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要振興，產業必振興。近年來，各地抓住黨建引領產業振興這個重要引擎，把產業振興作為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統籌整合政策、項目、資金、人才等資源，積極延伸和拓展農業產業鏈，培育發展農村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切實推動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推動產業振興的發展優勢。

黨建引領壯大集體經濟，盤活農村資源

河南省蘭考縣三義寨鄉白云山村的蔬菜大棚里，番茄株長了一人多高，42歲的脫貧戶武清香正忙著采摘。“今年已經賣了快10萬元。”武清香說。

承包兩個大棚，武清香實現脫貧增收。個大味甜的番茄可以賣給前來收購的客商，也可以供游客采摘。

“如果沒有產業支撐，我們這個交通相對落后、村集體經濟薄弱的小村，很難實現突破發展。”白云山村黨支部書記陳保超說。2018年，經過實地調研，村民們意見很快統一，籌集資金蓋起溫室大棚，發展番茄和甜瓜種植。

如今，小小番茄，每年為村里帶來1000多萬元收入。村集體建起了十幾個大棚，每年收取租金；還建起交易市場，按照每斤3分錢的標準向采購方提取交易管理費。2022年，村集體經濟收入達53.1萬元。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健全村黨組織領導的村級組織體系，把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斗堡壘，把村級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合作組織、各類社會組織等緊緊團結在黨組織的周圍，團結帶領農民群眾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

近年來，各地以黨建引領推動村級集體經濟“強筋健骨”，因地制宜、精準施策，積極探索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新路徑、新模式。

從調研中了解到的實際情況看，比較普遍的模式是村集體依托本地農產品、旅游、礦產等資源優勢，創辦領辦合作社或公司，采取“黨組織+合作社（公司）+農戶”模式，發展特色產業；也有的是實行股份合作，村集體利用土地、山林、實物資產等資源折價入股或資金入股等方式，與企業、合作社合股聯營；有的是開展租賃經營，村集體盤活閑置、低效使用的辦公用房等，或者異地興建、購置廠房、商鋪等，開展租賃經營，獲取穩定收益；還有的提供服務創收，通過組織勞務合作社等方式，提供農業生產、加工流通、倉儲物流、河道保潔等配套服務創收……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區唐昌鎮戰旗村，鄉村十八坊商業街區人潮涌動。郫縣豆瓣、蜀繡、唐昌布鞋……一間間青磚灰瓦的店鋪，按“前店后坊”的川西作坊樣式分列道旁，游客穿行其間。

鄉村十八坊就是由戰旗村利用集體資源自籌資金、自主設計、自主修建、合作經營的。在戰旗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高德敏看來，村里能有今天的面貌，把土地資源盤活，探索符合本村實際的土地經營管理模式，是重要一招。

過去的戰旗村經濟主要依靠傳統農業，集體經濟薄弱，發展局面打不開。村兩委班子經過調研研判，探索土地規模化經營，將零散的資源適度集中。開展土地整理、承包地流轉、集體資產確權到戶……每一步調整，都由村黨委領導下的村集體統籌實施，最大限度保證公平公正。

2015年9月，戰旗村抓住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的機遇，將13.45畝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拍賣，村集體因此獲益706萬元，村級集體資產突破2000萬元。

組建集體資產管理公司，投資旅游公司；整體租用村民閑置房屋，打造經營地方特色美食、土特產品的“壹里老街”……如今的戰旗村，產業興旺，致富路越走越寬。2022年，村集體經濟收入680萬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3.85萬元。

近幾年，各地普遍進行了清理農村資產、資源、資金的專項工作，全面梳理規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外訂立的經濟合同，解決了一大批不合理、不合規、不合法問題，將農村集體資產、財務管理等業務統一納入全國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平臺，為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奠定了基礎。

各地還堅持問題導向，突破難點、打通堵點，推動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壯大。

針對產業發展規模小、收益低的問題，河南省安陽市優化政策資源推動抱團發展，出臺政策鼓勵以鄉鎮為單位將各村的集體經濟合作社資源進行整合，依托聯合社體系承接外部市場要素、金融資本和社會性資源，提升集體經濟效益。

