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過去幾十年間成就“亞洲奇跡”，到疫情后世界經濟復蘇乏力之下釋放積極增長信號，亞洲經濟的發展正日益成為學界研究與關注的重要議題。習近平主席強調：“要繼續把亞洲發展好、建設好，展現亞洲的韌性、智慧、力量，打造世界的和平穩定錨、增長動力源、合作新高地。”為了更好發揮亞洲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引領作用，可以從中國影響力、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基礎設施和數字經濟等四個方面認識和把握亞洲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從而在續寫“亞洲奇跡”的同時，推動亞洲經濟的強勁復蘇和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亞洲經濟 內生動力 數字經濟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5.002

【作者簡介】關雪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世界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著作有《世界經濟學》《跨國公司經營與管理》《普京政治經濟學》《俄羅斯社會轉型期的經濟危機》等。

前言

在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脫鉤斷鏈”、“去風險”擾亂世界經濟復蘇和烏克蘭危機等地緣政治風險日益上升的背景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2023年亞洲經濟體整體復蘇步伐持續加快，成為世界經濟暗淡圖景中的一大亮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關于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和亞洲命運共同體的建設，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不斷豐富和發展了習近平經濟思想。2022年4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指出：“過去幾十年，亞洲地區總體保持穩定，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成就了‘亞洲奇跡’。亞洲好世界才能更好。我們要繼續把亞洲發展好、建設好，展現亞洲的韌性、智慧、力量，打造世界的和平穩定錨、增長動力源、合作新高地。”[1]2021年4月20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開幕式上指出：“20年來，亞洲國家深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推動亞洲成為全球經濟最具活力和增長潛力的地區。”[2]此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應該牢固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通過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這些重要論述不僅是對亞洲經濟成就之世界意義的高度凝練和科學概括，同時也為未來亞洲經濟的發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在新冠疫情后世界經濟艱難復蘇之際，亞洲在引領全球經濟復蘇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愈發凸顯。因此，我們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亞洲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進而推動亞洲經濟可持續發展，同時也更好地成為全球可以依靠的經濟發展的“動力源”。

全球經濟復蘇困境下亞洲經濟展現強大韌性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地緣政治風險不斷上升、全球通脹難以回落等多重沖擊給世界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高度的不確定性，在經歷了2020～2022年全球經濟增速的顯著放緩之后，2023年全球經濟依然面臨復蘇困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3年4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的預測，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分別增長2.8%和3%，較上一期（2023年1月）預測分別下調0.1個百分點，并且預計未來五年全球經濟增速將保持在3%左右，創下1990年以來IMF對中期經濟增速預測的最低水平[3]。此外，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在2023年6月發布的《全球貿易最新動態》顯示，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在經歷2022年下半年的下降態勢后出現輕微反彈，2023年第一季度的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環比分別增長1.9%和2.8%，但預測2023年第二季度及下半年全球貿易的前景較為悲觀[4]。

在全球經濟復蘇面臨高度不確定性的背景下，亞洲經濟整體呈現積極復蘇態勢，并在過去三年中展現出強大的韌性和活力，成為世界經濟暗淡圖景中的一大亮點。2020年，在世界經濟呈現深度衰退時，亞洲經濟表現好于世界其他地區，亞洲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提升至47.2%[5]；2021年，亞洲在全球疫情反復中率先強勁復蘇，經濟增速達6.6%[6]，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進一步提升至47.4%[7]，保持了全球經濟增長重要引擎的地位；2022年，受到高通脹、烏克蘭危機以及新冠疫情的反復等因素影響，亞洲經濟增速降至4.2%[8]，但仍高于全球增長水平（3.4%）；2023年4月，IMF最新預測顯示，亞洲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速將達4.4%，大約貢獻全球經濟增長的70%，其中，中國和印度經濟增速分別高達5.2%和5.9%，中印兩國將貢獻全球經濟增長的50%左右[9]，為區域和全球經濟增長提供強大支撐。

