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外開放是中國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中國傳統治國思想和歷史經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成果和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外交工作的歷史經驗，為中國的對外開放提供了理論依據。在長期發展過程中，中國“開放型”經濟外交注重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逐步建立起全方位、寬領域、漸進式的對外開放格局，通過建設貿易強國、打造一流營商環境、有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制度型開放等措施助推中國式現代化，以“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推動共建全球經濟治理新規則。未來，中國需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引領中美、中歐、中非經貿關系高質量發展；高效統籌開放與安全；加強國際傳播，做好國家對外開放形象構建，全面展現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關鍵詞】對外開放 制度型開放 經濟外交 一帶一路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3.004
王宏禹，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經濟外交、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著作有《歐盟貿易決策制定：多層網絡結構下的公私交易》、《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The PRC's Grow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the 21st Century》（合著）等。
對外開放是中國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思想與實踐不斷豐富和創新。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對外開放的重要論述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全球治理等領域，精辟回答了為什么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怎樣提高對外開放質量等重大問題。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致力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國的對外開放不僅不會倒退，反而會繼續深入推進。
繼往開來：中國對外開放的思想源流
當代中國的對外開放思想繼承和發展了國內外優秀理論成果，根植于中國的對外開放實踐，順應全球化發展態勢。縱觀其發展歷程，三大思想源流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
中國傳統的治國思想與歷史經驗構成了當代中國對外開放理論的深厚積淀。戰國時期的《管子》一書已經出現對外通商有助于“聚財”和“致民”的觀點。西漢時期桑弘羊將工商業和商品貿易視作富國的必要條件。自秦漢之后，多個朝代鼓勵對外開放以實現國家繁榮發展。明代之后的閉關鎖國政策是導致近代被動開放的重要原因，對外開放的目標也由“富國”轉為“強國”。在價值取向上，中國儒家傳統的“和合文化”強調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注重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基礎之一，其內含的堅持和而不同、合作共贏和人文主義，也是對外開放的基本價值取向。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成果滋養了當代中國對外開放理論。馬克思提出的人類本質學說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根基。[1]馬克思認為世界普遍交往是推動生產方式變革的核心要素，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是由封閉的民族歷史向世界各民族高度依賴與統一的世界歷史轉變。[2]社會主義離不開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列寧將這一觀點運用到俄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探索對外貿易的道路。我們黨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對外開放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創新。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外交工作的歷史經驗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實踐是當代中國對外開放理論的實踐源泉。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在強調堅守外交基本原則的基礎上要求積極引進關鍵工業基礎設施，拓展國際合作，發展國民經濟。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向外國學習，發展對外經濟關系。[3]毛澤東同志是對外開放思想的開拓者，強調要堅持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相結合，中國的“求同存異”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外交方針充分體現了這一思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1985年，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日本自由民主黨副總裁二階堂進時指出：“兩個開放，即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這個政策不會變，我們現在進行的改革是兩個開放政策的繼續和發展。”[4]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對外開放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并強調要大力提高外資使用的綜合經濟效益，[5]“特區”建設開啟了“以點帶面”的區域開放格局。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我國對外開放的步伐加快。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我們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6]“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中國的對外開放戰略進入雙向發力、共同發展階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我們黨從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需要出發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有效推進了我國經濟體制與國際規則接軌。胡錦濤同志多次強調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積極探索對外開放的理念、形式、領域、戰略布局和政策的調整優化，積極參與國際技術合作和競爭。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拓展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7]《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提出要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增強在擴大開放條件下促進發展的能力。[8]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將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通過深化合作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9]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站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中國的對外開放事業上升到了推動全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新高度。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更好惠及各國人民。”[10]
