦產資源安全”。在大國博弈和地緣沖突背景下，緊缺戰略性礦產資源國際競爭異常激烈。2040年對關鍵礦物的需求可能會增加400%至600%，電動汽車所需的關鍵礦產投入將是傳統汽車的6倍，陸上風力發電廠所需的礦產資源也將是燃氣發電廠的9倍。關鍵礦產資源產量的迅速提高并不現實，通常來看，從發現礦產資源到實現量產的平均時限為16.5年。[1]我國緊缺戰略性礦產資源面臨需求總量大、國內供應不足、對外依存度高、進口來源國與國際通道相對集中等巨大風險，在清潔能源轉型和能源安全并舉的大國競爭時代，關鍵礦產成為事關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基礎要素，戰略屬性不斷凸顯。
關鍵礦產的大國競合態勢分化
基于資源分布不均勻導致的大國沖突是產生地緣政治理論的重要原因，這使得主要大國圍繞全球戰略性礦產資源安全展開競爭，積極謀求礦產資源主導權。沖突論從地緣政治角度出發，認為國家之間的資源爭逐無可避免會導致武裝沖突，礦產資源更會導致工業國經濟沖突和大國政治分裂。融合論則指出全球治理應建設資源共享的管理機制，丹尼爾·耶金指出世界各國將不得不共同面臨資源挑戰，強調可獲得性和合理的價格是資源安全的重要內涵。[2]礦產資源空間分布受地質條件局限，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壟斷資源開發全過程，都需要通過國際貿易進行資源配置。[3]然而當前，全球戰略性礦產的零和爭奪態勢加劇，未來全球礦產能源的主導權爭奪、戰略性礦產分布的不均衡性以及主要大國的地緣政治因素，推動大國之間的全球性博弈，并導致關鍵礦產國際合作模式的“俱樂部式”轉變。隨著大國地緣政治競爭加劇和經濟全球化持續受阻，全球戰略性礦產供應鏈可能出現斷鏈風險。
全球戰略性礦產的零和爭奪態勢加劇。由國家安全和未來產業布局驅動的戰略性礦產資源需求推動各主要大國不斷參與到全球礦產資源的零和爭奪之中。首先，戰略性礦產決定未來全球能源和經濟的主導權。伴隨著新能源和新科技革命，主要大國相繼修訂戰略性礦產資源的定義和相關政策，把全球環境和氣候變化、低碳發展相關新材料的戰略挑戰等內容融入其中，進而加劇了對新興戰略性礦產和材料的競爭。戰略性礦產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成為大國資源博弈的焦點。國際能源署指出，全球能源系統對關鍵礦產的總體需求到2040年可能增加6倍，到2050年，全球能源需求將比今天所生產的能源多出50%，其中大部分增長將來自于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技術，全球對銅、鋰、鎳、鈷和稀土元素等關鍵礦產的需求將呈指數級增長。其次，戰略性礦產分布的非均勻性推動大國展開全球性博弈。戰略性礦產資源在地理位置上聚集于幾個特定國家和區域。全球約一半的鈷供應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DRC）；三分之二的鋰儲量位于拉美“鋰三角地區”，其中，玻利維亞的鋰礦儲量雖然豐富，但在經濟上尚不具備可采性；全球80%以上的鋰供應來自澳大利亞、智利和阿根廷三國；全球60%的錳供應來自南非、巴西和澳大利亞，且戰略性礦產多數分布集中度較高，并呈現寡頭壟斷特征。[4]除了中國富集的稀土礦產以外，中國和全球主要大國都在競爭的鎳、鋰、鈷等礦產的進口來源地主要集中于智利、澳大利亞、剛果（金）、菲律賓、南非、秘魯、印尼等國家。[5]因此，未來大國地緣資源競合也將圍繞爭取戰略性礦產展開。最后，主要國家重視持續評估關鍵礦產供應，定期調整、發布關鍵礦產資源清單。2022年2月，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發布了50種關鍵礦產新清單，進一步強調了稀土元素和鉑族元素、鎳和鋅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的至關重要性；歐盟關鍵礦產的種類不斷增加，從2011年的14種，到2014年的20種、2017年的27種，再到2020年的30種；2022年12月，加拿大政府發布關鍵礦產戰略，提出支持經濟增長、競爭力和創造就業機會、促進氣候行動和環境保護、推進與原住民的和解、培養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工作場所與社區、加強全球安全和與盟國的伙伴關系五個核心戰略目標。[6]
