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辯證思維是中國人基于傳統文化形成的應對環境變化和不確定性的認知方法和思維模式，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和非常重視的一種哲學思想方法和科學思維方式，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蘊含的一種科學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環境下，辯證思維和辯證領導行為是企業家“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妥善處理和應對危機的思維模式和管理方法，能夠幫助企業家更好地應對環境的變化與挑戰，制定和調整相應的戰略，完善和提升內部管理水平。
關鍵詞:辯證思維 辯證領導行為 企業家精神
【中圖分類號】C93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企業家群體和企業家精神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指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為我國企業家和企業發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標。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經濟社會結構在產業變革、技術升級、國際關系等影響下發生重大變化。為應對新機遇新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并指出“進入新發展階段，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既帶來一系列新機遇，也帶來一系列新挑戰，是危機并存、危中有機、危可轉機”，要“善于從眼前的危機、眼前的困難中捕捉和創造機遇”。2020年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勇于開頂風船，善于轉危為機，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1]。這些論述都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辯證思維密切相關，為中國企業家在新發展階段下的領導行為和領導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引。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辯證思維
辯證思維（dialectical thinking）是人類思維發展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個體與群體關于矛盾和變化的隱性理論和認知方式[2]。辯證思維核心內涵包括變化、矛盾和聯系這三個基本原則。其中，變化原則認為現實世界并非一成不變的，在認識事物、分析問題時，應當選用動態的視角，根據事物變化的規律找到認識事物和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矛盾原則承認矛盾的普遍性，肯定矛盾雙方的相互對立關系，強調矛盾雙方之間的相互依賴和相互轉化；聯系原則闡明了現實世界中事物之間聯系的普遍性，強調任何事物都不能脫離其所處情境和其他事物而單獨存在，在認識事物時，既要考慮事物本身，還要同時整體考慮事物所處的情境對事物發展的影響。辯證思維與中華傳統文化密不可分，融合了道家、儒家以及法家的認知方式并通過廣為流傳的成語（如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剛柔并濟等），俗語（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寓言（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等融入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響和塑造著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3][4][5]。這一關注變化、接受矛盾、注重聯系的思維方式為企業高層領導者應對瞬息多變、矛盾復雜的環境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燦若星辰，蘊含了豐富的理念與思想。其中，作為重要傳統思維模式之一的辯證思維塑造了中國人區別于西方人的不同認知論和本體論。有關辯證思維的哲學思想最早可追溯于公元前六世紀左右。當時處于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紛爭不斷，社會面臨著嚴重的動蕩和變革。在這樣動蕩的環境背景下，諸子百家根據不同的政治立場紛紛提出自己的哲學思想、政治理念和治理主張。其中以道家、法家和儒家對后世影響最大，流傳最廣。這三種哲學思想都包含了不同的辯證思維思想，對歷史上以及現代治理活動中應對環境變化、處理各種矛盾、系統管理等都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今天，我們所處的環境愈發動態和復雜，國際環境風云變幻，中國經濟“在脆弱的環境中重啟新的增長”，以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高新科技迅猛發展，給企業的生存發展帶來了眾多的不確定性。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每一個企業面對的壓力都前所未有，應對危機的挑戰也是困難重重。面對瞬息萬變、矛盾復雜的經濟環境，企業高層管理者更應該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蘊含的辯證思維，“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克服重重困難和壓力，乘風破浪，逆勢飛揚，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貢獻力量。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蘊含的辯證思維
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高度重視科學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根據時代需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以及中國共產黨人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的基礎上，著重強調“七種思維方式”，即綜合運用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思考問題、解決問題[6]，開拓了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的新境界，也為弘揚新時代中國企業家精神提供了科學指引與根本遵循。其中，辯證思維是習近平總書記極為強調、高度注重運用的一種哲學科學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和深刻的時代意義。