內外聯動：中國“開放型”經濟外交的政策舉措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以開放促改革”、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漸進式的對外開放格局，在貿易、投資和金融等領域不斷完善和深化對外開放舉措，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以制度型開放實現國內、區域和多邊層面的經濟規則協同，推動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
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一是，在開放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擴大開放，是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關鍵。加入世貿組織助力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融入國際大循環，提升了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在推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中國通過改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吸引外資參與國內產業升級；還注重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為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二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中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11]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12]，更加關注新興市場和東亞市場，更加強調進口貿易和對外投資，更加注重服務業開放和制度型開放，以積極主動的開放態度提升產業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并著力加強區域經濟合作。[13]三是，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相輔相成。高水平對外開放可以倒逼國內市場體制機制改革，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能有效打通“內循環”堵點，推進產業鏈升級并形成國際競爭優勢。[14]四是，中國立足區位和制度優勢，構建開放高地，先行先試高水平開放規則，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加快實現區域內外貿一體化發展。[15]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先行示范區和浦東引領區的建設實踐，是中國推動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規則的最新范例。
全方位、寬領域、漸進式的對外開放格局。中國的對外開放既面向資本主義國家也面向社會主義國家，既面向發達國家也面向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的領域從貿易擴展到金融、基建、能源、信息、教育等各領域，并逐步實現對商品市場、資本市場、技術市場、勞務市場的全方位開放。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實行“先沿海后內地”的漸進式改革方略，打造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江開放城市、邊境開放城市等不同層次的開放平臺。[16]2000年以后，中國在中西部內陸城市設立出口加工區以承接產業轉移，在沿邊地區設立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以承接東部地區加工貿易，加快建設西部陸海新通道。隨著對外貿易轉向“提質增效”的發展階段，中國加快構建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新格局。更大范圍的高水平開放，要提高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開放水平，形成我國開放發展的戰略縱深。更寬領域的高水平開放，要擴大和深化服務業開放，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發展數字貿易。更深層次的高水平開放，要深化制度型開放，構建與國際接軌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2013年以來設立的自由貿易試驗區，推動在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優化營商環境、培育優勢產業等方面的不斷試驗創新。[17]2018年設立的海南自由貿易港成為新時代中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標志。
建設貿易強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鼓勵發展出口工業制成品為主的加工貿易。此后，中國推進外貿體制改革和進出口商品結構優化，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占比提高，國內亟需的能源、資源、先進裝備和消費品進口比重增加。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對服務貿易總協定作出了漸進式開放承諾。2021年我國服務貿易規模攀升至8212億美元，其中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出口達到4381億美元，占比達53.3%。[18]同年，海南率先探索建立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19]2022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生效，根據協定在原有入世承諾基礎上，我國新增開放22個部門，提高37個部門的承諾水平。[20]我國貿易伙伴數量不斷增加，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第二大服務貿易國，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動貨物貿易優化升級，創新服務貿易發展機制，發展數字貿易，加快建設貿易強國。”[21]“優化國內國際雙循環體系”[22]“深化我國服務業領域開放”和“推動貿易數字化轉型”[23]成為建設貿易強國的三個突破口。[24]