此外，全球需求不足對貿易和投資形成極大挑戰，不僅削弱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增長動能，而且給處于艱難復蘇中的世界經濟帶來巨大阻力。作為最終需求以及社會再生產的四大環節——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所構成的經濟循環的起點和終點，消費對經濟發展本身便存在基礎性影響，而在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復雜嚴峻的當今，消費對拉動經濟增長與促進經濟復蘇的重要性愈加凸顯，亞洲消費正成為全球消費市場的中堅力量。過去幾十年，亞洲的崛起在推動數億人擺脫極度貧困的同時，也不斷拓寬了收入金字塔的頂層，深刻影響著不同收入家庭的消費支出，促進消費階層的壯大與升級。其中，規模龐大的亞洲中產階級正在不斷提高消費能力，并且在西方面臨中產階級危機之際，亞洲的中產階級正在快速崛起。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顯示，從2020年到2030年，亞洲中產階層的數量將從20億增加至35億，占全球中產階層的比重也將從二分之一左右增至三分之二，對十年間全球消費增長的貢獻超過50%[10]，這可以視作亞洲經濟發展以及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信號。

中國經濟是亞洲經濟發展的關鍵動力

作為亞洲最大的經濟體，中國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以及未來應對風險挑戰的定力等因素，使得中國經濟持續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關鍵動力。

中國不斷深化改革開放，綜合經濟實力持續增強，為亞洲其他國家提供經驗與啟示。在國民經濟總體層面，中國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增長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經濟的快速增長使中國迅速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第一大貿易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79～2012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8%，遠超2.8%的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13～2021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6.6%，遠超2.6%的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38.6%，超過G7國家貢獻率的總和[11]，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

在產業發展方面，中國加快推進工業化建設，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生產分工。1952年～2018年中國以年均11%的工業增加值增速崛起為世界出口大國和制造業大國，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制造業以及產業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制造業規模已連續13年位居全球第一，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制造業比重已超過30%[12]，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同時，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供應鏈中的地位也在不斷提升。

在科技創新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加快部署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積極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推動教育創新，通過建設高水平人才隊伍、增加研發投入、優化創新環境以及加強國際科技合作等措施全面創建創新生態系統，有效促進了產業、企業的轉型升級，中國的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已經從2012年的第34位躍遷至2022年的第11位[13]，居世界中高收入經濟體之首，科技創新也為中國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動能。

中國過去幾十年在產業轉型升級、創新驅動發展等方面的現代化經驗也深刻影響了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那些正在推進現代化的亞洲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其中，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活力激發了越南、印度尼西亞、泰國等亞洲國家的教育改革，推動亞洲年輕勞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得到整體大幅提升，隨之而來的是生產效率的提高。而且，中國涌現出的大批高科技企業有效帶動了更多東南亞、南亞地區企業的轉型。

中國經濟的增長態勢為亞洲和全球經濟傳遞了積極信號。2020年，新冠疫情致使世界經濟陷入深度衰退（負增長3.1%），但是中國實現了2.3%的經濟增長[14]，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保持正增長的國家，展現出強大的經濟韌性，這也是支撐疫情后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

在消費方面，2023年以來，隨著中國不斷優化疫情防控政策，沉寂3年的中國消費市場加速復蘇，2023年1～5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高達約18.8萬億元，同比增長9.3%，其中，5月的月度數據更是同比增長12.7%[15]，中國消費者需求持續回暖不僅推動貿易伙伴對華出口增加，而且激發同中國相連的所有價值鏈活力。

在投資方面，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提振了投資，2023年1～5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4.0％，其中，制造業和基建投資分別增長6.0%、7.5%，房地產投資在下行過程中也逐漸完成筑底。與此同時，中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數量同比實現增長38.3%[16]，隨著針對專精特新等高技術制造業、新能源產業以及服務業的更大力度吸引外資的政策措施陸續出臺，中國作為外商投資興業熱土的地位未來將不斷鞏固。

在對外貿易方面，作為連續6年保持貨物貿易世界第一的經濟體，中國擁有強大的外貿韌性和活力，2020～2022年間貨物貿易進出口規模分別同比增長1.9%、21.4%和7.7%[17]，而且在全球貨物貿易處于低迷狀態之際，2023年1～5月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實現同比增長4.7%[18]。

