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了解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尤其是其中的“飲食文化基因”，是探討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回答“何以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近年來，我國蓬勃發展的穩定同位素生物考古學研究積累了大量的同位素數據，為我們揭示我國先民的生存策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機。通過對北方地區中華文明形成期和中華民族形成期人骨同位素數據的收集、梳理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粟作農業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可謂中華文明“飲食文化基因”。
【關鍵詞】中華文明 中華民族共同體 粟作農業 穩定同位素 飲食文化基因
【中圖分類號】K878/S5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2.005
【作者簡介】胡耀武，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為生物考古、穩定同位素考古。主要著作有《科技考古進展》（參編）、《中國科技考古縱論》（參編）、《科技考古研究范式之思考》（論文）、《穩定同位素生物考古學的概念、簡史、原理和目標》（論文）等。
引言
2022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華文明起源，不僅是我國學者潛心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國際學術界持續關注的研究課題。經過幾代學者接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同中華文明特質和形態等重大問題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這為我國開展考古學研究指明了方向。由此，揭示中華文明形成史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史，成為當前我國考古學研究中最為活躍的研究熱點之一。
“民以食為天。”人類對食物資源的獲取，是人類社會和文明得以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條件。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續至今、從未中斷的文明。揭示支撐起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物質基礎以及貫穿中華文明的“飲食文明基因”，是探討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回答“何以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
人類歷史長河中遺留下的人類遺骸（包括人骨和人牙齒），忠實記錄了其生前的生活，為我們追蹤先民食物結構以及生存策略的發展軌跡提供了極好的材料。當前，以人類遺骸為研究對象，利用穩定同位素生物考古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術，能夠為我們探討人類食物來源、生存方式及其演變提供重要的直接證據（Makarewicz and Sealy, 2015）。該方法在我國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最早開始于1984年（蔡蓮珍、仇士華，1984）。之后，該項研究雖進入多年的沉寂期，但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10年以降，受到了我國學者的高度重視，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Hu, 2018）。這20多年以來積累的大量人骨同位素數據，為我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使得我們能夠一窺先民的食物來源和生存策略，探討不同時期先民生存方式的演變過程，進而為揭示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尤其是其中“飲食文化基因”提供可靠的科學證據。
植物考古的證據
一萬年的文化史，其實指的就是我國的農業史。根據我國植物考古研究的成果，我國是兩大農作物——水稻和粟黍的起源地。鑒于我國最早的國家——夏朝建立在我國北方地區，在此僅介紹北方地區的粟黍起源和發展。