利用外資大國地位，打造一流營商環境。第一，不斷提升利用外資的能力和水平。1983年至2021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總額從22.6億美元增長到1734.83億美元。[25]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吸收外資以勞動密集型加工項目和第三產業項目居多。加入世貿組織后，吸引外資較多的項目從制造業轉為服務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積極引導外資向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等產業傾斜。2017年開始，我國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持續縮減，2021年版全國和自貿試驗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分別縮減至31條、27條，金融服務、高端制造、電子信息等領域外資準入條件也進一步放寬。此外，我國健全外資法律法規，修訂產業指導目錄，出臺投資便利化政策，保護外商合法權益。2020年實施的《外商投資法》，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推進投資自由化，以“放管服”改革推進投資便利化，成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法治保障。第二，提升對外投資規模和質量，助力開拓世界市場。“走出去”戰略的提出，促進我國對外投資規模和質量穩步提升。《202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21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2.8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三，境外企業遍布190余個國家和地區，覆蓋了國民經濟的18個行業大類。[26]此外，中國還通過設立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特色方式，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減少海外經營風險。[27]
促進資金融通，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第一，促進金融業開放服務實體經濟，加速資源要素流動，積極參與塑造國際金融治理格局。我國致力于建立完備的金融法律體系，健全信用體系與消費者保護機制，幫助跨境金融機構融入海外環境并服務國內需求。未來，我國還需進一步推進建設獨立的支付與結算體系，強化數字科技的安全使用，提高金融監管能力與水平，健全宏觀審慎與微觀監管框架，探索跨境合作監管模式，防范開放過程中可能的系統性金融風險。[28]第二，穩步提高人民幣國際化水平。推動大宗商品國際貿易中的人民幣結算，創新人民幣跨境投融資業務，豐富離岸人民幣市場服務，優化人民幣清算行布局，深入推進雙邊貨幣合作，更好地培育離岸人民幣市場，秉持漸進可控的資本賬戶開放原則，探索能源期貨市場中的人民幣國際化，并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的水平和范圍。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業開放需要堅守安全底線，要堅持自主有序、穩中求進的開放策略。通過穩步推進金融市場開放進程，構建資金雙向流通渠道，服務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制度型開放助推中國式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完整表達和系統闡述。以外交服務現代化建設，以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外交工作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制度型開放，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戰略部署。[29]中國的制度型開放不同于美國的國內制度國際化模式，也不同于日韓的對接國際經貿規則模式，具有鮮明的特征。
第一，優化國內開放布局。首先，鞏固東部沿海地區的開放先導地位，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發揮京津冀一體化和長三角經濟區的開放門戶作用。其次，提高中西部和東北沿邊地區開放水平，發揮重點口岸和邊境城市的內外聯通作用。“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有助于推動構建西部省份對外開放新格局。最后，依托海南自由貿易港，探索建立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體系，以制度創新對標國際規則，加大壓力測試力度，向全國復制推廣制度創新成果，研究建立風險防范機制，[30]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第二，優化區域開放格局。中國先后與2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9個自貿協定，還有10項協定正在談判中。其中，RCEP涉及知識產權、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采購等前沿議題，是我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合作不斷深化的最新成果。[31]我國還將繼續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推動商簽更多高標準自貿協定。此外，我國還積極建立和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多邊合作機制，鞏固東南亞、歐盟等優勢貿易區域，推動實現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發展。
第三，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制，深度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一方面，我國持續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旗幟鮮明地反對貿易投資保護主義以及個別國家的單邊制裁和極限施壓。另一方面，我國強調通過談判和對話的方式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塑造穩定發展的國際經濟環境，并積極參與構建包容互惠的國際經貿規則體系。此外，通過主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方式，實現讓中國的發展成果惠及各國人民。
第四，推進國際規則國內化和國內規則國際化[32]，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33]。RCEP作為高質量的大型自貿協定，明確提出締約方要促進對標準、技術法規和合格評定程序的相互諒解與合作。在推動全面落實RCEP規則的背景下，一方面，我國充分履行701項約束性義務和170項鼓勵類義務，針對申請加入CPTPP和DEPA的談判開展研究，梳理國內法律法規與相關國際規則的差異，擬定談判方案和國內改革措施。[34]另一方面，市場監管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簽署標準化雙邊和多邊合作協議，擴大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標準互認，以標準認同促進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此外，我國在國際標準化組織規劃中提出中國方案，在電力、鐵路、橋梁、船舶、家電、冶金、中醫藥等領域，加強技術標準研制，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35]