總之，在社會消費、投資和對外貿易方面均顯示出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對此，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和機構近期紛紛上調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速的預期。其中，世界銀行在2023年1月、4月和6月對中國2023年經濟增長的預期分別為4.3%、5.1%和5.6%[19]，這充分彰顯了全球對中國經濟復蘇和發展前景的信心。中國的經濟復蘇不僅關系到自身，而且有利于提振與中國經貿關系密切的經濟體共同增長，以泰國、印度尼西亞與馬爾代夫等國為代表的中國周邊亞洲國家將首先獲益。研究指出，2023年中國將貢獻亞太地區約64.2%的經濟增長[20]，中國經濟增速每提高1%，將帶動亞洲其他地區產出增加約0.3%[21]。

應對不確定時代的風險挑戰，進一步提升中國對亞洲經濟發展的引擎作用。在數字全球化時代，盡管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會產生“溢出”效應，但中國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效應之強非同尋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面臨前所未有的艱巨性和復雜性[22]。中國的政策未來將聚焦于著力破除制約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矛盾，充分發揮大國優勢，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對此，中國未來將在更高起點上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激發市場主體的生機與活力；堅持推進實踐和制度創新，提升科技自立自強能力，特別是要加強以芯片等為代表的關鍵核心技術研發，補上中國在產業鏈、供應鏈中的短板弱項，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性；全面改善數字經濟發展生態，積極參與全球性數字議題探討和規則制定，在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制度化紅利的同時，也為全球貢獻中國智慧；推進高水平、深層次對外開放，為中國建設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營造良好的外部經濟環境，同時以超大規模市場為亞洲、世界經濟貿易發展創造新機遇和新動力。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亞洲經濟發展的整合動力

亞洲經濟的崛起是建立在亞太地區多國協同合作、凝聚強大合力和持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礎上。2013年以來，全球新增的自由貿易協定中超過60%是亞洲國家之間簽署的，亞洲也如同由許多大大小小板塊組合在一起的一塊巨大拼圖，整體經濟規模遠大于各個部分的簡單加總[23]。因此，亞洲各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一體化不斷加深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整合動力。

新冠疫情、地緣政治沖擊導致發達國家保護主義和“脫鉤斷鏈”、“去風險”不斷加碼，加速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大調整，但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仍逆勢前行。亞洲域內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金融融合與發展程度不斷提升，極大增強了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動力。從貿易層面看，亞洲經濟體對亞洲的貿易依存度較高，約60%的貿易發生在區域內[24]，這主要得益于亞洲兩大貿易中心——中國和東盟充滿凝聚力。2020～2022年間，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逆勢增長，迅速發展成為彼此的最大貿易伙伴，2023年1～5月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增長9.9%，占中國外貿總額比重為15.4%[25]，伴隨著中國與東盟進入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時代，中國和東盟經貿合作將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從直接投資看，自2017年開始，流入和流出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FDI均實現了增長，其中，在疫情最為嚴重的2020年，亞洲的FDI流入額占全球FDI流入比重高達60%，且亞洲直接投資對自身的依存度在疫情期間顯著上升，2020年一度高達65%，盡管最新數據顯示這一指標已經回落至60%左右，但是依然遠高于疫情前2019年的45%，而來自亞洲內部的大規模FDI流入從很大程度上支撐了亞洲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從金融市場來看，IMF資產組合協作調查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亞洲流出的組合投資配置在亞洲內部市場的比重為19.5%，其中，亞洲經濟體中對區域內組合投資配置程度較高的分別是印度尼西亞（73%）、馬來西亞（35%）和新加坡（29%）[26]。隨著《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生效，亞洲區域金融市場融合將獲得重要的發展推動力。

