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性特征。持續低迷的低生育態勢，影響著中國社會總體可持續發展。生育是內含經濟理性的行為，主要由于生育的成本、風險和代價太高，而生育的收益、效用和回報相對較少，普遍進入成本約束型低生育時期。生育友好既有對少生不生的包容，也是對多生優生的鼓勵和支持。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構建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多維度思考和發力，遵循生育的文化友好、權利友好和福利友好三個基本邏輯。
【關鍵詞】低生育 社會 生育友好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性特征，需要全面認識和正確看待我國人口發展新形勢。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優化人口發展戰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顯著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構建可謂適逢其時，呼之欲出。那么該怎么理解和認識低生育挑戰與危機？為什么創建生育友好型社會？中國應遵循怎樣的邏輯來創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本文將對其進行深入探討。
低生育為什么是挑戰與危機
中國人口在2022年出現負增長，這是自1962年以來首次負增長。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出生95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死亡1041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37‰；人口總數為 14.1175 億，比2021年減少85萬。這是1950年以來，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萬，也是連續第三年出生率跌破1%。人口負增長的背后是人口長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中國出生人口數量從2017年到2022年已連續下跌6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處于很低的生育水平。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數據推算，2022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07，形勢更為嚴峻。2022年中國出生人口為956萬人，僅占全球出生人口的7.2%。作為一種參照，即便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2022年韓國總和生育率（育齡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數）已經跌到了0.78。國際上通常認為，總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條“高度敏感警戒線”，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據育媧人口研究預測，在中預測的情形下（假定從2028年起總和生育率TFR固定為 1.1），中國出生人口到2050年跌破700萬，到2100年出生人口只有238萬，僅占全球出生人口的2.2%。從2023—2100年，中國出生人口降幅最大，占全球比例從7.2%下降到 2.2%，印度、印尼的出生人口占比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巴基斯坦、尼日利亞和美國的出生人口占比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俄羅斯出生人口占比基本穩定。同期，中國總人口降幅也最大，占全球比例從17%下降到6.1%，而且是唯一大幅下降的人口大國；印度、印尼、美國、俄羅斯總人口占比略有下降，而尼日利亞、巴基斯坦總人口占比則有較大幅度上升。從全球人口比較看，中國人口萎縮形勢之嚴峻可見一斑。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減少0.48人。國家衛健委下屬的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顯示，2020年，中國49歲女性的終身不育率為5.16%，低于美國（11%）和歐盟國家（19%）的平均水平。研究者認為，目前我國女性的終身不育水平雖低于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發達國家，但終身不育水平上升的變動軌跡與這些國家比較相似。隨著城鎮化加速推進、婚育推遲程度持續深化以及受教育程度不斷提升，未來，我國終身不育女性的人口規模還將繼續擴大，占比也會繼續升高。持續低迷的低生育態勢將成為影響我國人口均衡發展、社會總體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風險。畢竟出生人口的性質是“朝陽人口”，所以很大程度上生育決定著人口的未來，而人口影響著未來發展。