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共建全球經濟治理新規則。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經濟外交措施助推中國從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融入者轉變為建設者、改革者乃至塑造者。傳統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體現了資本主義“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功利思維，形成了以強者利益為導向的國際經濟秩序，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36]中國堅持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以助力解決全球性問題。[37]中國堅持維護自由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致力于構建公正合理的金融治理體系、綠色清潔的全球能源格局、包容共贏的全球發展合作關系[38]。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主張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將政策、基礎設施建設、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面有機結合，通過改革現行國際經濟體制為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新的解決方案。“中國制造”與“中國基建”為沿線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解決方案；外匯儲備和金融資源幫助沿線國家解決資金融通問題；中國優質產能對外轉移為沿線國家創造產能合作機遇；中國共享改革發展經驗，有望為沿線國家體制改革提供借鑒。中國與“一帶一路”參與方共享發展機遇，完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體系，引領包容性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的構建與完善，最終推動構建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規則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
制度引領：中國“開放型”經濟外交的國際影響
大國經濟外交是主權行為體之間，有目的地通過戰略與制度設計等方式，實現財富與權力之間相互轉化的機制、政策、行為和互動過程。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利于中國實現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之間的跨領域轉化。中國特色的大國經濟外交通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世界發展提供新動力，通過參與各領域的全球治理塑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39]在此過程中，中國經濟外交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塑造能力、協調能力和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
大國貿易外交為全球化注入新動力。貿易政治是以政府為主體、以利益集團為紐帶、以企業國際化利益為目標的國際間貿易談判、博弈與合作。首先，中國堅決抵制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限制進口、限制投資、歧視外資企業、奉行單邊主義和破壞多邊體系的逆全球化舉措，鼓舞并帶動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建設公平合理的國際貿易秩序。其次，中國倡導與歐盟加強合作，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在產業補貼、國有企業待遇、特殊與差別待遇和WTO運行機制等方面持續深化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成為全球自由貿易的堅定維護者和領導者。再次，面對《美墨加協定》（USMCA）、CPTPP等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的外部壓力，中國以既有自貿協定的升級談判、落實RCEP規則條款、中日首次達成自貿安排為契機，堅持以高水平自貿協定為抓手深化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為發展健康穩定的雙邊經貿關系和區域經濟秩序提供國際市場機遇和制度公共產品。最后，在世界經濟合作進程中抵制一些國家過度的貿易政治化和貿易安全化傾向，倡導在重塑全球價值鏈進程中體現不同國家的多元利益訴求，圍繞數字貿易、服務貿易和綠色貿易等前沿經貿問題進行充分協商，為建立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國際經濟秩序貢獻中國智慧。
大國投資外交服務全球市場。中國的對外投資流量和存量均位居世界前列，對外投資的地區分布日益廣泛，行業分布特點突出，中國企業積極參與全球生產布局。[40]為了更好地滿足中國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的雙重需求，應對某些國家肆意地投資保護和國家安全審查，中國投資外交取得了長足進展。首先，與歐盟、沙特等重要經貿伙伴簽訂投資保護協定，以互利共贏的投資規則推動雙向市場開放，向世界釋放投資自由化和規則化的積極信號。其次，以全面落實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和準入前國民待遇等高水平投資標準為基礎，提升中國在多邊投資規則協調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再次，通過亞投行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支持路徑，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框架下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建設和投資仲裁實踐。最后，在對外投資活動中，全面貫徹落實可持續發展理念和勞工權益保護措施，遵守國際義務，倡導綠色發展理念，支持中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建立健全風險防控體系和投資保險制度，加強產業園區科學規劃，為各國投資外交提供中國特色的政策借鑒。
大國金融外交推動國際金融體系變革。中國金融改革日益日常化、國際化和多元化，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速，中國致力于建設的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正在形成。首先，中國主張實現儲備貨幣多元化，體現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以實力為基礎的合理訴求，建立多層級的全球金融安全網，為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提出了基本方案。其次，中國倡導建立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等新型多邊金融合作組織，體現出主體多元、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創新理念，通過構建“金融小多邊主義”，實現參與國“投資”和“發展”的雙重目標。再次，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聚焦經濟發展，開創了南南合作的新形式，為區域開發性金融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臺。最后，中國持續推動的國內金融開放和制度安排、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廣泛使用、為實現資金融通而進一步加強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為東亞及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了豐富的國際公共產品和金融市場空間，中國為維護本國金融安全所作的政策準備也為其他國家的金融外交提供了借鑒。