作為重塑21世紀全球多邊經貿規則的重要力量，RCEP生效實施推動亞洲經濟一體化進入新階段，為亞洲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實施。一方面，RCEP的成功簽署生效存在里程碑式的突破，它由東盟十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共15個成員國簽署，是首個囊括中日韓三大經濟體的區域貿易協定，首次在中日、日韓之間達成自貿安排，填補了亞洲尤其是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制度框架的“缺位”[27]。另一方面，RCEP取消簽署國之間90%的商品關稅，構建起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覆蓋世界約三分之一的人口、經濟與貿易，該協定的生效實施為區域所有成員帶來更多的貿易便利和享惠紅利。與此同時，其釋放的積極信號推動本區域成為全球綠地投資的熱土，大多數成員吸引和利用外資呈現強勁的上升態勢，助力地區經濟復蘇和長期穩定發展。此外，RCEP帶給亞洲最大的經濟體——中國以全新的發展機遇，中國與RCEP其他成員的貿易和投資開放得到空前強化，其中，在貨物貿易方面，2022年中國對RCEP其他成員國進出口額增長7.5%，占中國外貿總額的30.8%，而且中國對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老撾、緬甸與柬埔寨的貿易增速超過20%[28]，2023年第一季度，中國對RCEP其他成員國進出口同比增長7.3%，占同期中國外貿總額的比重進一步提升至31.2%[29]；在服務貿易方面，2023年1～5月，中國承接RCEP其他成員國的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同比增長21.1%，約占中國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的四分之一[30]；在投資方面，2022年中國實際利用RCEP其他成員投資額同比增長23.1%，2023年1～4月，中國實際利用RCEP其他成員投資額同比增長超過13.7%[31]。

在全球產業鏈區域化和本土化發展趨勢之下，亞洲積極推動域內產業鏈重構，為經濟發展注入更多穩定性。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深刻影響了全球產業鏈的布局邏輯，安全性和韌性越發受到重視，這加速了全球“三鏈”即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發展向區域化和本土化轉變，作為全球三大供應鏈中心之一的亞洲地區也不例外。一方面，亞洲在疫情前便存在“三鏈”區域化發展的趨勢和基礎。早在2017年，區域內貿易占亞太地區商品貿易的比重便在50%以上，超過北美自由貿易區的40.7%[32]，而且由于中國、越南等亞洲新興經濟體逐漸培育出新的工業能力并不斷增加對更復雜產品的生產，亞洲越來越多的經濟體降低了對外國中間品和最終產品的依賴程度。不僅如此，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并在全球“三鏈”中承擔新的角色，越南、印度等亞洲其他國家開始積極承接中國此前占據的利基市場，其中，越南已經建立成為新的勞動密集型出口的制造中心。另一方面，隨著RCEP簽署并最終生效，亞洲地區新增了推動國家之間“三鏈”融合的重要平臺和關鍵力量，這通過影響亞太地區生產網絡加速了價值鏈的區域化和本土化進程[33]，并將有助于維護和提升亞洲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鞏固亞洲地區作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地位。

基礎設施建設是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34]無論在中國、亞洲還是放眼全球，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系都至關重要，關乎經濟全局和長遠發展，而資金、技術、建設能力等是全面強化基礎設施建設不可或缺的要素。多年來，亞洲各國持續加大對本國基礎設施的改造力度，中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共同為促進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發揮了重要作用，進而為地區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發展導向型的“一帶一路”倡議為亞洲經濟發展注入活力。中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基礎設施聯通作為重點領域和核心內容并將其作為構建亞洲經濟增長機制的主導路徑，為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亞洲提供了經濟發展方面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可能。[35]不同于由《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前文所述的RCEP等傳統自由貿易區協定所構建的規則導向性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中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一種發展導向型的新型區域合作機制，關注的是整體共同發展而非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不會導致成員國在發展上的競爭性與替代性。因此可以同業已存在的國家發展戰略、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對接融合，進而釋放出更大的經貿發展紅利。截至2023年4月，“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吸引了共計151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參與其中，累計投入項目總額超過9600億美元，包括約5700億美元的建筑合同與3900億美元的非金融投資，所涉項目超過3000個，極大促進了交通設施、能源設施、信息聯通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并在此過程中創造出超過42萬個就業崗位，幫助近4000萬人擺脫貧困[36]，為亞洲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強大動力。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年，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3～2022年的10年間，中國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貿易規模從約1.0萬億美元擴大到2.1萬億美元，實現年均8.0%的高速增長，占中國外貿的比重從2013年的25%大幅提升至2022年的32.9%，不僅如此，2023年1～5月中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進出口貿易額進一步增長13.2%[37]，這是亞洲經濟更為積極復蘇和蓬勃發展的跡象。