在深化農村資產資源改革方面，浙江省安吉縣創新實施農業“標準地”改革，推動全國首宗農業“標準地”落戶安吉，指導村集體以集體土地使用權入股、聯營等方式參與農業項目運營，有效盤活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構建了一套完善的“村集體+企業”的利益聯結機制，增強了村集體經濟自身造血能力。

因地制宜發展合作社，做優做強特色產業

隨著農業轉型升級，包括農民合作社在內的農村各類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發展迅速。

“一個傳統農業村如何做大做強產業？我們的選擇是通過土地流轉形成規模化種植。”浙江省桐鄉市石門鎮春麗橋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張衛興回憶起村子的發展變化時說。

2007年，張衛興與村里的幾個黨員帶頭創辦了糧油農機專業合作社，把村民的土地承包過來，集中運作。擔任村干部后，為打消村民對土地流轉的顧慮，張衛興開展“書記來串門”活動，挨家挨戶細算收入賬。

土地流轉后，大多數村民可以獲得三項穩定收入：土地流轉費、合作社務工薪酬或外出打工收入、賣糧所得收入。村民想明白也看清楚了，紛紛加入。合作社承包面積從最初的300畝擴大到了如今的2萬畝。服務范圍也不斷擴大，如今可以提供農機耕作、植保、機割、糧油生產、銷售等服務。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積極扶持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專業合作社模式。”

為了把合作社辦得更加紅火，各地強化基層黨組織作用，堅持以農民為主體，加強示范引領、優化扶持政策、強化指導服務，不斷增強農民合作社經濟實力、發展活力和帶動能力。

4月下旬，江西省吉安縣永陽鎮江南村井岡蜜柚基地的柚子樹開始掛果。“估計今年又是個豐收年！”江南村黨支部書記、致富帶頭人胡乾元說。

江南村曾是貧困村，胡乾元帶領村兩委干部和部分黨員外出考察，產生了成立專業合作社、發展井岡蜜柚產業的想法。

黨員干部先行出資、自家土地先行試種……在村里黨員干部示范帶動下，越來越多的村民加入其中。合作社實現了技術培訓、生產標準、物資采購、品牌培育、包裝銷售、品牌打造“六統一”，進而帶領縣內其他13家相關合作社，成立吉安縣井岡蜜柚產業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社。

小而散、低質量，曾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主要問題。為改變這一局面，讓農民專業合作社切實推動農業特色優勢產業提質增效，近年來，各地不斷探索創新、尋求解決方案。

為突破單一合作社的經營管理模式，河南省滑縣將三個合作社聯合起來，成立產業協會。協會黨委按照“支部+協會+基地”的黨建服務模式，統一指導技術、農資、銷售等小組。

探索社村合作的新路，浙江省嘉興市整合發揮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優勢、基層供銷社的經營服務優勢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優勢，通過組建基層農合聯綜合黨委，建立以共抓資源整合、共創融資通道、共建綜合平臺、共筑市場優勢、共育人才隊伍為主要內容的農合聯黨建模式。全市累計建成基層農合聯綜合黨委55個，領辦農民致富項目293個。

為高質量實現生態產品價值，在浙江，已建起30多家兩山合作社。聚焦生態資源變生態資產、生態資產變生態資本，合作社成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化運作的生態產品經營管理平臺。今年6月，浙江省六部門聯合出臺《關于兩山合作社建設運營的指導意見》，探索形成“企業+集體+合作社+村民”等多方參與、共建共享的運營格局。

如何加強黨對農民合作組織這一新型經營主體的領導？各地近些年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著力擴大對這些組織的黨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規范和理順黨組織隸屬關系。截至2021年底，全國在農民專業合作社中建立黨組織21836個。

在實踐中也形成了一些規律性的認識，比如建黨組織一定要根據實際需要，不能搞簡單覆蓋，為了建而建。“實際情況是，一些合作社運行并不穩定，有的漸漸變成了‘空殼社’，黨組織作用發揮也不夠好。”一些基層干部建議，這些建在農村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中的黨組織，要隸屬于行政村黨組織，黨員的黨組織關系也最好保留在村黨組織，“雙重管理，過組織生活時可根據實際工作需要選擇”。