基于中國北方地區現有的植物考古研究證據，可以大致歸納出粟類作物（粟黍）的發展軌跡。在北京東胡林遺址發現了距今大約10000年前具有馴化特征的粟（趙志軍等，2020），此外，在河北磁山遺址（Lu et al., 2009）和北京轉年遺址（Yang et al., 2012）也發現了人類對粟的利用。8000年前，在內蒙興隆溝遺址發現我國最早的黍（趙志軍，2014）。之后，在黃河流域的多個前仰韶時期（>7000a BP）考古遺址都普遍發現了粟類作物，表明粟類作物在我國北方地區得到了更加廣泛的利用（趙志軍，2020）。仰韶文化（7000～5000a BP）期間，粟類作物更為廣泛，在植物遺存中占有優勢地位，粟作農業得以確立（趙志軍，2020）。龍山文化（5000～4000a BP）和夏商周時期，盡管我國北方地區業已出現了“五谷”，但粟類作物依然是先民最為重要的食物來源之一（鄧振華、秦嶺，2017）。
需要指出的是，植物考古的研究成果，可以讓我們獲取先民對粟類作物的開發、馴化、利用等方面的信息，而欲揭示其在先民食物結構和生活方式中的地位，則常依賴于人骨的穩定同位素分析。
人骨穩定同位素分析的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眾所周知，人類生長與發育所需的營養和能量，皆來自其從生存環境中獲取的食物。當食物經人體消化吸收后，轉化成為其身體各組織的組成成分，這就是所謂的“我即我食（You Are What You Eat）”（Kohn, 1999）。人骨中的有機質部分為膠原蛋白（稱之為骨膠原）。當人體食物的來源和類型在穩定同位素比值上不同時，人骨膠原的同位素比值也就存在明顯差異。通過對人骨膠原的穩定同位素比值進行分析，即可揭示先民的食物結構、了解其生存策略（Lee-Thorp, 2008）。
在當前國內外學界運用最為廣泛的穩定同位素，當屬C、N穩定同位素。在此簡要說明其分析原理。
C同位素分析原理（Lee-Thorp, 2008）。空氣中含有碳的三種同位素12C、13C、14C（其中14C是放射性同位素，而13C和12C為穩定同位素），通常都以CO2和CO的形式存在。當綠色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固定大氣中的CO2時，將擇優吸收12C，致使CO2發生同位素分餾。由于植物光合作用途徑的不同，可將自然界的植物分為C3植物（如水稻、小麥、豆類及大部分樹木和一些草類）和C4植物（如粟、黍、玉米、甘蔗和大部分草類）。不同光合作用途徑的植物，其穩定同位素比值（以δ13C值表示）也存在較大差異。現代C3植物的δ13C平均值為-26.5 ‰，C4植物的δ13C平均值為-12.5 ‰。在以植物為底層的食物鏈中的物質和能量流動過程中，該差異將會始終存在于食物鏈中。根據“我即我食”原理，人組織的同位素組成，直接取決于其食物中的同位素組成，但自食物至組織存在著C同位素的分餾。通常，與所吃食物的δ13C值相比，肌肉約富集1 ‰，骨膠原則富集約5 ‰左右。因此，我們通過人骨膠原的δ13C值就可以辨析人們食物類型的不同。
N同位素分析原理（Lee-Thorp, 2008）。在自然環境中，99%的N是以大氣N2或溶解在海洋中N2的形式存在的。豆科植物，依靠生物固氮將大氣中的N2轉化為NH3。在此過程中，基本上不發生同位素的分餾。故豆科植物的N穩定同位素比值（以δ15N值表示）大約等于0 ‰。而非豆科植物，則必須從由NH3轉化而來的NO3和NH4鹽，來獲取維持正常生理功能所需的N。此過程將導致N同位素的分餾。故此，與豆科植物相比，非豆科植物具有較高的δ15N值。最為重要的是，N在不同營養級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同位素富集。營養級每上升一級，δ15N值大約富集3～5 ‰，即食草類動物骨膠原中的δ15N比其所吃植物富集3～5 ‰，以食草類動物為食的食肉類動物又比食草類動物富集3～5 ‰。由此，我們通過人骨中的δ15N值，即可判斷其所處的營養級以及攝取的肉食資源。
人骨δ13C值和δ15N值揭示粟作農業和農牧業的基本原理。現代粟種子的δ13C的平均值為−-11.8 ‰（Pechenkina et al., 2005）。考慮到因工業革命之后化石燃燒造成現代大氣中的δ13C值較前工業革命的大氣偏負-1.5 ‰（Tieszen and Fagre, 1993），以及自食物至骨膠原中C同位素的富集效應（5 ‰），在忽略C同位素在營養級上的富集效應（約1 ‰）的前提下，原則上，100%以粟類食物為食的人，其骨膠原中的δ13C值應為-5.3 ‰（Hu et al., 2008）。依據此數值，理論上，我們即可估算粟類食物（包括粟類作物或者以粟類作物副產品為食的動物）在先民食物結構中的大致比例，了解粟作農業在先民生存策略中的地位。
對于δ15N而言，其主要反映先民食物中動物蛋白的來源及比例。通常，牧業人群，因較農耕人群攝取了更多的動物蛋白，故具有更高的δ15N值。利用上述原理，我們即可了解農業人群和牧業人群在交融過程中生存策略的相互影響。
粟作農業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貢獻
在此，我們收集了中國北方史前至夏代時期多個考古遺址出土的人骨同位素數據，并分時段對數據進行了梳理和詮釋，旨在探索粟作農業在中華文明形成進程中的貢獻。
前仰韶文化時期（>8000a BP）。此時段人骨的同位素數據相對偏少（見表1）。已有人骨同位素數據的遺址，包括：陜西北劉遺址（早期）、陜西白家遺址、山東小荊山遺址、河南賈湖遺址以及山東后李文化遺址。由表1可見，除賈湖遺址外（人骨的同位素數據體現出明顯的C3特征，當是先民主要攝取了水稻和野生動植物所致），其他遺址人骨的δ13C平均值，均明顯向C4偏離，反映了此時段的先民業已攝取了一定量的粟類食物。然而，以上數據明顯較100%攝取粟類食物的骨膠原數據（-5.3 ‰）差距甚遠，反映了先民采取了以采集狩獵為主、粟作農業為輔的生產模式。此外，不同遺址人骨的δ13C值有所差異，表明不同地區粟作農業發展的不平衡性。