低生育率、人口低增長或負增長以及人口老齡化并不是中國的特有現象，而是全球在21世紀將要面對的挑戰。根據聯合國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數據，2021年，有38個國家處于內生性人口負增長之中，它們的負增長主要源自長期低生育率。低生育危機的具體表現是愈演愈烈的少子化、老齡化的人口兩極化現象和人力資源短缺，以及衍生的綜合性養老難題（如老無所依）、國家安全問題（兵源缺乏）、婚姻家庭沖擊（低生育導致婚姻家庭維系脆弱）等。
根據《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2020年中國人平均初婚年齡漲到了28.67歲，進一步的晚婚晚育會嚴重擠壓適度生育的時間和優化生育的空間。中國正處在人口非常態發展的歷史轉折點上，從人口增長轉向人口縮減，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風險性和挑戰性。低生育態勢的形成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具有內生性（意愿性）、長期性、嚴峻性、頑固性等諸多復雜特征，如果不婚不育或者只婚不育（丁克）、只生一個孩子的情況越來越普遍，那么家庭發展和家庭養老，以及社會可持續發展都將面臨風險。當生育水平長期低于更替水平時，不可能實現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家庭或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就無從談起。
低生育的歸因
為什么現在的年輕人普遍不愿多要孩子？原因復雜多樣，概括看，生育是內含經濟理性的行為，主要由于生育的成本、風險和代價太高，而生育的收益、效用和回報太少，普遍進入成本約束型低生育時期。
生育成本包括了經濟成本和非經濟成本（機會成本、時間成本、健康成本和心理成本等）。育媧人口研究報告估算2020年中國家庭養育一個孩子到18歲的平均成本為48.5萬元，平均生育成本相對于人均GDP的倍數，僅次于韓國，居世界第二。中國經濟時報2021年開展的《養娃教育成本網絡問卷調查》顯示，八成受訪者認為生養育孩子的經濟成本太高，超五成受訪者覺得缺乏養育、照顧孩子的時間。
客觀來看，生育還有一定的風險，包括了一定比例的出生缺陷和生殖健康問題，特別是高齡產婦風險更大，如可能得產后抑郁癥甚至有性命之憂，即使在高科技的城市社會，孕產婦死亡率也不可能降到百分之零。生育代價則包括了健康的代價，比如照顧孩子導致身心交瘁、顏值受損，愛美的女性擔心生了孩子之后身材走樣顏值下降，還有精神方面的付出，孩子一旦出生，在養育過程中需要花費時間精力去陪伴成長，以及為了孩子如何取得更好發展而各種擔心焦慮等。
當前精養模式已然成為普遍化的養育模式，背后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社會心理，大多數家長或多或少地處于攀比的焦慮之中。經濟下行養家難，養育孩子壓力大，沒有足夠的住房空間、沒有照料幼兒的人手、缺乏照顧陪伴孩子的時間，以及孩子成長過程面臨各種育兒挑戰等一系列生、養、教的問題，都在考驗家庭的養育能力和愛的能力。如果養育第一孩給父母特別是母親帶來更多是辛苦甚至痛苦的體驗，那么生育第二孩所需要花費的精力和成本已經讓不少夫婦打了退堂鼓，更不要說生三孩了。
社會轉型、文化激蕩帶來的生育觀念變化。經過疾風驟雨的人口—社會轉型，傳統的多子女、偏好男孩的生育文化隨之飄零，傳統的生育文化的載體以家為本的生育決策模式轉化為女性權重型決策模型。雖然養兒育女是夫妻乃至家庭的共同責任，但顯然，當今社會育兒責任仍主要集中在女性，女性在職場上遭遇的性別歧視、職育平衡的時間精力上諸多困難注定其承受著比男性更多更重的生養壓力。隨著當今世界婦女解放、女權運動風起云涌，女性的生育話語權、決策權明顯上升，女性作為生育的主體的意愿和話語權得到了更多的展示。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延長和普遍的勞動參與使得不婚不育、晚婚晚育和晚生少生成為現實，低生育成為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生育觀念總體轉向少生優育。2021年國家衛生健康委調查顯示，育齡婦女生育意愿繼續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64個，低于2017年的1.76個和2019年的1.73個，作為生育主體的“90后”、“00后”僅為1.54個和1.48個。經濟負擔重、子女無人照料和女性對職業發展的擔憂等因素已經成為制約生育的主要障礙。
低福利預期也是造成低生育態勢的重要原因。本質上生育自帶福利，孩子的長大會產生各種效益和效用。但隨著生養模式、親子關系和代際關系的演變，生育的效用下降和減少了，甚至與父輩付出的巨大成本、代價和犧牲相比產生了凈的負效用。這導致一些具有生育潛力的家庭現在缺乏“生育熱情”。
綜上來看，經濟下行背景下作為生育單位的家庭生養能力的不足、生育責任和生育主體的強關聯性導致女性生育意愿低下直接構成了低生育的內在動因。這是自20世紀90年代深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然從“政策性低生育”轉向“內生性低生育”階段的重要依據。而生育友好型社會其實是孩子友愛型社會和家庭友善型社會，整體功利化、缺乏深度的愛和慈悲、缺乏對孩子無私的大愛，無法實現適度生育和優化生育。只有全社會提升愛孩子的合力和理性才能挖掘婚姻和合、家庭發展、走出低生育困境的力量源泉。
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構建