關鍵礦產供應鏈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重要性凸顯。環境和社會治理規范博弈成為大國競爭的焦點。在大國競爭背景下，歐美及資源豐富的東道國開始重視轉型礦產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并紛紛制定戰略和法律法規。首先，礦產資源開采和加工帶來一系列的環境和社會影響，包括土地生態退化、水污染、大氣污染、生物多樣性喪失以及噪聲污染等。而致力于清潔能源轉型的戰略性礦產資源開采同樣會帶來環境和社會問題，從而呈現為新能源發展過程中的“綠色悖論”。采礦業是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主體之一。2018年，采礦業在全球排放的二氧化碳多達36億噸，約為人為溫室氣體排放總額的10%。美國拜登政府的清潔能源政策所依賴的戰略性礦產開采與國內環境保護主流相抵觸。其次，地球上有限的礦物供應也因為不受節制的開采而品質下降，從而加劇了礦產開采帶來的環境問題。當前，全球人口僅僅翻了一番，但礦產資源的開采速度卻比50年前快了3倍。同樣，1995年至2013年間全球生產總值每增加1%，金屬礦石開采量就會增加1.9%；而2011年至2019年，全球鋰儲量增加了40%，但產量則增長了近3倍。由需求增長引發的勘探活動補充了儲量，但隨著長期開采，許多優質礦床面臨礦產資源質量逐步下降乃至資源枯竭等問題。例如，智利的平均銅礦石品位在過去15年中下降了30%。此外，從低品位礦產品中提取金屬需要更多的能源，為生產成本、溫室氣體和廢物排放等帶來更多上行壓力。美西方國家重視對全供應鏈的自主可控，推動下游制造企業采取策略促進供應鏈多元化。歐美國家在電動汽車制造上積極尋求新的市場，延伸并拓展供應鏈，以確保原材料的長期供應，減少對中國的依賴。2022年3月，通用汽車公司和韓國浦項制鐵公司表示，雙方將在加拿大建造一個價值4億美元的工廠，用于生產電池材料。此外，電動汽車制造商還制定了直接采購協議和聯合戰略。例如，澳大利亞鋰礦商Liontown Resources最近同意與特斯拉、福特和LG新能源簽訂直接采購協議；美國積極打造周邊國家供應鏈體系，確保供應鏈安全。
美西方國家采取措施打造本土負責任的可持續關鍵礦產供應鏈計劃，對我國展開限制和打壓。2020年9月3日，歐盟委員會發布《2020年關鍵原材料（CRM）通訊》更新了其關鍵原材料清單，將稀土等30種具有重大經濟和戰略價值的原材料納入清單。2022年7月，英國也啟動了《英國關鍵礦物戰略》，提出支持提升全球環境、社會和治理績效（ESG）。2022年8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剛果（金）進行外交訪問，將采礦業改革列為重要議題，希望幫助剛果（金）政府促進負責任和可持續的采礦實踐。美西方國家的政策注重環境保護，將關鍵礦產項目的環境、社會與治理（ESG）部分視為與中國項目的關鍵區別。美國的政策側重于促進“清潔”或“負責任”的開采和加工，以及考慮當地社區的需求以對中國展開競爭。美國為關鍵礦產開采制定了共同的環境和投資標準，采納“可持續”及“更高的環境、社會標準”，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被動地采取或接受相同或類似的做法和要求，造成競爭成本不斷提高。
關鍵礦產全球治理的困境
全球只有一個復雜的礦產資源體系，對于所有參與者來說，安全就在于對這個一體化大系統的穩定認識。不同國家的戰略性礦產資源安全存在相互依存性，需要依據國際規則對該體系中國家之間的利益和行為進行協調。當前全球資源治理主要面臨以下幾方面挑戰。