表1
仰韶文化時期（7000～5000a BP）。相較前仰韶文化時期人骨的同位素數據，已發表的仰韶文化時期人骨同位素的數據量有所增加。我們一共收集了19個遺址的同位素數據：陜西北劉遺址（晚期）、陜西姜寨遺址、陜西史家遺址、山西清涼寺遺址（早期）、甘肅大地灣遺址、陜西半坡遺址、河南西山遺址、陜西魚化寨遺址、河南西坡遺址、河南曉塢遺址、內蒙古廟子溝遺址、陜西元君廟遺址、陜西關家遺址、河南中溝遺址、河南溝灣遺址（早期）、河南八里崗遺址、山東焦家遺址、山東北阡遺址、山東北莊遺址（見表2）。由表2可見，除兩個遺址（河南溝灣遺址［早期］和河南八里崗遺址）人骨的δ13C值相對偏負（源于稻粟混作農業）外，絕大多數遺址人骨的δ13C值，明顯較前仰韶時期偏正。這充分表明仰韶文化時期的先民業已大量攝取粟類食物。此時，粟作農業在先民生存策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表2
龍山文化時期（5000～4000a BP）。已發表的此時段人骨同位素數據的相關遺址，共計20處，包括：山西清涼寺遺址（晚期）、山西陶寺遺址、河南溝灣遺址（晚期）、河南西金城遺址、河南瓦店遺址、河南煤山遺址、河南平糧臺遺址、河南郝家臺遺址、河南下寨遺址、河南八里崗遺址、河南賈莊遺址、山西西殿南遺址、山西辛章遺址、山西杏花村遺址、陜西東營遺址、內蒙古朱開溝遺址、陜西新華遺址、山東西公橋遺址、山東古鎮都遺址、甘肅禮縣遺址（見表3）。由表3可以看出，大部分先民的δ13C值較仰韶時期進一步有所偏正，反映了粟作農業在先民生存策略中的比重進一步增加。需要指出的是，先民δ13C值和δ15N值存在較大的變異范圍，很可能與社會的分層密切相關。
表3
夏代時期（4000～3500a BP）。已發表的此時段人骨同位素數據的相關遺址，共計11處，包括：河南二里頭遺址、河南新砦遺址、陜西神圪垯梁遺址、山西聶店遺址、山西內陽垣遺址、內蒙古大口遺址、陜西石峁遺址、陜西木柱柱梁遺址、河南王圪垱遺址、河北南城遺址、河南劉莊遺址（見表4）。由表4可以看出，人骨的δ13C值反映了此時期人群對粟類農業的高度依賴。這充分表明文明誕生的物質基礎當為粟作農業。
表4
小結。通過對我國北方地區史前至夏代時期人骨同位素數據的梳理和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粟作農業在文化發展、社會演講以及文明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這一意義上說，粟作農業奠定了中華文明形成的物質基礎，支撐了中華文明的誕生。
粟作農業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中的貢獻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史，本質上就是北方的牧業人群和中原的農耕人群不斷交鋒、交流和交融的歷史。那么，粟作農業在人群不斷交融過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樣的重要作用，同樣也可從人骨同位素數據上一窺端倪。
東周時期內蒙古中南部和東南部農牧人群的融合。內蒙古中南部和東南部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為中原與北方草原之間人群與文明發生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前沿陣地。東周時期，該地區呈現出多類人群并存、多種文化并舉的格局，更是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競相角逐的舞臺。
迄今為止，已發表的該區域東周時期（春秋晚期直至戰國晚期）人骨同位素數據的相關考古遺址共6處，包括：新店子墓地、井溝子墓地、水泉墓地、大山前墓地、大堡山墓地、土城子遺址（見表5）。這些遺址的人群組成復雜，不僅包含不同的人種類型，也含有多種人種類型的融合類型，而這些人群的δ13C值則皆無可爭議地反映了先民對粟類食物的大量攝取，表明粟作農業在人群生存策略中的重要地位。顯然，粟作農業在本地區農牧人群及文化的相互融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表5
匈奴的生存策略。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匈奴，是秦末漢初稱雄于中原以北的強大游牧民族，長期以來與中原的漢族政權對峙。自東周至兩漢，在與漢族的戰爭和交流之中匈奴逐漸融入漢族，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
迄今為止，已發表的人骨同位素數據的相關匈奴墓地共10處（見表6）。其中，3處分布于我國新疆境內，另7處位于境外。總體上，這些匈奴人群皆具有高δ15N值，反映了其攝取了大量的動物蛋白，體現出典型牧業人群生存方式的特征。同時，這些人群的δ13C值表明了先民對粟類食物的攝取狀況。
表6