大國援助外交助推國際發展合作效能提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國際發展合作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對外援助規模不斷擴大，對外援助效果十分明顯。2018年3月，中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成立，加強了我國對外援助的戰略謀劃和協調統籌。首先，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展現出發展中大國的責任與擔當；倡導正確義利觀和親誠惠容理念，為推動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貢獻中國力量。其次，以共建“一帶一路”為體系框架，整合貿易、投資、金融等各種資源，在綠色發展、數字經濟、人道主義援助、技術轉讓和人力資源培訓等方面全面推動受援國的可持續發展，傳播中國特色的新發展理念。再次，中國加強對國際發展合作的科學管理，提高政策制定和管理水平，推動建立現代化的、可實施的援外統計信息系統和效果評估機制，提升援助效益，推動國際發展合作高質量開展。最后，中國主張與發達國家進行國際發展合作領域的政策協調，提倡將對外援助工作與國際產能合作聯系起來，帶動更多國際私營資本進入發展合作領域，共同建立起結果導向型的國際發展合作體系，推動實現“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
大國能源外交推進國際能源安全與能源轉型。中國是世界能源市場中的重要一員，具有市場需求大、對外依存度高、資本實力雄厚、能源產能合作基礎好、新能源領域優勢明顯等突出特點，對國際能源格局的發展變化影響深遠。第一，中國將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貫徹能源多元化戰略，與資源國、消費國和國際能源機構開展全面合作，成為穩定國際能源格局和能源價格的重要力量。第二，中國統籌能源政策與環境政策，重視提升能源開采和使用效率，大力發展新能源技術和產業，引領世界范圍內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轉型。第三，中國在境外能源合作項目中堅持互利共贏的方針，在發展戰略對接基礎上幫助東道國進行能源產業升級和轉型，借助國家援助資金和亞投行等多邊機構提供金融支持，引入民營資本參與能源投資，助力資源國和消費國共同發展。第四，中國通過建立新型能源組織，建設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能源市場交易平臺，推進建立東亞能源共同體，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倡導清潔能源革命和國際能源法制建設，以戰略合作思維建設全球能源命運共同體。
大國環境外交協調全球氣候治理和綠色發展。從1972年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開始，中國始終積極參與國際環境外交和氣候談判。首先，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敦促發達國家履行國際義務，維護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通過南南合作和發展援助等方式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其次，圍繞人類共同利益，中國提出科學發展觀，主動承擔發展中大國的國際責任，在《巴黎協定》談判中平衡兩大陣營的利益，達成基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的治理共識，為全球綠色發展提供動力。再次，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期間，中國與歐盟共同領導全球氣候治理穩步前行。中國大力開展環境管理領域的對外援助和人力資源培訓，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公共產品。最后，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動力電池、綠色金融等領域持續發力，提升中國在綠色經濟領域的競爭力。通過承辦締約方會議、參與國際氣候治理機制改革進程、共建綠色“一帶一路”等舉措，與相關國家實現環保基礎設施提升和碳交易市場合作，共同應對發達國家的綠色貿易壁壘和綠色產業競爭。
大國基建外交創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新機遇。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存在巨大缺口，中國將海外基建作為經濟外交的重要著力點。在大國基建競爭領域，日本強調高質量、高水準，美國強調聯盟關系，中國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普惠包容性發展。首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存在較大短板，互聯互通水平較低。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加強了同沿線國家的戰略對接，為實現相關地區協同發展作出貢獻。中國一方面幫助沿線國家修建鐵路、公路、橋梁、隧道等重要設施，另一方面加強各方制度協調，推動技術和規則等制度標準的輸出。其次，面對日美等國的排他性基建聯盟，中國堅定開放包容的合作理念，以滿足東道國需求為基礎，更加重視海外基建質量、安全性與可持續性，為欠發達國家提供所需的基礎設施。再次，中國致力于投資更多綠色、優質、可持續的基礎設施，加強環保技術研發，創新綠色融資模式，推動數字基建，加速中國數字規則標準國際化，建設“一帶一路”空間信息走廊。最后，中國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加強同其他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協助相關國家加強災害與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等領域中的安全能力建設，促進地區長期和平與共同繁榮。[41]
任重道遠：高水平對外開放背景下中國經濟外交的提升策略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經濟外交在全球舞臺上面臨重大的機遇和挑戰。無論是在長期以來中國已經建立起較大國際影響力的貿易、投資和國際發展合作等經濟外交領域，還是在金融、環境、基建等逐漸發揮重要國際影響力的經濟外交領域，尤其是面臨較大風險的能源外交領域，中國都需要在體制機制創新、引領大國關系健康發展、統籌開放與安全、國家形象建構等方面持續努力。
打造內功，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改革，打造戰略性和全局性的產業鏈、供應鏈，是暢通“雙循環”的關鍵，也是高水平對外開放取得實效的關鍵。一方面，要發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綠色制造，針對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開展持續攻關，以自主創新帶動對外開放提質增效。另一方面，要發揮金融政策服務“雙循環”的重要紐帶作用，重視深圳、上海、重慶等龍頭城市在新發展格局中的示范帶頭作用。
積極引領中美、中歐、中非經貿關系健康發展。第一，美國、歐盟與中國是當前全球最重要的三大經濟體，恰當的大國相處之道將為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營造有利外部環境，其中，中美關系的走向是關鍵。長期以來，中美關系發展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步，中美經濟深度融合，中美“脫鉤”將使雙方遭受巨大損失。美國設置關稅壁壘，挑起貿易摩擦，以單邊主義推行貿易保護，嚴重損害了中美經貿關系和政治互信，給世界經濟增長帶來不確定性。中國應變被動為主動，實現中美在經貿領域乃至其他諸多關鍵領域中規則和規制的接軌。[42]第二，穩定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中歐關系韌性很強，存在較強的經濟互補性，中歐地理標志協定生效和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完成為雙方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礎，雙方在綠色轉型、數字轉型、多邊貿易體系改革和國際氣候談判等領域的合作空間巨大。但是歐盟日益增長的地緣政治考量和貿易投資政治化傾向，為中歐之間健康的經貿合作設置了阻礙。中國應當積極傳遞改革信號，鼓勵企業同歐盟進口商協會合作進行利益表達進而對歐盟決策施加影響，通過有效的規則化和法制化進程增進中歐在規范、規則層面的共通性，塑造中歐經濟外交關系發展的新空間。第三，非洲大陸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市場前景廣闊，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極大地影響著世界經濟治理的體系運行和改革方向。中美歐在非洲可持續發展進程中均扮演著重要角色，且存在較大的競爭領域與合作空間。