全球戰略性礦產供應鏈斷裂的風險挑戰。全球戰略性礦產資源供應鏈存在地緣集中性和市場分散性之間的固有矛盾，導致供應鏈的全球化配置易遭受突發性緊急事件的沖擊而斷裂?，F階段，由于新冠疫情對全球化的供應鏈布局產生深遠影響，加劇了各國供應鏈的斷裂風險。在2020年至2021年間，據不完全統計，先后有36個國家或地區一度關停276座礦山，受疫情影響的采礦業項目超過1600個。2020年，全球主要礦產品總產量較2019年下降3.7%。其中，能源、金屬和非金屬礦產品產量同比分別下降5.1%、1.4%和0.5%，能源和礦產品生產下降幅度高于消費下降幅度。同時，礦產品正常國際貿易受到影響，從而嚴重影響全球礦產資源供應鏈安全穩定。秘魯的銅礦開采活動占全球產量的12%，由于該國的一系列限制措施導致開采和出口一度陷入停頓。南非在疫情期間的封鎖政策中斷了全球75%的鉑金產量，而鉑金是許多清潔能源技術和排放控制設備的關鍵材料，盡管該國后來允許礦山以50%的產能運營，但仍對全球供應造成重大沖擊。[7]新冠疫情后的全球復工潮帶動了短時間的下游需求激增，進一步引發全球生產材料短缺和價格高漲。除上述因素外，大國競爭加速回歸是全球資源治理面臨的主要挑戰。大國之間的競爭人為地加劇了供應鏈斷裂風險，這對全球供應鏈的穩定造成了最為嚴峻的挑戰。對中美等主要大國來說，戰略性礦產資源的供需分離現象尤為突出。中美競爭背景下，從特朗普時代開啟的中美之間的制裁與反制，到美國國會不斷通過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的涉華法案，進一步加劇了資源市場的恐慌情緒和供應鏈斷裂的風險。美國作為全球資源體系的主導國，具有強大的資源掌控能力以及干預全球市場的政策工具。隨著當前地緣政治競爭趨向激烈，美國將中國界定為關鍵競爭對手，將相當部分資源投入全球資源的地緣政治競爭之中，以犧牲一部分經濟收益，來打擊地緣政治競爭對手。在此情況下，全球資源治理進程有可能偏離其原有軌道。而國際政治驅動下的區域化和小多邊盟友關系將漸成主流，這將導致全球資源治理體系在大國競爭推動下進一步割裂的風險。
全球治理逐漸讓位于美西方主導的俱樂部治理。關鍵礦產國際合作模式轉變，關鍵礦產國際合作的俱樂部化特點明顯。首先，關鍵礦產成為重要多邊會議議題，美國拜登政府不斷將礦產供應鏈合作議題嵌入雙多邊合作體系中，并將其打造為獨立議題，突出安全自主的緊迫性和重要性。2022年3月24日，美加聯合聲明提到，雙方將建立能源轉型特別工作組，致力于打造強大的、具有韌性的北美關鍵礦產供應鏈，注重雙方產業政策的紅利共享。美國不斷組建關鍵礦產合作俱樂部，強化盟友間的綠色供應鏈安全和穩定。如通過《美國-加拿大伙伴關系更新路線圖》、《美加墨協定》（USMCA）等打造近岸綠色供應鏈聯盟；通過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協議、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機制打造技術創新和資源合作平臺；將“重建更好世界”（B3W）與英國的“清潔綠色倡議”和歐盟“全球門戶”計劃對接，打造發展援助聯盟；與英國、歐盟、南非等共建公正能源轉型伙伴關系；2022年5月12日在美國-東盟峰會上提出投資清潔能源和氣候基礎設施；提出印太能源安全和脫碳（Clean EDGE Asia）計劃，建設印太清潔能源生產鏈、推動美印清潔能源和資源合作（FRI）；美國還與中亞發布了《美國中亞戰略（2019-2025）：促進主權和經濟繁榮》。歐美布局全球新能源合作市場，主導推進凈零倡議。同時，美國借助烏克蘭危機競逐傳統化石燃料的最后市場，加強對歐盟的能源控制，最大限度地壓縮俄羅斯基礎歐洲能源市場，并推進美歐油氣供需一體化，建立美國主導的政府-企業綠色工業鏈的網絡體系。美國倡議并主導全球能源轉型倡議、先行者聯盟、凈零世界倡議、清潔能源需求倡議、全球電力系統轉型聯盟。例如，美國主導的能源資源治理倡議（ERGI），已經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以及博茨瓦納、秘魯、阿根廷、巴西、剛果民主共和國、納米比亞、菲律賓和贊比亞等成員國。其次，歐美國家制定了減少脆弱性、提高礦產供應鏈彈性的計劃。一是強化國內關鍵礦產供應鏈彈性。美國2021年發布行政令，對國內供應鏈的脆弱性進行審查，并通過援引《國防生產法》，為鋰、鎳、鈷、石墨和錳的開采、加工和回收提供資金。美國《2022年通脹削減法案》則激勵對關鍵礦產供應鏈的投資，該法案將要求一定比例的電池組件（按價值計算）在美國國內組裝，一定比例的電池礦產資源來自與美國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或在北美回收，到2027年，這一比例將逐漸升高；增加了對關鍵礦產的中游投資資金，為關鍵礦產加工基礎設施建設提供5億美元，為參與關鍵礦產加工的公司提供額外稅收抵免，為新的清潔能源汽車制造提供贈款和貸款。