西漢前期的匈奴人群（以新疆黑溝梁和東黑溝遺址為代表）δ13C值表明該人群甚少攝取粟類食物。而在匈奴的核心區域（如俄羅斯西外貝加爾墓葬群、蒙古國Gol Mod 2貴族墓葬、蒙古國Gol Mod 2平民墓葬、蒙古國Salkhitiin Am墓地、蒙古國Ereen Hailaas墓地、蒙古國Egiin Gol遺址、蒙古國Baga Gazaryn Chuluu遺址），人群的δ13C值卻明顯偏正，表明其攝取了一定量的粟類食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國Gol Mod 2貴族墓葬的貴族和平民δ13C值相近，表明粟類食物在匈奴各階層中被普遍攝入。由此可以看出，在長期與中原政權的對峙和交流中，匈奴業已吸收了源自中原農耕人群的粟作農業，將粟作農業變為其生存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顯然，粟作農業為匈奴最終融入漢族奠定了物質基礎。
拓拔鮮卑生存策略的變遷。最早生活在大興安嶺一帶的拓拔鮮卑，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入主中原并統一中國北方地區的游牧民族。拓跋鮮卑在建立北魏政權之后大力推行漢化，并最終匯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中。
迄今為止，已發表的人骨同位素數據的相關拓拔鮮卑墓地共10處（見表7）。早期階段（扎賚諾爾、東烏珠爾、團結墓群）人群的δ13C值就已表明，先民采納了粟作農業。中期階段（三道灣和叭溝墓群）人群的δ13C值相較早期階段有所降低，但依然體現出先民對粟類食物的攝取。最為關鍵的是，在晚期階段（北魏）多處遺址（如南郊北魏墓群、金茂園墓群1組、金茂園墓群2組、水泊寺墓群、東信廣場墓群1組、東信廣場墓群2組、御昌佳園北魏墓群、華宇廣場北魏墓群）的人群的δ13C值總體上明顯偏正，反映了粟作農業的加強。此外，與早中期的拓拔鮮卑相比，晚期的拓拔鮮卑δ15N值明顯降低，反映了先民減少對動物的攝取而更加依賴于粟類作物。由上可以看出，粟作農業自始至終是拓拔鮮卑生存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促進其融入中原農耕人群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表7
小結。通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粟作農業將古代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是我國古代民族交流融合的“粘合劑”，為民族之間的融合乃至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和文化基礎。
結語
粟（稷）和黍，雖是“五谷”（東漢趙岐認為，“五谷謂稻、黍、稷、麥、菽也”；東漢鄭玄解釋，“五谷，麻、黍、稷、麥、豆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五谷”中似乎并不引人注意。而我國卻用“社稷”來指代國家，這充分說明了粟對于中華民族的重要性。借助目前已發表的大量人骨同位素數據，我們對粟作農業在中華文明中的重要性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其一，粟作農業是中國文明和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物質基礎。粟黍體積雖小但極其重要，在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形成中發揮了關鍵基礎性作用。其二，在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形成的歷程中，均可以發現粟類作物的蹤影，可見粟作農業對促進中華文明的誕生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說，粟類作物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飲食文化基因”。
（本文系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形成與發展的同位素與年代學研究”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關中地區十六國時期墓葬資料的整理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022YFF0903500、21&ZD237；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蔡慧聘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蔡蓮珍、仇士華，1984，《碳十三測定和古代食譜研究》，《考古》，第10期。
陳相龍、方燕明、胡耀武等，2017，《穩定同位素分析對史前生業經濟復雜化的啟示：以河南禹州瓦店遺址為例》，《華夏考古》，第4期。
陳相龍、郭小寧、胡耀武等，2015，《陜西神木木柱柱梁遺址先民的食譜分析》，《考古與文物》，第5期。
陳相龍、郭小寧等，2017，《陜北神圪垯墚遺址4000a BP前后生業經濟的穩定同位素記錄》，《中國科學：地球科學》，第1期。
陳相龍、吳業恒等，2019，《從中溝與王圪垱遺址看公元前三千紀前后洛陽盆地的生業經濟》，《第四紀研究》，第1期。
程露霞，2020，《焦家遺址的人骨同位素分析》，山東大學碩士論文。
鄧振華、秦嶺，2017，《中原龍山時代農業結構的比較研究》，《華夏考古》，第3期。