亞投行為“一帶一路”倡議提供巨額的建設資金供給，助力共建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與經貿交流合作。“一帶一路”倡議與亞投行在推動亞洲基礎設施建設中存在相輔相成的關系，前者主要從技術和施工能力幫扶入手，后者則聚焦項目資金支持和投融資體制建設，進而共同幫助亞洲實現可持續的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際，面臨著投資不足、資金短缺的困境，但是已有的全球性金融組織如IMF、世界銀行等均由發達經濟體主導，不愿為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太多資本，于是，亞投行應時而生。作為首個由發展中國家倡議成立并擁有足夠話語權的全球多邊開發銀行，亞投行一成立便迅速成長為后起之秀。一方面，亞投行通過將儲蓄率高的亞洲國家的大量儲蓄“動員”或“催化”為基礎設施投資，滿足了亞洲基建和經濟發展的需求。截至2023年5月，亞投行的融資已經超過410億美元，帶動相關資本近1400億美元，批準了近220個基建項目，涵蓋了傳統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港口等）、數字信息基礎設施（通信網絡、區塊鏈等）、社會基礎設施（醫療、教育等）[38]，有力促進了亞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另一方面，亞投行作為金融平臺促進和協調了諸多來源的融資，加快了亞洲各國之間的金融資源整合和配置優化，最大可能發揮資金的杠桿效應和導向作用，在提高資金收益的同時，推動了亞洲各國互惠互利和地區經濟穩定發展。目前，全球面臨著“儲蓄過剩”和基礎設施投資缺口較大并存的難題，甚至是資金流動的“鴻溝”[39]。對此，亞投行具備將低回報的儲蓄型資產轉化為能夠產生更多收益的基建投資的能力和經驗，這可以成為一個潛在的經濟增長點，對今后亞洲、乃至全球的經濟復蘇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深化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并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是亞洲國家的共同任務。從過去幾年所經歷的全球性危機的沖擊、經濟全球化的波折等各種世界之變帶來的深刻啟示看，亞洲經濟體應當更重視團結合作與開放共享，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推動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政策實踐的重點在于高水平實施RCEP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并充分發揮二者的互相促進作用及其對經濟發展的“雙輪”驅動效應。“一帶一路”倡議加深了RCEP成員之間的經濟合作，為RCEP的成功簽署與生效奠定了堅實基礎，而RCEP的落實也為共建“一帶一路”注入新動力。

為此，一是需要發揮亞洲地區主要經濟體——中日韓和東盟的引領作用，中日韓應在RCEP框架下深化國家和地方層面的經貿合作，促進人員往來和政策交流更加暢通，高水平、深層次建設全球最大的自貿區，與此同時，東盟需要強化與中日韓的合作，提升亞洲地區的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貿易連接性。二是亞洲所有國家應當充分利用共建“一帶一路”和RCEP全面生效在貿易投資實踐、經濟規則制定方面所形成的重要紅利，深化戰略互信，團結協作、共謀發展，包括明確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綠色轉型等重點合作方向和關鍵領域，優化產業分工體系，在全面發揮亞洲各國優勢的同時，推動亞洲地區全產業鏈轉型升級和經濟共同繁榮發展。

數字經濟將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

在亞洲經濟崛起過程中，亞洲經濟體不僅實現了接力式發展，而且對經濟發展模式進行了一次次轉型和創新，堅持探索更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點，不斷追求實現更高水平的現代化，未來數字經濟將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

亞洲的數字經濟發展已經走在全球前列，為世界經濟復蘇提供重要支撐。近年來，亞洲地區持續加強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不斷改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已經取得豐碩的發展成果。一方面，從數字經濟整體規模來看，根據《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亞洲的主要經濟體中國、日本、韓國和印度的數字經濟規模已經躋身全球前十。其中，中國、日本分別位居全球第二和第四，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其他亞洲國家的數字經濟規模也較大并顯示出強勁的增長勢頭[40]。另一方面，亞洲擁有龐大的數字消費人群，支持著地區數字創新的蓬勃發展，并積極塑造全球數字技術創新的未來。世界互聯網統計中心（Internet World Stats）的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1月，亞洲的互聯網用戶已經占到全球的近60%（30億），僅中國（10.5億）就占據約四分之一并位居世界第一，是美國（3.1億）的三倍之多[41]。此外，得益于亞洲網絡信息基礎設施的日趨完善、智能手機全面普及和數字消費群體日益壯大，亞洲數字貿易發展迅速，并為疫情延宕下的世界經濟和貿易注入難能可貴的復蘇動力。UNCTAD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至疫情前的亞洲數字貿易年均增速超過10%，2020和2021年，數字貿易增速分別為5.6%、16.5%，數字貿易額的全球占比分別為25.1%和25.6%，相較于2005年16.6%的全球占比實現顯著提升，而且，中國、印度和新加坡已經位列2021年全球數字貿易出口前十，中國在2021年的數字貿易出口增長率甚至高達26.2%[42]。