歐盟則將其政策重點聚焦在提升礦產品加工能力和電池產能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方面。二是加強與盟友在關鍵礦產領域的多邊合作。2022年6月，美國與澳大利亞、加拿大、芬蘭、法國、德國、日本、韓國、瑞典、英國和歐盟建立“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該伙伴關系亦被稱為“金屬北約”，旨在鼓勵“盟友間”部署關鍵礦產供應鏈，防止戰略競爭對手不公平地利用關鍵礦產資源市場優勢擾亂美國及其“盟友”經濟。其中日本和韓國是除中國以外擁有巨大電池組件產能的國家。
關鍵礦產資源國的資源民族主義上升。隨著關鍵礦產資源稀缺性日益凸顯，全球主要資源國的資源民族主義上升。具體來看，資源富集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上升成為中國海外資源合作的主要挑戰，拉美地區左翼領導人的政策傾向于推動資源國有化、加強投資審查、提高稅率、強化監管力度等。此外，在一些資源生產國，政府企業間合作早已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激進的國有化政策將會導致社會動蕩，增加經濟不穩定性。2022年，阿根廷外交部提出，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正起草文件尋求建立類似于OPEC的“鋰佩克”，該地區國家正尋求通過集體力量整合區域價值鏈，提升產業附加值和定價話語權。全球最大的鎳生產國印度尼西亞也正尋求建立一個“歐佩克”式的鎳出口國聯盟。清潔能源時代，資源生產國的資源民族主義抬頭，“鋰佩克”將主要發揮集體議價效果。美西方可以通過加拿大、澳大利亞繼續獲取資源，中國與其既有合作項目很多，因此將會受到一定沖擊，但鋰礦分布集中度不比石油資源，缺乏事關國家安全的戰略屬性，即使建成發揮作用也相當有限。中國企業的海外礦產資源收購以高溢價為主要特征，還面臨東道國較高的政治和治理風險，2018年，天齊鋰業擬收購智利鋰業巨頭SQM32%股權，收購過程一波三折；2022年9月，中國鋰礦企業在津巴布韋受到了社區勢力的阻礙；2022年10月，墨西哥加強國家對鋰礦的控制，贛鋒鋰業在當地的鋰礦項目受到波及；2022年1月，智利政府宣布，比亞迪參與的鋰礦招標活動在中標后被叫停。我國面臨著海外礦業合作能力弱、缺少具備世界競爭力的跨國礦業企業、缺乏話語權和定價權等問題，國際礦業合作仍面臨“政策風險、文化融合風險、融資風險、可持續發展的環保約束”等挑戰。
全球關鍵礦產治理體系的碎片化和陣營化。烏克蘭危機加速全球能源合作的陣營化和區域化，礦產資源安全問題受其影響，供應鏈布局將面臨分散化、區域化和大國競爭陣營化的挑戰?？傮w看是美西方挑起了對華競贏姿態的陣營化競爭，美西方渲染中國海外資源合作的環境問題以及炒作當地工業化帶來的文化流失問題和土著人民權利來對中國當地合作構成掣肘。美歐通過俱樂部伙伴合作，不斷架空基于聯合國和世貿組織的全球政治經濟規范體系，推動全球化在能源資源供應鏈層面加速條塊化、陣營化演進。美歐作為多元多層俱樂部的核心驅動，還將不斷向四周輻射，企圖容納更多資源國和發展中國家融入西方體系，分化發展中國家陣營，進一步強化國家間競爭、惡化中國的對外合作形勢，中國將面臨一定程度的資源合作和供應鏈延伸壓力。同時，俱樂部導向下的美歐制度性和規范性權力的不斷上升進而塑造全球規范，將導致全球治理結構的錯位發展，從傳統油氣到新能源供應鏈也將受到規范沖擊，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分工合作的壓力同步上升。
中國關鍵礦產的安全治理路徑
中國海外資源投資發展迅速，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將“加大煤炭、油氣、金屬礦產等傳統能源資源勘探開發合作”列為合作重點，進一步加快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礦產資源領域的合作步伐。但我國面臨著地緣政治風險高、海外礦業合作能力弱、缺少具備世界競爭力的跨國礦業企業，缺乏話語權和定價權，易受到國際上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等問題。中國海外關鍵礦產利益面臨較高安全風險。我國關鍵礦產產業鏈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發展境況，工業產值集中在加工制造階段，資源儲備及開采、回收利用及技術創新能力較弱，決定了我國鋰、鈷、鎳等關鍵礦產資源呈現高度對外依賴的態勢。發展中資源富集國將是未來我國的主要海外資源合作對象，但同時我國也面臨資源民族主義、治理缺失以及大國競爭外溢等風險。