非洲是中國“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支點和市場空間，中非合作覆蓋經濟外交的所有領域，具備堅實的政治基礎和理念共識，是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天然伙伴，也是撬動中美歐關系向好發展的重要場域。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高效統籌開放和安全。首先，著力維護糧食、能源資源、網絡信息、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強化國際金融安全網絡和資本流動監測，構建經濟風險阻斷機制將危機阻擋在國門之外。其次，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和機制，例如，健全外資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和技術安全清單管理、不可靠實體清單等制度；[43]建立和健全多方參與的債務可持續性和債務處置新機制，反制裁、反干涉、反“長臂管轄”機制，“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44]，風險預警監測防控體系[45]，以及應對重大自然災害和全球流行病的應急物資儲備機制和救援機制。此外，還要推動安全保衛力量走出去，加強海外安全保障。[46]
加強對外開放國際傳播，做好新時代的國家形象構建。不同于基于西方中心主義、以功利和霸權目標為核心的戰略傳播，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是開放、平等且包容的，在全球范圍內傳遞獨立自主、共建共享的現代化理念，尋求構建更加平等、開放、多元、和諧的國際新秩序。我們應當基于制度邏輯講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選擇、當代實踐與民本內涵；基于媒介邏輯，制定科學的理論傳播戰略規劃；基于敘事邏輯，擴大與他國共同利益的匯合點，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中國要以國家戰略目標作為戰略傳播的核心指南，調動多方傳播資源，溝通協調多主體間工作，加強傳播人才隊伍建設，建立囊括政策傳播、文化傳播、科學傳播、國際傳播等多樣化傳播類型的綜合系統。
結語
對外開放的本質是生產力的合理布局、生產要素的高效率配置、生產關系的有效連接。[47]中國經濟外交的開放邏輯，蘊含著基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邏輯起點、邏輯展開與邏輯歸宿。推動新發展格局下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要從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制度型開放和國際經濟治理改革三個層面加以綜合思考。[48]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對外開放的重要論述實現了思路理念、制度規則、價值目標在國內、國際兩個層面的良性互動。國家層面的全方位開放是進入國際層面分享經濟全球化紅利的基礎，國際制度話語權的提升將為國家內部規則改革提供良好環境。國內規則建設遵循新發展理念，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相互協調，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區域治理為抓手，為促進我國和世界的和平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思路理念是基礎。新時代對外開放理論以人民為中心，以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為基本原則，為解決多元主體的跨國性問題提供中國方案。制度規則是核心。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點舉措是提高制度性、規則性話語權，模式由政策驅動型開放向制度保障型開放轉變，角色由規則適應者向規則制定者轉變，將帶動周邊及沿線國家發展，促進制定更加公正合理的政治經濟規則。價值目標是導向。對外開放以建立開放型經濟治理體系、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推動國內外市場與資源協調平衡，以“同步開放”帶動國內外經濟發展，以“聯動開放”實現優勢互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增進人民福祉。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是中國對外開放事業的底色。“我們黨深刻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人民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體，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創造精神，匯集全體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向前發展。”[49]世界各國需要擴大開放共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交往范式從根本上超越了資本邏輯，反映了中國的全球治理目標和開放型世界秩序觀，體現了中國對于國際責任的道義擔當，為促進世界普遍交往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百年變局下的全球治理與‘一帶一路’關系研究”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重大預研項目“美歐關系互動的發展態勢及中國的戰略運籌空間”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0&ZD147、ZD5-01）
注釋
[1]余永躍、陳曙光：《馬克思“人的本質”思想解讀》，《光明日報》，2006年6月26日，第9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頁。
[3]毛澤東：《論十大關系》，《文史哲》，1976年第4期。
[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頁。
[5]《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頁。
[6]《江澤民文選》第二卷，200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頁。
[7]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頁。
[8]《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2010年11月30日，http://www.npc.gov.cn/zgrdw/npc/zt/qt/jj125gh/2010-11/30/content_1628250.htm。
[9]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頁。
[10][11][21][36]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1、32、32、51頁。
[12]趙蓓文：《“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制度型開放的創新實踐》，《思想理論戰線》，2022年第3期。
[13]江瑞平：《百年變局中的世界與中國》，《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
[14]劉江寧、陳貞吉：《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歷史邏輯和重點任務》，《改革》，2023年第4期。
[15][47]潘毅剛：《正確理解開放的邏輯》，《浙江經濟》，2023年第2期。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
[17]崔慶波、鄧星、關斯元：《從擴大開放到制度型開放：對外開放平臺的演進與升級》，《西部論壇》，2023年第1期。
[18][25]相關數據參見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22》，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