在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和數字經濟治理領域，亞洲各國正積極參與數字經濟規則的制定，推動和引領數字經濟的進一步開放發展。雖然全球數字經濟飛速發展，但是數字經濟規則制定卻相對滯后。截至目前，全球所形成的數字經濟治理模式可以分為兩類，一是RCEP、CPTPP等綜合性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其在涉及電子商務章節中說明相關條款和治理規則；二是包括《美日數字貿易協定》（UJDTA）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在內的數字經濟專項協定。其中，綜合性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在數字經濟治理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主要體現在不同協定的締約國尤其是締約主導國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方面相異，從而具有不同的核心訴求[43]，這阻礙了規則的實際執行。而且，數據要素的復雜性使得想要達成全球高水平多邊數字經濟規則的難度空前，但是數字技術在貿易領域的廣泛應用迫切需要形成統一、高標準、可執行的數字貿易規則[44]。美日于2019年達成的UJDTA是世界第一個專門針對數字貿易的協定，但是它作為美日兩國數字貿易博弈的產物，主要服務于美國主導全球數字經濟治理的戰略目的，在國際實踐中存在明顯局限。2020年，新加坡、智利和新西蘭共同簽署了DEPA，作為首個全球數字經濟單獨協定，DEPA對數字經濟提出重要規則安排，吸引著中國、韓國、加拿大、哥斯達黎加和秘魯等眾多國家申請加入，對全球數字經貿規則的制定具有重要意義。其中，韓國加入DEPA的實質磋商現已結束，即將成為DEPA的第4個成員[45]，中國也正就數字產品、治理以及包容性等議題與成員方積極開展磋商，全面加速推進加入DEPA的進程。中國、韓國和新加坡等亞洲經濟體針對數字治理的積極行動，將為亞洲整體在全球數字經濟領域提供制度化便利和市場競爭力。

結語

亞洲擁有全球近60%的人口、近40%的經濟總量和超過30%的國際貿易，可以視為世界經濟的“壓艙石”和“推進器”。過去幾十年間，亞洲經濟體實現了整體性崛起，發展為世界經濟的中流砥柱，并在過去三年的重重危機中展現出強大韌性。展望未來，亞洲經濟體應進一步正確認識和把握地區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堅定信心，起而行之。李強總理在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我們要落實全球發展倡議，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在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合作領域打造新增長極，使亞洲成為世界經濟復蘇和發展的‘動力源’。要深入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強宏觀政策協調，高質量實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積極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構筑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區域生產分工體系，推動形成更加開放的區域大市場。要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促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脫鉤斷鏈’，確保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能。”[46]我們期望亞洲經濟體在續寫“亞洲奇跡”的同時，能夠進一步推動亞洲經濟的強勁復蘇和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蔡露露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全文）》，2022年4月2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0682137269261638&wfr=spider&for=pc。

[2]《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開幕式上的視頻主旨演講（全文）》，2021年4月20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20/content_5600764.htm。

[3][9]數據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2023年4月，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April。

[4]Global Trade Update (June 2023),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global-trade-update-june-2023.

[5][7]《博鰲亞洲論壇亞洲經濟前景及一體化進程2022年度報告》，2022年4月22日，https://m.163.com/dy/article/H5J0JKN30511B3FV.html。

[6][8][21][24][26]《博鰲亞洲論壇亞洲經濟前景及一體化進程2023年度報告》，2023年4月2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4222307146265236&wfr=spider&for=pc。

[10]《這張圖表顯示出亞洲中產階級的崛起》，2020年7月28日，https://cn.weforum.org/agenda/2020/07/zhe-zhang-tu-biao-xian-shi-chu-ya-zhou-zhong-chan-jie-ji-de-jue-qi/。