付巧妹、靳松安、胡耀武等，2010，《河南淅川溝灣遺址農業發展方式和先民食物結構變化》，《科學通報》，第7期。
顧玉才，2007，《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土城子遺址戰國時期人骨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
郭怡、胡耀武等，2011，《姜寨遺址先民食譜分析》，《人類學學報》，第2期。
郭怡、夏陽等，2016，《北劉遺址人骨的穩定同位素分析》，《考古與文物》，第1期。
侯亮亮、古順芳等，2019，《大同水泊寺北魏墓群人和動物骨骼的穩定同位素：試析北魏女性的地位》，《邊疆考古研究》，第2期。
侯亮亮、古順芳，2018，《大同地區北魏時期居民食物結構的轉變》，《邊疆考古研究》，第1期。
侯亮亮、趙杰等，2020，《穩定同位素和植物微體化石證據所見山西忻定盆地4000a BP前后的生業經濟》，《中國科學：地球科學》，第3期。
胡耀武、Stanley H. Ambrose等，2007，《賈湖遺址人骨的穩定同位素分析》，《中國科學（D輯：地球科學）》，第1期。
胡耀武、何德亮等，2005，《山東滕州西公橋遺址人骨的穩定同位素分析》，《第四紀研究》，第5期。
凌雪、陳靚等，2010，《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出土人骨的穩定同位素分析》，《第四紀研究》，第2期。
凌雪、陳曦等，2013，《新疆巴里坤東黑溝遺址出土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人類學學報》，第2期。
劉曉迪、魏東等，2021，《內蒙古東南部戰國時期的農業經濟及人群融合》，《人類學學報》，第5期。
裴德明、胡耀武等，2008，《山西鄉寧內陽垣遺址先民食物結構分析》，《人類學學報》，第4期。
邱曉甜，2021，《后李遺址后李文化時期（8500～7500a BP）人和動物骨骼的C、N穩定同位素分析》，山西大學碩士論文。
舒濤、魏興濤、吳小紅，2016，《曉塢遺址人骨的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華夏考古》，第1期。
司藝、呂恩國等，2013，《新疆洋海墓地先民的食物結構及人群組成探索》，《科學通報》，第15期。
王芬、宋艷波等，2013，《北阡遺址人和動物骨的C，N穩定同位素分析》，《中國科學：地球科學》，第12期。
王洋、南普恒等，2014，《相近社會等級先民的食物結構差異——以山西聶店遺址為例》，《人類學學報》，第1期。
魏彩云，2004，《利用δ13C與δ15N分析中國部分地區古代生業與社會居民食物結構》，北京大學碩士論文。
吳小紅、肖懷德等，2007，《河南新砦人、豬食物結構與農業形態和家豬馴養的穩定同位素證據》，《科技考古（第2輯）》，北京：科學出版社。
楊凡、王青、王芬，2020，《河南博愛西金城遺址人和動物骨的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第四紀研究》，第2期。
楊柳紅、姬凌飛等，2023，《山西太原盆地龍山文化時期的生業經濟——以陽曲縣西殿南遺址人和動物骨骼的C、N穩定同位素分析為例》，《第四紀研究》，第1期。
張全超、Jacqueline T. ENG等，2008，《內蒙古林西縣井溝子西區墓地人骨的穩定同位素分析》，《邊疆考古研究》。
張全超、Jacqueline T. ENG等，2010，《內蒙古察右前旗廟子溝遺址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穩定同位素分析》，《人類學學報》，第3期。
張全超、常喜恩、劉國瑞，2009，《新疆巴里坤縣黑溝梁墓地出土人骨的食性分析》，《西域研究》，第3期。
張全超、朱泓、胡耀武等，2006，《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墓地古代居民的食譜分析》，《文物》，第1期。
張昕煜、張旭等，2018，《東周時期內蒙古中南部人群和文化融合進程中的農業經濟——以和林格爾大堡山墓地人骨C、N穩定同位素分析為例》，《中國科學：地球科學》，第2期。
張雪蓮、仇士華等，2007，《二里頭遺址、陶寺遺址部分人骨碳十三、氮十五分析》，《科技考古（第2輯）》，北京：科學出版社。
張雪蓮、仇士華等，2010，《中原地區幾處仰韶文化時期考古遺址的人類食物狀況分析》，《人類學學報》，第2期。
張雪蓮、王金霞等，2003，《古人類食物結構研究》，《考古》，第2期。
趙志軍、趙朝洪等，2020，《北京東胡林遺址植物遺存浮選結果及分析》，《考古》，第7期。
趙志軍，2014，《中國古代農業的形成過程——浮選出土植物遺存證據》，《第四紀研究》，第1期。
趙志軍，2020，《新石器時代植物考古與農業起源研究》，《中國農史》，第3期。
周立剛，2017，《穩定碳氮同位素視角下的河南龍山墓葬與社會》，《華夏考古》，第3期。
P. Atahan et al., 2011, “Early Neolithic Diets at Baijia, Wei River Valley, China: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 Analysis of Human and Faunal Remain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8(10).