我國海外資源投資的地緣政治風險較高，特別是中國與美國等在關鍵礦產領域競爭加劇。隨著中美關系朝向“競爭大于合作”方向轉化，美國政府開始強調確保其所謂關鍵礦產可靠供應的聯邦戰略，并將中國視為關鍵礦產或綠色供應鏈的競爭對手。2021年以來，美國拜登政府計劃大幅度增加科研經費來支持關鍵金屬礦產供應鏈建設。拜登政府通過“俱樂部化戰略”和綠色供應鏈聯盟來排斥或者遏制中國進入全球供應鏈，鈷、鋰、鈮、鉭、鈹、鋯、錳、鉻、錸、鉑族等資源成為競爭主要品種；非洲、南美地區是競爭焦點；除了非洲和南美地區，中東和我國周邊國家也是地緣政治經濟競爭重點。
關鍵礦產的差異化國際合作策略。世界范圍內，清潔能源所依賴的關鍵礦產資源主要分布在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和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方面，中國企業主要面對的是涉及中美大國博弈背景下的“國家安全”風險，加、澳等國資源國際合作以對美合作為優先，重視同美國組建資源俱樂部，中國同其合作形勢日益困難，2022年11月加拿大政府要求三家中企撤出在加拿大的礦產公司股份。發展中資源富集國將是未來中國主要海外資源合作對象，全球鋰礦資源聚集于南美洲鋰三角地區，拉美“鋰三角”地區擁有世界65%以上的已探明鋰礦儲量，但在年產量方面不具備主導地位。中國同智利、墨西哥、阿根廷等國合作緊密，非洲礦產生產的總生產成本較低，非洲東北部地區銅鎳硫化物礦床潛力較大，非洲中南部位于世界三大主要錫礦帶上。中國的鈷礦、鉻鐵礦、鉑族、錳礦、鋁土、鈮鉭礦等許多戰略性礦產資源高度依賴非洲進口，拉美地區和非洲已然成為我國重要的能源資源安全保障地區。資源富集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上升是中國海外資源合作的主要挑戰。周邊來看，我國應加強同周邊國家的新能源礦產合作，極端情況下可保障新能源礦產供應。我國目前新能源礦產主要進口來自非洲、南美和澳洲，周邊16國新能源礦產豐富，有地緣政治、文化和經濟優勢，極端情況下可保障資源供應。中國掌握全球61%鋰、72%鈷、80%稀土精煉和100%電池陽極天然石墨的產能，但除稀土和石墨，新能源礦產對外依存度均大于60%～90%，加強國際礦業合作是實現“雙碳”目標、打通瓶頸的必然之路。
礦產供應鏈穩定需要最低限度的大國共識。戰略性礦產全球化配置的傳統格局遭到資源主權和資源民族主義等勢頭沖擊，中美兩國圍繞戰略性礦產資源的競合也逐漸從傳統的地緣政治邏輯向市場金融邏輯演化，傳統的資源生產國與消費國的南北博弈態勢也逐漸發生變化，資源價格的形成和傳導機制成為中美兩國良性競爭合作的重要環節。此外，伴隨新冠疫情對全球化進程的沖擊，全球資源治理體系行至重要轉型關口。中美兩國需要開展合作以穩定全球市場，為全球關鍵戰略性礦產資源治理提供公共產品。未來五年，動蕩的戰略性礦產資源市場會影響全球資源地緣政治、供需結構和產業技術。縱觀全球戰略性礦產資源治理體系，可能出現供應鏈斷裂、地緣政治風險增多、戰略性礦產資源金融化趨勢加快以及非政府組織參與程度加深等變化。“歐佩克＋”國家、美國、歐盟和中國等圍繞能源的博弈與合作對全球經濟、地緣政治、社會和生態環境有長期影響，中國戰略性礦產資源的國際環境機遇與挑戰并存。未來，世界戰略性礦產資源格局將變得更加復雜，需要中美等大國合作治理，以穩定和完善全球資源體系，參與并貢獻全球資源治理方案也是中國和全球重要資源國家之間關系發展的重要樞紐。