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構建是針對低生育、少子化、老齡化所包含的系統性人口危機而言的，其實質是支持生育和鼓勵生育，以擺脫低生育的風險和困境。生還是不生？生幾個？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其中既有生育主體的實際考量，也受到了經濟社會環境多種因素的影響。因而，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構建是國家多級推動、中央到地方政府共同負責、企事業單位和全民共同參與的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多維度思考和發力，遵循生育的文化友好、權利友好和福利友好三個基本邏輯。
一是生育的文化友好。在文化和價值上彰顯生育友好，實則也是孩子友好、母職友好、家庭友好、養老友好、國家友好和發展友好。生育的文化友好即認知友好，質言之，對家庭、國家與社會而言，新生人口是潛力無限、價值無限的希望人口與朝陽人口。在文明社會，不管孩子是健康抑或殘障，理應被柔慈以待。生育作為人口再生產活動，屬于社會勞動的一部分，其創造的社會價值值得尊重。生育文化，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都有一個共性特征，那就是生產和養育人的基本文化都強調一個子福——傳宗接代、永續發展給人類帶來的福祉。女性作為生育主體，需要來自家庭和社會雙重的“母職尊重”，幫助職業女性維護好職育平衡關系，才有可能適度提升生育水平。
生育具有價值性和人文性兩個基本屬性。要大力弘揚全社會和家庭、父母對孩子“獨立生命體”的尊重、理解、包容和支持的大愛，而不是把孩子當作私有財產、固執于自我偏見的角度認識和塑造孩子、以及不利于孩子成長的溺愛、偏愛、無愛，要將愛與慈悲納入現代生育文化的靈魂深處。否則，即便低生育態勢有所改善，也與人口的高質量發展的初衷背道而馳，因為孩子如果在欠缺智慧之愛的環境中成長，難以成為真正的人才。
二是生育的權利友好。生二孩對于普通家庭而言或許是力不從心的艱難選擇。但對富裕家庭來說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他們可能有多生的情結，有偏好男孩的意愿，那么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的包容性就受到了挑戰。更何況還有想多生孩子的平凡之家、以及一些意外受孕又不想打掉孩子的普通家庭。多樣性是生育的本來面目，給生育最大的包容才可能找到激發生育率回升的契機。三胎及以上的多胎現象雖然較為少見，但理應包容，這不僅因為每一個生命都是珍貴的，而且對于提升生育率的加權影響是正面的。出現低生育態勢的社會，其生育政策所具備的最大包容性就是回歸自由生育、自主生育的本來面目。“十四五”規劃指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為重點完善人口服務體系，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動生育政策與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釋放生育政策潛力。”彰顯了新發展格局中與時俱進的人口發展觀和人口治理觀。應充分考慮到生育意愿的多樣性和生態合理性。讓生育兩到三個孩子成為社會主流，這是擺脫低生育、少子化、老齡化危機的根本途徑。為此，要早日促成第三次人口轉變（核心是使低生育水平恢復到近更替水平區間）的到來。
三是生育的福利友好，即生育既是家事也是國事。生育具有內部性（對家庭的影響）和外部性（對社會的影響），而且有正負之分。從全球治理的角度看，走生育福利化、社會化、國家化的道路是面臨持續低生育挑戰的國家共同的應對之策。
生育福利的種類包括了物質獎勵、收入改善、服務升級和環境優化。生育福利化是指有利可圖，提升預期。生育福利的社會化是說部分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應由社會承擔。生育福利的國家化是說國家應當承擔更大的責任，通過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途徑來界定生育福利化的主體責任。打造中國特色的生育福利化社會或許是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出的“家庭友好政策”可供借鑒。“家庭友好政策”支持家庭照料嬰幼兒的需求，同時也讓家長可以履行工作職責，使父母更好地平衡育兒和就業。中國女性職育關系的平衡問題比較嚴峻。中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以來，相對較重的家庭照顧責任在城鎮女性就業全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母職懲罰效應，特別是家有0—6歲幼童的女性，這一效應體現得更為強烈，多子女多負擔是客觀存在的。承擔家庭育兒責任的不利影響貫穿了女性職業生涯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始終。現實中有潛在生育需求的職業女性在職場遭遇歧視的現象并不鮮見。對此要細致研究、立法保護職業女性的就業權利和生育權益。