[19][27]張明、張哲：《高水平對外開放：歷史成就、內外挑戰及戰略布局》，《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20]《商務部國際司負責同志解讀〈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之二》，2020年11月16日，http://big5.mofcom.gov.cn/gate/big5/www.mofcom.gov.cn/article/ae/sjjd/202011/20201103016087.shtml。
[22]霍建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對外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中國發展觀察》，2022年第11期。
[23]沈國兵：《構建高水平經緯式對外開放新格局》，《開放導報》，2022年第4期。
[24]夏杰長、李鑾淏：《貿易強國建設的關鍵突破和戰略思路》，《價格理論與實踐》，2023年第1期。
[26]《202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22年，第4頁。
[28]王文匯：《構建更高水平的金融業安全開放格局》，《銀行家》，2023年第4期。
[29]王學凱：《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邏輯、特征與進路》，《理論視野》，2022年第12期。
[30]崔凡：《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發展趨勢與對接內容》，《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1期。
[31]李權、劉丁一：《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時代需求與路徑選擇》，《新視野》，2023年第1期。
[32]戴翔：《制度型開放：中國新一輪高水平開放的理論邏輯與實現路徑》，《國際貿易》，2019年第3期。
[33]全毅：《中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框架與構建路徑》，《世界經濟研究》，2022年第10期。
[34]魏浩、盧紫薇、劉緣：《推進制度型開放面臨的挑戰與對策》，《開放導報》，2022年第2期。
[35]許欽祥：《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擴大標準制度型開放》，《中國標準化》，2023年第1期。
[37]劉雪蓮、胡語嫣：《習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觀：邏輯特征與時代價值》，《東北亞論壇》，2023年第1期。
[38]孫伊然：《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與中國特色的經濟外交》，《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7年第1期。
[39]任鴻斌：《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紅旗文稿》，2023年第5期。
[40][44]姚枝仲：《奉行互利共贏開放戰略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財經智庫》，2022年第6期。
[41]王宏禹、彭昭男：《日本在東南亞的對華基建競爭——動因、演進與走向》，《國際展望》，2022年第5期。
[42]趙龍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理論創新與戰略抉擇》，《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1期。
[43][46]楊長湧：《持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原因及政策建議》，《中國經貿導刊》，2023年第4期。
[45]胡海峰：《高水平對外開放助推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與實施路徑》，《蘭州財經大學學報》，2023年第2期。
[48]劉秉鐮、張偉靜：《新發展格局下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與區域協調發展：歷史演進、理論邏輯與實現路徑》，《經濟與管理研究》，2023年第3期。
[49]習近平：《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求是》，2023年第11期。
責 編∕包 鈺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Origi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Wang Hongyu
Abstract: Opening-up is one of China's long-term fundamental polic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hina's opening-up is rooted in three origins, namely, Chines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though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s well 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leading diplomatic work since 1949. In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with its opening-up economic diplomacy focusing on coordinating domestic development to opening-up, China has not only gradually built up a multi-dimensional, wide-ranging and progressive opening-up paradigm, but also accelerated its modernization through measures of developing a large trade nation, a first-class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orderly promoting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and of cooperation on building new rules for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roug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Looking forward,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up through innovation of institution and mechanism, to lea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US, China-EU and China-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effectively to coordinate its opening-up with security. Also, it is crucial for China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 construct China's opening-up image, so as to fully demonstrate the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opening-up,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economic diplomacy, "the Belt and R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