強化礦產供應鏈國內外雙向延伸。新能源礦產為新型礦產資源，多為伴生礦產，勘探程度低，開發難度大。首先，建議設立專項資金，加大勘探開發力度，減免相關稅費，鼓勵綜合利用新技術研發。一是設立勘探資金專項：新能源礦產找礦突破專項基金，成礦理論、勘查技術與設備研發基金；二是設立開發技術資金專項：鹽湖提鋰、高冰鎳、伴生稀土選冶、煤下鋁開采、天然氣水合物工業化開發等新技術重點研發基金；三是減免稅費：為國內參與新能源礦產加工、清潔能源產品制造的企業提供額外稅收抵免和貸款。其次，在國內外推廣新能源礦產勘探開發技術，為礦山并購提供金融政策傾斜，建立境外新能源礦產大型資源基地，保障穩定供應。一是加強國際地學與礦業合作，搭建多元化的新能源礦產安全伙伴關系網，聯合建立境外大型資源基地。二是設置礦業投資基金，構建投融資平臺，為“走出去”的中資礦業企業在境外并購新能源礦山暢通融資渠道。三是培養有國際競爭力的礦業生產商、貿易商，與我國周邊國家口岸城市、中歐班列沿線地區、“一帶一路”重點國家加強合作，建立新能源礦業產業園，向境外發展中國家轉移產能。一方面，降低原礦冶煉加工比重，降低產業總能耗，產能轉移是礦業轉型升級的必然之路，將成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點。另一方面，我國周邊國家口岸城市、中歐班列沿線地區、“一帶一路”重點國家是政治、軍事力量輻射區域，長期利益具有可持續性，是部署新能源產業園的重要選擇方向。四是支持合作區入園企業發展的融資渠道，形成多角度、全方位的資金支持系統，破解合作區早期建設的資金瓶頸。
提升關鍵礦產的規范性話語權。中國應著眼于關鍵礦產國際競爭戰略，設置區域性新能源礦產品交易所，增強新能源礦產產品市場掌控力與話語權，提升定價與議價能力。一是建立新能源礦產品期貨、現貨交易市場，堅持“一礦一策”制定價格策略體系，提升定價與議價能力，持續推進礦產品貿易的人民幣結算；二是提供結匯補貼和政策補貼，鼓勵礦業企業在全球建立礦產品商業儲備；三是建立全球新能源礦業市場資料和投資環境數據庫，持續推進全球新能源礦業大數據平臺建設。
推進綠色“一帶一路”領域的綠色礦業開發建設。中國海外礦產投資項目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個別企業開發過程中缺乏環境保護意識，[8]可能引發環境問題。因此在對外礦業投資和發展合作過程中，中國企業宜通過全球發展倡議和“一帶一路”框架等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結合《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建構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伙伴關系，通過綠色“一帶一路”幫助資源生產國提升發展能力，助力資源可持續發展。
注釋
[1]"The Role of Critical Minerals in Clean Energy Transitions," 2021, https://www.iea.org/reports/the-role-of-critical-minerals-in-clean-energy-transitions.
[2]Daniel Yergin,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2006, 85(2).
[3]王安建等，《礦產資源與國家經濟發展》，北京：地震出版社，2002年，第12～19頁。
[4][5]"Minerals Yearbook, Statistical Summary," 2019, https://www.usgs.gov/centers/national-minerals-information-center/statistical-summary.
[6]"Introducing Canada's Critical Minerals Strategy," 2022, https://www.canada.ca/en/campaign/critical-minerals-in-canada/canadas-critical-minerals-strategy.html.
[7]"Clean energy progress after the Covid–19 crisis will need reliable supplies of critical minerals," 2020, https://www.iea.org/articles/clean-energy-progress-after-the-covid-19-crisis-will-need-reliable-supplies-of-critical-minerals.
[8]于宏源：《全球能源–糧食–水的系統治理與綜合應對》，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10～29頁。
Critical Minerals: Major Power Co-opetition, Polarization,
Governance Dilemma and the Chinese Approach
Yu Hongyuan
Abstract: As the key to the world major powers' economic lifeblood, to the stability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market balance, strategic mineral resources is one of the competitive high positions 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worldwide changes of a scale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competition pattern of critical mineral powers is increasingly intricate. Currently in critical mineral resources, the global major powers' competition is polarizing, characterized by intensified zero-sum gam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lubbing", the expansion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o "whole lifecycle", and the game focus shift to governance norms, etc. Meanwhile, the glob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critical minerals aimed to address existing problems, is also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strategic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resources nationalism aris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fragmentation and coalition as well.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those complex situations is as followings: adopting a differentiat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y, maintaining major powers consensus, strengthening supply chain's two-way extens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enhancing its normative discourse, and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mineral development prudently.
Keywords: critical minerals, major power co-opetition, global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