辯證統一的發展理念
早在2005年，習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書記時就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論斷，這一論斷不僅是對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高度統一關系的生動概括，也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具體應用[7]。該論斷立足于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認為只有讓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相得益彰、良性循環，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牢固樹立了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要學習掌握世界統一于物質、物質決定意識的原理，堅持從客觀實際出發制定政策、推動工作”，“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要學習掌握認識和實踐辯證關系的原理，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標相結合、漸進和突破相銜接，實現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統一”。對企業發展而言，辯證思維要求企業家“抓兩點”和“抓重點”相結合，通過矛盾分析把握市場經濟趨勢和發展規律，更好謀劃企業發展方向。
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我國發展面臨的多個問題上都十分重視“底線思維”。在全球經濟發展趨勢上，總書記早在2013年7月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時就明確指出：“深刻認識和全面把握國際經濟形勢，堅持底線思維，切實做好工作”。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強調“要繼續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思路，統籌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藥衛生、住房、食品安全、安全生產等，切實做好改善民生各項工作”。在國家安全上，強調“要保持戰略定力、戰略自信、戰略耐心，堅持以全球思維謀篇布局，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底線思維，堅持原則性和策略性相統一，把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國家安全戰線要樹立戰略自信、堅定必勝信心，充分看到自身優勢和有利條件。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在金融風險上，習近平總書記認為，“維護金融安全，要堅持底線思維，堅持問題導向”。在生態文明建設上，強調“要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推進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對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必然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艱難險阻甚至驚濤駭浪，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通過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長遠卓越的戰略眼光
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家企業的根本性問題。2022年，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進行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全面把握黨的二十大作出的各項戰略部署，緊密聯系我國發展面臨的新的戰略機遇、新的戰略任務、新的戰略階段、新的戰略要求、新的戰略環境，深刻認識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各項目標任務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增強貫徹落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這段論述充分體現出總書記對國家戰略的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認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的大變局不是一時一事、一域一國之變，是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要始終“站在時代前沿觀察思考問題,把黨和人民事業放到歷史長河和全球視野中來謀劃”，要“把謀事和謀勢、謀當下和謀未來統一起來”，“加強對中遠期的戰略謀劃，牢牢掌握戰略主動權”。對于企業家而言，除了需要把握企業管理和企業發展的戰略全局外，還要在戰略關鍵的基礎上，科學結合戰略分析，善于進行戰略決斷，提出對企業有益的戰略策略。
高屋建瓴的大局觀念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牢固樹立全國一盤棋思想”，認為“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要求黨員干部“自覺從大局看問題，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擺布，做到正確認識大局、自覺服從大局、堅決維護大局”。習近平總書記的大局觀除站位高、眼光卓越外，還體現在思維的系統性上。早在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就強調，“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進一步深化改革，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統籌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指出“統籌謀劃深化改革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各個要素，注重推動各項改革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協同配合。要堅持整體推進，加強不同時期、不同方面改革配套和銜接，注重改革措施整體效果，防止畸重畸輕、單兵突進、顧此失彼”。在國家發展上，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強調，“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把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把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聯系起來”。作為新時代企業家，要在認識、服從、維護大局的基礎上，引領企業高質量發展。