生育的福利友好主要包括了兩個福利供給主體，即政府和企業。首先，生育的第一福利友好即政府友好。國家是生育福利社會化的第一責任主體，政府部門是相關的責任方，發力方向是“支持和鼓勵生育”。政府要給二三孩家庭做福利加法，給國民以公平公正的大國生育福利待遇，并且建立成熟的長效機制。簡單說，要讓愿意生的適齡人群“生得起”“養得好”。國外的生育津貼（或者牛奶金、嬰兒花紅）比較普遍，如日本的育兒補貼對擁有初中生及以下子女、且收入不超過規定范圍的家庭發放。補貼金額為0至2歲的孩子每月統一為1.5萬日元；3歲至小學生的孩子中，一胎、二胎為1萬日元，三胎及以上為1.5萬日元；初中生統一為1萬日元。新加坡對于2023年2月14日及以后出生的嬰兒給予3000新元的嬰兒花紅現金獎勵。對新加坡夫妻生育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孩子各發放補貼11000新元（約合5.9萬元人民幣）的現金獎勵，如果生育第三個或更多的孩子，獲得的花紅則從1萬新元增加到13000新元（約合6.9萬元人民幣）。
自2021年5月31日實施三孩政策以來，我國多地政府開始陸續發放生育福利金、推出育兒補貼。例如，從2021年起，四川省攀枝花市在全國率先推出為生育二孩及以上的本市戶籍家庭發放育兒補貼金政策，每月每孩發放500元，直到孩子3歲。攀枝花市還出臺了《打造友好生育環境城市響亮名片八條措施》，構建起涵蓋孕、娩、養、育、住的生育服務保障體系。再如，2023年1月，廣東省深圳市衛生健康委公開征求《深圳市育兒補貼管理辦法》意見，初步擬定按照差異化遞進式對市民發放育兒補貼，一孩家庭累計可領7500元，二孩家庭累計可領1.1萬元，三孩家庭累計可領1.9萬元。2023年8月，杭州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杭州市財政局印發杭州市育兒補助實施辦法（試行）的通知，同一對夫妻自2023年1月1日起，杭州戶籍孕（產）婦懷孕（生產）二孩給予一次性補助2000元，懷孕（生產）三孩給予一次性補助5000元；同一對夫妻自2023年1月1日起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且新出生子女戶籍登記在杭州，生育二孩給予一次性補助5000元，生育三孩給予一次性補助20000元。生育多胞胎的按其子女的孩次分別計算。
地方政府的探索剛剛開始，效果如何，能否達到預期，還需拭目以待。“社會”一詞可大可小，可以是國家社會、區域社會，也可以指一個個小小的聚居型社區。中國幅員遼闊，地域差異大，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創建將呈現多元一體的格局，各地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創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干預模式。在國家社會的層面上發力，關鍵是要打通堵點，統籌安排，補齊短板，繼續推進涵蓋婚戀、生育、養育、教育等“一攬子”舉措，形成優孕、優生、優育、優教的政策合力。如果2025年能回升到1.4的“高”生育率，那么需要非常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例如鼓勵生育的財政支出要達到GDP的5%左右；以及其他相應的配套措施，比如大幅度提高入托比例，達到北歐發達國家的水平也就是50%左右。
其次，生育的第二福利友好即企業友好。2023年7月1日起，攜程投入10億元來補貼員工生育，全球范圍內入職滿3年的攜程員工，每新生育一個孩子，將獲得每年1萬元的現金補貼，發放至孩子滿5周歲后終止。推出新育兒福利，旨在為員工生育提供經濟支持，讓他們不會因生育而犧牲自己的職業目標與成就，這彰顯了生育友好型企業的胸懷、遠見和擔當。令人欣慰的是，生育友好型企業（家）隊伍正在成長壯大，雁群效應若隱若現。
歸根結底，生育友好型社會創建的根本在于如何看待低生育危機和樹立什么樣的生育價值觀。生育友好包括了對少生不生的包容，也包括了對多生優生的鼓勵和支持。生育多樣化的狀態和選擇，只要是理性和負責的，都值得尊重。當然我們不是為超低生育率喝彩，而是要為低生育時代的新人口問題未雨綢繆，因為低生育目標的實現并不意味著中國人口問題的終結，而是伴隨著中國人口問題的轉型。為此，國家要打造生育友好的認識（價值）共同體、社會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從生育的文化友好、政策友好和福利友好三個方向大力推進。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
【注：本文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超大規模人口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研究”（項目編號：23AZD012）資助】
【參考文獻】
①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3年2月28日。
②育媧人口研究：《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總人口和出生人口預測報告2023版》，2023年7月。
③國家統計局：《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情況》，2021年5月11日。
④彭訓文：《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各地在行動》，《人民日報》（海外版），2023年2月6日。
⑤陶濤、金光照等：《世界人口負增長：特征、趨勢和應對》，《人口研究》，2020年第4期。
責編/常妍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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