黨建聯建統籌發展，實現資源優化組合

干凈整潔的村道，白墻黛瓦的農家小院、鄉愁館、家風館，紅色氣息濃郁的“黨建文化長廊”……走進河南省洛陽市孟津區常袋鎮馬嶺村，處處皆景，滿是活力。

69歲的馬其祥當了30多年村支書，是村民眼中當之無愧的“領頭雁”。在他的帶領下，馬嶺村流轉土地500余畝，建起工業園區，引進9家企業，新增就業崗位350余個，集體經濟年收入117萬余元。以農業企業為牽引，村里建起軟籽石榴、車厘子、核桃、有機花椒等農業示范園，放大農旅融合效應。去年，在鎮黨委牽頭下，馬嶺村聯合周邊發展相對較弱的酒流凹村、姚凹村成立聯合黨委，由馬其祥擔任聯合黨委書記。

“每兩個月聯合黨委召開成員會議，每3個月召開一次全體黨員會議，大家坐在一起交流思想，謀劃下一步的發展。”孟津區副區長、常袋鎮黨委書記楊霄說，“通過黨建聯建，黨的組織優勢充分發揮，凝聚了發展合力。我們正在加大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讓這個片區的發展更加強勁有力。”

近年來，立足一些鄉村“小而散”的現實，各地在不破壞既有建制格局的基礎上，通過黨建聯建統籌農村發展，實現資源優化組合、思路共謀共享，努力破解農村公共服務不強、治理成本高等問題。

在浙江省寧波市奉化區，一條蜿蜒約6公里的金溪河，串起雷山村、蔣家池頭村、稅務場村、金峨村、余家壩村。雖說相鄰，七八年前，五村發展速度卻參差不齊，僅從集體經濟收入來看，落后村只有富裕村的約1%。

發展不平衡問題如何解？從黨建聯建破題。2015年，寧波將“金溪五村”作為首個試點，建立“金溪五村”黨建聯建機制，針對抱團合作內生動力不足、各村黨組織強弱不平衡等問題，以發展最好的金峨村為龍頭，突出黨建引領、區域聯動、互學共促、抱團合作，凝聚發展合力，激發共富動能。

“黨建聯建機制建立后，我們五個村每月輪流召開聯席會議，村支書坐到一塊兒，商討村事、共議發展。”金峨村黨支部書記周康健介紹，依托聯建統籌資源、整合力量，五村以參股方式成立金溪農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推動農業區域化產業化經營，逐步建立起五村經濟紐帶，實現組織建設“一盤棋”、產業發展“一體化”、治理服務“一條龍”。

五村之中，金峨村依靠花木產業實現村集體經濟年收入超300萬元。隨著黨建聯建機制的建立，花木產業在五村實現了從“單打獨斗”到“抱團發展”的轉變。如今，從環境、產業到公共服務不斷優化的“金溪五村”，打響了品牌效應，吸引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不斷流入，切實帶動了各村發展。其中，雷山村集體經濟從原來的不足1萬元增長到目前的63萬元。

重心下移、資源下沉、保障下傾，浙江各地近年來推動黨建聯建落地見效、常態長效。

在平湖市，平湖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沈家弄村、鐘埭村、大力村牽頭，聯合全市54個集體經濟相對薄弱村開展黨建聯建，集中復墾盤活“小、散、亂”集體存量用地，通過合資經營等方式實現優勢互補、你追我趕的生動局面。

在安吉縣，溪龍鄉黃杜村向中西部地區捐贈“白葉一號”茶苗，安吉聯合湖南省古丈縣、四川省青川縣和貴州省普安縣、沿河土家族自治縣、雷山縣等三省五縣，成立“白葉一號”鄉村振興黨建聯盟，“授人以魚”更“授人以漁”，在組織建設、產業發展、人才交流等方面建立互助機制，探索綠色低碳共富之路。

針對基層黨組織領域區域不同、基礎條件各異、結對需求多樣的實際，浙江總結推行龍頭帶動型等7種主要聯建模式。目前，全省共形成黨建聯建實踐案例7100多個，集體經濟收入30萬元以上且經營性收入15萬元以上行政村已達84.8%。

“村村聯合”“村企聯合”“村社聯合”……在各級黨組織推動下，有共同愿景、內在需求、發展紐帶的農村黨組織之間廣泛開展聯建，引導各村抱團推進產業項目、聯合培育地域品牌，逐步形成規模效應，推動村集體增收和村民致富。（記者 趙 成 史一棋 李林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