P. Atahan et al., 2014, “Temporal Trends in Millet Consumption in Northern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50.
L. Barton et al., 2009,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the Isotopic Identity of Domestication in Norther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14).
X. L. Chen et al., 2016, “Raising Practices of Neolithic Livestock Evidenced by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in the Wei River Valley, North China: Neolithic Livestock Raising in Wei River Vall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6(1).
Y. Dong et al., 2017, “Shifting Diets and the Rise of Male–Biased Inequality on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during Eastern Zhou,“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5).
L. Hou et al., 2013, “Human Subsistence Strategy at Liuzhuang Site, Henan, China during the Proto–Shang Culture (2000–1600 BC) by Stable Isotopic Analysi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40(5).
Y. Hu et al., 2008,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of Humans from Xiaojingshan Site: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Millet Agriculture in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5(11).
Y. Hu, 2018, “Thirty–Four Years of Stable Isotopic Analyses of Ancient Skeletons in China: An Overview, Progress and Prospects,“ Archaeometry, 60(1).
M. J. Kohn, 1999, “You Are What You Eat,“ Science, 283(5400).
N. N. Kradin et al., 2021, “Iron Age Societies of Western Transbaikalia: Reconstruction of Diet and Lifeway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vol. 38.
J. A. Lee–Thorp, 2008, “On Isotopes and Old Bones,“ Archaeometry, 50(6).
H. Lu et al., 2009, “Earliest Domestication of Common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 in East Asia Extended to 10,000 Years Ago,“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18).
Y. Ma et al., 2016, “Isotopic Perspectives (δ13C, δ15N, δ34S) of Diet, Social Complexity, and Animal Husbandry during the Proto–Shang Period (ca. 2000–1600 BC) of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60(3).
M. L. Machicek, 2011, Reconstructing Diet, Health and Activity Patterns in Early Nomadic Pastoralist Communities of Inner Asia,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C. A. Makarewicz and J. Sealy, 2015, “Dietary Reconstruction, Mobi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Ancient Skeletal Tissues: Expanding the Prospects of Stable Isotope Research in Archaeolog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56.
E. A. Pechenkina et al., 2005, “Reconstructing Northern Chinese Neolithic Subsistence Practices by Isotopic Analysi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2(8).
L. L. Tieszen and T. Fagre, 1993, “Carbon Isotopic Variability in Modern and Archaeological Maiz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
R. Wang, 2004, Fishing,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Neolithic of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Valley, Chi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X. Yang et al., 2012, “Early Millet Use in Norther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10).
G. Zhang et al., 2021, “Agriculturalization of the Nomad–Dominated Empire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Pingcheng City (398–494 ad): A Stable Isotopic Study on Animal and Human Bones from the Jinmaoyuan Cemetery,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31(1).
G. Zhang et al., 2015, “A Paleodietary and Subsistence Strategy Investigation of the Iron Age Tuoba Xianbei Site by Stable Isotopic Analysi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Played in Pastoral Nomad Societies in Northern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No. 2.
L. Zhou et al., 2022, “Diet of the Chanyu and His People: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of the Human Remains from Xiongnu Burials in Western and Northern Mongol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32(4).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Isotopic Perspective
Hu Yaowu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dietary genes in particula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to explore the histor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key to answering the question "how did China be established" as well. In recent years, the accumulated isotopic data given the quick development of stable isotope bioarchaeology in China provide us th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to reveal human subsistence strategies through time. After collecting, combing and analyzing isotopic data of human bones during the forming period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we found that millet agriculture i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can be regarded as the dietary genes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millet agriculture, stable isotopes, dietary genes
責 編∕李思琪