[11]《世行報告：中國經濟十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G7總和》，2022年11月28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1/28/content_5729266.htm。

[12]黃鑫：《制造業規模連續13年全球第一》，《經濟日報》，2023年3月31日，第6版。

[13]《2022年排名較2012年躍升23位——中國創新能力排名為何穩步提升》，2022年10月1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11/content_5717133.htm。

[14]數據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2021年10月，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

[15]《2023年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2.7%》，2023年6月15日，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6/t20230615_1940627.html。

[16]《1-5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4.0%》，《中國信息報》，2023年6月16日，第1版。

[17]數據分別來自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18]《前5月我國進出口同比增長4.7%》，《人民日報》，2023年6月22日，第4版。

[19]數據來自世界銀行于2023年6月份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和2023年4月發布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經濟半年報》。

[20]《亞洲開發銀行：2023年亞洲經濟一體化報告》，2023年6月2日，https://accesspath.com/report/5847513/。

[22]鐘飛騰：《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與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第3期。

[23]帕拉格·康納：《亞洲世紀：世界即將亞洲化》，丁喜慧、高嘉旋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113～114頁。

[25]《2023年前5個月中國—東盟貿易簡況》，2023年6月19日，https://www.ccpit.org/indonesia/a/20230619/20230619hvu4.html。

[27]李向陽：《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缺位”與“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8期。

[28]《我國進出口規模首次突破40萬億元 連續6年保持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國地位》，2023年1月14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14/content_5736849.htm。

[29]《海關總署：一季度我國對RCEP其他14個成員國合計進出口同比增長7.3%》，2023年4月13日，https://caijing.chinadaily.com.cn/a/202304/13/WS6437e734a3102ada8b23830e.html。

[30]《商務部服貿司負責人談2023年1-5月我國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情況》，2023年6月19日，http://fms.mofcom.gov.cn/article/jingjidongtai/202306/20230603417169.shtml。

[31]陳薈詞：《RCEP全面生效 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注入強勁動力》，《中國經濟導報》，2023年6月6日，第2版。

[32]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亞洲——未來已至》，2019年9月3日，https://www.sohu.com/a/338338802_651625。

[33]倪月菊：《RCEP對亞太地區生產網絡的影響——一個全球價值鏈視角的分析》，《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34]張立群：《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紅旗文稿》，2022年第11期。

[35]樸光姬：《“一帶一路”與東亞“西擴”——從亞洲區域經濟增長機制構建的視角分析》，《當代亞太》，2015年第6期。

[36]KOSTAS GOULIAMOS, "Global community coalescing," 2023-4-27,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2304/27/WS6449bd96a310b6054fad0035.html.

[37]數據來自海關總署，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2799825/302274/302277/4899681/index.html。

[38]潘潔、謝希瑤：《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讓人類未來更具確定性》，《新華每日電訊》，2023年5月30日，第7版。

[39]汪建新：《國際多邊開發銀行與全球貿易增長：以加入亞投行為例》，《世界經濟》，2022年第12期。

[40]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2022年，第14頁。

[41]數據來自世界互聯網統計中心（Internet World Stats），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asia.htm。

[42]數據來自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數據庫，https://unctad.org/statistics。

[43]謝謙：《全球數字經濟規則議題特征、差異與中國應對》，《改革》，2023年第6期。

[44]沈玉良、彭羽、高疆等：《是數字貿易規則，還是數字經濟規則？——新一代貿易規則的中國取向》，《管理世界》，2022年第8期。

[45]《〈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完成韓國加入實質磋商》，2023年6月12日，http://nz.mofcom.gov.cn/article/jingmaotongji/202306/20230603415678.shtml。

[46]李強：《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 為世界和平與發展注入更多確定性》，《人民日報》，2023年3月31日，第2版。

Proper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Guan Xueling

Abstract: From the achievement of the "Asian Miracle"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o the release of positive growth signals under the sluggish recovery of the world economy after the COVID pandemic,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n economy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topic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attention. President Xi Jinping called for making Asia an anchor for world peace, a powerhouse for global growth and a new paces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Asia's leading role in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we can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four aspects: China's influence,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digital economy. While continuing to write the "Asian Miracle", it will promote the strong recovery of the Asian econom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Keywords: Asian economy, the Belt and Road, digit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