傳統文化賦能企業家領導行為的新思路
基于中國傳統文化中樸素的辯證思維思想，王輝等人通過一系列的定性與定量研究，發展出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又契合當前管理實踐的辯證領導行為[8][9]。辯證領導行為是指企業高層管理者以動態的眼光看待環境中的變化和下屬的差異，以全局觀念領導企業的協調、運作和發展，以矛盾整合的方式調整企業戰略和管理員工的領導行為[10]。辯證領導行為包含六個維度：適時調整、因人而異、權衡矛盾、恩威并施、注重協調、整體管理。
“適時調整”和“因人而異”兩個維度與辯證思維的變化原則相關，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站在時代前沿觀察思考問題”等思想的具體體現。“適時調整”是指企業家根據企業所處的境遇經常評估企業面臨的機遇或威脅，對企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前景等有清晰的認識，實時調整企業的發展戰略、目標和行動方針等行為。“因人而異”是指企業家會根據下屬的年齡、性格、能力等特點和這些特點的變化調整自身的領導方式，對待下屬的管理方式會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做到任人唯賢、知人善用。
“權衡矛盾”和“恩威并施”兩個維度與辯證思維的矛盾原則密切相關，也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多有體現，如，“把謀事和謀勢、謀當下和謀未來統一起來”，“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權衡矛盾”是指企業家在矛盾的企業目標、企業戰略和企業發展方向等之間進行權衡，根據環境和形勢的變化進行改進、調整或升級，以實現在企業管理和決策上的動態平衡，如制定企業發展戰略時，會兼顧、平衡企業的短期利益和長期發展，確保企業穩定發展的同時推動變革、創新，推動企業在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和能力的同時拓展新的資源和能力。“恩威并施”是指企業家在管理員工時，采用看似矛盾、但又平衡的領導風格，如施恩與立威、授權與監督、獎勵與懲罰、肯定與批評等。
“注重協調”和“整體管理”兩個維度與辯證思維的聯系原則相關，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全局性與大局觀等問題，如，“堅持以全球思維謀篇布局”，“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等等。其中“注重協調”維度是指企業家認識到各分公司、各部門、各環節間人與人協同合作的重要性，根據企業發展需要推動企業內各部門、環節間相互了解，不斷優化企業各部門、環節間的銜接，制定企業戰略時注重企業各部門間的配合，合力保障企業正常運營發展。“整體管理”是指企業家會從大局觀的角度出臺企業規章、制定企業戰略。如在分配資金、人力等資源時考慮企業的整體布局，對各部門考核時會考慮企業的整體情況，企業家在做決策時會聽取、考慮各部門的意見。研究表明，企業家及企業高層管理者的辯證領導行為會促進企業形成柔性戰略，進而促進企業的績效和創新能力；對于創業企業，具有辯證領導行為的創始人更能夠促使企業成功發展[11]；在辯證型企業家和高管帶領下，團隊成員會有更高水平的績效和工作滿意度[12]。
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的靈魂，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下，中國企業家在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和競爭下，其領導行為和管理實踐既要符合現代企業管理的要求，借鑒西方現代企業管理中領導行為的精華并將其本土化，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家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表現也應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基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辯證思維和辯證領導行為應用于企業管理實踐。作為一種中國方案，基于辯證思維發展起來的辯證領導行為，能夠幫助企業家解決在當前環境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為企業家提供具有中國文化傳統特點的新思路、新視角，助力企業家更好地應對變化和不確定的環境，助推中國經濟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本文作者為 王輝，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王易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
注釋
[1]習近平：《正確認識和把握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求是》，2021年第2期，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1/15/c_1126984966.htm。
[2]彭凱平、尼斯貝特：《文化，辯證法和矛盾推理》，《美國心理學家》，1999年第9期，第741—754頁。
[3]侯玉波、朱瀅：《文化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心理學報》，2002年第1期，第106—111頁。
[4]王樹人：《辯證思維與中國傳統文化》，《哲學動態》，1997年第3期，第35—36頁。
[5]鄭萬耕：《〈易傳〉與〈老子〉的辯證思維》，《中國哲學史》，1993年第1期，第14—20頁。
[6]趙玉潔：《習近平治國理政的科學思維方式》，《理論學習》，2017年第1期，第18—21頁。
[7]洪向華：《從“千萬工程”中深刻把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蘊含的科學思維》，《光明日報》，2023年06月27日，06版。
[8][10]黃鳴鵬、王輝：《高層管理者的辯證領導行為：一項探索性研究》，《經濟科學》，2017年第3期，第115—128頁。
[9][11][12]王輝：《辯證領導行為——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領導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50-75頁，第180-197頁，第137-156頁。
責編：董惠敏／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